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比德”对中国传统花鸟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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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比德”是中国古代有关自然美的美学理论观点,绘画中的“比德”就是指艺术家通过艺术寄托人们理想的伦理道德、通过艺术表现人们追求的精神品格。本文从中国历代的花鸟画入手,浅析“比德”对中国传统花鸟画创作和鉴赏的影响。
  关键词:道德;比德;传统花鸟画
  一、“比德”的产生与发展
  “比德”是春秋时期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提出的有关自然美的观念。从字面意思看,比即比较,是指艺术家将自然界的事物与人的内在精神进行比较;德即德行,是指人的道德思想。广义来说,“比德”也把人的各种外在和内在的美好品质包含其中。比德是从社会伦理道德的视角去看自然发生的事情,把这种自然发生的现象看作人的某种品格素质的显现和标志。只要自然中的现象和事物与人的某种品德、修养、操守相通,就都可以成为比德的对象,使观者在对自然的审美活动中感受到与之相应的社会人伦之美。早在先秦时期管仲就提出玉有“九德”,并且以玉比德。孔子也曾以山水比德:“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孔子将山水看成一种理想的人格精神,魏晋时期的文人士大夫纷纷效仿,以山水比德,山水成为文人画家的表达对象。这也是“比德”进入绘画的开始。
  儒家和道家的思想是相互渗透的,“比德”同道家之间也有着很深的联系。从道家追求自然之道,追求人和自然、人和宇宙的和谐关系,追求人内心的自由和安宁中可以看出,儒道两家关于“比德”的侧重点是不同的。道家这种重视人和自然内在联系的观点也丰富了“比德”的内容。
  “比德”最早的运用应当是在屈原的作品中,比如《离骚》《橘颂》等。屈原在他的作品中曾多次以香草比德:“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他借用“江离”“芷”“秋兰”等香草形象来表示自己的高洁、正直。他所创造的以“香草美人”比德的审美意象,在现代社会仍然经久不衰。从“比德”在屈原的作品中多次呈现,我们可以看出他的价值观明显受到了“比德”的影响。但是在继承先秦“比德”思想的同时,他也很好地发展、拓宽了“比德”的含义:屈原之前,“比德”的自然物往往是以正面形象出现的,但是他在这里增加了自然物的反面形象,从而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比德对象。屈原的“比德”的不单可比君子之德,他还扩大了比德的范围,“比德”也可比小人之德。
  后来兴起的佛教也为“比德”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佛家对于“比德”的影响可以从“莲花”这一意象中窥知。莲花在中国一直是“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正面形象,许多文人爱莲,以莲比德,这与佛家对莲花的肯定是分不开的。此外,佛教的“领悟超脱”也拓展了“比德”的范围,进一步壮大了“比德”说。
  二、“比德”对中国传统花鸟画的影响
  中国花鸟画独立成科的时间相对于人物画和山水画来说是较晚。花鸟画一开始是由工艺装饰发展而来的,往前可以溯本回源到新石器时代。那个时期的彩陶上已经出现了花草、鱼虫、鸟类的图案。汉代以前的绘画更加注重“成教化,助人伦”的功利性作用,以致于花鸟画在这一时期难以独立;魏晋时期的文人骚客显然更青睐可以“畅神”的山水画;到了李唐帝国时期,迅速发展的经济使人们在物质方面得到了滿足;在精神需求方面,上到宫廷,下到民间,甚至文人群体都开始有了新的追求。花鸟画作为一种新的绘画题材自然而然地出现在大家的视野中。从此以后,花鸟画便具有了独立的审美意义。当时的建筑以及道观寺庙壁画的装饰需求也推动了花鸟画的兴起。除了以上的原因,花鸟画独立成科的原因与“比德”更是分不开的。上溯到春秋战国,孔子就曾说过:“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篇第九》),他将松柏比作人的理想品格。这种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今天,以松柏“比德”的主题绘画仍然经久不衰。
  有了古圣先贤、文人墨客的不断传承与发展,“比德”在绘画中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影响最为深远的当属文人画家群体,也正是他们,将绘画中的“比德”进一步发扬光大。历代的文人都乐于通过花鸟题材去比德。比如北宋的文同、苏轼爱画竹,甚至发展出了“成竹在胸”的美学理论。他们所画的竹子不再是几株植物这么简单了,而是将其内在品德借竹的形式在画面中流露出来。生活在宋元之际的郑思肖擅长画兰,在故国灭亡后,他就只画无土无根的兰花了。他的这种无根之兰不仅寓意故土已沦为异族之地,自己也没有归属;同时也在借兰草表示自己的高洁之心和洁身自好的品质。他曾在自己的画作上题诗曰:“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诗中“北风”象征着异族统治者,郑思肖借菊花表达了自己绝不同流合污的志气。元末王冕所作的《墨梅图》借墨梅寄予自身的品德,表达自己坚决不与元朝统治者合作的态度。这与郑思肖的墨兰、菊花有着异曲同工之处。除了寄托家国思念和爱国主义精神,文人们也在绘画中借用花鸟形象宣泄自己内心的情绪。比如生活在明末清初之际的八大山人,他经常创作一些翻着白眼的鸟或者鱼的形象,状貌诡秘。或是整幅画面中只有一个单独的花鸟形象,显得十分孤独。朱耷借此表达他对世俗世界的嘲讽,同时这种诡谲的状貌也是他对自己灵魂的写真。文人笔下的自然万物因为有着他们本身情感的投射,内涵变得丰富。
  “比德”绘画同样也进入了宫廷之中。长于丹青的宋徽宗就曾绘制过一幅《芙蓉锦鸡图》,他在画上题诗云:“秋劲拒霜盛,峩冠锦羽鸡。已知全五德,安逸胜凫(fu)鹥(yi)。”锦鸡的安逸自在是远远胜过了凫和鹥的,赵佶认为自己和锦鸡一样悠然自得。古人认为锦鸡的道德品质是符合儒家伦理的,也就是“仁、义、礼、智、信”这五种优良品格。赵佶通过借用锦鸡的这种涵义,赞美他所统治下的盛世之景是远远胜过周朝成康盛世的,以此来粉饰太平。
  同样,“比德”在民间绘画中也占有一席之地,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民间吉祥文化的一个部分。我国的吉祥绘画历史悠久,它们所要表现的主要是富、贵、寿、喜、财的含义。吉祥图案最常见的表现手法就是引申自然界生物的特性,此外还可以通过汉字之间相同或者相近的读音去表达吉祥的含义。这些表现手法常常是融合在一起运用的,这种有机结合产生了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图案。比如“三多”图案,就是用石榴、葫芦、葡萄表示多子,用佛手表示多福,用桃子代表多寿。这种图案使用了谐音以及象征的手法,充分表现了平民百姓的美好祝福和愿望。   三、结语
  中国古代的美术批评是建立在道德之上的。所以“比德”在中国古代的绘画中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对中国传统花鸟画乃至整个绘画方面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从现当代的视野看,中国传统的道德精神仍然存在于现在的生活之中。“四君子”梅兰竹菊、“岁寒三友”松竹梅、莲菊等题材经久不衰,仍是现代画家们乐于表达的对象。叶浅予先生曾经说过:“梅、兰、竹、菊,称四君子象征文人士大夫清高、恬淡的品质。”这些形象所赋予的人格比拟,在社会主义时代是否还有生命?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时代,知识分子的个性品质仍然具有封建时代崇高标准的某些因素。前几年的画展,松竹梅就很流行,其中以画梅更为普遍。可见审美情趣中所象征的个性品质,在花鸟画里有其继承性与延续性。因为我们文化是由我们的祖先所创造的文化继承发展而来,不是从天而降的,必然會保留许多经得起考验的优秀品质,这些品质必须加以继承。画家叶浅予的观点充分表达了在当代文化艺术中,传统比德观的作用。只要人类还存在着共同之处,那么道德上就会有相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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