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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重农抑商”问题一直以来都是本世纪经济学界、历史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围绕“重农抑商”探讨最多的是其形成的历史原因、演变和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影响。本文通过纪录片《中国商人》重新认识中国古代的“重农抑商”政策，尤其是对中国古代“商”一字的探讨。
关键词：中国商人；重农抑商；商文化
中图分类号：J9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7）06-0120-02
纪录片《中国商人》于2012年首播于央视财经网，该纪录片通过对中国历史上（从先秦到1949）的商人群体与社会背景的的描摹，生动地展示了他们的言行禀性、道德风范、智慧才能。该片不仅讲述了古代商业的繁华，如商业文化的大运河、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古长安商文化；同时，也记录了商人，千百年来备受重农轻商文化传统的压抑，在政治上难以施展修齐治平的理想以及在重农抑商背景之下，创造了温和的儒商文化。
一、“重农抑商”的思考
《中国商人之风雨路长》就描绘到：“在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重农抑商的思想贯穿始终，使得中国的商业发展相对缓慢”。同时，在纪录片的《中国商人之山陕放歌》章节中也描绘到：“食盐开中制度既解决了明王朝北方边镇的军需供给也让山陕的商帮掘到了第一桶金，商人开始大展身手”。通过纪录片的观看，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历史事实，那就是，商业、商人在中国古代并沒有一直处在社会的最底层，传统文化思想中的“工、农、商”也并没有一以贯之，政府对商人、商业的认识和政策总是在不断的变化。对“重农抑商”这一思想，应该需要重新认识和在构建。
其实，“重农抑商”问题一直以来都是本世纪经济学界、历史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围绕“重农抑商”探讨最多的是其形成的历史原因、演变和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影响。近二三十年来，部分学者开始对“重农抑商”进行了再探讨，指出中国古代的经济政策还存在着“重农重商”这一说法。因此，古代经济政策中的“商”究竟是什么意思？
二、《中国商人》对“商”的解读
《中国商人》这部纪录片共20集，可以总结为从两个方面展开了对商的研究，即商业的发展和商人的含义。商人起源于3000年前，他们的主要谋生手段是经营贩运货物，商人除了一般性的商人还主要包括为红顶商人和儒商、官商，如表1《中国商人》对特殊商人的解读。
表1 《中国商人》对特殊商人的解读
红顶商人：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商人捐官；第二种是政府招官。 《中国商人之红顶商人》
如：清军的征战操办粮饷和军火立了大功，在朝廷重臣左宗棠的力荐下，一位叫胡雪岩的商人被赏头品衔翎，三代封典，并赏加黄马褂，允许骑马紫禁城。一时间，当官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的民谣朝野传诵。
儒商：儒商，即为“儒”与“商”的结合体，既有儒者的道德和才智，又有商人的财富与成功，是儒者的楷模，商界的精英。 《中国商人之千年商道》
一手拿论语，一手拿算盘，通过对日本近代工商业之父涩泽荣一成功之道的总结。讲述了儒家学说是对商人的影响。儒学规定了中国人的利益道统和立身处世的方式，不仅构造了中国社会的精神气质也成为构建东方商业文化最为重要的精神内核。
官商：亦官亦商，原义为官员从事商业活动，现在主要指有官方背景的商人。 《中国商人之实业先驱》
讲述盛宣怀这个晚清呼风唤雨的大官商，办大事，做高官，为人生目标，曾统管铁路、电报、航运、邮政四大实业。
同时，在记录片中，我们可以明确的知道，从宏观角度分析，在封建社会的不同时期，对商人、对经商有不同的态度，并不是一直抑制，抑商与重商总是时断时续，与当时的政府财政联系十分紧密，如学者赵克尧把先秦到唐朝的抑商政策作了分析整理，得出了各个阶段的抑商政策：先秦较淡，秦汉较浓，隋代无抑商，唐代中期以前较重，中期以后较轻。从微观角度分析，政府对不同的商人、不同的商业行为，所采取的政策也不相同，例如国家对红顶商人的重视和鼓励，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在许多场合官员和商人是紧密结合在一起，其结合的方式主要有第一、行贿，商人用钱财巴结官吏；第二、官吏进行商业活动，私下经商，身兼二职，既是官员也是商人；第三、买官，商人通过种种手段取得官位；第四、官营，政府经营商业，官府承担着商业机构的职责、和扮演商人的角色；第五、官府与商人协作，相互依靠，共同获取商业利润。同时，在商业属性上也存在区分，对盐铁的专卖，对纺织业放开，以至于从明代开始，私营手工业已经超过了官营手工业，因而重农抑商中的“商”字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不论是商人本身还是商业行为，不应该简单的认为“商”就是商业。
三、学术界对“商”的探讨
史学上对于重农抑商出现的时间范围大致存在四种看法，即商代说（启良）、西周说（蔡一）、战国说（宋超、赵锡元、柳思维等）和汉代说（唐庆增）。目前，学界主要赞同“重农抑商”出现在战国，虽然秦汉之前，商业不是最受重视的，起码也是“农商并进”。但是到了战国时期，秦国的商鞅实行变法提出了“官山海”，秦始皇“尚农除末”，致使商人的地位日渐下降，此后，“重农抑商”成为了古代统治者施行的基本治国之策。目前，关于重农抑商最普遍的理解为：“重农抑商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其主要内容是重视农业、限制工商业。”
1.研究范围
李桂海认为，重农抑商主要表现在：限制皇权贵族对奢侈品的购买和使用，官营手工业以及部分产品的垄断例如盐铁的专卖[1]。宋强刚认为，除了上述的措施之外，抑商还包括对商人增加重税，贬低商人的社会地位[2]。而也有学者认为官营手工业、垄断不能作为抑商的表现，其代表学者如阎守诚，他认为官府对工商业的经营不应该算在政府抑商的政策之中，因为官商也是一种商业行为，只是官商和私商在经营的形式和资金来源上有所区别而已，政府实行官商的动机是因为官商能带来财政收入，官商从一定的程度上与私商竞争，破坏了市场的自主性，从而具有某种程度的抑商，但是官商并没有完全排斥代替私商，官商其实从侧面反映对政府对商业的重视。他认为重农抑商只表现在贬黜商人政治社会地位的一些法令和规则中，如秦始皇的“谪戍”政策和汉武帝的“困辱”政策[3]。 于是围绕重农抑商、重本抑末中的“末业的范围 ”学者们也开始了探讨，高敏通过对历史的详细考察，在《秦汉史论丛第一辑》写道：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时期，重农抑商强调重农必须“禁末”，把抑商解释为禁末。李悝時期的“末”是仅仅指“技巧”，到了商鞅时期，“末”除了禁止对高级奢侈品的买卖外，还把抑制商业和商人纳入了“末”的范围。西汉时期，是重农抑商的高峰，“末”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发展到对正常的工商业活动得严加控制。叶茂则认为，重本抑末的“末”主要是奢侈品的生产和消费以及某些商业投机活动[4]。关玉慧把抑商具体化，认为古代抑商的具体对象是从事巧伪饰器的商人和手工业者。这些人往往欺骗欺压百姓，用无用之货，赚取高额利润，损害国家的利益，自私自利，他们的行为往往违反法例[5]。
2.具体含义
吴刚指出，重农抑商中的抑商，是指抑制商人阶层，主要针对的是从事商业活动的人[6]；闫守诚指出，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大商人属于上层阶级，是统治者中的一员。究其原因，大商人在商业领域赚取利润之后，往往选取购置土地。重农抑商作为政府对商人的打压政策当然会把作为同一阶级内的大商人排除在外，因此，抑商的对象是小商人，所谓的“抑小不抑大”[6]；韩朝华则与闫守诚的观点相反，他认为大商人对土地的兼并，以及与地方割据势力勾结，不仅实则严重危害了国家的经济利益，削弱了中央集权。因此，大商人是重农抑商政策的主要打击对象。或者说，重农抑商指的是重视农业的经济活动，抑制大商人的商业活动[7]；张家炎认为重农抑商的对象主要是私商，而非官商，把官商经济拿出了重农抑商的范畴[8]。
四、总 结
结合《中国商人》和历代以来学术界对“商”含义的探讨。可以得到单纯的认为重农抑商就是“重视农业、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的发展”并不准确，同时，我们也不能因为史书上的相关“恤商”现象和对商利的追求而否定中国古代传统“重农抑商”政策的存在。不可否认的是，史书上既记载了“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等抑商政策，也有“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驰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杰诸侯强族于京师”等重商政策。总的来说，“重农抑商”一直伴随着我国封建社会的始终，就具体含义而言，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实行，应将重农抑商纳入历史的范畴来看。
参考文献：
[1] 李桂海.封建主义“重农抑商”思想剖析[J].学术论坛，1981（4）.
[2] 宋强刚.朱元璋的养士、用士与明代之士风（上）[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1995（2）.
[3] 阎守诚.重农抑商试析[J].历史研究，1988（4）.
[4] 叶茂.略论重农抑商的历史根源[J].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4）.
[5] 关玉惠.古代重农抑商的经济思想对当前经济改革的借鉴意义[J].南开经济研究，1989（4）.
[6] 吴刚.西汉“抑商政策”辨析[J].学术月刊，1994（8）.
[7] 韩朝华.略论“重农抑商”政策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作用[J].经济科学，1988（6）.
[8] 张家炎.试论“重本抑末”的双重悖反特性[J].农业考古，1993（1）.
[责任编辑：传馨]
关键词：中国商人；重农抑商；商文化
中图分类号：J9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7）06-0120-02
纪录片《中国商人》于2012年首播于央视财经网，该纪录片通过对中国历史上（从先秦到1949）的商人群体与社会背景的的描摹，生动地展示了他们的言行禀性、道德风范、智慧才能。该片不仅讲述了古代商业的繁华，如商业文化的大运河、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古长安商文化；同时，也记录了商人，千百年来备受重农轻商文化传统的压抑，在政治上难以施展修齐治平的理想以及在重农抑商背景之下，创造了温和的儒商文化。
一、“重农抑商”的思考
《中国商人之风雨路长》就描绘到：“在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重农抑商的思想贯穿始终，使得中国的商业发展相对缓慢”。同时，在纪录片的《中国商人之山陕放歌》章节中也描绘到：“食盐开中制度既解决了明王朝北方边镇的军需供给也让山陕的商帮掘到了第一桶金，商人开始大展身手”。通过纪录片的观看，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历史事实，那就是，商业、商人在中国古代并沒有一直处在社会的最底层，传统文化思想中的“工、农、商”也并没有一以贯之，政府对商人、商业的认识和政策总是在不断的变化。对“重农抑商”这一思想，应该需要重新认识和在构建。
其实，“重农抑商”问题一直以来都是本世纪经济学界、历史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围绕“重农抑商”探讨最多的是其形成的历史原因、演变和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影响。近二三十年来，部分学者开始对“重农抑商”进行了再探讨，指出中国古代的经济政策还存在着“重农重商”这一说法。因此，古代经济政策中的“商”究竟是什么意思？
二、《中国商人》对“商”的解读
《中国商人》这部纪录片共20集，可以总结为从两个方面展开了对商的研究，即商业的发展和商人的含义。商人起源于3000年前，他们的主要谋生手段是经营贩运货物，商人除了一般性的商人还主要包括为红顶商人和儒商、官商，如表1《中国商人》对特殊商人的解读。
表1 《中国商人》对特殊商人的解读
红顶商人：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商人捐官；第二种是政府招官。 《中国商人之红顶商人》
如：清军的征战操办粮饷和军火立了大功，在朝廷重臣左宗棠的力荐下，一位叫胡雪岩的商人被赏头品衔翎，三代封典，并赏加黄马褂，允许骑马紫禁城。一时间，当官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的民谣朝野传诵。
儒商：儒商，即为“儒”与“商”的结合体，既有儒者的道德和才智，又有商人的财富与成功，是儒者的楷模，商界的精英。 《中国商人之千年商道》
一手拿论语，一手拿算盘，通过对日本近代工商业之父涩泽荣一成功之道的总结。讲述了儒家学说是对商人的影响。儒学规定了中国人的利益道统和立身处世的方式，不仅构造了中国社会的精神气质也成为构建东方商业文化最为重要的精神内核。
官商：亦官亦商，原义为官员从事商业活动，现在主要指有官方背景的商人。 《中国商人之实业先驱》
讲述盛宣怀这个晚清呼风唤雨的大官商，办大事，做高官，为人生目标，曾统管铁路、电报、航运、邮政四大实业。
同时，在记录片中，我们可以明确的知道，从宏观角度分析，在封建社会的不同时期，对商人、对经商有不同的态度，并不是一直抑制，抑商与重商总是时断时续，与当时的政府财政联系十分紧密，如学者赵克尧把先秦到唐朝的抑商政策作了分析整理，得出了各个阶段的抑商政策：先秦较淡，秦汉较浓，隋代无抑商，唐代中期以前较重，中期以后较轻。从微观角度分析，政府对不同的商人、不同的商业行为，所采取的政策也不相同，例如国家对红顶商人的重视和鼓励，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在许多场合官员和商人是紧密结合在一起，其结合的方式主要有第一、行贿，商人用钱财巴结官吏；第二、官吏进行商业活动，私下经商，身兼二职，既是官员也是商人；第三、买官，商人通过种种手段取得官位；第四、官营，政府经营商业，官府承担着商业机构的职责、和扮演商人的角色；第五、官府与商人协作，相互依靠，共同获取商业利润。同时，在商业属性上也存在区分，对盐铁的专卖，对纺织业放开，以至于从明代开始，私营手工业已经超过了官营手工业，因而重农抑商中的“商”字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不论是商人本身还是商业行为，不应该简单的认为“商”就是商业。
三、学术界对“商”的探讨
史学上对于重农抑商出现的时间范围大致存在四种看法，即商代说（启良）、西周说（蔡一）、战国说（宋超、赵锡元、柳思维等）和汉代说（唐庆增）。目前，学界主要赞同“重农抑商”出现在战国，虽然秦汉之前，商业不是最受重视的，起码也是“农商并进”。但是到了战国时期，秦国的商鞅实行变法提出了“官山海”，秦始皇“尚农除末”，致使商人的地位日渐下降，此后，“重农抑商”成为了古代统治者施行的基本治国之策。目前，关于重农抑商最普遍的理解为：“重农抑商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其主要内容是重视农业、限制工商业。”
1.研究范围
李桂海认为，重农抑商主要表现在：限制皇权贵族对奢侈品的购买和使用，官营手工业以及部分产品的垄断例如盐铁的专卖[1]。宋强刚认为，除了上述的措施之外，抑商还包括对商人增加重税，贬低商人的社会地位[2]。而也有学者认为官营手工业、垄断不能作为抑商的表现，其代表学者如阎守诚，他认为官府对工商业的经营不应该算在政府抑商的政策之中，因为官商也是一种商业行为，只是官商和私商在经营的形式和资金来源上有所区别而已，政府实行官商的动机是因为官商能带来财政收入，官商从一定的程度上与私商竞争，破坏了市场的自主性，从而具有某种程度的抑商，但是官商并没有完全排斥代替私商，官商其实从侧面反映对政府对商业的重视。他认为重农抑商只表现在贬黜商人政治社会地位的一些法令和规则中，如秦始皇的“谪戍”政策和汉武帝的“困辱”政策[3]。 于是围绕重农抑商、重本抑末中的“末业的范围 ”学者们也开始了探讨，高敏通过对历史的详细考察，在《秦汉史论丛第一辑》写道：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时期，重农抑商强调重农必须“禁末”，把抑商解释为禁末。李悝時期的“末”是仅仅指“技巧”，到了商鞅时期，“末”除了禁止对高级奢侈品的买卖外，还把抑制商业和商人纳入了“末”的范围。西汉时期，是重农抑商的高峰，“末”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发展到对正常的工商业活动得严加控制。叶茂则认为，重本抑末的“末”主要是奢侈品的生产和消费以及某些商业投机活动[4]。关玉慧把抑商具体化，认为古代抑商的具体对象是从事巧伪饰器的商人和手工业者。这些人往往欺骗欺压百姓，用无用之货，赚取高额利润，损害国家的利益，自私自利，他们的行为往往违反法例[5]。
2.具体含义
吴刚指出，重农抑商中的抑商，是指抑制商人阶层，主要针对的是从事商业活动的人[6]；闫守诚指出，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大商人属于上层阶级，是统治者中的一员。究其原因，大商人在商业领域赚取利润之后，往往选取购置土地。重农抑商作为政府对商人的打压政策当然会把作为同一阶级内的大商人排除在外，因此，抑商的对象是小商人，所谓的“抑小不抑大”[6]；韩朝华则与闫守诚的观点相反，他认为大商人对土地的兼并，以及与地方割据势力勾结，不仅实则严重危害了国家的经济利益，削弱了中央集权。因此，大商人是重农抑商政策的主要打击对象。或者说，重农抑商指的是重视农业的经济活动，抑制大商人的商业活动[7]；张家炎认为重农抑商的对象主要是私商，而非官商，把官商经济拿出了重农抑商的范畴[8]。
四、总 结
结合《中国商人》和历代以来学术界对“商”含义的探讨。可以得到单纯的认为重农抑商就是“重视农业、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的发展”并不准确，同时，我们也不能因为史书上的相关“恤商”现象和对商利的追求而否定中国古代传统“重农抑商”政策的存在。不可否认的是，史书上既记载了“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等抑商政策，也有“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驰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杰诸侯强族于京师”等重商政策。总的来说，“重农抑商”一直伴随着我国封建社会的始终，就具体含义而言，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实行，应将重农抑商纳入历史的范畴来看。
参考文献：
[1] 李桂海.封建主义“重农抑商”思想剖析[J].学术论坛，1981（4）.
[2] 宋强刚.朱元璋的养士、用士与明代之士风（上）[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1995（2）.
[3] 阎守诚.重农抑商试析[J].历史研究，1988（4）.
[4] 叶茂.略论重农抑商的历史根源[J].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4）.
[5] 关玉惠.古代重农抑商的经济思想对当前经济改革的借鉴意义[J].南开经济研究，1989（4）.
[6] 吴刚.西汉“抑商政策”辨析[J].学术月刊，1994（8）.
[7] 韩朝华.略论“重农抑商”政策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作用[J].经济科学，1988（6）.
[8] 张家炎.试论“重本抑末”的双重悖反特性[J].农业考古，1993（1）.
[责任编辑：传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