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太原市河西区人武部任政工科干事。由于我的写作爱好，我将业余抢救山西地方文史资料当作重要的事情来做。
　　以开国元勋、革命老帅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事迹，是新时期初期各大报刊媒体的热门题材。山西，作为红色革命老区，自抗日战争以来，很多老革命家在此涉足和居留，从事过革命活动，这方面有丰富的人文资源和独特优势，前景看好。然而，涉及到中央领导人史实的文章，又是一个十分严肃的事情，来不得半点虚假和编造。要在这个史海领域做出成绩来，寻找有关“三老” （老革命、老干部、老党员）当事人、知情人便成了首要的前提，也一度成为我在业余时间加班干的一项任务。
　　一
　　说起来，我遇到的第一个老干部，有很大的偶然性。那一天，我路过太原桥东街一个小巷口，看见站着一位老人，他身穿黑色的中山装，是出来散步的。他是不是老革命呢？我多了一个心眼，于是我上前打招呼问他有多大年纪？是不是党员？何年参加革命的等问题。没想到我歪打正着，他是一位资深的老红军。听说我想采访他，老人热情地把我迎到家里，接受了我的偶遇采访。经询问得知，这个老人叫魏高德，是山西30年代的一位老党员，老地下工作者。他向我介绍了参加革命的经历。具体情节我忘了，但有一个细节我记住了。他是由山西地下党组织介绍到广州参加革命工作的，当时组织上为他规定了接头暗号，还开了介绍信，他将信折叠后缝在鞋帮里。对魏老的采访来去匆匆，后来虽未写成稿件发表，但也使我从这位亲历革命的老人身上，了解了革命历史，包括地下党是怎样联络，开展革命工作的情况，也坚定了我为抢救革命文史资料与“三老”打交道的信心。
　　一次，听我们武装部的徐部长无意之中提到，太原工人文化宫（南宫）党委书记杨林，曾给毛泽东当过卫士。言者无意，听者有心。我感到这是一个重要文史线索，周日我就去南宫找到了这个杨林。
　　当时，杨林有50岁上下，经交谈了解，他在“文革”中受到冲击，一次造反派抄家，抄走了他十几个日记本。他后来多次向组织申诉时强调，那本子里有很多涉及到党和国家的机密，必须全部追回。日记本后来大部分追回，但有两本还是流失了。就在他的一个平房陋室里，他向我回忆了毛泽东关心警卫战士，指导他们做好警卫工作的事迹。鉴于这段历史有一定的保密性，当时不便公开报道，我也就未写稿子。但他又讲了周恩来关心党外民主人士的一件事。有一年冬天，根据周恩来的安排，警卫战士为原北平起义将领、水电部长傅作义家运送煤炭，但与他相邻的另外一个统战人士因煤炭没有及时送到，挨了冻，于是便去找周总理诉苦，意思说同样是统战干部，为何却两样待遇。周总理对这件事非常重视，后来批评了警卫战士没有把这件事做好。他说：“统战人士是我党的老朋友，你们送煤炭为什么要采取先送一家再送一家的办法，而不能采取先给各家匀送一点，然后二次、三次再匀送一点，直到送够呢？”周总理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过细工作作风，令人钦佩。后来，我将这个例子，写进纪念周总理的另一篇稿件之中。
　　太原化工厂人民武装部长曹复兴，曾在延安时期给毛主席当过卫士，我也曾采访过这位老人。他对我说，60年代，山西人民广播电台曾对他进行过专访，录过4个多小时的音。“文革”中，老人却被说成是“假卫士”，瞎吹牛，抄家时又抄走了大批珍贵图书，至今未能追回。对于毛主席，他是很崇敬的，他给我讲述了1943年春节，毛主席起大早给延安人民群众拜年的故事。后来我将这个动人的故事写成题为《毛主席拜年》的稿件，刊载于一些报刊上。
　　听说太原市起凤街上居住着不少离休老干部。一次，我找到一名在延安根据地的老干部，他向我讲述了周恩来在延安时期的一件事。当时， 我党的机要通信员每天要负责给我党的领导人送递机要的信件，每天往返路途少则十五六里，多则几十里。那时延安马匹少，机要文件主要靠双腿徒步送递。后来，周恩来了解到这种情况，感到机要员每天徒步送信，辛苦不说，有时送递速度慢，还容易误事。于是便将这件事记在心里。后来，他在去北平军调处工作期间，通过有关方面购买了两辆自行车运回延安，供机要通信员送递机要文件之用。我听了这件事后很感动，事情虽小，但细微之处见精神。后来，我也把这件事写进纪念周总理的稿件中。给我讲述这件事的那名老干部是个食道癌患者，他平时说话、吃饭都很困难，但能不顾病痛折磨，为我抢救文史资料提供帮助，也使我不忍心继续多打搅他。以后，我再没跟他联系过，不知他的后况。
　　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我党、我军重要领导人彭德怀元帅平反和恢复名誉，这在当时几乎成了媒体宣传报道的热点，一些老同志的回忆文章连篇累牍。我想，只要能写出这方面的史料文章，中稿率肯定会高。于是，我一度把寻访彭德怀老部下、知情者这类老革命作为重点目标。有几个星期日，我总是骑一辆自行车在街头转，几乎是逢院就打听，见人就问，然而效果却不理想。后来，我改变了这种漫无边际的游览方式，从武装部托人开出介绍信，来到太原市民政局，在有关工作人员的协助下，我一一翻阅了全市200多名老红军、老八路干部的履历表，将在八路军总部工作过，或可能提供有价值线索的人员姓名、住址一一摘记出来。后来的实践证明，这样做避免了寻访的盲目性，找到了不少有价值的线索。曹鸿武老人就是其中之一。
　　曹鸿武是上世纪80年代太原市药检所所长，曾在山西兴县蔡家涯任晋绥军区机关药品检验员，耳闻目睹过贺龙司令员关怀边区卫生事业的很多事迹，抗美援朝时期，他又任过志愿军总部侦察大队的队长，奉命到敌后侦察18天，是立过国际战功的功臣。仅仅因与两位老帅有一般工作关系，老曹在“文革”中竟被加上“贺龙的黑爪牙，彭德怀的黑干将”等罪名，饱受迫害和冲击。三中全会后才落实政策，分配了工作。当初，我去找他时，他还心有余悸，不愿多谈过去的事情。
　　经我“三顾茅庐”，再三开导，老人终于被我求真、求实、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的精神所感动，倾心畅谈，向我讲述了当年晋绥边区的往事。根据曹鸿武同志口述，我整理的《医疗战线上的好顾问──忆贺龙同志在晋绥边区二三事》一文在《健康报》上发表。此外，在曹老的协助下，我还写出贺老总在晋绥边区的两个小故事，也在相关报纸上发表。《吕梁地方志简讯》上，不仅全文发表了我的文章，还加了按语，表扬我为吕梁地方志编写工作带了个好头。 　　我的父亲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他的家乡——山西省武乡县，曾是抗战时期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有关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事迹的一些线索，就是他提供的。一次，父亲告诉我，他有一个曾在省军区工作过的老战友，当年在八路军总部工作过，也许能了解一些关于彭老总的事迹，让我去找找看。
　　于是我就找到了当时太原市园林局副局长韩彬。当我找到这位老伯后，他侃侃而谈，讲述了不少当年耳闻目睹的彭老总的一些小故事，既生动又有趣，反映了彭老总为人表率、严于律己的优良品格和作风。后来，我将彭老总的这些小故事写进有关稿件中，被多家报刊发表。然而我更感兴趣的，是他提到解放后，他担任太原市国防体育协会办公室副主任期间，与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元帅工作中交往的一些事迹。于是，我先后两次与他交谈，写出了3000字的《军体工作的好后盾——忆贺龙元帅对太原市军体工作的关怀》一文，送到山西省人民广播电台后，电台方面很重视，不仅编了稿件，还专门把我和韩老找去录音，后向全省播发。以后，此稿件又被多家媒体刊用。据我父亲在世时说，韩伯的一生是很坎坷的，他曾与其父一道参加红军，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后一度开小差脱队，因而当他后来重新归队时，军龄只能按抗日战争的年月算起。1954年，他转业任太原市国防体协办公室副主任，在贺龙元帅关怀下，工作上搞得很有起色，在北京开会时受到贺龙元帅的表扬。但在1958年，因家庭矛盾酿出一桩冤案，深陷牢狱数年。其间，与一历史反革命分子关押在一起，那坏分子煽动他反对共产党，当即受到韩伯的痛斥，说我至死和你们都不是一路人。后虽释放出狱，但冤案并未平反，直到三中全会后经多次上访，在胡耀邦同志的关怀下，问题才得到解决。韩老能为我抢救革命文史资料敞开心扉，十分健谈，也是政治大气候所许。韩伯于1996年病逝，当时，我还前往他家中祭拜和送行。
　　关于彭德怀元帅，在革命战争年代功勋卓著，但解放后在庐山会议上因对大跃进的恶果直谏犯上，被打成“反党集团”头目，从此在政坛上销声匿迹，直到三中全会上才被平反昭雪，成为举国关注的一个历经坎坷的老革命家。
　　父亲在一次闲谈中，提到彭德怀元帅解放后曾经来山西省军区视察过，当即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可细一询问，父亲对这个事情并不了解详情，而我却不到黄河不死心，总想试试看这个题材。抱着宁可碰了也不要误了的念想，我先来到省军区档案馆，一位干部告诉我，有关彭总来山西的史料全在“文革”中毁失了，未留下只言片语。后来，我又找到了父亲提供的第一个知情人，当时在省军区负责彭总保卫工作的干部，已转业北城区（今杏花岭区）工作的张玉之同志。老张热情地接待了我，积极回忆当时的情况，可惜时过境迁，细节上他也记不清了。不过，他又向我提供了本市的几个知情人。我通过找这些知情人，不断扩大了采访线索。在众多的知情人中，已故的离休干部张芷同志对彭总接触较多，对我帮助最大。1943年他曾参与护送彭总等一行回延安， 1957年彭总视察山西时， 又亲自参加了接待和保卫工作，对有关事情的经过乃至细节仍记忆犹新。当我最初见到张老时，他正因病在解放军二六四医院住院治疗，听到我的来意，不顾心脏病情不宜激动和多说话的禁忌，热情地对我回忆和讲述了他与彭总交往的一切事迹。
　　由于他的支持，我很快就写出纪实文章《彭总重游山西拾零》。稿件最早在山西省广播电台1980年八一建军节全文播发。当时我特意录了音并去给张老播放，他非常高兴。次年，《并州文化》杂志第二期、北京《新时期》第五期等刊物都从不同的角度摘编刊载。彭总重游山西那清正廉洁、朴实亲切、不谋特权的感人形象，通过清香的墨迹，留在了千千万万读者的心田。据说，当时彭总的遗孀蒲安修同志看到这篇文章后，才知道彭总一向很看重的红小鬼张芷同志（建国后曾一度拟将其商调至总参作战部任副部长，后因省军区不放人才作罢）还健在， 专程来太原找到了多年杳无音讯的张芷，两人相见，悲喜交加。当提起“文革”中早逝的彭总，泣不成声。这已经是后话。以后，省内外不少刊物刊载了这篇文章，成为媒体登载最多的一篇稿件。
　　我还采访了一个老红军离休干部杜忠文。他曾在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元帅手下当过手枪队长。枪打得很准，说百步穿杨都不足以形容他的枪法。据说，他要打你左眼，绝打不到右眼上。我去找老人时，老人正面临三中全会后所在单位一些干部政策待遇落实不够好，影响了老人的情绪和谈兴。但他还是断断续续给我谈了一些情况，尤其是在四川甘孜奉贺龙总指挥之命，营救被张国焘软禁的朱德总司令，更是惊心动魄的一段传奇故事。因此事我仅采访过一次，在细节上未能进一步采访核实，加上也不是我采写重点，因而，我将此题材写了一个短篇小说《贺老总与飞枪手》，后投寄未发表。杜忠文老人于上世纪90年代去世。
　　三
　　在一些重大纪念日前夕，如八一、国庆等，我也常为一些专题采访或接受报刊临时性的约稿任务，采访老同志。这方面，主要有以下两件事。
　　1995年8月，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我从电视上看到了省电视台记者对抗战时期李向阳式的武工队长、省军区第六休干所王立岗老人的采访。银屏上，王老讲得慷慨激昂，其中有一句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在抗战最艰苦的1942年，我们武工队在山西榆太路西敌后坚持地下斗争和武装斗争，十分艰苦，当时分区司令员命令，要坚持敌区斗争，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要坚持！”
　　我被这个命令深深地震撼了，也为武工队誓与敌人战斗到底的英雄气概所感动，当即决定，要尽快采访王立岗老人，抢救这个抗战时期晋中武工队的“活档案”。我还特别关注电视报道中的一个物件——王老撰写的一个打印的抗战回忆录材料《我在抗战期间的点滴回忆》，如这一材料公开发表过便罢，如没有发表过，那我可帮助老人详细整理一下，争取公开发表，这才是最好的保存史志文献的办法。因王老与我父亲认识，对我的到访，使他很有一种久违的亲切感，不仅热情接待了我，还送给我一份他写的抗战回忆录。他还说，回忆录没有公开发表过，并答应协助我充实修改这份回忆录文稿， 争取早日发表。后来，我几次对王老进行采访，并根据老人提供的线索，采访了当年武工队时他的老战友、尚健在的崔群禄老人，对回忆录中的一些事例进行充实和重新整理，撰写出近9万字的回忆文章《战斗在晋中平川——抗战回忆录》，在1997年第1、2期《山西文史资料》上连载，成为当时文史上很有影响的一篇文章，读者反响强烈。其间，我还对回忆录中记载的太行敌后交通队写了专题史料文章，在省内外一些文史刊物上登载。王老的这篇回忆录文章先后在《清徐报》、《太原晚报》上连载，一些史料还收编入我撰写出版的《太原抗日风云录》一书中。 　　1996年，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我接受了《山西老年》杂志的约稿任务。为完成这一任务，需要采访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干部。为此，我深入到山西省军区建立最早、老红军最多的休干所——太原市坞城路省军区第一休干所，一一走访了老红军李明如的老伴和汪世平、胡保昌、叶志广等老红军离休干部，相继撰写出一系列反映红军长征的口述资料和小故事，刊载于《山西老年》杂志上。后来还整理出2万多字的《红军长征传奇》一文，在《生活晨报》上连载。
　　四
　　太原解放接管的历史，是山西省会城市的划时代的诗篇。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我即对此题材予以关注。当然，也没想到后来在世纪之交能撰写和出版了一本专题书。当时只是觉得从太原解放以来，尤其是纪念解放30周年、40周年期间，有关报纸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不少，但解放方面发表得文章多，接管方面文章很少，几乎成为地方文史的空白，亟待发掘。
　　于是，我更注重寻访和了解这方面情况的“三老”，如相继采访了参与过解放和警备太原的当年华北独六旅十六团的团长、省军区副军职离休干部刘凤皋。刘老与我父亲同住省军区第四休干所，是父亲带我去他家的。刘老带病接受了我的采访。后来，父亲还带我采访了当年独六旅十七团副团长、太原内蒙古军区休干所副军职离休干部董儒强，以及在太原解放后曾参加过镇反、枪毙战犯戴炳南的时任连长的老干部孙维汉，参加过太原警备工作的教导员、长治市军分区师职离休干部史贵春等老干部，撰写出《太原解放初期的斗争》一文，刊于省市相关的刊物上。有关资料后来还收编入我撰写出版的《太原解放接管纪实》一书中。
　　“三老”有个特点，他们离休后，由往日的工作节奏转入休闲状态，组织上来找他们的少了，原单位同事来串门的也少了，世态炎凉，不少人有明显的失落感和寂寞感，门庭冷落、精神空荡，甚至满腹牢骚，一肚子话不知向何人说起！对于我，挖掘文史资料的采访，很多老人述说过去，使他们好像又回到了当年，感到自己没有被社会所遗忘，感到自身还有价值，能为党的文史工作贡献余热而荣幸。因此，不少老人很高兴接待我，很乐意配合我的采访工作，并提供珍藏实物和文字资料。
　　采访老同志，挖掘珍贵文史资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在社会实际中学习历史、接受教育、净化灵魂的过程。我与“三老”交朋友，不少还结为忘年之交，也是一种人际交往的乐趣，精神上的收获也是多方面的，是无价的情谊，无价的精神财富。“三老”所提供的口述和文字资料，内容鲜活，具体而生动，是党史、文史的有力补充，有些还填补了史料、史志的空白，成为党史和地方历史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