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中心环节。面对极大的困难和挑战，国有企业首当其冲，承载着各种压力，付出了很大代价，取得了不小的改革进展，显著增强了实力，调整了结构，增进了效益。国有企业的整体面貌今非昔比。当前，我们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正在步入新的征程。而新的改革将比以往30多年的改革更加艰难，意义更加深远。
　　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公平与效率关系的调整，在此方面，国有企业责无旁贷。无论是在消除垄断、规范收入分配，还是在杜绝商业贿赂、消除腐败，或者在改变政企不分、防止不当利益输送等方面，国有企业都面对着不可回避的改革攻坚战。创造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商事规范的公平的市场经济体系，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国有企业改革的艰巨任务。为此，需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
　　（一）
　　从工业化创造和蓄积物质财富的历史使命来看，我国工业化还远未完成。这不仅表现为物质财富蓄积存量规模与发达工业国还有很大差距，更突出地表现为我国产业的总体综合素质仍然不高。研究表明：我国产业的主体部分仍处于国际竞争力较弱的水平。尤其是化工、材料、机械、电子、精密仪器、交通设备等决定产业技术整体素质的关键基础部门，国际竞争力不强。可以说，我国大多数行业还没有站上世界产业技术制高点。总体上看，我国产品的精致化、尖端化、可靠性、稳定性等技术性能同国际先进水平仍有较大（下转第41页）（上接第5页）差距。产能过剩实际上是产业技术基础不坚实，因而国际竞争力不强、市场渗透力不高的反映。
　　因此，在现阶段，我国最重要最迫切的战略任务之一仍然是继续发展现代产业体系，特别是强健工业筋骨，全面提升产业技术水平和结构档次。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决定了，国有企业是发展现代产业体系的领头羊，因为目前我国许多产业的龙头企业都是国有企业。因此，增强国有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在各主要产业攀登技术制高点，是国有企业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必须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让国有企业更具市场活力、研发实力和创新动力，特别是在关键性的产业技术领域发力突破，为我国产业提升国际竞争力赢得决定性的战役。在一些国有企业占据很大份额的经济领域，例如金融、能源、电力、通信、交通等，更应加快国企改革步伐，以此推动整个行业增强市场活力和提升创新能力。
　　（二）
　　当前，世界地缘政治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将要在更加广阔和复杂的地缘空间中实现“互联互通”。毫无疑问，国有企业将承担重大职能和关键角色，特别是交通、能源、金融、通信、建筑等产业中的国有企业更是开路先锋。中国国有企业正在经受巨大挑战，其体制机制的有效性、战略决策的科学性、国际合作的亲和力、复杂环境的适应力以及抵御风险的应变力，都将面临严峻的考验。
　　这是显著不同于以往30多年的全方位开放形势。国有企业必须准备在极为复杂的地缘条件下，进行艰难的全球化空间开拓。这与以往大国所实施的全球战略根本不同。国有企业走出国门，深度进入异国他乡，国有金融机构参与甚至主导国际金融组织运作，必须进行更深入的体制改革和机制转变。这样的改革已经超越了以往30多年改革开放的意义，不只是体现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而且必须适应高度复杂国际环境下的市场经济深度运作。这就需要进行更全面更深刻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安排，不仅是国有企业自身的体制机制改革，而且要进行相关领域的全面改革。例如，跨国经营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高管人员的人事制度、融资投资的决策程序、海外资产和权益的维护等，都涉及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的深度改革。
　　如果说以往30多年的国企改革主要解决国有企业商业化和市场化问题，目标主要是适应国内市场经济发展；那么，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主要解决国有企业体制机制如何适应国家赋予的新使命的问题，目标不仅是适应国内的发展战略和国家治理，更要适应全球化市场和国家的地缘战略。从来就没有为改革而进行的改革，世界各国的国有企业改革都是为应对重大现实问题而进行的制度变革。因此，当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就意味着国有企业改革已被赋予了更深含义，将更具国家战略取向性，并且将继续担负起改革排头兵的历史重任。总之，国企改革基本方向未变，但战略使命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