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丈”还是“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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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闲来翻阅《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五《史部总叙》中有段文字很是费解,原文是这样的:“高似孙《纬略》载其(指司马光)与宋敏求书,称到洛八年,始了晋、宋、齐、梁、陈、隋六代。唐文字尤多,依年月编次为草卷,以四丈为一卷,计不减六七百卷。”(《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这段文字,有两处很令人费解的地方:一是“始了晋、宋、齐、梁、陈、隋六代”,二是“以四丈为一卷”。第一处,感觉少了些文字,表述不是很清楚。第二处就有点令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司马光撰《資治通鉴》应该收集了很多资料,唐代的文献很多,按年月编为“草卷”,可以理解,但这些文献能以长度单位“丈”来计算吗?
  查高似孙《纬略》,在卷十二“通鉴”条下,高似孙的原文是这样的:“温公……其与宋次道书曰:某自到洛以来,专以修《资治通鉴》为事,至今八年,仅了得晋、宋、齐、梁、陈、隋六代以来奏御。唐文字尤多,托范梦得将诸书依年月编次为草卷,每四十(下有原注:‘阙’)为一卷,自课三日删一卷,有事故妨废则追(下有原注:‘阙’)。自前秋始删,到今已二百余卷,至大历末年耳。向后卷数,又须倍此,共计不减六七百卷,须更三年方可粗成编。”如此读来方才通顺。“四丈”当为“四十□”之误,而“始了晋、宋、齐、梁、陈、隋六代”为“仅了得晋、宋、齐、梁、陈、隋六代以来奏御”之误。而据《丛书集成初编》本《纬略》(据《守山阁丛书》本排印),“四十”后缺字为“年”,“追”后缺字为“补”。
  因为古人文字竖排,把“十”与“年”的上半部分合为“丈”,导致“十年”“十丈”这种鲁鱼亥豕之误并不鲜见。但最后一句“计不减六七百卷”,就能看出编修《四库全书》时编纂工作的粗糙。司马光的原意是以“四十□”为一卷编次的草卷,如果每三天删一卷的话,他花了两年时间才删掉了二百余卷,唐代部分才编到大历末年。而之后要删的卷数,“不减六七百卷”,还要三年《资治通鉴》方能粗成。也就是说,仅唐代部分,司马光要删掉的“草卷”为“二百余卷”加上后来的“六七百卷”。而《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总叙》的意思是“草卷”总共不少于六七百卷。“总叙”作为“史部”之前,阐述整个“史部”主旨和要义的重要文字,在撰写时不知作者有没有仔细读一读他所引用的这段文字。
  古人犯错,近人不察,今人不究,在对古文作句读时难免出错。《四库全书总目》,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于民国二十年(1931)出过《万有文库》本。这段文字是这么读的:“高似孙纬略载其与宋敏求书。称到洛八年。始了晋宋齐梁陈隋六代。唐文字尤多依年月编次为草。卷以四丈为一卷。计不减六七百卷。”河北人民出版社于2000年曾出了一套简体字点校本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这么读的:“高似孙《纬略》载其《与宋敏求书》,称到洛八年,始了晋、宋、齐、梁、陈、隋六代。唐文字尤多依年月编次为草卷,以四丈为一卷,计不减六七百卷。”就文字本身,在句读时都犯了同样的错误,“唐文字尤多”后没有读开,导致与《史部总叙》的原意大相径庭。
  《史部总叙》一开篇便说:“史之为道,撰述欲其简,考证则欲其详。”也就是说史书在撰写时要“简”,抓住影响历史进程的重要事件,但在撰写前,收集史料要尽量丰富,对史料要作细致地考证和取舍。引用高似孙《纬略》一书是证明这个论点的,说明司马光在编修《资治通鉴》时关于唐代的史料收集了很多。如果在“唐文字尤多”后点开,那么即使《史部总叙》与《纬略》的原文相差很多,但大致的意思还是能够理解的。而不点开,《纬略》的这段文字在《史部总叙》中就没有存在的价值。
  《万有文库》本对《四库全书总目》不作整理,只是排印和句读,此处只能算是一个标点错误。而河北人民出版社的简体字点校本,在《出版说明》中指明“对书中明显错讹直接改正,而不出校记(个别需要者加按语)”。而这段文字,在“四丈”“四十年”这种明显讹误的情况下,不作改正,就不仅仅是标点错误了。海南出版社于1999年亦有简体字点校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书中这段文字就标点而言,确实没有错误。但同样的它在《整理说明》中也明确指出“只校是非,不校异同”,“四十年”也同样讹为“四丈”。
  另外海南出版社和河北人民出版社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都称对一些需要修改的原文出校记说明。这段文字,如果不参照《纬略》修改并出校记的话,恐怕会影响阅读。
  (作者单位:西泠印社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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