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 空间内部的政治经济关系
笔者将重点讨论甫跃辉作品中《动物园》、《丢失者》、《晚宴》、《饲鼠》、《苏州夜》、《巨象》、《亲爱的》、《走失在秋天的夜晚》等几篇“顾零洲”系列的城市小说。小说《晚宴》中有这样一处：
有一次她说，她要到这城市来。他反问道，你不就是这城市的人吗？怎么能说到这城市来？她笑说，我那儿是郊区啊。他说，那郊区不算这城市算哪儿？她说，不跟你说这个，说了你也不明白。（1）
空间是社会性的，它内含于经济关系，比如房价就是空间的定价。郊区处于资本发展的边缘，市区即是资本扩张的中心，两者空间的价值差异最直接体现在房价的差异上。在市区人的眼中，一个郊区人跟一个外地人仿佛并无多大区别。因此小说中的徐靓想要进到“城市”中去，而这在顾零洲眼里是无法理解的。
残酷的空间结构与经济关系开始“教导”这个来自乡村的青年，处于城市的“顾零洲”们收入菲薄：“七百块钱啊，是他一个月基本工资的一半了”（2）《苏州夜》）；“顾零洲不过拿着老家小县城一样的三千来块的工资”（3）（《饲鼠》）；“我一个月不过三千多块钱”（4）（《朝着雪山去》）。他们寄居于出租屋，在宾馆发生“爱”，他们追求爱情但也受到资本生产带来的压迫：“‘结婚？怎么结？晚上睡大马路啊？’他支吾着说，住我那儿啊。‘结婚住出租屋？神经病！’”（5）（《巨象》）；“她甚至质问过他，毕业时你能有二十万吗？”（6）（《晚宴》）顾零洲面对这样的城市资本交换系统无能为力，同时憧憬着进入这个城市之后的生活，比如《饲鼠》中对面高楼里那个女人的生活：“温柔而又无忧的她总是在厨房忙碌——因为他能看到的，就是她的厨房。她在做什么菜呢？从她的动作，约略可以分辨出一些，有时是煎，有时是炒，有时是炖。那应该是美好而丰盛的食物，容易让人想到‘幸福’这个词。”（7）然而想要得到那种生活，就要像那个女人一样拥有自己独立的生活空间，而非是连浴室都没有的破旧的拥堵的筒子楼。想占有独立空间首先要有资本作为支撑，“顾零洲”们微薄的收入能在城市中立足已经不容易，因此他们需要找到进入城市、进入这个资本交换的系统的其他方式。
顾零洲们跟城市最紧密的联系便是他的女朋友，城市的关系投射到爱情关系上，这点在小说中多次出现。“他渐渐明白，她是他和这城市最密切的联系。如果没有她，他和大多数外来者并没什么不同。有了她，虽说他的外来者身份并没什么改变，对这城市也谈不上就有多么深入的了解，毕竟，有了一些不同”（8）（《晚宴》）；“女友在他心中不知不觉已成为这个城市的象征，和女友在一起，就等于真正进入了城市”（9）（《巨象》）；“刚到这个城市，他确实想过要找个本地女孩，只要是本地的就行”（10）《走失在秋天的夜晚》）。女友使得他和这城市有了某种微妙的联系，仿佛他已经半只脚踏入了城市的土地。小说中“顾零洲”们潜意识里把女友和城市联系起来，对女性的欲望折射为对城市的欲望，由此，爱情变得政治经济化了。
换一个角度来看，“顾零洲”们和女友以及其他女性的人际关系又是城乡空间结构的折射。这里笔者以《走失在秋天的夜晚》为例。这是一篇以城乡结合部为背景的小说，主人公李绳离开老家到省城落脚，瞒骗自己农村人的身份，交了城市本地的女朋友，在农村人身份暴露、和女友关系破裂之后，开始给老家的曹英打电话，但是又从来不说话，即便是不说话心里也会变得安宁。小说中曹英是故乡的代表，打电话就好像是和故乡取得了联系，李绳和女朋友关系的破裂代表他进入城市的失败，这时候既没有进入城市又离开了故乡的李绳处于一种尴尬的空间，他急切地想要和故乡取得联系，但是面对故乡又一再陷入沉默。“面对故土时的持续的‘失语’状态，则成为‘进城者’们进退维谷的存在状态的隐喻。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是生活世界的自我彰显，语言的失落，不仅是内在精神的焦虑与紧张，更是与整个生活世界的疏离与剥落。”（11）李绳想要通过谎称自己是大学生来获得女友和城市的接纳，已然失败，他只能回到故乡，但是此时的他已经失去了和故乡的联系——曹英有了男朋友，李绳打电话又一而再再而三陷入沉默。最后李绳采取了极端的方式回到故乡——杀戮，此时的他意识到自己进不去城市也回不到故乡，心里充满恐慌：“大片大片的月光被他惊吓得失声尖叫，扑棱棱四散飞腾。”（12）最终以“觉得自己同时解决了三个人”（13）解决了自己。城乡对立的空间下，“进城者”进退维谷的境况十分突出，获得城市认同的欲望被拆解得分崩离析，回到故乡又已是痴人说梦。
城乡空间结构的构建之外，甫跃辉还构建了野生空间与现代空间的结合与对立。小说《动物园》将顾零洲的出租屋安放在动物园旁边，和女朋友的相处都在出租屋里，但是女朋友虞丽无法忍受动物园里的味道，两人就在关窗和开窗之间展开了漫长的拉锯战。窗户是与外面世界相联系的纽带，也是看清外面世界的通道，虞丽无法忍受来自动物园的气味，但是顾零洲坚持开窗，因为当他面对动物园这样一个自然野生空间的时候没有压迫感，“快毕业那段时光，他总是惶惶不可终日，担忧自己无法适应学校外的世界——工作和生活，都让他紧张。”（14）动物园可以让他暂时逃避外面的空间，他想要和动物园有着更近的距离。同时他发现自己一直没什么梦想可言，动物园给了他想做“动物学家”的梦想，也就是给了他生活的意义，所以他迫切地想要和动物园接近，“算是紧挨着梦想生活吧”（15）。但是本以为就在窗外的动物园触手可及，顾零洲进到动物园里，却总不能完全确定自己的窗口，这么近，那么远。小说将一个野生空间放置在城市当中，使其与城市空间并置，并且给予顾零洲梦想和意义，仿佛这样就可以将自我和城市通过动物园联系在一起，但是通过无法找到自己的窗口，表明了两个空间始终无法完全接轨，以及进入城市空间的艰难。
城市资本的高度发展给“顾零洲”们带来极大的压迫，多种空间相互对立，城市空间无法与日常生活相融合，导致了“顾零洲”们个人空间的丧失，成为了彻头彻尾的飘零者，迷失在这个世界中央。就像李敬泽的描述：“有时他们忽然发现，除了那具不高不帅的肉身，原来他们并不拥有世界：汉娜·阿伦特意义上的世界。”（16）此时他们可以做什么获得自我解脱呢？如瓦尔特·本雅明所说，“城市生活的整一化以及机械复制对人的感觉、记忆和下意识的侵占和控制，人为了保存一点点自我经验的内容，不得不日益从公共空间缩回到内部世界，把‘外部世界’还原为‘内部世界’，在居室里，一花一木，装饰收藏无不是这种‘内在’愿望的表达。人的灵魂只有在这片由自己布置起来，带着手的印记，充满了气息的回味的空间才能得到安静，并保持一个自我的形象。可以说，居室是失去世界的小小补偿。”（17）“顾零洲”们急切地想要重建个人空间，但是这种个人空间能否真正构建起来并容纳自我呢？对于“顾零洲”们来说，这明显是不可能的。 二 异化与厌弃
交流往往发生在同一个空间内部，不同空间之间的交流是跨文化的交流，并不能进行有效的沟通。而沟通需要媒介，如果说二战时期的媒介是收音机，战后的媒介是电视，那么如今的媒介就是手机和网络。“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认为，在美国，由媒介一手策划出的大众文化也从另一个层面表现着我们的时代人被‘异化’，人沦陷于‘工具性理性’的特点。”（18）手机和网络带来的时代带来交流异化、人的异化，在马尔库塞看来，是“工业社会中人们越来越不自由，而且还不自知”（19）。“顾零洲”们即是如此。他们在资本压迫下急需寻找出路，建立个人空间又一时无法实现，陷入了交流工具营造的世界。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总是被身体所占有”（20）。各种空间交错循环最终都要回到一个基点，就是人本身。想要改变生活就要改变空间，想要改变空间必然要改变人际关系来获得支撑。甫跃辉在小说中回到了这样一个基点，认清了现代人在手机网络作为媒介的沟通活动中愈加不自由，更无法找到有效的交流方式，并将这种状态抽丝剥茧摊开在读者面前。
甫跃辉的小说中男女双方联系的方式都是通过电话或网络，《走失在秋天的夜晚》中李绳给曹英打电话却一度沉默；《动物园》中顾零洲和虞丽是通过手机和网络认识并交流的，起初甚至没想过要见一面；《晚宴》中顾零洲和前女友徐靓通过一条短信重新取得联系；《丢失者》以手机为主要内容；《朝着雪山去》对关良痴迷网络的叙述极尽描绘之能事……
《丢失者》中顾零洲在城市拥有一份稳定而体面的工作，并且建立了自己的人际网络，手机上存有534个号码是他人际网络的外在表现形式，因而他觉得有手机在手里，他的世界始终是安全的。但是意外中手机丢失了，534个生活痕迹就这样一起消失了，从他的生活中抹掉了，他开始紧张，不知道有多少人会疯狂地找他，担心女朋友会怀疑、责怪他，但是他没有一味陷入焦虑惶恐，也没有急着去补手机，而是选择让自己消失几天，克制自己不与外界联系。此时他意识到“不登陆邮箱、飞信、MSN、QQ，还没有手机，他不知道还能做什么，生活一下子就变成了大片空白的荒野”（21），他意识到被手机和网络控制的自己是不自由的，但是没了这些联系他的生活好像又失去了意义。讽刺的是顾零洲并没有恍然醒悟，摆脱束缚寻找自由和自我，而是重新拥有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手机，恢复一切联系。他发现“那些断然斩断的绳索又绑缚到了他的身上……他还是喜欢这种现实生活的无尽羁绊。是这些羁绊，让他感知到自己真正活着，活在和很多人的关系之中。”（22）证明顾零洲活着的是网络、是联系，不是其他和他有关的人，也不是其他事物。这将他与生活的剥离和盘托出。有了新手机之后一切貌似恢复了正常，但是他所期待的被寻找的情况并没有发生，相反，没有人问他怎么停机了，没有电话、短信，连向来缠着她的女友都忽略了他，手机和电脑都是安静的。顾零洲甚至开始怀疑是否真的丢过手机：
他的生活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裂缝，又这么轻描淡写地给填平了。谁也不会知道，也不会有人想知道，他的生活曾出现过什么裂缝。没准儿哪一天，就连他自己都会怀疑，他的平坦的生活是否有过这样一道裂缝。而这种事，竟然每时每刻在这个世界上发生，人们见怪不怪，习以为常。生活，就是用彼此相似的今天去抵消明天。（23）
正如康凌、金理两位所说：“意外的意义不在于意外本身，而在于它日常生活的完满外表上划出了一道裂缝，让人们得以窥探城市人际网络热闹表面下的冷漠与疏离。”（24）手机似乎可以填补这个缝隙，将原本近乎陌生的人拉到一起，构造出有十足安全感的假象，但是手机可以塑造一个人，亦可以毁灭一个人，正如《走失在秋天的夜晚》中，李绳杀了人之后给曹英打电话做出自己不在场的假象，但恰恰是电话留下的漫游记录将他暴露，现代化的工具将一个飘零的游离者碾压、撕碎。
与《丢失者》相似的是以网络为主题的《朝着雪山去》。关良沉迷网络痴迷游戏，在周围同学或工作或出国安顿下来时，他决定徒步去西藏朝圣，并为此得到了大家的资助。但是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当他到达之后，毅然决然朝网吧走去……关良对学习、工作、交女朋友、甚至是徒步去朝圣的评价都是“没意思”。没意思的生活中，他选择网络游戏，用另一种无聊填充着眼下的无聊，用没有意义的事去为现状寻找意义。空虚的生活酿造出同样空洞的追求。在甫跃辉的小说中，生活中的人都在寻找意义，但是寻找意义的行为往往是徒劳的，“两个人再怎么爱，身体上也只能有这么一点儿彼此进入，这真够叫人绝望的”（25）。
交流异化使人际间的陌生化日益增强，逐渐生出难以填充的绝望，绝望衍生出来的结果是沉默。《巨象》中：
女友告诉他有新男友后，他困兽似的在住处转来转去，无论朝哪个方向，走不上五步，必然碰壁。他真想大吼一声，然而，站在堆满杂物的窄小的阳台，面对相隔十多米的另一幢楼房，他张大嘴，终究没喊出声。别人会误以为他是个疯子。他掏出手机，又开始翻通讯录，手指在一个个名字上跳过，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生活，跟他没关系的。（26）
从《走失在秋天的夜晚》到《巨象》，主人公持续失声，与生活的脱离、与他人的无法沟通促使他们产生对现状的控诉，张开嘴，却一度陷入沉默。但是沉默并不能解决人际间的交流问题，只能造成更大的交流障碍，和别人仅仅通过手机网络无法建立有效的关系，每个人的生活还是独立的，与他人交流愈发无法进行。于是交流失败构成了新的囚禁方式寻求发泄。
《巨象》中同样来自农村，比顾零洲还要晚来到这个城市的小彦成为了这种情绪的牺牲品，只因为“在这个城市，她和他是一样的，都是飘零无根的人。”（27）（《巨象》）《巨象》中这样一段话写得让人心里一颤：
女友的离开，被他下意识地理解为进入城市的失败。我终究是个“山里人”，他忧伤地想。而她和他一样是外地人，他凭借早先进入城市的优势，很容易就会把她弄到手。她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他的失落，又让他怜悯和厌恶自己。（28）
“《巨象》写出了‘中国梦’阴冷的另一面，‘吃人’的当下城市文化心理结构……在‘城市人—外地人—更弱的外地人’这条生物链上，李生吞噬更弱的小彦十分平静。”（29）作为对失败的补偿，李生将小彦吞噬下去，当身边没有更弱的人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折磨身边更为弱小的动物聊以发泄。《饲鼠》中顾零洲“找来一根一次性筷子，捅进铁笼去，捅它的眼睛，捅它的嘴巴，捅它的身子，捅它的尾巴，它没有嘶叫，没有颤抖，没有躲避。他很不满，便加大力度，继续捅它。”（30）顾零洲将老鼠饲养起来，监视起来，“监视，就意味着控制，控制就意味着权力。”（31）顾零洲这一控制权力的行为给他带来莫大快感，限制了老鼠的活动空间，就是限制了它的自由，潜意识里他将自己对进入城市、追求独立生活空间的渴求加倍报复在了老鼠身上，控制着老鼠让他觉得自己不是社会中最弱的生物，好像让老鼠体验自己的处境，就能替自己分担掉一部分来自城市的压迫一样。 无法与人沟通，只能囚禁弱小的人和更弱小的动物，小说主人公们的心理逐渐封闭、异化，与外界的脱离使得他们囚禁在自我荒凉的世界里。甫跃辉小说的主人公们带着深深的焦虑、不安，走向绝望，走向崩溃的边缘。那是一种深邃的自我厌弃感，一种绝对的荒芜和虚无，充斥着放弃了自我救赎之后的悲戚感。《走失在秋天的夜晚》中李绳杀人被判枪决，同时处决的有个杀人犯不断把头仰起，又被警察不断按下，而李绳垂着头，默默呆立着。杀人犯即使犯了罪也还是渴望有尊严地死去，昂着头挺起身子光明正大地死去，反复拉扯着他的头颅，而李绳已经彻底放弃了希望，或许他也正渴望一死得以解脱，他的身体没有阳光笼罩，消散了信念之光，“连死都毫不起眼”。
追溯这种自我厌弃、放弃的来源，它不仅限于人物自身经历的困境，还有所处社会特性带来的自我约束。“80”后所处的现代文明一大特点就是：“个体不再主要靠外在的道德戒律来生活，而是借助自身的反思性安排来生活”（32）。以往如五六十年代，个体往往通过外在的道德戒律进行生活和自我规范，现代文明打造的个人，其生活更多建立在自我经验上，道德负罪感逐渐消失，取代道德约束的是自我反思和自我反思产生的羞耻感带来的压力。“负罪感是一种只要超我的约束受到违背时就会引发的焦虑，而羞耻感则源于无法实现建构为自我理想的期望。”（33）顾零洲们自我反思以及无法建构自我理想造成的羞耻感，本质上在于其内在价值的虚空，最终将其送上自我厌弃的路。
最明显的进行自我反思的当属《巨象》主人公李生，“我还是个好人吗？他偶尔会问自己。不，我还是个好人。在这样的年代，这本就没什么，不然就太守旧了。”（34）但是他知道这样的理由无法真正平息自己的内心，他是不是个好人都无法给出一个有力量的答案。《饲鼠》中顾零洲抓到一只老鼠控制它，突然他意识到自己不能折磨别人，只能折磨老鼠聊以发泄，心中萌生的不是自豪感，不是控制欲，而是一种悲哀，一种嫌恶，“这让他对自己生出无限的鄙夷与厌恶”（35）。《苏州夜》这篇小说将视角切向城市里暧昧的角落，“他”在酒吧里花了钱和“那种女人”发生了性，反复搓洗身体和手指也洗不掉心里的“脏”，肉体和灵魂的肮脏感像卡在他齿缝间的螃蟹壳一样横在他的脑袋里，无法清除。这种无法排解的压抑在他将“肮脏”的手指伸进嘴里的一刹那倾倒而出——他吐了，仿佛是要把所有的经历吐净，仿佛这样他就恢复干净纯洁了。《亲爱的》中傅笳在陈昭晖背上一遍一遍写着“傻逼”，她用傻逼骂自己、骂别人；陈昭晖嫉妒傅笳和她的丈夫亲密的关系，一边气愤着，一边觉得自己是个无耻之徒。甫跃辉笔下的这群青年，一次次地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一步步走向自我的深渊。
注释：
（1）甫跃辉：《动物园》，第92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5
（2）同上，第257页
（3）甫跃辉：《饲鼠》，《大家》，2013年第5期
（4）甫跃辉：《朝着雪山去》，《收获》，2013年第4期
（5）甫跃辉：《少年游》，第156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11
（6）甫跃辉：《动物园》，第90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5
（7）甫跃辉：《饲鼠》，《大家》，2013年第5期
（8）甫跃辉：《动物园》，第92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5
（9）甫跃辉：《少年游》，第161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11
（10）同上，第143页
（11）康凌、金理：《甫跃辉的创作流变》，《创作与评论》，2013年第1期
（12）甫跃辉：《少年游》，第149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11
（13）同上
（14）甫跃辉：《动物园》，第59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5
（15）同上，第60页
（16）李敬泽：《独在此乡为异客——关于甫跃辉短篇小说集〈动物园〉》，《南方文坛》，2013年第5期
（17）【德】瓦尔特·本雅明：《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王才勇译，第179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
（18）石义彬：《单向度、超真实、内爆——批判视野中的当代西方传播思想研究》，第12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6
（19）同上，第29页
（20）【法】亨利·列斐伏尔：《The Production of Space（空间的生产）》，第170页，出版社：Wiley-Blackwell，1992.4
（21）甫跃辉：《动物园》，第81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5
（22）甫跃辉：《动物园》，第82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5
（23）同上，第84页
（24）康凌、金理：《甫跃辉的创作流变》，《创作与评论》，2013年第1期
（25）甫跃辉：《亲爱的》，《长江文艺》，2013年第7期
（26）甫跃辉：《少年游》，第160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11
（27）同上，第164页
（28）同上，第161页
（29）黄平：《巨象在上海——甫跃辉论》，《南方文坛》，2014年第2期
（30）甫跃辉：《饲鼠》，《大家》2013年第5期
（31）同上
（32）【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第180页，赵旭东、方文译，北京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33）同上，第74页
（34）甫跃辉：《少年游》，第161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11
（35）甫跃辉：《饲鼠》，《大家》，2013年第5期
（郭倩，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2011级本科生）
笔者将重点讨论甫跃辉作品中《动物园》、《丢失者》、《晚宴》、《饲鼠》、《苏州夜》、《巨象》、《亲爱的》、《走失在秋天的夜晚》等几篇“顾零洲”系列的城市小说。小说《晚宴》中有这样一处：
有一次她说，她要到这城市来。他反问道，你不就是这城市的人吗？怎么能说到这城市来？她笑说，我那儿是郊区啊。他说，那郊区不算这城市算哪儿？她说，不跟你说这个，说了你也不明白。（1）
空间是社会性的，它内含于经济关系，比如房价就是空间的定价。郊区处于资本发展的边缘，市区即是资本扩张的中心，两者空间的价值差异最直接体现在房价的差异上。在市区人的眼中，一个郊区人跟一个外地人仿佛并无多大区别。因此小说中的徐靓想要进到“城市”中去，而这在顾零洲眼里是无法理解的。
残酷的空间结构与经济关系开始“教导”这个来自乡村的青年，处于城市的“顾零洲”们收入菲薄：“七百块钱啊，是他一个月基本工资的一半了”（2）《苏州夜》）；“顾零洲不过拿着老家小县城一样的三千来块的工资”（3）（《饲鼠》）；“我一个月不过三千多块钱”（4）（《朝着雪山去》）。他们寄居于出租屋，在宾馆发生“爱”，他们追求爱情但也受到资本生产带来的压迫：“‘结婚？怎么结？晚上睡大马路啊？’他支吾着说，住我那儿啊。‘结婚住出租屋？神经病！’”（5）（《巨象》）；“她甚至质问过他，毕业时你能有二十万吗？”（6）（《晚宴》）顾零洲面对这样的城市资本交换系统无能为力，同时憧憬着进入这个城市之后的生活，比如《饲鼠》中对面高楼里那个女人的生活：“温柔而又无忧的她总是在厨房忙碌——因为他能看到的，就是她的厨房。她在做什么菜呢？从她的动作，约略可以分辨出一些，有时是煎，有时是炒，有时是炖。那应该是美好而丰盛的食物，容易让人想到‘幸福’这个词。”（7）然而想要得到那种生活，就要像那个女人一样拥有自己独立的生活空间，而非是连浴室都没有的破旧的拥堵的筒子楼。想占有独立空间首先要有资本作为支撑，“顾零洲”们微薄的收入能在城市中立足已经不容易，因此他们需要找到进入城市、进入这个资本交换的系统的其他方式。
顾零洲们跟城市最紧密的联系便是他的女朋友，城市的关系投射到爱情关系上，这点在小说中多次出现。“他渐渐明白，她是他和这城市最密切的联系。如果没有她，他和大多数外来者并没什么不同。有了她，虽说他的外来者身份并没什么改变，对这城市也谈不上就有多么深入的了解，毕竟，有了一些不同”（8）（《晚宴》）；“女友在他心中不知不觉已成为这个城市的象征，和女友在一起，就等于真正进入了城市”（9）（《巨象》）；“刚到这个城市，他确实想过要找个本地女孩，只要是本地的就行”（10）《走失在秋天的夜晚》）。女友使得他和这城市有了某种微妙的联系，仿佛他已经半只脚踏入了城市的土地。小说中“顾零洲”们潜意识里把女友和城市联系起来，对女性的欲望折射为对城市的欲望，由此，爱情变得政治经济化了。
换一个角度来看，“顾零洲”们和女友以及其他女性的人际关系又是城乡空间结构的折射。这里笔者以《走失在秋天的夜晚》为例。这是一篇以城乡结合部为背景的小说，主人公李绳离开老家到省城落脚，瞒骗自己农村人的身份，交了城市本地的女朋友，在农村人身份暴露、和女友关系破裂之后，开始给老家的曹英打电话，但是又从来不说话，即便是不说话心里也会变得安宁。小说中曹英是故乡的代表，打电话就好像是和故乡取得了联系，李绳和女朋友关系的破裂代表他进入城市的失败，这时候既没有进入城市又离开了故乡的李绳处于一种尴尬的空间，他急切地想要和故乡取得联系，但是面对故乡又一再陷入沉默。“面对故土时的持续的‘失语’状态，则成为‘进城者’们进退维谷的存在状态的隐喻。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是生活世界的自我彰显，语言的失落，不仅是内在精神的焦虑与紧张，更是与整个生活世界的疏离与剥落。”（11）李绳想要通过谎称自己是大学生来获得女友和城市的接纳，已然失败，他只能回到故乡，但是此时的他已经失去了和故乡的联系——曹英有了男朋友，李绳打电话又一而再再而三陷入沉默。最后李绳采取了极端的方式回到故乡——杀戮，此时的他意识到自己进不去城市也回不到故乡，心里充满恐慌：“大片大片的月光被他惊吓得失声尖叫，扑棱棱四散飞腾。”（12）最终以“觉得自己同时解决了三个人”（13）解决了自己。城乡对立的空间下，“进城者”进退维谷的境况十分突出，获得城市认同的欲望被拆解得分崩离析，回到故乡又已是痴人说梦。
城乡空间结构的构建之外，甫跃辉还构建了野生空间与现代空间的结合与对立。小说《动物园》将顾零洲的出租屋安放在动物园旁边，和女朋友的相处都在出租屋里，但是女朋友虞丽无法忍受动物园里的味道，两人就在关窗和开窗之间展开了漫长的拉锯战。窗户是与外面世界相联系的纽带，也是看清外面世界的通道，虞丽无法忍受来自动物园的气味，但是顾零洲坚持开窗，因为当他面对动物园这样一个自然野生空间的时候没有压迫感，“快毕业那段时光，他总是惶惶不可终日，担忧自己无法适应学校外的世界——工作和生活，都让他紧张。”（14）动物园可以让他暂时逃避外面的空间，他想要和动物园有着更近的距离。同时他发现自己一直没什么梦想可言，动物园给了他想做“动物学家”的梦想，也就是给了他生活的意义，所以他迫切地想要和动物园接近，“算是紧挨着梦想生活吧”（15）。但是本以为就在窗外的动物园触手可及，顾零洲进到动物园里，却总不能完全确定自己的窗口，这么近，那么远。小说将一个野生空间放置在城市当中，使其与城市空间并置，并且给予顾零洲梦想和意义，仿佛这样就可以将自我和城市通过动物园联系在一起，但是通过无法找到自己的窗口，表明了两个空间始终无法完全接轨，以及进入城市空间的艰难。
城市资本的高度发展给“顾零洲”们带来极大的压迫，多种空间相互对立，城市空间无法与日常生活相融合，导致了“顾零洲”们个人空间的丧失，成为了彻头彻尾的飘零者，迷失在这个世界中央。就像李敬泽的描述：“有时他们忽然发现，除了那具不高不帅的肉身，原来他们并不拥有世界：汉娜·阿伦特意义上的世界。”（16）此时他们可以做什么获得自我解脱呢？如瓦尔特·本雅明所说，“城市生活的整一化以及机械复制对人的感觉、记忆和下意识的侵占和控制，人为了保存一点点自我经验的内容，不得不日益从公共空间缩回到内部世界，把‘外部世界’还原为‘内部世界’，在居室里，一花一木，装饰收藏无不是这种‘内在’愿望的表达。人的灵魂只有在这片由自己布置起来，带着手的印记，充满了气息的回味的空间才能得到安静，并保持一个自我的形象。可以说，居室是失去世界的小小补偿。”（17）“顾零洲”们急切地想要重建个人空间，但是这种个人空间能否真正构建起来并容纳自我呢？对于“顾零洲”们来说，这明显是不可能的。 二 异化与厌弃
交流往往发生在同一个空间内部，不同空间之间的交流是跨文化的交流，并不能进行有效的沟通。而沟通需要媒介，如果说二战时期的媒介是收音机，战后的媒介是电视，那么如今的媒介就是手机和网络。“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认为，在美国，由媒介一手策划出的大众文化也从另一个层面表现着我们的时代人被‘异化’，人沦陷于‘工具性理性’的特点。”（18）手机和网络带来的时代带来交流异化、人的异化，在马尔库塞看来，是“工业社会中人们越来越不自由，而且还不自知”（19）。“顾零洲”们即是如此。他们在资本压迫下急需寻找出路，建立个人空间又一时无法实现，陷入了交流工具营造的世界。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总是被身体所占有”（20）。各种空间交错循环最终都要回到一个基点，就是人本身。想要改变生活就要改变空间，想要改变空间必然要改变人际关系来获得支撑。甫跃辉在小说中回到了这样一个基点，认清了现代人在手机网络作为媒介的沟通活动中愈加不自由，更无法找到有效的交流方式，并将这种状态抽丝剥茧摊开在读者面前。
甫跃辉的小说中男女双方联系的方式都是通过电话或网络，《走失在秋天的夜晚》中李绳给曹英打电话却一度沉默；《动物园》中顾零洲和虞丽是通过手机和网络认识并交流的，起初甚至没想过要见一面；《晚宴》中顾零洲和前女友徐靓通过一条短信重新取得联系；《丢失者》以手机为主要内容；《朝着雪山去》对关良痴迷网络的叙述极尽描绘之能事……
《丢失者》中顾零洲在城市拥有一份稳定而体面的工作，并且建立了自己的人际网络，手机上存有534个号码是他人际网络的外在表现形式，因而他觉得有手机在手里，他的世界始终是安全的。但是意外中手机丢失了，534个生活痕迹就这样一起消失了，从他的生活中抹掉了，他开始紧张，不知道有多少人会疯狂地找他，担心女朋友会怀疑、责怪他，但是他没有一味陷入焦虑惶恐，也没有急着去补手机，而是选择让自己消失几天，克制自己不与外界联系。此时他意识到“不登陆邮箱、飞信、MSN、QQ，还没有手机，他不知道还能做什么，生活一下子就变成了大片空白的荒野”（21），他意识到被手机和网络控制的自己是不自由的，但是没了这些联系他的生活好像又失去了意义。讽刺的是顾零洲并没有恍然醒悟，摆脱束缚寻找自由和自我，而是重新拥有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手机，恢复一切联系。他发现“那些断然斩断的绳索又绑缚到了他的身上……他还是喜欢这种现实生活的无尽羁绊。是这些羁绊，让他感知到自己真正活着，活在和很多人的关系之中。”（22）证明顾零洲活着的是网络、是联系，不是其他和他有关的人，也不是其他事物。这将他与生活的剥离和盘托出。有了新手机之后一切貌似恢复了正常，但是他所期待的被寻找的情况并没有发生，相反，没有人问他怎么停机了，没有电话、短信，连向来缠着她的女友都忽略了他，手机和电脑都是安静的。顾零洲甚至开始怀疑是否真的丢过手机：
他的生活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裂缝，又这么轻描淡写地给填平了。谁也不会知道，也不会有人想知道，他的生活曾出现过什么裂缝。没准儿哪一天，就连他自己都会怀疑，他的平坦的生活是否有过这样一道裂缝。而这种事，竟然每时每刻在这个世界上发生，人们见怪不怪，习以为常。生活，就是用彼此相似的今天去抵消明天。（23）
正如康凌、金理两位所说：“意外的意义不在于意外本身，而在于它日常生活的完满外表上划出了一道裂缝，让人们得以窥探城市人际网络热闹表面下的冷漠与疏离。”（24）手机似乎可以填补这个缝隙，将原本近乎陌生的人拉到一起，构造出有十足安全感的假象，但是手机可以塑造一个人，亦可以毁灭一个人，正如《走失在秋天的夜晚》中，李绳杀了人之后给曹英打电话做出自己不在场的假象，但恰恰是电话留下的漫游记录将他暴露，现代化的工具将一个飘零的游离者碾压、撕碎。
与《丢失者》相似的是以网络为主题的《朝着雪山去》。关良沉迷网络痴迷游戏，在周围同学或工作或出国安顿下来时，他决定徒步去西藏朝圣，并为此得到了大家的资助。但是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当他到达之后，毅然决然朝网吧走去……关良对学习、工作、交女朋友、甚至是徒步去朝圣的评价都是“没意思”。没意思的生活中，他选择网络游戏，用另一种无聊填充着眼下的无聊，用没有意义的事去为现状寻找意义。空虚的生活酿造出同样空洞的追求。在甫跃辉的小说中，生活中的人都在寻找意义，但是寻找意义的行为往往是徒劳的，“两个人再怎么爱，身体上也只能有这么一点儿彼此进入，这真够叫人绝望的”（25）。
交流异化使人际间的陌生化日益增强，逐渐生出难以填充的绝望，绝望衍生出来的结果是沉默。《巨象》中：
女友告诉他有新男友后，他困兽似的在住处转来转去，无论朝哪个方向，走不上五步，必然碰壁。他真想大吼一声，然而，站在堆满杂物的窄小的阳台，面对相隔十多米的另一幢楼房，他张大嘴，终究没喊出声。别人会误以为他是个疯子。他掏出手机，又开始翻通讯录，手指在一个个名字上跳过，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生活，跟他没关系的。（26）
从《走失在秋天的夜晚》到《巨象》，主人公持续失声，与生活的脱离、与他人的无法沟通促使他们产生对现状的控诉，张开嘴，却一度陷入沉默。但是沉默并不能解决人际间的交流问题，只能造成更大的交流障碍，和别人仅仅通过手机网络无法建立有效的关系，每个人的生活还是独立的，与他人交流愈发无法进行。于是交流失败构成了新的囚禁方式寻求发泄。
《巨象》中同样来自农村，比顾零洲还要晚来到这个城市的小彦成为了这种情绪的牺牲品，只因为“在这个城市，她和他是一样的，都是飘零无根的人。”（27）（《巨象》）《巨象》中这样一段话写得让人心里一颤：
女友的离开，被他下意识地理解为进入城市的失败。我终究是个“山里人”，他忧伤地想。而她和他一样是外地人，他凭借早先进入城市的优势，很容易就会把她弄到手。她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他的失落，又让他怜悯和厌恶自己。（28）
“《巨象》写出了‘中国梦’阴冷的另一面，‘吃人’的当下城市文化心理结构……在‘城市人—外地人—更弱的外地人’这条生物链上，李生吞噬更弱的小彦十分平静。”（29）作为对失败的补偿，李生将小彦吞噬下去，当身边没有更弱的人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折磨身边更为弱小的动物聊以发泄。《饲鼠》中顾零洲“找来一根一次性筷子，捅进铁笼去，捅它的眼睛，捅它的嘴巴，捅它的身子，捅它的尾巴，它没有嘶叫，没有颤抖，没有躲避。他很不满，便加大力度，继续捅它。”（30）顾零洲将老鼠饲养起来，监视起来，“监视，就意味着控制，控制就意味着权力。”（31）顾零洲这一控制权力的行为给他带来莫大快感，限制了老鼠的活动空间，就是限制了它的自由，潜意识里他将自己对进入城市、追求独立生活空间的渴求加倍报复在了老鼠身上，控制着老鼠让他觉得自己不是社会中最弱的生物，好像让老鼠体验自己的处境，就能替自己分担掉一部分来自城市的压迫一样。 无法与人沟通，只能囚禁弱小的人和更弱小的动物，小说主人公们的心理逐渐封闭、异化，与外界的脱离使得他们囚禁在自我荒凉的世界里。甫跃辉小说的主人公们带着深深的焦虑、不安，走向绝望，走向崩溃的边缘。那是一种深邃的自我厌弃感，一种绝对的荒芜和虚无，充斥着放弃了自我救赎之后的悲戚感。《走失在秋天的夜晚》中李绳杀人被判枪决，同时处决的有个杀人犯不断把头仰起，又被警察不断按下，而李绳垂着头，默默呆立着。杀人犯即使犯了罪也还是渴望有尊严地死去，昂着头挺起身子光明正大地死去，反复拉扯着他的头颅，而李绳已经彻底放弃了希望，或许他也正渴望一死得以解脱，他的身体没有阳光笼罩，消散了信念之光，“连死都毫不起眼”。
追溯这种自我厌弃、放弃的来源，它不仅限于人物自身经历的困境，还有所处社会特性带来的自我约束。“80”后所处的现代文明一大特点就是：“个体不再主要靠外在的道德戒律来生活，而是借助自身的反思性安排来生活”（32）。以往如五六十年代，个体往往通过外在的道德戒律进行生活和自我规范，现代文明打造的个人，其生活更多建立在自我经验上，道德负罪感逐渐消失，取代道德约束的是自我反思和自我反思产生的羞耻感带来的压力。“负罪感是一种只要超我的约束受到违背时就会引发的焦虑，而羞耻感则源于无法实现建构为自我理想的期望。”（33）顾零洲们自我反思以及无法建构自我理想造成的羞耻感，本质上在于其内在价值的虚空，最终将其送上自我厌弃的路。
最明显的进行自我反思的当属《巨象》主人公李生，“我还是个好人吗？他偶尔会问自己。不，我还是个好人。在这样的年代，这本就没什么，不然就太守旧了。”（34）但是他知道这样的理由无法真正平息自己的内心，他是不是个好人都无法给出一个有力量的答案。《饲鼠》中顾零洲抓到一只老鼠控制它，突然他意识到自己不能折磨别人，只能折磨老鼠聊以发泄，心中萌生的不是自豪感，不是控制欲，而是一种悲哀，一种嫌恶，“这让他对自己生出无限的鄙夷与厌恶”（35）。《苏州夜》这篇小说将视角切向城市里暧昧的角落，“他”在酒吧里花了钱和“那种女人”发生了性，反复搓洗身体和手指也洗不掉心里的“脏”，肉体和灵魂的肮脏感像卡在他齿缝间的螃蟹壳一样横在他的脑袋里，无法清除。这种无法排解的压抑在他将“肮脏”的手指伸进嘴里的一刹那倾倒而出——他吐了，仿佛是要把所有的经历吐净，仿佛这样他就恢复干净纯洁了。《亲爱的》中傅笳在陈昭晖背上一遍一遍写着“傻逼”，她用傻逼骂自己、骂别人；陈昭晖嫉妒傅笳和她的丈夫亲密的关系，一边气愤着，一边觉得自己是个无耻之徒。甫跃辉笔下的这群青年，一次次地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一步步走向自我的深渊。
注释：
（1）甫跃辉：《动物园》，第92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5
（2）同上，第257页
（3）甫跃辉：《饲鼠》，《大家》，2013年第5期
（4）甫跃辉：《朝着雪山去》，《收获》，2013年第4期
（5）甫跃辉：《少年游》，第156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11
（6）甫跃辉：《动物园》，第90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5
（7）甫跃辉：《饲鼠》，《大家》，2013年第5期
（8）甫跃辉：《动物园》，第92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5
（9）甫跃辉：《少年游》，第161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11
（10）同上，第143页
（11）康凌、金理：《甫跃辉的创作流变》，《创作与评论》，2013年第1期
（12）甫跃辉：《少年游》，第149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11
（13）同上
（14）甫跃辉：《动物园》，第59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5
（15）同上，第60页
（16）李敬泽：《独在此乡为异客——关于甫跃辉短篇小说集〈动物园〉》，《南方文坛》，2013年第5期
（17）【德】瓦尔特·本雅明：《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王才勇译，第179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
（18）石义彬：《单向度、超真实、内爆——批判视野中的当代西方传播思想研究》，第12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6
（19）同上，第29页
（20）【法】亨利·列斐伏尔：《The Production of Space（空间的生产）》，第170页，出版社：Wiley-Blackwell，1992.4
（21）甫跃辉：《动物园》，第81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5
（22）甫跃辉：《动物园》，第82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5
（23）同上，第84页
（24）康凌、金理：《甫跃辉的创作流变》，《创作与评论》，2013年第1期
（25）甫跃辉：《亲爱的》，《长江文艺》，2013年第7期
（26）甫跃辉：《少年游》，第160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11
（27）同上，第164页
（28）同上，第161页
（29）黄平：《巨象在上海——甫跃辉论》，《南方文坛》，2014年第2期
（30）甫跃辉：《饲鼠》，《大家》2013年第5期
（31）同上
（32）【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第180页，赵旭东、方文译，北京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33）同上，第74页
（34）甫跃辉：《少年游》，第161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11
（35）甫跃辉：《饲鼠》，《大家》，2013年第5期
（郭倩，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2011级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