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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约莫9岁的年纪，因为叫了我弟弟一声脏话而挨了耳光。其实我根本不知道这词原本的含义。我在那个耳光过后明白了两点：第一，不同的字眼在感情程度上是有差异的;第二，某些感情程度强烈的字眼，要谨慎使用。当然，我终究没能改掉说脏话的毛病，反倒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发现学界竟不乏致力于研究脏话的前辈，“脏话有效用”论也并非我独创，我松了一口气！真正令我认识到脏话的内涵不止于谈笑或污蔑他人的，是参与主持一项神经科学实验。就是在那之后，我全力转向了对骂脏话现象的探询：人为什么骂，怎么骂，以及骂脏话揭示了人的哪些本质。
但是首先我们要弄清楚，什么是脏话，是什么把脏话跟其他词语区别开来——脏话之“脏”，触动的是视听，还是骂者的心弦？是不是所有语言都有脏话？为什么小孩子骂起人来屡教不改？如今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认知能有所进益，从维多利亚时代的外科医师，到现代的神经科学家，都有贡献。只不过碍于脏话的负面形象，这些知识迟迟不得进入主流社会，只能在学术阅览室里积灰。
在工作中骂脏话来拉近与同事的距离，我绝对不是个例。相反，从研究来看，脏话确实具有加强同事之间联系紐带的功效：在某些行业，同事之间互用脏字、粗口的团队往往比不用或少用脏字、粗口的团队工作更高效、关系更紧密、业绩更显著。再进一步说，骂脏话在减轻自身工作压力甚至身体痛感上的效用，胜于任何所谓“团队建设”的活动。
什么是脏话？
历史上的脏话往往是以发誓或诅咒的形式出现的。在当时的人看来，这一类词语中蕴含有某种灵验的效力：恶语既出，可以呼风唤雨，变天降灾。
现如今我们说脏话，其实打心底里并不相信它有实际的法力。就比如骂某人的时候，大概私下里是不会想着让此话一语成谶的吧！虽说天打雷劈、七十二变的神力不存于人间，然而每当脏话出口，我们依然盼望着它能幻化为一道无形的剑气去挫伤对方的锐气。也就是说，恶语也好，咒骂也罢，仍在源源不断地从迷信和禁忌中汲取能量。
本杰明·K.伯根则在他的著作《What the F》中指出：对比全世界7000余种语言中的咒骂习语，不论在类型、用法还是使用频率上都存在广泛的差异性。例如，俄语的词形变化繁复，往往能将个别脏字演绎得“出神入化”——而溯其根本，几乎无不与对方母亲的私德息息相关;又比如，由于日本文化总体缺少“排泄物禁忌”，在日语中不但鲜见与“放屁”“狗屎”对应的脏话字眼，诸如“微笑便便”一类的表情文字还能轻松走红。这并不代表在日本就可以畅所欲言了——就拿“神经病”或“智障”一词，属于情节严重的屏蔽词。又如“见鬼去吧！”也必须在广播节目中加以消音。日语与其他语言不约而同，要把涉及女性隐私部位的词以及它所代表的形象一并封杀。
文化以语言为载体。文化存异，则必导致脏话的式样不同。大多数语言都可归为前3种（宗教类、性交类或排泄物类）之一。以我个人调查的经验而言，似乎世间鲜少有以最后一类——污蔑歧视类——作为脏话语汇之主体的例子，也有个别语言将动物名称归为禁忌的。比方说在德国，将人叫作“蠢牛”会被罚款300至600欧元;叫“昏猪”的话，则罚2500欧元。荷兰语则习惯将疾病划入“不可说”之列——光凭指着警察先生的鼻子咒人家患癌不治，就能被判入狱两年。
是否能从词语的表征中得出脏话的某种共性呢？伯根从常用的美式俚语研究开来，发现英语中简明扼要的脏话语式并不适用于法语以及西班牙语。从听觉感官上看来，脏话似乎也不具备恒常的特性。在一国最平常不过的字眼，往往到了另外一国就在不经意间大大地犯了禁忌。
不论字词长短，字形状貌，还是读音特征，都不足以作为我们判别、定义脏话的凭据了。于是有些语言学家另辟蹊径，企图在“局部大脑活动与脏话的关联”一题上大做文章。《话语，一种有关思想的东西》一书作者史蒂文·平克从语言学和心理学的角度作出这样的判断：脏话并非“真实意义上的”语言——负责“高层级思维”的大脑皮层是不生产脏话的。脏话真正的诞生地，是皮质下层负责支配行动、情绪以及其他肢体行为的结构。直白地说，人类的脏话行为，应该更近似于原始动物的叫喊，而非正常语言。
鉴于有关方面新近的科研进展，我必须对这样的观点提出质疑。脏话与肢体行动同出一脉，确实不假，但是依照平克先生的定义法，似乎脏话行为理应被斥为原始蒙昧的残余，活该要被进步的人类所摈弃。放眼望去，在当前的学术研究领域大量的结论认为：脏话与我们的个体息息相关，与社会共同生息，实为人类鲜活的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脏话的内涵远不止于野性的嚎叫——它们传达的是复杂的信息、社群性的语言，承载的是个人的情感、集体的文化。
何人、何故骂脏话？
我得坦白地说，碰到对我口味的脏话，效果一定屡试不爽。我一开骂，大家都能被我逗乐，也说明在场的都是铁哥们儿。抑或是身上什么地方疼得紧了，心烦意乱得很，这时用下流的幽默为自己打打气，同样也告诫别人不要惹我动武。我20岁出头刚搬到法国的时候，有一天夜里被流氓堵截在回家路上，眼见一只手要伸进我裙子底下去。我张口要骂退他——那阵子我压根还没研习过法语的脏话，结果出口竟然出奇地老练。最后我能吓走街头流氓，其实全凭短短几个星期法国电视节目的耳濡目染。
虽说总有个别人坚称自己口不沾污，但如果真要逼到紧要关头，几乎每个人都能爆发出脏话的潜能。根据我们目前的认识，女性骂脏话不如男性频繁，这倒确有其事，不过两性在此处的差距正逐年递减。我们还了解到，网络上的左倾民众比右倾者更爱骂脏话;以及，骂脏话的多少并不能反映一个人的词汇水平。
跨洋脏话研究案例
脏话研究的结果多出自北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地——虽说语言相通，但是各地的骂人习俗却大相径庭。
纵观英语世界，大抵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爱尔兰可算关系密切。这些地区颇以诙谐和调侃权势的打诨为自豪，脏话的传统十分悠久。美国和加拿大则不一样。在那里有相当一部分阶层是极度忌讳脏话的，对言语上稍微多一点荤腥都难以忍受。
维多利亚时代崇尚贞洁而正直的女性，其实这样的时尚在20世纪的英语世界依旧存在。丘吉尔曾经自述用餐期间被一位美国的上流贵妇人教训，只因为在上鸡肉时他要胸脯的部分。他引用那贵妇人的话道：“在我们这里，应当问要吃白肉还是红肉。”事后丘吉尔献了一朵兰花以表失礼，但还是忍不住附上了一张个人风范十足的字条：“要是您把这花别在您的白肉前，我将不胜荣幸。”
我举这个例子，不是说英国就未曾在脏话上束手束脚过了，只是英美文化的分野注定了大洋两岸的脏词常常无法对应。一个英国人如果说“can I bum a fag”（fag在英式俚语中是“烟蒂”的意思，而在美国则解释为对男同性恋的恶意称呼），无非是想摁灭手上的一根香烟……
为脏话正名
人人都看到脏话的不登大雅之堂，却不晓得它还有可取之处——只要骂得恰当，粗俗的语言也能演绎出风趣、滑稽、放荡、侮辱等不同的意味;不论亲口说还是听到他人骂脏话，都关联到我们自身一系列奇妙的体脑反应;言语上的不检点，能帮助我们应对疼痛、减缓压力，在某些领域能促进同事间的关系，甚至有助于语言的学习;除人类之外，其他的猿、猴之属同样具有各自独特的骂脏话行为，而且这些“非人类”脏话的作用还挺大的——据此我们可以推测：脏话属于最早的语言形式之一。
经常听到有人说：真正的大人物和智者不说脏话，说脏话的人不是词汇贫乏，就是缺乏文化修养。我可以很确定地告诉您：脏话不光能骂出大智慧、大气场，有时在一些特定的社交和情绪活动中也缺它不可。
科学研究的结论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更加仔细地倾听脏话，因为“败絮”之中往往暗藏玄机。
（摘自中信出版集团《我们为什么会说脏话》 ）
我发现学界竟不乏致力于研究脏话的前辈，“脏话有效用”论也并非我独创，我松了一口气！真正令我认识到脏话的内涵不止于谈笑或污蔑他人的，是参与主持一项神经科学实验。就是在那之后，我全力转向了对骂脏话现象的探询：人为什么骂，怎么骂，以及骂脏话揭示了人的哪些本质。
但是首先我们要弄清楚，什么是脏话，是什么把脏话跟其他词语区别开来——脏话之“脏”，触动的是视听，还是骂者的心弦？是不是所有语言都有脏话？为什么小孩子骂起人来屡教不改？如今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认知能有所进益，从维多利亚时代的外科医师，到现代的神经科学家，都有贡献。只不过碍于脏话的负面形象，这些知识迟迟不得进入主流社会，只能在学术阅览室里积灰。
在工作中骂脏话来拉近与同事的距离，我绝对不是个例。相反，从研究来看，脏话确实具有加强同事之间联系紐带的功效：在某些行业，同事之间互用脏字、粗口的团队往往比不用或少用脏字、粗口的团队工作更高效、关系更紧密、业绩更显著。再进一步说，骂脏话在减轻自身工作压力甚至身体痛感上的效用，胜于任何所谓“团队建设”的活动。
什么是脏话？
历史上的脏话往往是以发誓或诅咒的形式出现的。在当时的人看来，这一类词语中蕴含有某种灵验的效力：恶语既出，可以呼风唤雨，变天降灾。
现如今我们说脏话，其实打心底里并不相信它有实际的法力。就比如骂某人的时候，大概私下里是不会想着让此话一语成谶的吧！虽说天打雷劈、七十二变的神力不存于人间，然而每当脏话出口，我们依然盼望着它能幻化为一道无形的剑气去挫伤对方的锐气。也就是说，恶语也好，咒骂也罢，仍在源源不断地从迷信和禁忌中汲取能量。
本杰明·K.伯根则在他的著作《What the F》中指出：对比全世界7000余种语言中的咒骂习语，不论在类型、用法还是使用频率上都存在广泛的差异性。例如，俄语的词形变化繁复，往往能将个别脏字演绎得“出神入化”——而溯其根本，几乎无不与对方母亲的私德息息相关;又比如，由于日本文化总体缺少“排泄物禁忌”，在日语中不但鲜见与“放屁”“狗屎”对应的脏话字眼，诸如“微笑便便”一类的表情文字还能轻松走红。这并不代表在日本就可以畅所欲言了——就拿“神经病”或“智障”一词，属于情节严重的屏蔽词。又如“见鬼去吧！”也必须在广播节目中加以消音。日语与其他语言不约而同，要把涉及女性隐私部位的词以及它所代表的形象一并封杀。
文化以语言为载体。文化存异，则必导致脏话的式样不同。大多数语言都可归为前3种（宗教类、性交类或排泄物类）之一。以我个人调查的经验而言，似乎世间鲜少有以最后一类——污蔑歧视类——作为脏话语汇之主体的例子，也有个别语言将动物名称归为禁忌的。比方说在德国，将人叫作“蠢牛”会被罚款300至600欧元;叫“昏猪”的话，则罚2500欧元。荷兰语则习惯将疾病划入“不可说”之列——光凭指着警察先生的鼻子咒人家患癌不治，就能被判入狱两年。
是否能从词语的表征中得出脏话的某种共性呢？伯根从常用的美式俚语研究开来，发现英语中简明扼要的脏话语式并不适用于法语以及西班牙语。从听觉感官上看来，脏话似乎也不具备恒常的特性。在一国最平常不过的字眼，往往到了另外一国就在不经意间大大地犯了禁忌。
不论字词长短，字形状貌，还是读音特征，都不足以作为我们判别、定义脏话的凭据了。于是有些语言学家另辟蹊径，企图在“局部大脑活动与脏话的关联”一题上大做文章。《话语，一种有关思想的东西》一书作者史蒂文·平克从语言学和心理学的角度作出这样的判断：脏话并非“真实意义上的”语言——负责“高层级思维”的大脑皮层是不生产脏话的。脏话真正的诞生地，是皮质下层负责支配行动、情绪以及其他肢体行为的结构。直白地说，人类的脏话行为，应该更近似于原始动物的叫喊，而非正常语言。
鉴于有关方面新近的科研进展，我必须对这样的观点提出质疑。脏话与肢体行动同出一脉，确实不假，但是依照平克先生的定义法，似乎脏话行为理应被斥为原始蒙昧的残余，活该要被进步的人类所摈弃。放眼望去，在当前的学术研究领域大量的结论认为：脏话与我们的个体息息相关，与社会共同生息，实为人类鲜活的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脏话的内涵远不止于野性的嚎叫——它们传达的是复杂的信息、社群性的语言，承载的是个人的情感、集体的文化。
何人、何故骂脏话？
我得坦白地说，碰到对我口味的脏话，效果一定屡试不爽。我一开骂，大家都能被我逗乐，也说明在场的都是铁哥们儿。抑或是身上什么地方疼得紧了，心烦意乱得很，这时用下流的幽默为自己打打气，同样也告诫别人不要惹我动武。我20岁出头刚搬到法国的时候，有一天夜里被流氓堵截在回家路上，眼见一只手要伸进我裙子底下去。我张口要骂退他——那阵子我压根还没研习过法语的脏话，结果出口竟然出奇地老练。最后我能吓走街头流氓，其实全凭短短几个星期法国电视节目的耳濡目染。
虽说总有个别人坚称自己口不沾污，但如果真要逼到紧要关头，几乎每个人都能爆发出脏话的潜能。根据我们目前的认识，女性骂脏话不如男性频繁，这倒确有其事，不过两性在此处的差距正逐年递减。我们还了解到，网络上的左倾民众比右倾者更爱骂脏话;以及，骂脏话的多少并不能反映一个人的词汇水平。
跨洋脏话研究案例
脏话研究的结果多出自北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地——虽说语言相通，但是各地的骂人习俗却大相径庭。
纵观英语世界，大抵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爱尔兰可算关系密切。这些地区颇以诙谐和调侃权势的打诨为自豪，脏话的传统十分悠久。美国和加拿大则不一样。在那里有相当一部分阶层是极度忌讳脏话的，对言语上稍微多一点荤腥都难以忍受。
维多利亚时代崇尚贞洁而正直的女性，其实这样的时尚在20世纪的英语世界依旧存在。丘吉尔曾经自述用餐期间被一位美国的上流贵妇人教训，只因为在上鸡肉时他要胸脯的部分。他引用那贵妇人的话道：“在我们这里，应当问要吃白肉还是红肉。”事后丘吉尔献了一朵兰花以表失礼，但还是忍不住附上了一张个人风范十足的字条：“要是您把这花别在您的白肉前，我将不胜荣幸。”
我举这个例子，不是说英国就未曾在脏话上束手束脚过了，只是英美文化的分野注定了大洋两岸的脏词常常无法对应。一个英国人如果说“can I bum a fag”（fag在英式俚语中是“烟蒂”的意思，而在美国则解释为对男同性恋的恶意称呼），无非是想摁灭手上的一根香烟……
为脏话正名
人人都看到脏话的不登大雅之堂，却不晓得它还有可取之处——只要骂得恰当，粗俗的语言也能演绎出风趣、滑稽、放荡、侮辱等不同的意味;不论亲口说还是听到他人骂脏话，都关联到我们自身一系列奇妙的体脑反应;言语上的不检点，能帮助我们应对疼痛、减缓压力，在某些领域能促进同事间的关系，甚至有助于语言的学习;除人类之外，其他的猿、猴之属同样具有各自独特的骂脏话行为，而且这些“非人类”脏话的作用还挺大的——据此我们可以推测：脏话属于最早的语言形式之一。
经常听到有人说：真正的大人物和智者不说脏话，说脏话的人不是词汇贫乏，就是缺乏文化修养。我可以很确定地告诉您：脏话不光能骂出大智慧、大气场，有时在一些特定的社交和情绪活动中也缺它不可。
科学研究的结论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更加仔细地倾听脏话，因为“败絮”之中往往暗藏玄机。
（摘自中信出版集团《我们为什么会说脏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