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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维是对改革较早反思的人之一，至少在《农民与市场》的写作甚至是出版前，学界和社会对改革还没有较为深入的反思，在刚经历改革反思年后的二○○六年读这本书，竟然发现这种反思早就为今天埋下了伏笔。
潘维至少出了三记重拳。
第一拳：主流学者认为，广大农民在实行家庭承包后得到巨大的实惠，乡镇企业的兴起是对人民公社体制的反叛。但是，潘维通过翔实的证据论证，广大农民在家庭承包后作为个体进入市场，首先受到伤害的便是他们自己；乡镇企业的兴起恰恰是对人民公社体制的继承。
家庭承包后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人民公社制度下至少有两个途径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一是进行基本农田建设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这也构成了改革后农业发展的基础；二是发展社队企业，这便是后来乡镇企业的前身。实行家庭承包制后，基本上把前一种办法堵死了，于是，希望只能寄托在第二种方法上。问题在于，在剩余劳动力极多的情况下，发展乡村工业的关键因素是资本；在家庭承包的过程中，很多地方的集体积累也被分了，就不太可能发展起乡镇企业。这一点在潘维关于进入市场的农民的“赢家”和“输家”的分析比较中有令人信服的论证。
市场经济的输家是家庭承包实行得最为彻底的四川平原上的农民，而赢家则是“顽固”坚持社会主义，抵制家庭承包的苏南地区的农民。市场竞争中真正起作用的是实力，而非个体的积极性；小农再怎么有高涨的积极性，也无法抵御残酷的市场竞争。四川的大部分乡村因为将所有的集体时代的积累都分光了，难以得到工业发展的“第一桶金”由此带来小农破产；一些乡镇依靠卖地获得一时风光，但很快地卖完后，就陷入了困境；四川有足够多足够大的富豪，但并没有带来大部分人的富裕。相反，苏南地区的私有化程度不彻底，集体仍然有足够的积累来进入市场竞争，而且就如人民公社时期一样，基层政权介入企业的运作，为其发展保驾护航。市场竞争的成功一方面使得农民成为市场的赢家，另一方面也使基层政权有足够的政治运作空间，从而使得四川平原上的政府“白条”、农民群体事件在苏南不易出现。
潘维说得很实在：家庭承包从某种程度上说意味着中国农民重回小农时代，脆弱的小农得独自面对市场的残酷竞争，小农的破产也不可避免，由此必然带来社会问题；但是，乡镇企业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大规模的社会问题的激化，乡镇企业的成功不是对人民公社制度的反叛，恰恰是对社会主义传统的继承。
第二拳：主流学者认为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乡镇企业陷入了“困境”，并且开出了早就准备好的药方“产权明晰化”——私有化。潘维却指出，判断乡镇企业陷入困境本身就存在问题，实际上，比起那些私有企业，乡镇企业的效益要好得多。而且，在市场竞争的情况下，凭什么不允许一些乡镇企业有困境？在部分乡镇企业垮台的同时有更多的与之竞争的乡镇企业发展，不是市场竞争的自然现象吗？乡镇企业在一夜间突然消失，不是市场竞争的自然结果，而是这些主流学者为了论证其理念的正确性而实施的一刀切的“转制”政策的结果。
乡镇企业曾经被认为是农村改革的意外收获，也是最大收获，以致中国经济三分天下有其一，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做出了巨大贡献，显示出中国农民的巨大创造力。潘维揭示出一个基本事实，乡镇企业的消失不是市场竞争状况下的自然死亡，而是在意识形态干预下的他杀而亡。
第三拳：主流学者认为，基层政权是农村问题的始作俑者，是麻烦制造者，因而必须弱化基层政权，最好是把乡镇政府给撤了。潘维却在论证乡镇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同时论证说，正是因为有基层政权的推动，使得乡镇企业有了发展；而乡镇企业的发展又同时为基层政权的政治运作提供空间，维护了农村社会的稳定。九十年代的农村问题，根本上说不是乡镇政权“恶”的结果，而是在中央政府加上市场竞争的双重压力下造成的：一方面，中央政府要求基层政权完成税收任务，另一方面，市场使小农没有能力来承担这些任务，基层政权实际上是处于双面夹击的境地。何况，基层政权还担负着发展地方经济的责任。
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基层政权已经被学界和社会看成是所有农村问题的罪魁祸首，却少有人认真研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再加上主流学者的“国退民进”的意识形态宣传，使得基层政权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潘维在市场化框架内对基层政权与乡镇企业的研究，客观地揭示出现代化背景下的基层政权在农民与市场、农民与国家关系中所起的不可替代的中介作用。
潘维的这一观点已经为近年来的农村问题所证实。税改和免税所造成的问题远比解决的问题多，农村基层政权已经弱化，没有政治运作的空间，从而使得中央在农村的政策没有载体；更为严重的是，“国退”之后，在“民进”没有基础的情况下，农民进一步离散化，黑恶势力有跟进的可能。
潘维一再重申自己对私有化没有偏见，也不反对私有化，但是，潘维的确是在事实上破了私有化的神话。潘维的研究当然是有立场的：改良主义者不会从“普世”的价值观出发，而是从现实出发，寻求现实的解决方案。
(《农民与市场：中国基层政权与乡镇企业》，商务印书馆二○○三年版，25.00元）
潘维至少出了三记重拳。
第一拳：主流学者认为，广大农民在实行家庭承包后得到巨大的实惠，乡镇企业的兴起是对人民公社体制的反叛。但是，潘维通过翔实的证据论证，广大农民在家庭承包后作为个体进入市场，首先受到伤害的便是他们自己；乡镇企业的兴起恰恰是对人民公社体制的继承。
家庭承包后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人民公社制度下至少有两个途径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一是进行基本农田建设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这也构成了改革后农业发展的基础；二是发展社队企业，这便是后来乡镇企业的前身。实行家庭承包制后，基本上把前一种办法堵死了，于是，希望只能寄托在第二种方法上。问题在于，在剩余劳动力极多的情况下，发展乡村工业的关键因素是资本；在家庭承包的过程中，很多地方的集体积累也被分了，就不太可能发展起乡镇企业。这一点在潘维关于进入市场的农民的“赢家”和“输家”的分析比较中有令人信服的论证。
市场经济的输家是家庭承包实行得最为彻底的四川平原上的农民，而赢家则是“顽固”坚持社会主义，抵制家庭承包的苏南地区的农民。市场竞争中真正起作用的是实力，而非个体的积极性；小农再怎么有高涨的积极性，也无法抵御残酷的市场竞争。四川的大部分乡村因为将所有的集体时代的积累都分光了，难以得到工业发展的“第一桶金”由此带来小农破产；一些乡镇依靠卖地获得一时风光，但很快地卖完后，就陷入了困境；四川有足够多足够大的富豪，但并没有带来大部分人的富裕。相反，苏南地区的私有化程度不彻底，集体仍然有足够的积累来进入市场竞争，而且就如人民公社时期一样，基层政权介入企业的运作，为其发展保驾护航。市场竞争的成功一方面使得农民成为市场的赢家，另一方面也使基层政权有足够的政治运作空间，从而使得四川平原上的政府“白条”、农民群体事件在苏南不易出现。
潘维说得很实在：家庭承包从某种程度上说意味着中国农民重回小农时代，脆弱的小农得独自面对市场的残酷竞争，小农的破产也不可避免，由此必然带来社会问题；但是，乡镇企业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大规模的社会问题的激化，乡镇企业的成功不是对人民公社制度的反叛，恰恰是对社会主义传统的继承。
第二拳：主流学者认为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乡镇企业陷入了“困境”，并且开出了早就准备好的药方“产权明晰化”——私有化。潘维却指出，判断乡镇企业陷入困境本身就存在问题，实际上，比起那些私有企业，乡镇企业的效益要好得多。而且，在市场竞争的情况下，凭什么不允许一些乡镇企业有困境？在部分乡镇企业垮台的同时有更多的与之竞争的乡镇企业发展，不是市场竞争的自然现象吗？乡镇企业在一夜间突然消失，不是市场竞争的自然结果，而是这些主流学者为了论证其理念的正确性而实施的一刀切的“转制”政策的结果。
乡镇企业曾经被认为是农村改革的意外收获，也是最大收获，以致中国经济三分天下有其一，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做出了巨大贡献，显示出中国农民的巨大创造力。潘维揭示出一个基本事实，乡镇企业的消失不是市场竞争状况下的自然死亡，而是在意识形态干预下的他杀而亡。
第三拳：主流学者认为，基层政权是农村问题的始作俑者，是麻烦制造者，因而必须弱化基层政权，最好是把乡镇政府给撤了。潘维却在论证乡镇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同时论证说，正是因为有基层政权的推动，使得乡镇企业有了发展；而乡镇企业的发展又同时为基层政权的政治运作提供空间，维护了农村社会的稳定。九十年代的农村问题，根本上说不是乡镇政权“恶”的结果，而是在中央政府加上市场竞争的双重压力下造成的：一方面，中央政府要求基层政权完成税收任务，另一方面，市场使小农没有能力来承担这些任务，基层政权实际上是处于双面夹击的境地。何况，基层政权还担负着发展地方经济的责任。
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基层政权已经被学界和社会看成是所有农村问题的罪魁祸首，却少有人认真研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再加上主流学者的“国退民进”的意识形态宣传，使得基层政权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潘维在市场化框架内对基层政权与乡镇企业的研究，客观地揭示出现代化背景下的基层政权在农民与市场、农民与国家关系中所起的不可替代的中介作用。
潘维的这一观点已经为近年来的农村问题所证实。税改和免税所造成的问题远比解决的问题多，农村基层政权已经弱化，没有政治运作的空间，从而使得中央在农村的政策没有载体；更为严重的是，“国退”之后，在“民进”没有基础的情况下，农民进一步离散化，黑恶势力有跟进的可能。
潘维一再重申自己对私有化没有偏见，也不反对私有化，但是，潘维的确是在事实上破了私有化的神话。潘维的研究当然是有立场的：改良主义者不会从“普世”的价值观出发，而是从现实出发，寻求现实的解决方案。
(《农民与市场：中国基层政权与乡镇企业》，商务印书馆二○○三年版，2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