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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舆论监督是新闻传播学基本和重要的研究对象，传播技术是舆论监督历史演进函数中的重要变量。传播技术的革新进步使舆论监督的主体、客体及监督范围扩大，基于网络互联移动的传播技术催生舆论监督样态的多样化。传播技术对媒介制度和管理产生影响的同时，也会受其反作用的制约。研究认为，新兴媒体在进一步融合传统媒体各类功能之后，将使舆论监督的空间进一步扩大，从而消解公众和社会的各种表达边界，并使各种表达诉求和方式实现全面融合，也使其调控和引导更为复杂和困难。这对舆论监督和社会公共表达的制度安排和相关管理而言是一个现实的课题。技术逻辑并非舆论监督变革的唯一变量。
【关键词】传播技术；舆论监督；媒介形态
传播技术对信息与新闻传播的影响巨大、深刻而又深远，而传播技术的进步与发展对舆论监督的演进更有着重要而又深远的影响，它是舆论监督历史演进函数中的重要变量。传播技术对舆论监督的影响表现在舆论监督的主体、对象、功能、形态、方式、受众与效果等方面。当然应该注意的是，政治架构、传媒制度、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对舆论监督的影响也是直接和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
人类从使用语言进行传播到使用文字进行传播，花了数万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而从古登堡发明印刷机到广播电视的出现与使用，仅经历了数百年。现今，由于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与广泛使用，人类已经开拓了物理世界之外的另一个开阔的生活时空——虚拟时空。这大大拓展和丰富了人类生存的时空——人类当前事实上不仅生活在现实的物理时空，同时更生活在被压缩的虚拟时空。[1]
鉴于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对其使用也应当受到更多的重视与瞩目。有欧洲学者指出，传播技术（信息技术）因扮演解放者的角色而被供奉，但一旦出现问题（信息过滤、淫秽品），它就会变成社会监视或社会变态的罪魁祸首，令人不安，遭人批判。[2]以近年来勃兴的微博为例，其在公共生活中的确起到了舆论监督的作用，但是其所带来的暴力、侵权及其产生的虚假信息、谣言、信息垃圾、信息堵塞等问题也不容忽视。人人都可以在微博上发出声音，不受传统意义上“把关人”的限制，一时之间，泥沙俱下，脏话有之、谣言有之、不良图片或视频有之。于是，一度颇受赞誉的这一传播技术，又受到了同样的质疑与抨击。微信的快速发展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那么，传播技术不断地推陈出新、更新换代，对于舆论监督究竟意味着什么？传播技术的演进对于人类传播到底有着怎样的意义？这些问题已经成为摆在新闻传播学者、媒体和网络管理部门、媒体工作者面前不能回避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虽然已经有一些学者注意到传播技术在传播史上发挥的重要作用，但是以传播技术史学为视角对舆论监督进行深入研究的著述尚不多见。这方面的相关研究还存在较大的空间和研究价值。
基于以上出发点，本文从传播技术史学的视角，以人类传播历史上的语言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广播电视传播及当下的新兴媒体传播为背景作为纵轴，以舆论监督的特性、功能、内容、形式变化及各种传播技术引致的舆论监督问题与未来展望为内容作为横轴，研究探讨传播技术对于舆论监督深刻而又深远的影响。
一、传播技术对舆论监督影响的框架描述
（一）舆论监督概念的再认识
舆论监督与舆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舆论指的是人们表达的意见和看法，是客观存在的一种意见形态。而舆论监督则是人们应用舆论的方法之一。具体来说，“舆论监督”的说法可以视作舶来品，在英语中称作“看门狗”[3]，引申为“警觉的狗”，形容媒介对社会风云变幻就像一只警觉的狗，有什么风吹草动就狂吠不已，引起世人的注意，这就形成了舆论的监督和警戒。作者认为，传统意义上的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以新闻报道和评论等方式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国家事务、社会现实问题、国家机构及其公务员及一切社会成员的行为所实施的关注、批评和督促；[4]是新闻媒体对权力主体及其观念设置、立法、决策和执法的内容、过程、效果的跟踪和观照；是新闻媒体在政治主导和影响下的具有鲜明行政监督色彩的自上而下的舆论观照、评价和批评。互联网时代的舆论监督由于受新兴媒体的影响，催化其概念、性质、特征、功能、内容、样态、表达方式等都发生了巨大的乃至颠覆性的变革。这是具有全球性意义的事件。因此，作者认为所谓舆论监督的概念更加宽泛，它是具有表达手段和能力的监督主体对被监督客体进行观照、建议、批评乃至揭露的传播行为。
（二）传播技术对舆论监督影响的框架描述
作者认为，任何一种新媒体的出现都会给舆论监督带来革命性变革，而网络技术尤甚，网络技术的出现给舆论监督带来的是颠覆性变革。如表1所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所使用的主要媒介工具也在不断进步。即便在原始的口语传播时代，也存在着一些帮助人类进行信息传播的工具，可以成为非语言手段。所谓非语言手段，其实还是以语言为基础，是语言的延伸形式或辅助方式。非语言手段归纳起来，大致包括结绳、篝火、鼓声、口哨、原始绘画、象征符号等类型。[5]
从早期原始、简单的书写工具，到照相机、录音机、摄像机，乃至转播卫星，再到如今先进的平台电脑、3G手机，信息传播方式及内容的发展紧紧依附于传播技术的演进。而从信息的载体方面观察，进步的同时伴随着不断的融合，早期的声音传播方式及文字传播方式不仅没有被历史淘汰，反而同样成为现在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手机的通话离不开声音，微博的书写也需要文字。另外，伴随着传播技术发展而产生变化的还包括舆论监督的类型。在印刷传播时代和电讯传播时代，由于传播技术还没能达到普及的程度，那时的舆论监督还属于较为纯粹的媒体监督；而现在，由于人人都拥有传播信息的可能，公民监督终于得以逐步实现。更为重要的是，在传播技术不断演进的同时，舆论监督的表现形式、主体及客体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舆论监督的表现形式由最初的政府监督转变为媒体监督，进而发展为公民监督；舆论监督的主体由早先政府中负责信息采集与发布的官员转变为大众媒体，时至今日，普通公民借助先进的传播技术也成为舆论监督的主体；随之变化的自然还有舆论监督的客体，其范围从政府部门、权力机构及其官员逐步扩展到涉及公共利益的社会各个层面，当然也包括普通公民。 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在如今的网络传播技术支持之下，人们往往只关注到普通公民借助微博等工具对于政府及其官员、其他公共领域主体的监督，其实，这些被监督者也在运用同样的传播技术对监督者和其他权力主体施行着监督。于是，现在的舆论监督已经发展成为人人监督他人，人人被他人监督（即“人人监督”和“监督人人”）的公共舆论监督的新时代。这应该是传播技术给人类舆论监督历程带来的最深刻最重要最深远的变化和影响。
每当一种新的传播技术诞生并被受众广泛接受、被运用于媒介传播之后，其对于先前传播技术背景下的舆论监督形式和功能的拓展也起到相当大的促进作用，可以描述为是对传统媒体舆论监督的“倒逼”。比如，由于网络、微博工具在舆论监督时拥有便捷、快速的有利条件，所以报纸、广播和电视就必须克服自身在这方面的短处，避免被受众疏离乃至抛弃，不少传统媒体对此采取了相应的对策。目前，有很多知名的传统媒体从业者或以机构的名义或以个人的名义开设了微博，同时又在自己的媒体平台上推出与网络、微博等新媒介相关的板块。报纸、杂志等纷纷开辟出微博专栏，转载有趣的或有影响力的微博内容，而很多电视节目则在直播时将微博用户的实时评论信息播放在现场的大屏幕上，以追求与观众的直接互动。
在广播电视媒体登上传播舞台之后，由于其传播信息的范围远远超过报纸，这样的变化引起了各个国家的高度重视。例如，随着卫星技术的发展，我国绝大多数省份都拥有了自己的卫视频道，可以实现电视节目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的落地。由此可以发现，往往各地卫视频道播出的批评报道（包括舆论监督）要少于不上星的当地电视台其他频道。
如前所述，舆论监督是具有表达手段和能力的监督主体对被监督客体进行的观照、建议、批评乃至揭露。在舆论监督的媒体霸权时代，监督由媒体发出并控制。在新媒体阶段，被监督对象也拥有监督和反监督的条件，监督的权力分散了传统媒体的舆论监督权力，传统媒体的舆论监督权力一定程度上让渡给新媒体，分解给全社会各个社会主体和公民，传统媒体的舆论监督由于受到媒体垄断化的影响而使监督走向垄断和偏向，新媒体的碎片化、无序化可能使舆论监督失去本意，舆论难以聚合。由此可见，传播技术变革带来的舆论监督变化较为复杂，无论是对舆论监督主体、客体、范围，还是对其功能、表现样态都将产生重要影响。
二、传播技术的进步引致舆论监督特性的嬗变
对于如今网络媒介提供的各类虚拟时空平台，国内有学者指出其有一个公共特点，即它不仅具有真实性的特性，也具有虚拟性特征，二者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其虚拟性来源于其真实性，真实性则是虚拟性的始基。[6]在作者看来，传播技术的各种类型、设备、工具、手段及其关系互动必然会产生相应的、不同类型的舆论监督。
在极少传播技术可言的口语传播时代，信息交往的媒介是语言。交通技术的即时状况使当时人类所能到达的地方被局限在很小的范围之内。这就让那个时期人类与舆论和舆论监督有关及相近的内容主要集中于部落的生产生活方面。有学者认为，原始社会的舆论主要有三个功能，即“协调劳动、协调生活；决策功能；选拔氏族首领功能”[7]。在那个时代，显然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新闻媒体存在。但是语言给人类提供了将意见和想法进行表述的可能，舆论在口语传播时代就出现了。包括在文字出现之后，口头传播继续作为人类社会主要的传播方式之一而存在。古希腊广场式的讨论就属于口语传播时代舆论形成的典型模式。
而在人口稠密的地区，人们活动的范围拓宽，因而需要文字记载。反过来，文字记载又支持活动范围的拓宽。权力集中和拓展之后，政治结构不稳定和冲突接踵而至。于是，超越个人经验范围的、共同语言的理想形象，就强加在分散的社区头上，并被其接受。[8]于是，在东西方文明的世界里，“公元前59年—公元330年，古罗马的‘每日纪闻’以及中国西汉与东汉间（公元前后）的竹木简邸报、唐代以后的手抄邸报，人类开始了最早使用文字进行规模化新闻传播的尝试”[9]。古埃及的象形石刻文字受到了简化文字和莎草纸的挑战，王权对于知识的垄断从而被打破。“摆脱这些知识垄断的现象，发生在巴比伦文明和埃及文明的边缘地区。在这些地区，原始民族中新兴的语言需要简单明快。公元前1500年之前，闪米特民族在和埃及的接触中，显然是在巴勒斯坦发明了一种拼音字母，然后在腓尼基海岸边完成了这个字母表。他们从埃及人那里得到了莎草纸，又熟悉苇管笔，所以这些处在边缘地区的闪米特人能够借用埃及文字中最简单的符号，并抛弃其中复杂的成分。”[10]知识垄断的消解对舆论监督无疑存在着积极意义。
到了15世纪，德国人古登堡（Johannes Gutenberg）发明了印刷机。印刷机带来了印刷文字的大规模生产，从而推动了文化的进一步普及，进一步消解了知识垄断。“有了印刷术之后，凡是重要书籍人人都能拥有的可能性就比较容易实现了，这就是普及文化的理性依据。”[11]过去常常被人们忽视的是，在实际上，印刷媒介推动了本国语言的发展。[12]同时，印刷机为大众媒介——报纸的出现提供了技术支持。就连古登堡本人也没有想到印刷机具有如此强大的力量。这个虔诚的基督徒没有料到他发明的印刷术会成为宗教革命的动因之一，最终摧毁了传统基督教世界。
中国的邸报是世界上最早的报纸之一。至迟不晚于唐代出现的邸报属于手抄报纸，中国古代报纸直到宋代才出现印刷报纸。而世界上第一份真正意义上的印刷报纸出现在德国。在1615年，艾莫尔（E.Emmel）创办了《法兰克福新闻》（Frankfurter Journal，周报），它被视为德国也是世界上第一张真正的报纸。得益于印刷术而发展的报纸使舆论监督发生了转变。报社开始成为舆论监督的重要机构。逐渐地，西方把包括报社在内的新闻媒体看作除上议院圣职议员、世俗贵族、平民阶层以外的“第四等级”（Forth estate）。印刷报纸出现后，舆论形成的环境出现了与之前不同的情景。首先，报纸成为一个强有力的舆论引发力量，报社成为一个专职的舆论监督机构。正是报社的产生才引发了上文提及的舆论监督主体之争。其次，舆论的形成也由于印刷报纸的到来发生了转变。在印刷报纸大规模发行之前，教会、咖啡馆是人们聚集谈论话题的主要场所，也可以被看作舆论形成的场所。大规模发行的印刷报纸出现之后，阅读报纸成为人们获取信息和观点的方式之一。区别于教会和咖啡馆谈论，阅读报纸更多的是个体活动，布道式的个人演讲群体聆听形式，或是咖啡馆互动讨论形式开始被个体阅读思考模式逐渐取代。“个人与星期日报纸的交流取代了上教堂的交流。人们容易忘记，牧师的布道曾经和闲聊如影随形；教友们上教堂谈论本地新闻、外国事务、地产交易和其他世俗的事情。然而在印刷术之后，新闻采集和流布就交给世俗的机构去处理，且更加有效了。”[13]印刷术带来的这种转变一方面强化了个体思考在舆论形成过程中的分量，另一方面，这种转变带来的个体脱离社区的趋势也让个体开始呈现出原子式的分布，原有的社会秩序和社区关系被打破。 同样，作为大众媒介，广播、电视一方面继承了报纸舆论监督的特性，另一方面，由于电子技术与印刷技术的区别，广播、电视的信息表述方式及受众通过广播、电视产生的认知方式与报刊时代相比均发生了新的转变。基于广播、电视媒体开展的舆论监督也呈现出异于报刊时代的特点。“1906年圣诞前夜，费辛顿（Reginald Fessendon）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布兰特罗克镇首次播放歌曲和圣经，据说他是唯一的‘演员’。播演前，他在报纸上做了预告，并用莫尔斯电码发出信号，通告报界和大西洋上来往的船只。他的广播产生了回应，成为历史记载的第一次广播试验活动。”[14]
广播将声音通过无线电进行大规模传播，与文字的大规模传播不同，声音的传播速度更快，也更具感染力。其舆论监督运用舆论压力达成监督的目的，而感染力极强的广播短时间内制造舆论压力的能力无疑是出类拔萃的。电视的到来又让活动的画面可以伴随声音同步大规模传递。较之广播和书面印刷，电视画面对于外部世界的记录是最为贴近外部世界本身的。由于电视给人提供的感官信息包括视觉信息和听觉信息，因此观看电视与人体自身接触外部世界的感官体验是一致的。
互联网不仅发展速度惊人，基于互联网平台的网络产品也层出不穷。从最初的电子邮件到即时通信工具，从门户网站到网络论坛，各式各样的网络产品基本能处理人们所有的信息交往活动。网络技术的到来让人类社会的舆论监督再次步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网络集合了之前的印刷、广播、电视技术，实现了多媒体融合传播。“网络的内容不是一种媒介，而是许多媒介。”[15]因此，网络技术环境下的舆论监督融合了之前所有传播技术环境下舆论监督的特性与模式。当然，网络的双向互动性传播模式颠覆了传统大众媒介单向性的传播模式。通过网络，人们可以互动交流，也可以浏览报纸、收听广播、收看电视，如果某些内容引发了人们的关注，人们就能把自己想要表达的信息发布到网络上。这在网络出现之前显然是不可想象的。那时，如果一个群体想要对某个人或事进行舆论监督，那么就必须要有一个代言人在媒体上为这个群体说话。而现在，网络技术赋予了每个人极强的话语权。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普通用户，在大众传播的时代不再仅仅扮演单纯的受众角色，而是更多地使用“自媒体”介入到传播者的队伍之中。在自媒体的时代里，传统意义中“出版”的定义需要得到一定的修正。具体地说，出版不再以印刷（或唱片、影片的灌制）为唯一的前提，只要其内容可以流入大众传播领域，作者都可以被认为是实现了“出版”。这样的出版形式多样而复杂。借助“自媒体”，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采集撰写者、发布者和传播者。和先前还相对较为“简陋”的网络论坛不同，很多人选择使用更加“精致”、功能更加齐全的网络媒介作为发出声音的平台。其中，人人网（原名为“校内网”）就是一个重要的网络媒介代表及舆论监督的转折点。开始时，人人网最吸引受众的地方在于，人们可以和曾经的同学在网络上取得联系。正是因为出于联系老同学这样一种目的，人们在注册、使用人人网的时候，会选择填写自己真实的姓名，由此，曾经一直以匿名、虚拟为标签和特征的网络世界终于照进了些许现实世界的阳光。相对之前的各类论坛而言，选择在人人网上进行发言的人渐渐增多，其原因有二：其一，中国的网民数量逐步增加，因此提供了更大的人群基数；其二，由于多数网友在虚拟世界中并不具有知名度，浏览、回复他们发言的人也就寥寥无几，长此以往，不少人也就渐渐失去了写作网络文章的兴趣。而人人网由于采用实名制的方式，人们在现实世界中的朋友也就会选择在网络上与他们进行交流，这样，来浏览的人多了，回复留言的人多了，人们在网上发言的积极性和次数也就多了。如此，以人人网为代表的新一代网络媒体成为比早期网络论坛更受欢迎、更受关注的舆论集散地，其舆论监督的作用与力量随之得到增强。
在笔者看来，以人人网为代表的新一代网络技术手段，使得互动媒体演变成为“社交”媒体。早先，人们觉得从报纸、广播、电视等“单向度”媒体发展成为网络上的互动媒体是一种巨大的飞跃，因为借助互动媒体，普通受众终于可以较为自由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而现在的“社交”媒体，则彻底将用户推进了虚拟世界的公共客厅。在这个客厅里，信息的流动不是单向度传播，甚至不再是双向互动，而是类似现实世界中的多向交流。
不过，在这之后的几年，微博作为一种更快捷、更便利、更低门槛的媒介工具，吸引了更多用户的目光。2006年7月，随着美国一个名叫Twitter的微博网站面向公众开放，微博迅速在全世界范围内流行开来，成为网络时代又一个里程碑式的标志。
虽然微博与先前出现的QQ、论坛，甚至手机短信同样是借助网络为平台，实现信息传播的媒介工具，但它们之间的特性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在微博出现之前，中国网络用户使用较多的网络交流工具是QQ。QQ与微博相比较，虽然两者都有反馈及时的特点，但是，从传播模式来看，还有比较大的区别。QQ完成的传播一般来说是人际传播，具体地说，QQ上的人际传播主要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信息传播。QQ群里参与对话的人比较多，但是一个QQ群里的成员基本都是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或是具有共同的身份，因此，QQ群里的传播是一种群体传播或组织传播。换言之，这个群体或组织之外的成员是无法参与其中的。但是，微博则完全不同。在微博里，只要对自己感兴趣的用户点击“关注”按钮，就可以观看、评论、转发这个用户的微博内容，而不像QQ或QQ群那样，需要得到对方个人或群体、组织的认可（通过验证）。这样一来，微博用户可以轻松参与到其想参与的任何微博信息传播之中，并且其自身的微博也被别人无条件地享用。可以看到，微博上的传播属于真正的大众传播。
网络论坛也是曾经红极一时的网络工具，因为网民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关注不同的论坛板块。但正是论坛的这一特性将虚拟空间隔成了一个个以主题内容为标签的“小房间”，于是各个论坛的用户往往只会关注一个或有限的几个自己感兴趣的板块，只会在这样几个“小房间”里发表自己的看法。当然，有的话题也可以打通“小房间的墙壁”，在整个网络世界中形成共同讨论的舆论热点。相较于以虚拟世界为平台的手机，其信息的传播则更加具有真实性。通常情况下，信息的传授双方是相互熟悉的人，因此笔者认为，手机短信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电话交流，只不过这种交流可以不使用语言，并可以同时完成与多人的信息传递（短信群发功能）。当然，现在也有不少手机用户会受到陌生号码发来的欺诈、谣言短信，但随着人们防范意识的提高，以及相关部门的整治，这类短信的影响正逐步减弱下去。 笔者将微博形容为网络Web2.0时代的一个升级版产物。这个升级更多地体现在微博的理念上，信息容量更小，信息密度更大，用户选择信息源的自主性更强。在此种特性的微博环境中，微博同样像之前的广播电视一样具有很强的技术隐喻。而这种技术隐喻又让微博环境中的舆论监督无论是在特性还是在样态上较微博出现前网络媒介环境下的舆论监督都发生了变革。在笔者看来，关于以微博为代表的网络媒介，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特性，那就是这类传播技术支持下的信息传播没有截稿时间的限制，这与传统媒体有着很大的区别。报纸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截止稿件的采集、撰写和排版，以便准时印刷发行；广播、电视也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节目的拍摄（录制）和编辑，以便准时播出。而网络媒介则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只要用户愿意，可以在任何时间发布见闻、意见或对某一话题进行讨论。一些已经被传统媒体淡忘或是放弃的内容，往往又在时过境迁之后重新成为网络上、微博里人们热议的焦点。网络媒体没有截稿时间的特点，也对舆论监督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被传统媒体捕捉到的社会问题会因为网友的“炒冷饭”而重新引起重视，并得以解决。
就微信舆论监督而言，微信点对点的传播模式和私密化、移动化的传播特点决定了其空间内无法直接生成舆论，而是借助圈子议题小范围内产生意见并扩散传播，多元聚合后形成微信舆论场间接并隐含式推动舆情的产生与发展。[16]我们发现，微信由于采用实名制的方式，用户在现实世界中的朋友也会选择在网络空间内与他们进行交流，互动次数的增加提高了用户发布信息的积极性。微信场域内，即使在相对较为公开的朋友圈，非好友关系的用户之间也无法查看彼此信息。微信用户作为微信舆论监督的主体之一，敢于对监督对象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行使舆论监督权。由于微信平台对其用户私密性的保护，微信舆论监督的主动权主要掌握在微信用户手中。微信一对一的传播方式，保障了信息传达的准确性和时效性，缩减了传统舆论监督需要依靠媒体的时间周期。微信账号间的互动交流，增强了传者与受者之间的亲近感和信任度，有助于缓解舆论监督者的紧张情绪。在提高信息渗透率的同时，在面对较为敏感或影响重大的事件时，也相对有效地保障了监督主体的安全。半封闭式的网络传播使信息内容来源追溯产生困难，间接提高了舆论监督主体的安全度。微信用户之间基于实际生活的强关系互动，致使其在扩大舆论过程中，尤其在传播敏感信息时，会提高自我保护意识，恰当给予当事人隐私保护，以确保好友安全。
三、传播技术的变革使舆论监督主体、客体和边际发生变化
我国《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被赋予了对政府及各级机关进行舆论监督的权力，但普通公民的这一权力在过去一直难以得到最大限度的行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传播技术即时状况制约了公民的话语表达。过去，普通人的声音如不借助传统媒体就很难传播出去。传播技术的进步使得曾经沉默的普通公民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可以参与到信息传播与舆论监督的过程中来，于是舆论监督的主体和对象的范围不断扩大，其内容也相应发生变化。
另外，从使用习惯和心理接受的角度出发，中年以上的人，或是政府决策部门及其相关工作人员似乎更加愿意选择传统媒体作为接收信息的渠道。而与电脑接触更多，甚至是伴随电脑长大的年青一代则更加倾向于使用网络论坛、微博等新媒体作为接收并传播信息的平台。现在，也许很难说清究竟是传统媒体相较于网络媒体本身更加严肃、客观，才吸引了更多决策人员和中老年人，还是由于决策人员和中老年人的更多使用，才让传统媒体披上了严肃、权威、客观的外衣。但有一点可以看出，那就是不同类型媒体的使用主体和客体是不尽相同的，也正因为如此，不同人群的舆论监督队伍各有舞台。
（一）传播技术的变革使舆论监督主体、客体（对象）发生变化
1789年8月26日，法国颁布了《人权宣言》。《人权宣言》采用18世纪的启蒙学说和自然权论，宣布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是天赋不可剥夺的人权，肯定了言论、信仰、著作和出版自由，阐明了司法、行政、立法三权分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原则。《人权宣言》的第11条指出：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每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但在法律所规定的情况下，应对滥用此项自由承担责任。
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17A（III）号决议并颁布《世界人权宣言》。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世界人权宣言》颁布后，大会要求所有会员国广为宣传。[17]其中第九条强调：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在我国现行《宪法》中有多处对公民的舆论监督权利进行了相关规定。如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人民监督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而人民代表大会又监督各级国家机关，因此说到底，人民有权发表意见对国家各级行政、审判、检查机关实行监督。再如第二十七条：“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该法条则明确规定人民有权对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提出意见和建议，进行监督。又如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该法条明确规定公民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还有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该法条没有明确提到舆论监督，但实际上指出了舆论监督的具体内容。 但是，以我国为例，直到20世纪，“中国的新闻事业仍处于起步阶段。从专业的角度而言，不仅新闻的采集、发布与编排艺术仍然远远落后于西方，而且作为社会舆论的记录，至少从目前的表现看，它正在步某些现代西方独裁国家报业的后尘，走向堕落”[18]。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在于那时的信息传播情况基本是报纸上登载什么，受众就了解到什么，而传播的权力又紧紧握在报社手中，甚至是政府（朝廷）的手里。
到了21世纪的今天，在传播技术较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人们不但能够利用网络等工具及时知道“地球村”每一个角落的事情，而且能够直接参与到信息的传播过程中去。在此之前，舆论监督的主体显然只可能是拥有和控制实际表达权力的新闻媒体，而舆论监督的客体也自然就是新闻媒体的聚光灯照到的地方。但是现在的情况有所改变，舆论监督主体的范围全面扩大，每一个拥有合适设备的公民或其他社会主体都可能被包括进来。紧随其后，舆论监督客体的范围也几乎是无所不包，凡是有人感兴趣并发布出来的内容，大到国际大事的风云变幻，小至花花草草的一枯一荣，都会成为舆论监督的对象。
但往往容易被忽视的一点是，看似人人都手握一只麦克风，可以随意高歌、尽情表达，但是又恰恰是在人人有能力发出声音的情况下，普通人的声音仍然会被淹没在人声鼎沸之中。这也是相关研究者应该注意的一个问题。
（二）传播技术的变革使舆论监督的话语空间和边际扩大、内容增多
大众传播的历史也是关于公众和公共主体如何与大众传媒相处的历史。就公众而言，他们利用大众传媒不仅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与诉求，而且能够获得消遣和娱乐。大众传媒是怎样融入日常生活的，并满足自己的受众的需求和愿望的，又是怎样帮助他们理解周围的世界——这是大众传播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以广播、电视为代表的电子媒介进入人类社会之后，麦克卢汉以其超前的眼光洞察了媒介之于社会的意义。他试图表达的思想是，媒介不仅仅是传递信息的中介，传播技术改变了人们认识事物的方式，人们通过从媒介获取的信息来认识世界。
“媒介即隐喻”是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的观点。他所要表达的思想是，媒介不只是一种工具，媒介的技术特性具有极强的暗示力量。波兹曼以电视技术为例支撑他的观点，他认为电视强大的画面感让人们越来越注重表象而忽视内容。他调侃电视播音员中的“大多数人在吹风机上花的时间比在播音稿上花的时间多得多，并且由此成为娱乐社会中最有魅力的一群人”[19]。电视的隐喻让波兹曼对当时的美国社会忧心忡忡。其实，每种媒介都有其隐喻。媒介的技术特性决定了媒介的使用者、媒介的叙事话语，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认知方式。而这种改变无疑对与新闻媒体有着密切联系的舆论监督有着深远影响。舆论监督首先建立在监督主体对信息的了解上，而传播技术特性左右着人类了解世界的方式方法。
互联网最初是美国在冷战期间的产物。美国为了使自己的计算机网络在受到袭击时仍能保持畅通，于是设计了一个名叫“阿尔帕网”的军用网络。后来，这个当初只有四台计算机组成的网络不断扩大，至今，互联网已经覆盖世界。其实，最初创办“阿尔帕网”的目的是要促进一个高度等级化的体制里的信息流动，继起的因特网增加信息流动的能力却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结果是它铲平了一切等级系统。[20]互联网不仅发展速度惊人，而且基于互联网平台的网络产品也层出不穷。从最初的电子邮件到即时通信工具，从门户网站到网络论坛，各式各样的网络产品基本能处理人们所有的信息交往活动。网络技术的到来让人类社会的舆论监督再次步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网络集合了之前的印刷、广播、电视技术，实现了多媒体融合传播。因此，网络技术环境下的舆论监督融合、优化了之前所有传播技术环境下舆论监督的特性与模式。当然，网络技术也为舆论监督带来了新变化。
网络的双向互动性传播模式颠覆了传统大众媒介单向性的传播模式。通过网络，人们可以互动交流，也可以浏览报纸、收听广播、观看电视，如果某些内容引发了人们的关注，人们就能把想要表达的信息发布到网络上。这在网络出现之前显然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一个群体想要对某个人或事进行舆论监督，那么就必须要有一个代言人（主要的是记者和主持人）在媒体上为这个群体说话；而现在，网络技术赋予了每个人极强的话语权。
四、传播技术的进步对信息采集手段、舆论生成过程的影响
在移动互联传播技术的支持下，人们将逐步实现全面的表达自由。信息的采集、编写和出版、传播，借助一台电脑或是一部手机即可完成。不论在信息的采集环节、传播环节，还是在反馈环节，传播技术的不断革新都给予了人们更大的自由。数码相机、数码摄像机、手提电脑等工具早已走进寻常百姓的家中，人们只要利用这些简单、易学的设备①就可以完成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任何一个步骤。
传播技术建立在科学技术的基础之上。所谓科学技术，观其本质，技术的存在取决于人们的需要，并满足其需要。早期人类创造及使用技术是为了解决其基本需求。技术则是为了满足人们更广泛的需求和欲望，并需要巨大的社会结构来支撑它。传播技术的变革自然与媒介工具的进步密不可分。
由于照相机的发明以及照片在记录方面的准确度远远超过了绘画，人类才开始逐渐真正进入了读图时代。1822年，法国的涅普斯在感光材料上制出了世界上第一张照片，虽然成像不太清晰，但毕竟自此以后大众传播上出现了“有图为证”的记录方式。同样，如果不是因为爱迪生在1877年发明留声机，而后演进为录音机及各类更加先进的录音设备，也就很难想象声音的元素被运用在大众媒介之中。有了照相机、录音机、摄像机等视音频记录设备（包括由这些设备衍生而来的一系列偷拍、偷录设备），使得记者在进行新闻报道时可以向受众传递更加真实、可靠、生动形象的素材。同时，这些设备也为舆论监督提供了一定的证据支持。海底电缆（1852）、通信卫星（1965）等远程传播设备的出现和进步，则使得信息能够真正地以电光石火之速传遍世界。这样一来，“地球村”的预言真的得以实现，而舆论监督的范围也进一步扩展到了整个地球。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手机则更是在21世纪人们日常生活的信息传播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根据手机与人的关系分析，笔者将手机称作“四随”媒体，即手机的信息传播具有随时、随地、随手、随性的特征，从它的技术特性分析，它是混合媒体、融合媒体、自媒体、多媒体、超媒体的综合体。与电脑不同的是，手机上网不需要网线的连接，而那些可以无线上网的笔记本电脑则不能像手机一样放在口袋里。手机的通话功能借助语言进行传播，短信借助文字进行传播，照相、摄像借助以图像为信息载体进行传播。当这些功能集中在可以随身携带、随时使用的手机上时，人们的信息传播速度、频率、内容变得丰富起来。人们可以接听到其他手机用户的电话，看到其他用户发来的短信并予以回复，还可以通过手机链接网络，将信息传播给认识或不认识的其他网络用户。 随着新闻媒体与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传播技术不仅局限于被动的工具范畴，而且开始显现出对大众媒体的主动影响。鉴于舆论监督与大众媒体的紧密关系，传播技术的变革与创新必然对舆论监督产生影响。如果说在传统媒体时代，舆论监督的是一连串以媒体为圆心的同心圆，那么在网络时代，似乎很难找到一个确定的圆心。每一个受众都可以借助网络工具成为信息的传播者，由此受传双方融为一体。在网络时代，舆论监督的形式可谓各式各样、包容并蓄，文字、图片、声音、视频，甚至一个简单的符号都可以表达人们的态度和意见。在网络时代，人们对于舆论做出的反应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顶”“赞”或是“踩”字完成。在微博上，一字不发，仅仅用鼠标点击“转发”选项，就可以让用户参与到舆论监督中去。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手机舆情形成机制及应对研究”（批准号：11BXW043）、南京师范大学科研启动基金：“微博舆论监督研判与引导研究”（项目编号：1109007）阶段性成果]
注 释：
①过去的照相机、摄像机等设备操作起来较为复杂，大多数情况下只有专业工作人员才可以完成操作，而现在的各种媒介设备都被设计成为“一键式”操作，方便、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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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鸣为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王瑞为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
编校：郑 艳
【关键词】传播技术；舆论监督；媒介形态
传播技术对信息与新闻传播的影响巨大、深刻而又深远，而传播技术的进步与发展对舆论监督的演进更有着重要而又深远的影响，它是舆论监督历史演进函数中的重要变量。传播技术对舆论监督的影响表现在舆论监督的主体、对象、功能、形态、方式、受众与效果等方面。当然应该注意的是，政治架构、传媒制度、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对舆论监督的影响也是直接和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
人类从使用语言进行传播到使用文字进行传播，花了数万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而从古登堡发明印刷机到广播电视的出现与使用，仅经历了数百年。现今，由于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与广泛使用，人类已经开拓了物理世界之外的另一个开阔的生活时空——虚拟时空。这大大拓展和丰富了人类生存的时空——人类当前事实上不仅生活在现实的物理时空，同时更生活在被压缩的虚拟时空。[1]
鉴于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对其使用也应当受到更多的重视与瞩目。有欧洲学者指出，传播技术（信息技术）因扮演解放者的角色而被供奉，但一旦出现问题（信息过滤、淫秽品），它就会变成社会监视或社会变态的罪魁祸首，令人不安，遭人批判。[2]以近年来勃兴的微博为例，其在公共生活中的确起到了舆论监督的作用，但是其所带来的暴力、侵权及其产生的虚假信息、谣言、信息垃圾、信息堵塞等问题也不容忽视。人人都可以在微博上发出声音，不受传统意义上“把关人”的限制，一时之间，泥沙俱下，脏话有之、谣言有之、不良图片或视频有之。于是，一度颇受赞誉的这一传播技术，又受到了同样的质疑与抨击。微信的快速发展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那么，传播技术不断地推陈出新、更新换代，对于舆论监督究竟意味着什么？传播技术的演进对于人类传播到底有着怎样的意义？这些问题已经成为摆在新闻传播学者、媒体和网络管理部门、媒体工作者面前不能回避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虽然已经有一些学者注意到传播技术在传播史上发挥的重要作用，但是以传播技术史学为视角对舆论监督进行深入研究的著述尚不多见。这方面的相关研究还存在较大的空间和研究价值。
基于以上出发点，本文从传播技术史学的视角，以人类传播历史上的语言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广播电视传播及当下的新兴媒体传播为背景作为纵轴，以舆论监督的特性、功能、内容、形式变化及各种传播技术引致的舆论监督问题与未来展望为内容作为横轴，研究探讨传播技术对于舆论监督深刻而又深远的影响。
一、传播技术对舆论监督影响的框架描述
（一）舆论监督概念的再认识
舆论监督与舆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舆论指的是人们表达的意见和看法，是客观存在的一种意见形态。而舆论监督则是人们应用舆论的方法之一。具体来说，“舆论监督”的说法可以视作舶来品，在英语中称作“看门狗”[3]，引申为“警觉的狗”，形容媒介对社会风云变幻就像一只警觉的狗，有什么风吹草动就狂吠不已，引起世人的注意，这就形成了舆论的监督和警戒。作者认为，传统意义上的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以新闻报道和评论等方式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国家事务、社会现实问题、国家机构及其公务员及一切社会成员的行为所实施的关注、批评和督促；[4]是新闻媒体对权力主体及其观念设置、立法、决策和执法的内容、过程、效果的跟踪和观照；是新闻媒体在政治主导和影响下的具有鲜明行政监督色彩的自上而下的舆论观照、评价和批评。互联网时代的舆论监督由于受新兴媒体的影响，催化其概念、性质、特征、功能、内容、样态、表达方式等都发生了巨大的乃至颠覆性的变革。这是具有全球性意义的事件。因此，作者认为所谓舆论监督的概念更加宽泛，它是具有表达手段和能力的监督主体对被监督客体进行观照、建议、批评乃至揭露的传播行为。
（二）传播技术对舆论监督影响的框架描述
作者认为，任何一种新媒体的出现都会给舆论监督带来革命性变革，而网络技术尤甚，网络技术的出现给舆论监督带来的是颠覆性变革。如表1所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所使用的主要媒介工具也在不断进步。即便在原始的口语传播时代，也存在着一些帮助人类进行信息传播的工具，可以成为非语言手段。所谓非语言手段，其实还是以语言为基础，是语言的延伸形式或辅助方式。非语言手段归纳起来，大致包括结绳、篝火、鼓声、口哨、原始绘画、象征符号等类型。[5]
从早期原始、简单的书写工具，到照相机、录音机、摄像机，乃至转播卫星，再到如今先进的平台电脑、3G手机，信息传播方式及内容的发展紧紧依附于传播技术的演进。而从信息的载体方面观察，进步的同时伴随着不断的融合，早期的声音传播方式及文字传播方式不仅没有被历史淘汰，反而同样成为现在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手机的通话离不开声音，微博的书写也需要文字。另外，伴随着传播技术发展而产生变化的还包括舆论监督的类型。在印刷传播时代和电讯传播时代，由于传播技术还没能达到普及的程度，那时的舆论监督还属于较为纯粹的媒体监督；而现在，由于人人都拥有传播信息的可能，公民监督终于得以逐步实现。更为重要的是，在传播技术不断演进的同时，舆论监督的表现形式、主体及客体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舆论监督的表现形式由最初的政府监督转变为媒体监督，进而发展为公民监督；舆论监督的主体由早先政府中负责信息采集与发布的官员转变为大众媒体，时至今日，普通公民借助先进的传播技术也成为舆论监督的主体；随之变化的自然还有舆论监督的客体，其范围从政府部门、权力机构及其官员逐步扩展到涉及公共利益的社会各个层面，当然也包括普通公民。 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在如今的网络传播技术支持之下，人们往往只关注到普通公民借助微博等工具对于政府及其官员、其他公共领域主体的监督，其实，这些被监督者也在运用同样的传播技术对监督者和其他权力主体施行着监督。于是，现在的舆论监督已经发展成为人人监督他人，人人被他人监督（即“人人监督”和“监督人人”）的公共舆论监督的新时代。这应该是传播技术给人类舆论监督历程带来的最深刻最重要最深远的变化和影响。
每当一种新的传播技术诞生并被受众广泛接受、被运用于媒介传播之后，其对于先前传播技术背景下的舆论监督形式和功能的拓展也起到相当大的促进作用，可以描述为是对传统媒体舆论监督的“倒逼”。比如，由于网络、微博工具在舆论监督时拥有便捷、快速的有利条件，所以报纸、广播和电视就必须克服自身在这方面的短处，避免被受众疏离乃至抛弃，不少传统媒体对此采取了相应的对策。目前，有很多知名的传统媒体从业者或以机构的名义或以个人的名义开设了微博，同时又在自己的媒体平台上推出与网络、微博等新媒介相关的板块。报纸、杂志等纷纷开辟出微博专栏，转载有趣的或有影响力的微博内容，而很多电视节目则在直播时将微博用户的实时评论信息播放在现场的大屏幕上，以追求与观众的直接互动。
在广播电视媒体登上传播舞台之后，由于其传播信息的范围远远超过报纸，这样的变化引起了各个国家的高度重视。例如，随着卫星技术的发展，我国绝大多数省份都拥有了自己的卫视频道，可以实现电视节目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的落地。由此可以发现，往往各地卫视频道播出的批评报道（包括舆论监督）要少于不上星的当地电视台其他频道。
如前所述，舆论监督是具有表达手段和能力的监督主体对被监督客体进行的观照、建议、批评乃至揭露。在舆论监督的媒体霸权时代，监督由媒体发出并控制。在新媒体阶段，被监督对象也拥有监督和反监督的条件，监督的权力分散了传统媒体的舆论监督权力，传统媒体的舆论监督权力一定程度上让渡给新媒体，分解给全社会各个社会主体和公民，传统媒体的舆论监督由于受到媒体垄断化的影响而使监督走向垄断和偏向，新媒体的碎片化、无序化可能使舆论监督失去本意，舆论难以聚合。由此可见，传播技术变革带来的舆论监督变化较为复杂，无论是对舆论监督主体、客体、范围，还是对其功能、表现样态都将产生重要影响。
二、传播技术的进步引致舆论监督特性的嬗变
对于如今网络媒介提供的各类虚拟时空平台，国内有学者指出其有一个公共特点，即它不仅具有真实性的特性，也具有虚拟性特征，二者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其虚拟性来源于其真实性，真实性则是虚拟性的始基。[6]在作者看来，传播技术的各种类型、设备、工具、手段及其关系互动必然会产生相应的、不同类型的舆论监督。
在极少传播技术可言的口语传播时代，信息交往的媒介是语言。交通技术的即时状况使当时人类所能到达的地方被局限在很小的范围之内。这就让那个时期人类与舆论和舆论监督有关及相近的内容主要集中于部落的生产生活方面。有学者认为，原始社会的舆论主要有三个功能，即“协调劳动、协调生活；决策功能；选拔氏族首领功能”[7]。在那个时代，显然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新闻媒体存在。但是语言给人类提供了将意见和想法进行表述的可能，舆论在口语传播时代就出现了。包括在文字出现之后，口头传播继续作为人类社会主要的传播方式之一而存在。古希腊广场式的讨论就属于口语传播时代舆论形成的典型模式。
而在人口稠密的地区，人们活动的范围拓宽，因而需要文字记载。反过来，文字记载又支持活动范围的拓宽。权力集中和拓展之后，政治结构不稳定和冲突接踵而至。于是，超越个人经验范围的、共同语言的理想形象，就强加在分散的社区头上，并被其接受。[8]于是，在东西方文明的世界里，“公元前59年—公元330年，古罗马的‘每日纪闻’以及中国西汉与东汉间（公元前后）的竹木简邸报、唐代以后的手抄邸报，人类开始了最早使用文字进行规模化新闻传播的尝试”[9]。古埃及的象形石刻文字受到了简化文字和莎草纸的挑战，王权对于知识的垄断从而被打破。“摆脱这些知识垄断的现象，发生在巴比伦文明和埃及文明的边缘地区。在这些地区，原始民族中新兴的语言需要简单明快。公元前1500年之前，闪米特民族在和埃及的接触中，显然是在巴勒斯坦发明了一种拼音字母，然后在腓尼基海岸边完成了这个字母表。他们从埃及人那里得到了莎草纸，又熟悉苇管笔，所以这些处在边缘地区的闪米特人能够借用埃及文字中最简单的符号，并抛弃其中复杂的成分。”[10]知识垄断的消解对舆论监督无疑存在着积极意义。
到了15世纪，德国人古登堡（Johannes Gutenberg）发明了印刷机。印刷机带来了印刷文字的大规模生产，从而推动了文化的进一步普及，进一步消解了知识垄断。“有了印刷术之后，凡是重要书籍人人都能拥有的可能性就比较容易实现了，这就是普及文化的理性依据。”[11]过去常常被人们忽视的是，在实际上，印刷媒介推动了本国语言的发展。[12]同时，印刷机为大众媒介——报纸的出现提供了技术支持。就连古登堡本人也没有想到印刷机具有如此强大的力量。这个虔诚的基督徒没有料到他发明的印刷术会成为宗教革命的动因之一，最终摧毁了传统基督教世界。
中国的邸报是世界上最早的报纸之一。至迟不晚于唐代出现的邸报属于手抄报纸，中国古代报纸直到宋代才出现印刷报纸。而世界上第一份真正意义上的印刷报纸出现在德国。在1615年，艾莫尔（E.Emmel）创办了《法兰克福新闻》（Frankfurter Journal，周报），它被视为德国也是世界上第一张真正的报纸。得益于印刷术而发展的报纸使舆论监督发生了转变。报社开始成为舆论监督的重要机构。逐渐地，西方把包括报社在内的新闻媒体看作除上议院圣职议员、世俗贵族、平民阶层以外的“第四等级”（Forth estate）。印刷报纸出现后，舆论形成的环境出现了与之前不同的情景。首先，报纸成为一个强有力的舆论引发力量，报社成为一个专职的舆论监督机构。正是报社的产生才引发了上文提及的舆论监督主体之争。其次，舆论的形成也由于印刷报纸的到来发生了转变。在印刷报纸大规模发行之前，教会、咖啡馆是人们聚集谈论话题的主要场所，也可以被看作舆论形成的场所。大规模发行的印刷报纸出现之后，阅读报纸成为人们获取信息和观点的方式之一。区别于教会和咖啡馆谈论，阅读报纸更多的是个体活动，布道式的个人演讲群体聆听形式，或是咖啡馆互动讨论形式开始被个体阅读思考模式逐渐取代。“个人与星期日报纸的交流取代了上教堂的交流。人们容易忘记，牧师的布道曾经和闲聊如影随形；教友们上教堂谈论本地新闻、外国事务、地产交易和其他世俗的事情。然而在印刷术之后，新闻采集和流布就交给世俗的机构去处理，且更加有效了。”[13]印刷术带来的这种转变一方面强化了个体思考在舆论形成过程中的分量，另一方面，这种转变带来的个体脱离社区的趋势也让个体开始呈现出原子式的分布，原有的社会秩序和社区关系被打破。 同样，作为大众媒介，广播、电视一方面继承了报纸舆论监督的特性，另一方面，由于电子技术与印刷技术的区别，广播、电视的信息表述方式及受众通过广播、电视产生的认知方式与报刊时代相比均发生了新的转变。基于广播、电视媒体开展的舆论监督也呈现出异于报刊时代的特点。“1906年圣诞前夜，费辛顿（Reginald Fessendon）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布兰特罗克镇首次播放歌曲和圣经，据说他是唯一的‘演员’。播演前，他在报纸上做了预告，并用莫尔斯电码发出信号，通告报界和大西洋上来往的船只。他的广播产生了回应，成为历史记载的第一次广播试验活动。”[14]
广播将声音通过无线电进行大规模传播，与文字的大规模传播不同，声音的传播速度更快，也更具感染力。其舆论监督运用舆论压力达成监督的目的，而感染力极强的广播短时间内制造舆论压力的能力无疑是出类拔萃的。电视的到来又让活动的画面可以伴随声音同步大规模传递。较之广播和书面印刷，电视画面对于外部世界的记录是最为贴近外部世界本身的。由于电视给人提供的感官信息包括视觉信息和听觉信息，因此观看电视与人体自身接触外部世界的感官体验是一致的。
互联网不仅发展速度惊人，基于互联网平台的网络产品也层出不穷。从最初的电子邮件到即时通信工具，从门户网站到网络论坛，各式各样的网络产品基本能处理人们所有的信息交往活动。网络技术的到来让人类社会的舆论监督再次步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网络集合了之前的印刷、广播、电视技术，实现了多媒体融合传播。“网络的内容不是一种媒介，而是许多媒介。”[15]因此，网络技术环境下的舆论监督融合了之前所有传播技术环境下舆论监督的特性与模式。当然，网络的双向互动性传播模式颠覆了传统大众媒介单向性的传播模式。通过网络，人们可以互动交流，也可以浏览报纸、收听广播、收看电视，如果某些内容引发了人们的关注，人们就能把自己想要表达的信息发布到网络上。这在网络出现之前显然是不可想象的。那时，如果一个群体想要对某个人或事进行舆论监督，那么就必须要有一个代言人在媒体上为这个群体说话。而现在，网络技术赋予了每个人极强的话语权。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普通用户，在大众传播的时代不再仅仅扮演单纯的受众角色，而是更多地使用“自媒体”介入到传播者的队伍之中。在自媒体的时代里，传统意义中“出版”的定义需要得到一定的修正。具体地说，出版不再以印刷（或唱片、影片的灌制）为唯一的前提，只要其内容可以流入大众传播领域，作者都可以被认为是实现了“出版”。这样的出版形式多样而复杂。借助“自媒体”，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采集撰写者、发布者和传播者。和先前还相对较为“简陋”的网络论坛不同，很多人选择使用更加“精致”、功能更加齐全的网络媒介作为发出声音的平台。其中，人人网（原名为“校内网”）就是一个重要的网络媒介代表及舆论监督的转折点。开始时，人人网最吸引受众的地方在于，人们可以和曾经的同学在网络上取得联系。正是因为出于联系老同学这样一种目的，人们在注册、使用人人网的时候，会选择填写自己真实的姓名，由此，曾经一直以匿名、虚拟为标签和特征的网络世界终于照进了些许现实世界的阳光。相对之前的各类论坛而言，选择在人人网上进行发言的人渐渐增多，其原因有二：其一，中国的网民数量逐步增加，因此提供了更大的人群基数；其二，由于多数网友在虚拟世界中并不具有知名度，浏览、回复他们发言的人也就寥寥无几，长此以往，不少人也就渐渐失去了写作网络文章的兴趣。而人人网由于采用实名制的方式，人们在现实世界中的朋友也就会选择在网络上与他们进行交流，这样，来浏览的人多了，回复留言的人多了，人们在网上发言的积极性和次数也就多了。如此，以人人网为代表的新一代网络媒体成为比早期网络论坛更受欢迎、更受关注的舆论集散地，其舆论监督的作用与力量随之得到增强。
在笔者看来，以人人网为代表的新一代网络技术手段，使得互动媒体演变成为“社交”媒体。早先，人们觉得从报纸、广播、电视等“单向度”媒体发展成为网络上的互动媒体是一种巨大的飞跃，因为借助互动媒体，普通受众终于可以较为自由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而现在的“社交”媒体，则彻底将用户推进了虚拟世界的公共客厅。在这个客厅里，信息的流动不是单向度传播，甚至不再是双向互动，而是类似现实世界中的多向交流。
不过，在这之后的几年，微博作为一种更快捷、更便利、更低门槛的媒介工具，吸引了更多用户的目光。2006年7月，随着美国一个名叫Twitter的微博网站面向公众开放，微博迅速在全世界范围内流行开来，成为网络时代又一个里程碑式的标志。
虽然微博与先前出现的QQ、论坛，甚至手机短信同样是借助网络为平台，实现信息传播的媒介工具，但它们之间的特性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在微博出现之前，中国网络用户使用较多的网络交流工具是QQ。QQ与微博相比较，虽然两者都有反馈及时的特点，但是，从传播模式来看，还有比较大的区别。QQ完成的传播一般来说是人际传播，具体地说，QQ上的人际传播主要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信息传播。QQ群里参与对话的人比较多，但是一个QQ群里的成员基本都是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或是具有共同的身份，因此，QQ群里的传播是一种群体传播或组织传播。换言之，这个群体或组织之外的成员是无法参与其中的。但是，微博则完全不同。在微博里，只要对自己感兴趣的用户点击“关注”按钮，就可以观看、评论、转发这个用户的微博内容，而不像QQ或QQ群那样，需要得到对方个人或群体、组织的认可（通过验证）。这样一来，微博用户可以轻松参与到其想参与的任何微博信息传播之中，并且其自身的微博也被别人无条件地享用。可以看到，微博上的传播属于真正的大众传播。
网络论坛也是曾经红极一时的网络工具，因为网民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关注不同的论坛板块。但正是论坛的这一特性将虚拟空间隔成了一个个以主题内容为标签的“小房间”，于是各个论坛的用户往往只会关注一个或有限的几个自己感兴趣的板块，只会在这样几个“小房间”里发表自己的看法。当然，有的话题也可以打通“小房间的墙壁”，在整个网络世界中形成共同讨论的舆论热点。相较于以虚拟世界为平台的手机，其信息的传播则更加具有真实性。通常情况下，信息的传授双方是相互熟悉的人，因此笔者认为，手机短信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电话交流，只不过这种交流可以不使用语言，并可以同时完成与多人的信息传递（短信群发功能）。当然，现在也有不少手机用户会受到陌生号码发来的欺诈、谣言短信，但随着人们防范意识的提高，以及相关部门的整治，这类短信的影响正逐步减弱下去。 笔者将微博形容为网络Web2.0时代的一个升级版产物。这个升级更多地体现在微博的理念上，信息容量更小，信息密度更大，用户选择信息源的自主性更强。在此种特性的微博环境中，微博同样像之前的广播电视一样具有很强的技术隐喻。而这种技术隐喻又让微博环境中的舆论监督无论是在特性还是在样态上较微博出现前网络媒介环境下的舆论监督都发生了变革。在笔者看来，关于以微博为代表的网络媒介，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特性，那就是这类传播技术支持下的信息传播没有截稿时间的限制，这与传统媒体有着很大的区别。报纸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截止稿件的采集、撰写和排版，以便准时印刷发行；广播、电视也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节目的拍摄（录制）和编辑，以便准时播出。而网络媒介则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只要用户愿意，可以在任何时间发布见闻、意见或对某一话题进行讨论。一些已经被传统媒体淡忘或是放弃的内容，往往又在时过境迁之后重新成为网络上、微博里人们热议的焦点。网络媒体没有截稿时间的特点，也对舆论监督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被传统媒体捕捉到的社会问题会因为网友的“炒冷饭”而重新引起重视，并得以解决。
就微信舆论监督而言，微信点对点的传播模式和私密化、移动化的传播特点决定了其空间内无法直接生成舆论，而是借助圈子议题小范围内产生意见并扩散传播，多元聚合后形成微信舆论场间接并隐含式推动舆情的产生与发展。[16]我们发现，微信由于采用实名制的方式，用户在现实世界中的朋友也会选择在网络空间内与他们进行交流，互动次数的增加提高了用户发布信息的积极性。微信场域内，即使在相对较为公开的朋友圈，非好友关系的用户之间也无法查看彼此信息。微信用户作为微信舆论监督的主体之一，敢于对监督对象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行使舆论监督权。由于微信平台对其用户私密性的保护，微信舆论监督的主动权主要掌握在微信用户手中。微信一对一的传播方式，保障了信息传达的准确性和时效性，缩减了传统舆论监督需要依靠媒体的时间周期。微信账号间的互动交流，增强了传者与受者之间的亲近感和信任度，有助于缓解舆论监督者的紧张情绪。在提高信息渗透率的同时，在面对较为敏感或影响重大的事件时，也相对有效地保障了监督主体的安全。半封闭式的网络传播使信息内容来源追溯产生困难，间接提高了舆论监督主体的安全度。微信用户之间基于实际生活的强关系互动，致使其在扩大舆论过程中，尤其在传播敏感信息时，会提高自我保护意识，恰当给予当事人隐私保护，以确保好友安全。
三、传播技术的变革使舆论监督主体、客体和边际发生变化
我国《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被赋予了对政府及各级机关进行舆论监督的权力，但普通公民的这一权力在过去一直难以得到最大限度的行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传播技术即时状况制约了公民的话语表达。过去，普通人的声音如不借助传统媒体就很难传播出去。传播技术的进步使得曾经沉默的普通公民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可以参与到信息传播与舆论监督的过程中来，于是舆论监督的主体和对象的范围不断扩大，其内容也相应发生变化。
另外，从使用习惯和心理接受的角度出发，中年以上的人，或是政府决策部门及其相关工作人员似乎更加愿意选择传统媒体作为接收信息的渠道。而与电脑接触更多，甚至是伴随电脑长大的年青一代则更加倾向于使用网络论坛、微博等新媒体作为接收并传播信息的平台。现在，也许很难说清究竟是传统媒体相较于网络媒体本身更加严肃、客观，才吸引了更多决策人员和中老年人，还是由于决策人员和中老年人的更多使用，才让传统媒体披上了严肃、权威、客观的外衣。但有一点可以看出，那就是不同类型媒体的使用主体和客体是不尽相同的，也正因为如此，不同人群的舆论监督队伍各有舞台。
（一）传播技术的变革使舆论监督主体、客体（对象）发生变化
1789年8月26日，法国颁布了《人权宣言》。《人权宣言》采用18世纪的启蒙学说和自然权论，宣布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是天赋不可剥夺的人权，肯定了言论、信仰、著作和出版自由，阐明了司法、行政、立法三权分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原则。《人权宣言》的第11条指出：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每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但在法律所规定的情况下，应对滥用此项自由承担责任。
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17A（III）号决议并颁布《世界人权宣言》。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世界人权宣言》颁布后，大会要求所有会员国广为宣传。[17]其中第九条强调：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在我国现行《宪法》中有多处对公民的舆论监督权利进行了相关规定。如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人民监督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而人民代表大会又监督各级国家机关，因此说到底，人民有权发表意见对国家各级行政、审判、检查机关实行监督。再如第二十七条：“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该法条则明确规定人民有权对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提出意见和建议，进行监督。又如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该法条明确规定公民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还有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该法条没有明确提到舆论监督，但实际上指出了舆论监督的具体内容。 但是，以我国为例，直到20世纪，“中国的新闻事业仍处于起步阶段。从专业的角度而言，不仅新闻的采集、发布与编排艺术仍然远远落后于西方，而且作为社会舆论的记录，至少从目前的表现看，它正在步某些现代西方独裁国家报业的后尘，走向堕落”[18]。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在于那时的信息传播情况基本是报纸上登载什么，受众就了解到什么，而传播的权力又紧紧握在报社手中，甚至是政府（朝廷）的手里。
到了21世纪的今天，在传播技术较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人们不但能够利用网络等工具及时知道“地球村”每一个角落的事情，而且能够直接参与到信息的传播过程中去。在此之前，舆论监督的主体显然只可能是拥有和控制实际表达权力的新闻媒体，而舆论监督的客体也自然就是新闻媒体的聚光灯照到的地方。但是现在的情况有所改变，舆论监督主体的范围全面扩大，每一个拥有合适设备的公民或其他社会主体都可能被包括进来。紧随其后，舆论监督客体的范围也几乎是无所不包，凡是有人感兴趣并发布出来的内容，大到国际大事的风云变幻，小至花花草草的一枯一荣，都会成为舆论监督的对象。
但往往容易被忽视的一点是，看似人人都手握一只麦克风，可以随意高歌、尽情表达，但是又恰恰是在人人有能力发出声音的情况下，普通人的声音仍然会被淹没在人声鼎沸之中。这也是相关研究者应该注意的一个问题。
（二）传播技术的变革使舆论监督的话语空间和边际扩大、内容增多
大众传播的历史也是关于公众和公共主体如何与大众传媒相处的历史。就公众而言，他们利用大众传媒不仅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与诉求，而且能够获得消遣和娱乐。大众传媒是怎样融入日常生活的，并满足自己的受众的需求和愿望的，又是怎样帮助他们理解周围的世界——这是大众传播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以广播、电视为代表的电子媒介进入人类社会之后，麦克卢汉以其超前的眼光洞察了媒介之于社会的意义。他试图表达的思想是，媒介不仅仅是传递信息的中介，传播技术改变了人们认识事物的方式，人们通过从媒介获取的信息来认识世界。
“媒介即隐喻”是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的观点。他所要表达的思想是，媒介不只是一种工具，媒介的技术特性具有极强的暗示力量。波兹曼以电视技术为例支撑他的观点，他认为电视强大的画面感让人们越来越注重表象而忽视内容。他调侃电视播音员中的“大多数人在吹风机上花的时间比在播音稿上花的时间多得多，并且由此成为娱乐社会中最有魅力的一群人”[19]。电视的隐喻让波兹曼对当时的美国社会忧心忡忡。其实，每种媒介都有其隐喻。媒介的技术特性决定了媒介的使用者、媒介的叙事话语，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认知方式。而这种改变无疑对与新闻媒体有着密切联系的舆论监督有着深远影响。舆论监督首先建立在监督主体对信息的了解上，而传播技术特性左右着人类了解世界的方式方法。
互联网最初是美国在冷战期间的产物。美国为了使自己的计算机网络在受到袭击时仍能保持畅通，于是设计了一个名叫“阿尔帕网”的军用网络。后来，这个当初只有四台计算机组成的网络不断扩大，至今，互联网已经覆盖世界。其实，最初创办“阿尔帕网”的目的是要促进一个高度等级化的体制里的信息流动，继起的因特网增加信息流动的能力却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结果是它铲平了一切等级系统。[20]互联网不仅发展速度惊人，而且基于互联网平台的网络产品也层出不穷。从最初的电子邮件到即时通信工具，从门户网站到网络论坛，各式各样的网络产品基本能处理人们所有的信息交往活动。网络技术的到来让人类社会的舆论监督再次步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网络集合了之前的印刷、广播、电视技术，实现了多媒体融合传播。因此，网络技术环境下的舆论监督融合、优化了之前所有传播技术环境下舆论监督的特性与模式。当然，网络技术也为舆论监督带来了新变化。
网络的双向互动性传播模式颠覆了传统大众媒介单向性的传播模式。通过网络，人们可以互动交流，也可以浏览报纸、收听广播、观看电视，如果某些内容引发了人们的关注，人们就能把想要表达的信息发布到网络上。这在网络出现之前显然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一个群体想要对某个人或事进行舆论监督，那么就必须要有一个代言人（主要的是记者和主持人）在媒体上为这个群体说话；而现在，网络技术赋予了每个人极强的话语权。
四、传播技术的进步对信息采集手段、舆论生成过程的影响
在移动互联传播技术的支持下，人们将逐步实现全面的表达自由。信息的采集、编写和出版、传播，借助一台电脑或是一部手机即可完成。不论在信息的采集环节、传播环节，还是在反馈环节，传播技术的不断革新都给予了人们更大的自由。数码相机、数码摄像机、手提电脑等工具早已走进寻常百姓的家中，人们只要利用这些简单、易学的设备①就可以完成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任何一个步骤。
传播技术建立在科学技术的基础之上。所谓科学技术，观其本质，技术的存在取决于人们的需要，并满足其需要。早期人类创造及使用技术是为了解决其基本需求。技术则是为了满足人们更广泛的需求和欲望，并需要巨大的社会结构来支撑它。传播技术的变革自然与媒介工具的进步密不可分。
由于照相机的发明以及照片在记录方面的准确度远远超过了绘画，人类才开始逐渐真正进入了读图时代。1822年，法国的涅普斯在感光材料上制出了世界上第一张照片，虽然成像不太清晰，但毕竟自此以后大众传播上出现了“有图为证”的记录方式。同样，如果不是因为爱迪生在1877年发明留声机，而后演进为录音机及各类更加先进的录音设备，也就很难想象声音的元素被运用在大众媒介之中。有了照相机、录音机、摄像机等视音频记录设备（包括由这些设备衍生而来的一系列偷拍、偷录设备），使得记者在进行新闻报道时可以向受众传递更加真实、可靠、生动形象的素材。同时，这些设备也为舆论监督提供了一定的证据支持。海底电缆（1852）、通信卫星（1965）等远程传播设备的出现和进步，则使得信息能够真正地以电光石火之速传遍世界。这样一来，“地球村”的预言真的得以实现，而舆论监督的范围也进一步扩展到了整个地球。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手机则更是在21世纪人们日常生活的信息传播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根据手机与人的关系分析，笔者将手机称作“四随”媒体，即手机的信息传播具有随时、随地、随手、随性的特征，从它的技术特性分析，它是混合媒体、融合媒体、自媒体、多媒体、超媒体的综合体。与电脑不同的是，手机上网不需要网线的连接，而那些可以无线上网的笔记本电脑则不能像手机一样放在口袋里。手机的通话功能借助语言进行传播，短信借助文字进行传播，照相、摄像借助以图像为信息载体进行传播。当这些功能集中在可以随身携带、随时使用的手机上时，人们的信息传播速度、频率、内容变得丰富起来。人们可以接听到其他手机用户的电话，看到其他用户发来的短信并予以回复，还可以通过手机链接网络，将信息传播给认识或不认识的其他网络用户。 随着新闻媒体与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传播技术不仅局限于被动的工具范畴，而且开始显现出对大众媒体的主动影响。鉴于舆论监督与大众媒体的紧密关系，传播技术的变革与创新必然对舆论监督产生影响。如果说在传统媒体时代，舆论监督的是一连串以媒体为圆心的同心圆，那么在网络时代，似乎很难找到一个确定的圆心。每一个受众都可以借助网络工具成为信息的传播者，由此受传双方融为一体。在网络时代，舆论监督的形式可谓各式各样、包容并蓄，文字、图片、声音、视频，甚至一个简单的符号都可以表达人们的态度和意见。在网络时代，人们对于舆论做出的反应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顶”“赞”或是“踩”字完成。在微博上，一字不发，仅仅用鼠标点击“转发”选项，就可以让用户参与到舆论监督中去。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手机舆情形成机制及应对研究”（批准号：11BXW043）、南京师范大学科研启动基金：“微博舆论监督研判与引导研究”（项目编号：1109007）阶段性成果]
注 释：
①过去的照相机、摄像机等设备操作起来较为复杂，大多数情况下只有专业工作人员才可以完成操作，而现在的各种媒介设备都被设计成为“一键式”操作，方便、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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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新华网.世界人权宣言，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0/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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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鸣为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王瑞为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
编校：郑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