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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代文学史上,苏曼殊可谓独特的一个,这是一个极度痛苦的灵魂,在“行云流水一孤僧”角色的自我定位后,自导自演着一场“无端狂笑无端哭”的生命悲剧。他既有中国传统名士的风雅,又是一个找不到根的现代浪子。在他的身上昭示着浓郁的末世知识分子的情怀。
关键词:苏曼殊 末世 知识分子 缩影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在王纲解体的新旧时代,中国近代崛起了一大批新型文化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以其自觉与不自觉的精神追求,殊途同归地烘托了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生长的独特风景线。作为近代知识分子的苏曼殊在中西文化的剧烈撞击下,一方面狂热地接受西方文化,经受欧风美雨的洗礼,另一方面在他的潜意识层次上却又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感情和无意识的民族心理积淀。因此在中西文化夹缝中艰难挣扎的苏曼殊曾以一个不避锋芒的爱国斗士的轩昂姿态积极入世,而一旦遭到挫折、找不到心灵出路的时候,又立即遁迹空门、落拓不羁、佯狂玩世,郁结其中的精神痛苦昭示着浓郁的末世知识分子的情怀。
一 士大夫英雄梦的精神传承
苏曼殊身上寄托着文人士大夫救世的江湖情、侠客梦。侠客们所具有的独立不羁的个性、快意恩仇的写意人生、豪迈跌宕的激情,以及如火如荼飞扬燃烧的生命情调,确实令文弱书生心驰神往。能够将侠客的壮采人生、自由自在的生命形态与文人的才情意趣相融合的名士型侠客,更是许多失意于庙堂又无法忘却救世情怀的文人士大夫理想人格的化身。“亦狂亦侠真名士,能哭能歌迈流俗”。表现出苏曼殊对无拘无束,四处漫游的生命形态的向往。
从某种意义上,革命的刺激性和冒险性、新鲜感,最容易引起浪漫主义者的痴迷。被友人誉为“多情”的苏曼殊当然会毫不犹豫地投入到这场声势浩大的革命运动中。“反满”对苏曼殊来说或许只是一种未加深思熟虑的发泄其浪漫激情的借口。因为从阅历上和经历上,苏曼殊并未如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亲身感受到这种民族的压迫。苏曼殊的革命,与其说反满,不如说是他对待这个不公的世界进行充满幻想性的复仇。早期的苏曼殊无疑也是民族国家观念的拥护者,可苏曼殊念念不忘的家国实际上是对一种更能维护和实现个人自由的人文环境的期待,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共同理想。苏曼殊将传统的士大夫的核心精神,用现代浪漫的方式加以演绎。在孤独的游行中,摆脱社会有形的桎梏,体验个体精神的自由;在吟咏《桃花扇》“福王少小风流惯,不爱江山爱美人”之余,又执着于救世的革命理想,与南社诸名士一样,他的革命理想带着中国传统士大夫对未来世界的乌托邦幻想,在苏曼殊对自己与志趣相投的朋友宴饮唱和图景的描画中,无一处不渗透出士大夫的理想志趣,体现出“壮士横刀看草檄,美人挟瑟请题诗”的豪侠风流。这股豪侠风流之趣由来久矣,是儒家精神主宰的务实而理性社会的一股感性的情思。
严格意义上,苏曼殊还是个未完全脱离封建士大夫人格的“旧人”,苏曼殊现象也不足以标志着“人”的解放进入新的阶段,但从苏曼殊身上,我们看到了士大夫理想的现代变异,看到了一个古老民族转型时期的痛苦。
二 东西方文化冲撞中的心灵晕眩
在苏曼殊的诗歌中,有很多第一人称的词语出现,像“我”、“吾”、“予”、“侬”及“一”、“孤”、“独”等字眼频频出现,在中国传统诗歌中,诗人很少使用第一人称的表现方式,很显然,这种与传统诗歌不同的特点是与他受西方诗歌影响密切相关的。纵观中国文学史,像这样的诗人是极其罕见的。但当我们环顾世界文学时,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样板,那就是拜伦——一个极端自由主义的厌世者、高举着个人大旗的诗人。“而我独行谣,我犹无面目,我为希人羞,我为希腊哭”,这是苏曼殊所译拜伦《哀希腊》的诗句,“我”字异常突出。而在英文原文的拜伦诗中,“I”、“MY”等第一人称的词出现的频率是极高的,虽然这与英语的表达习惯相关,但这种突出自我的表达方式对苏曼殊产生影响不是不可能。从苏曼殊对拜伦的极其崇拜、喜爱和他多次翻译拜伦的经历看,说他的诗歌创作受到拜伦的影响,应当不是捕风捉影。
清末民初,中国处于一个大变革时期:政治腐败、国弱民穷,封建制度遭到前所未有的病垢;西学东来、列强觊觎,亡国的威胁和强国的梦想同时激励着人们,知识分子面临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这样一个空前的挑战和各种新的选择。面对这样从社会结构到社会思想,从内到外的大动荡,几乎每个人都要经历各种选择与被选择,而这种选择与被选择都充满不确定的结果,个人很难控制。从这一点看苏曼殊的漂泊无依,就不是简单的“身世”和“国事”所致,而是一种内心的漂泊——寻找或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与价值,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从传统伦理下解放出来后的一种无所归依的失重感,是近代西方个人主义精神进入中国后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的一种反应——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寻找传统以外的个人价值。只不过苏曼殊的反应格外的有特点,也就格外的引人注目,也正因为他这种“漂泊”是时代给予的,因此,与同时代大多数知识分子产生了共鸣。
从苏曼殊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在近代外来文化冲击下的中国文人艰难的现代转换他们既感于传统下的中国无力抗击列强的逼迫,又对悠久的传统文化恋恋不舍、殊为珍重。像所有的历史转折时期一样,文化人承担的负重是最为沉重的,因为他们所面临的,还有文化的选择。
三 徘徊于出世与入世的岔道口
苏曼殊出家的最初动机主要是由于自感身世飘零、命运多舛,心中有着难言的痛楚。他是孤独的,找不到一个可以倾诉的知音。在这种情况下,他选择了禅。这一选择并非偶然。他能体会和感悟禅宗的“万古长空,一朝风月”的境界,却不能全身心地进入。正如他所说 “学道不成,思之欲泣。”当宗教的麻醉失去时效后,他就不得不为尘世的“名”、“相”、“色”触动凡心,难以自持,终因偷食鸽肉被逐。
苏曼殊第二次皈依佛门的时间为1898年。苏曼殊与母亲回故居逗子樱山村,与日本女子静子相识并相恋。后因叔父干扰,两情拆散,尤其静子竟殉情而死,苏曼殊不堪打击,再次出家,回国到广州白云山蒲涧寺当了“门徒僧”。然而,毕竟“‘山斋饭罢浑无事,满钵擎来尽落花’。此境不足为外人道矣”,很快他又回横滨大同学校。
第三次出家是在1903 年。苏曼殊在章士钊、陈独秀创办的《国民日报》做事。当他意气风发、力图报效国家民族时,报纸竟因内讧而停刊。失望之余他投奔香港《中国日报》陈少白。当他正因环境陌生而孤独痛苦、无所适从时,忽传来消息,“苏报”案最终判决:章太炎、邹容二人“永远监禁”。这次判决,在当时全国影响重大,苦闷中的苏曼殊遭受到的打击尤重, 于是又返广东出家,在海云寺修禅受戒。本意要“扫叶焚香、送我流年”,然终又耐不住青灯古佛、芒鞋破钵之苦,狼狈地回到《中国日报》社。以后则以“和尚”自居,
过起半僧半俗的生活。
分析苏曼殊的三次出家,目的都不在成佛,只是对环境、对社会的一种暂时逃避或反抗, 难免有“一时冲动”之嫌。遁入空门,对一般的佛教徒来说是可以获得解脱的,但对于风流情种、多愁善感、意气风发、矢志报国的爱国志士苏曼殊来说,这只是一时的解救,并不能使他真正解脱。说到底,他只不过想通过一袭冷清苍灰的袈裟来躲避自己无法直面的现实。实现一种感情的自封。在现实当中,他既是一个革命的游侠,又是一个长期无奈地徘徊于出世与入世岔道口的“花和尚”。这种矛盾的心境和对待革命与现实生活的独特方式宣告了他竭尽一生的不懈努力和全部热情也无法找到真正的生命归宿和美好的精神家园。同时也注定其悲剧的终极命运。因此苏曼殊的悲剧有着多重性和悖反性,是时代的悲剧(即道德和意识革命的悲剧),是宗教的悲剧,也是个人性格的悲剧。
追逐着他的行踪和文字,他是在躲避世人的同时渴望世人的肯定,却又总是冷漠地闪躲一边,持续着走在他自已认定的幽径,漠然却又无限期盼地回望着红尘繁华。诚如李欧梵所言:“苏曼殊通过他的作风和艺术,不仅体现了旧时代的中国文学传统和西方的新鲜的鼓舞人心的浪漫主义的巧妙融合,而且体现了他那个过渡时代整个情绪的无精打采,动荡不安和张皇失措。”他如宝玉一样,也是这个古国末世悲凉之雾的呼吸领悟者。苏曼殊的价值在于,他用他浪漫的个性超越了他陈腐的思想,表现了个体生命困于此中发出的绝叫,用第一线微明的曙光,促成中国的苏醒。
参考文献:
[1] 方立天:《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2] 柳亚子:《苏曼殊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3] 马以君:《苏曼殊文集》,花城出版社,1991年。
[4] 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
[5] 梁文宁:《近代诗歌意象与近代文人心态》,《学术论坛》,2002年第3期。
作者简介:杨晓蓉,女,1970—,四川广安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广安职业技术学院。
关键词:苏曼殊 末世 知识分子 缩影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在王纲解体的新旧时代,中国近代崛起了一大批新型文化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以其自觉与不自觉的精神追求,殊途同归地烘托了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生长的独特风景线。作为近代知识分子的苏曼殊在中西文化的剧烈撞击下,一方面狂热地接受西方文化,经受欧风美雨的洗礼,另一方面在他的潜意识层次上却又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感情和无意识的民族心理积淀。因此在中西文化夹缝中艰难挣扎的苏曼殊曾以一个不避锋芒的爱国斗士的轩昂姿态积极入世,而一旦遭到挫折、找不到心灵出路的时候,又立即遁迹空门、落拓不羁、佯狂玩世,郁结其中的精神痛苦昭示着浓郁的末世知识分子的情怀。
一 士大夫英雄梦的精神传承
苏曼殊身上寄托着文人士大夫救世的江湖情、侠客梦。侠客们所具有的独立不羁的个性、快意恩仇的写意人生、豪迈跌宕的激情,以及如火如荼飞扬燃烧的生命情调,确实令文弱书生心驰神往。能够将侠客的壮采人生、自由自在的生命形态与文人的才情意趣相融合的名士型侠客,更是许多失意于庙堂又无法忘却救世情怀的文人士大夫理想人格的化身。“亦狂亦侠真名士,能哭能歌迈流俗”。表现出苏曼殊对无拘无束,四处漫游的生命形态的向往。
从某种意义上,革命的刺激性和冒险性、新鲜感,最容易引起浪漫主义者的痴迷。被友人誉为“多情”的苏曼殊当然会毫不犹豫地投入到这场声势浩大的革命运动中。“反满”对苏曼殊来说或许只是一种未加深思熟虑的发泄其浪漫激情的借口。因为从阅历上和经历上,苏曼殊并未如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亲身感受到这种民族的压迫。苏曼殊的革命,与其说反满,不如说是他对待这个不公的世界进行充满幻想性的复仇。早期的苏曼殊无疑也是民族国家观念的拥护者,可苏曼殊念念不忘的家国实际上是对一种更能维护和实现个人自由的人文环境的期待,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共同理想。苏曼殊将传统的士大夫的核心精神,用现代浪漫的方式加以演绎。在孤独的游行中,摆脱社会有形的桎梏,体验个体精神的自由;在吟咏《桃花扇》“福王少小风流惯,不爱江山爱美人”之余,又执着于救世的革命理想,与南社诸名士一样,他的革命理想带着中国传统士大夫对未来世界的乌托邦幻想,在苏曼殊对自己与志趣相投的朋友宴饮唱和图景的描画中,无一处不渗透出士大夫的理想志趣,体现出“壮士横刀看草檄,美人挟瑟请题诗”的豪侠风流。这股豪侠风流之趣由来久矣,是儒家精神主宰的务实而理性社会的一股感性的情思。
严格意义上,苏曼殊还是个未完全脱离封建士大夫人格的“旧人”,苏曼殊现象也不足以标志着“人”的解放进入新的阶段,但从苏曼殊身上,我们看到了士大夫理想的现代变异,看到了一个古老民族转型时期的痛苦。
二 东西方文化冲撞中的心灵晕眩
在苏曼殊的诗歌中,有很多第一人称的词语出现,像“我”、“吾”、“予”、“侬”及“一”、“孤”、“独”等字眼频频出现,在中国传统诗歌中,诗人很少使用第一人称的表现方式,很显然,这种与传统诗歌不同的特点是与他受西方诗歌影响密切相关的。纵观中国文学史,像这样的诗人是极其罕见的。但当我们环顾世界文学时,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样板,那就是拜伦——一个极端自由主义的厌世者、高举着个人大旗的诗人。“而我独行谣,我犹无面目,我为希人羞,我为希腊哭”,这是苏曼殊所译拜伦《哀希腊》的诗句,“我”字异常突出。而在英文原文的拜伦诗中,“I”、“MY”等第一人称的词出现的频率是极高的,虽然这与英语的表达习惯相关,但这种突出自我的表达方式对苏曼殊产生影响不是不可能。从苏曼殊对拜伦的极其崇拜、喜爱和他多次翻译拜伦的经历看,说他的诗歌创作受到拜伦的影响,应当不是捕风捉影。
清末民初,中国处于一个大变革时期:政治腐败、国弱民穷,封建制度遭到前所未有的病垢;西学东来、列强觊觎,亡国的威胁和强国的梦想同时激励着人们,知识分子面临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这样一个空前的挑战和各种新的选择。面对这样从社会结构到社会思想,从内到外的大动荡,几乎每个人都要经历各种选择与被选择,而这种选择与被选择都充满不确定的结果,个人很难控制。从这一点看苏曼殊的漂泊无依,就不是简单的“身世”和“国事”所致,而是一种内心的漂泊——寻找或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与价值,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从传统伦理下解放出来后的一种无所归依的失重感,是近代西方个人主义精神进入中国后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的一种反应——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寻找传统以外的个人价值。只不过苏曼殊的反应格外的有特点,也就格外的引人注目,也正因为他这种“漂泊”是时代给予的,因此,与同时代大多数知识分子产生了共鸣。
从苏曼殊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在近代外来文化冲击下的中国文人艰难的现代转换他们既感于传统下的中国无力抗击列强的逼迫,又对悠久的传统文化恋恋不舍、殊为珍重。像所有的历史转折时期一样,文化人承担的负重是最为沉重的,因为他们所面临的,还有文化的选择。
三 徘徊于出世与入世的岔道口
苏曼殊出家的最初动机主要是由于自感身世飘零、命运多舛,心中有着难言的痛楚。他是孤独的,找不到一个可以倾诉的知音。在这种情况下,他选择了禅。这一选择并非偶然。他能体会和感悟禅宗的“万古长空,一朝风月”的境界,却不能全身心地进入。正如他所说 “学道不成,思之欲泣。”当宗教的麻醉失去时效后,他就不得不为尘世的“名”、“相”、“色”触动凡心,难以自持,终因偷食鸽肉被逐。
苏曼殊第二次皈依佛门的时间为1898年。苏曼殊与母亲回故居逗子樱山村,与日本女子静子相识并相恋。后因叔父干扰,两情拆散,尤其静子竟殉情而死,苏曼殊不堪打击,再次出家,回国到广州白云山蒲涧寺当了“门徒僧”。然而,毕竟“‘山斋饭罢浑无事,满钵擎来尽落花’。此境不足为外人道矣”,很快他又回横滨大同学校。
第三次出家是在1903 年。苏曼殊在章士钊、陈独秀创办的《国民日报》做事。当他意气风发、力图报效国家民族时,报纸竟因内讧而停刊。失望之余他投奔香港《中国日报》陈少白。当他正因环境陌生而孤独痛苦、无所适从时,忽传来消息,“苏报”案最终判决:章太炎、邹容二人“永远监禁”。这次判决,在当时全国影响重大,苦闷中的苏曼殊遭受到的打击尤重, 于是又返广东出家,在海云寺修禅受戒。本意要“扫叶焚香、送我流年”,然终又耐不住青灯古佛、芒鞋破钵之苦,狼狈地回到《中国日报》社。以后则以“和尚”自居,
过起半僧半俗的生活。
分析苏曼殊的三次出家,目的都不在成佛,只是对环境、对社会的一种暂时逃避或反抗, 难免有“一时冲动”之嫌。遁入空门,对一般的佛教徒来说是可以获得解脱的,但对于风流情种、多愁善感、意气风发、矢志报国的爱国志士苏曼殊来说,这只是一时的解救,并不能使他真正解脱。说到底,他只不过想通过一袭冷清苍灰的袈裟来躲避自己无法直面的现实。实现一种感情的自封。在现实当中,他既是一个革命的游侠,又是一个长期无奈地徘徊于出世与入世岔道口的“花和尚”。这种矛盾的心境和对待革命与现实生活的独特方式宣告了他竭尽一生的不懈努力和全部热情也无法找到真正的生命归宿和美好的精神家园。同时也注定其悲剧的终极命运。因此苏曼殊的悲剧有着多重性和悖反性,是时代的悲剧(即道德和意识革命的悲剧),是宗教的悲剧,也是个人性格的悲剧。
追逐着他的行踪和文字,他是在躲避世人的同时渴望世人的肯定,却又总是冷漠地闪躲一边,持续着走在他自已认定的幽径,漠然却又无限期盼地回望着红尘繁华。诚如李欧梵所言:“苏曼殊通过他的作风和艺术,不仅体现了旧时代的中国文学传统和西方的新鲜的鼓舞人心的浪漫主义的巧妙融合,而且体现了他那个过渡时代整个情绪的无精打采,动荡不安和张皇失措。”他如宝玉一样,也是这个古国末世悲凉之雾的呼吸领悟者。苏曼殊的价值在于,他用他浪漫的个性超越了他陈腐的思想,表现了个体生命困于此中发出的绝叫,用第一线微明的曙光,促成中国的苏醒。
参考文献:
[1] 方立天:《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2] 柳亚子:《苏曼殊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3] 马以君:《苏曼殊文集》,花城出版社,1991年。
[4] 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
[5] 梁文宁:《近代诗歌意象与近代文人心态》,《学术论坛》,2002年第3期。
作者简介:杨晓蓉,女,1970—,四川广安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广安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