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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科学研究也是一种探险，每天都是新的。观察自然界的现象，寻找自然科学的真相，永远被好奇心追着走：下一步我又会遇见怎样的奇迹？
无论是否入选“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首届国际青年科学家奖”，都不会妨碍42岁的女科学家王晓晨时常问自己：大脑如何发挥功能？人为什么会生病？我们为何日渐老去？
在用科学探索人的终极命题的路上，最困扰这位生物学博士的，是有关凋亡细胞的问题：凋亡细胞的信号是什么？这些凋亡细胞如何被识别？它们被吞噬细胞吞噬后，面临怎样的命运？
求解这个难题，她已经花了10多年时间，也从实验室的学生成长为独立研究的“掌门人”。
到目前为止，这位青年女科学家仍然不满意自己所给出的答案，因为“自然科学需要发现，现在所看到的图景，远远只是‘冰山一角’，只要对科研还有一丝兴趣，我都会坚持探索”。
“有韧性、沉得住寂寞、不轻言放弃，真像一位科学女侠”——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晓东如此评价他的这位同事。
好奇——与人沟通“不够主动”，对细胞间的沟通“魂牵梦萦”
在不熟悉的人面前，王晓晨不太健谈，常常是人群中最安静的那一位。
也是这位自称“不爱与陌生人说话”的科学家，向初次相见的记者介绍自己关注了十余年的凋亡细胞，却有如谈起老友般滔滔不绝。
她的实验室利用秀丽隐杆线虫作为模式动物，运用遗传学、细胞生物学和生化的方法研究凋亡细胞清除的分子机制。“凋亡细胞发出信号—吞噬细胞进行识别—凋亡细胞被吞噬—凋亡细胞被降解”，王晓晨的所有心血都倾注在这个看似简单却异常复杂的生物学过程中。
同样，这位自称与人沟通“不够主动”的科学家，却对细胞与细胞之间的沟通“魂牵梦萦”。“对死细胞清除的障碍会引起诸如癌症、哮喘、帕金森病、类风湿性关节炎、狼疮等炎症疾病和自身免疫紊乱”；“在显微镜下，观察细胞与细胞之间如何发出信号，如何传递信息，本身是很有意思的生物学过程”；……
重要、有趣、可行——对于投入10余年心血的研究项目，王晓晨的选择标准很简单。
第一次在显微镜下看到有如凸起纽扣状的凋亡细胞向她“打招呼”；第一次目睹分泌蛋白一手拉着凋亡细胞，一手牵着吞噬细胞，向她“眨眼微笑”；第一次为凋亡细胞染色，监视着磷脂酰丝氨酸偷偷“翻墙”到细胞膜外侧……
被探索和发现的喜悦充盈，科研还枯燥吗？这位曾在中学时梦想做记者，探究社会真相的女科学家总是笑着回答：“做科学研究也是一种探险，每天都是新的，观察自然界的现象，寻找自然科学的真相，永远被好奇心追着走：下一步我又会遇见怎样的奇迹？”
毅力——哪怕只剩一个方法，也要坚持做下去
获2002年诺贝尔奖的英国科学家约翰?苏尔斯顿，曾在显微镜下对秀丽隐杆线虫的细胞逐一进行观察和记录，描绘了完整的细胞图谱，“这种毅力实在令人敬佩。”王晓晨感叹并将之作为自己的榜样。
“只要认准了，相信命题重要，方法可行，就不能轻言放弃，必须专注和坚持。”王晓晨说。
2006年，她在美国完成博士后研究，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创建自己的实验室，专注于研究凋亡细胞的清除机制。在此前的15年里，科学家已找到在凋亡细胞清除过程中发挥功能的8个基因。
王晓晨坚持认为“里面一定还有新东西”。王晓东虽然被这位女将的韧性所感染，却不得不“友情暗示”：有时也要懂得适当放弃。有朋友甚至直接给她贴标签“挺固执的”。但最终，她和团队发现了6个之前未被发现的调控凋亡细胞清除的基因。
成功是1%，失败却是99%。实验失败时，王晓晨也会失落和沮丧，“曾在一天内发现三个假设都不成立，真是大噩耗”。但是，回家待一天，干些其他事，让脑袋放空，隔天回来便重新神采奕奕。“研究不如想象中完美和容易，但我从未想过放弃这行，哪怕只剩一个方法，也要做下去。”
兴趣——兴趣需要“加油”，越自信越成功
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是国际知名的生命科学研究机构，对于这份肯定，王晓晨很高兴，“这表示它承认我在做有意思、很独特、有发展潜力的工作”。
在王晓晨的“快乐科学”法则里，探索的兴趣十分重要。培养实验室的学生们，她从不苦口婆心或拼命加压，她只是告诉他们，这行足够苦，不要为了坚持而坚持，认真问自己“是否对研究工作本身感兴趣，而非只对和研究相关的东西感兴趣，比如论文、金钱或名利”，因为“只有真正得到探索的乐趣，才能一直做下去”。
兴趣能否支撑十年如一日的科研工作？王晓晨的回答是：不能，必须要为兴趣“加油”。“要让年轻科研人员认识到，科学发现是多么有意思，越做得好，才能越激发兴趣”。
1999年，王晓晨赴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分子与细胞发育生物学系进行博士后研究，所做的研究在凋亡细胞领域里非常前沿，“我再也不觉得自己是跟着别人的脚步，我们的发现，就是这个领域的最新成果；我们的下一步，就是在做最新的探索”。
王晓晨坦言，这种在尖端“冲浪”的满足感，对于“保鲜”自己的科学探究兴趣，至关重要，“要让我们的学生认识到，自己做的研究不比国外同行差，才能进入‘越自信，越成功’的良性循环”。
王晓晨忘不了美国实验室里的一张试验台。它专属一位老教授——淹没在人堆里就很难被认出来的老先生，一辈子热衷于做研究，在34岁时成为最年轻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直到退休，还在别人的实验室为自己留下了一方天地。
“他让我真正认识到什么叫‘科学的乐趣’”，无数次，王晓晨也会问自己：什么时候停下来？
“只要还能从科学中感受到快乐，就一直走下去。”这是她的回答。（原载《人民日报》图片由王晓晨本人提供）
档案
王晓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1992年获山东大学微生物学系微生物学士，1999年获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植物基因工程和蛋白质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博士，1998年至1999年在比利时根特大学/佛兰德斯生物科技研究所访问，1999年至2006年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分子与细胞发育生物学系进行博士后研究，2012年获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首届国际青年科学家奖。
无论是否入选“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首届国际青年科学家奖”，都不会妨碍42岁的女科学家王晓晨时常问自己：大脑如何发挥功能？人为什么会生病？我们为何日渐老去？
在用科学探索人的终极命题的路上，最困扰这位生物学博士的，是有关凋亡细胞的问题：凋亡细胞的信号是什么？这些凋亡细胞如何被识别？它们被吞噬细胞吞噬后，面临怎样的命运？
求解这个难题，她已经花了10多年时间，也从实验室的学生成长为独立研究的“掌门人”。
到目前为止，这位青年女科学家仍然不满意自己所给出的答案，因为“自然科学需要发现，现在所看到的图景，远远只是‘冰山一角’，只要对科研还有一丝兴趣，我都会坚持探索”。
“有韧性、沉得住寂寞、不轻言放弃，真像一位科学女侠”——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晓东如此评价他的这位同事。
好奇——与人沟通“不够主动”，对细胞间的沟通“魂牵梦萦”
在不熟悉的人面前，王晓晨不太健谈，常常是人群中最安静的那一位。
也是这位自称“不爱与陌生人说话”的科学家，向初次相见的记者介绍自己关注了十余年的凋亡细胞，却有如谈起老友般滔滔不绝。
她的实验室利用秀丽隐杆线虫作为模式动物，运用遗传学、细胞生物学和生化的方法研究凋亡细胞清除的分子机制。“凋亡细胞发出信号—吞噬细胞进行识别—凋亡细胞被吞噬—凋亡细胞被降解”，王晓晨的所有心血都倾注在这个看似简单却异常复杂的生物学过程中。
同样，这位自称与人沟通“不够主动”的科学家，却对细胞与细胞之间的沟通“魂牵梦萦”。“对死细胞清除的障碍会引起诸如癌症、哮喘、帕金森病、类风湿性关节炎、狼疮等炎症疾病和自身免疫紊乱”；“在显微镜下，观察细胞与细胞之间如何发出信号，如何传递信息，本身是很有意思的生物学过程”；……
重要、有趣、可行——对于投入10余年心血的研究项目，王晓晨的选择标准很简单。
第一次在显微镜下看到有如凸起纽扣状的凋亡细胞向她“打招呼”；第一次目睹分泌蛋白一手拉着凋亡细胞，一手牵着吞噬细胞，向她“眨眼微笑”；第一次为凋亡细胞染色，监视着磷脂酰丝氨酸偷偷“翻墙”到细胞膜外侧……
被探索和发现的喜悦充盈，科研还枯燥吗？这位曾在中学时梦想做记者，探究社会真相的女科学家总是笑着回答：“做科学研究也是一种探险，每天都是新的，观察自然界的现象，寻找自然科学的真相，永远被好奇心追着走：下一步我又会遇见怎样的奇迹？”
毅力——哪怕只剩一个方法，也要坚持做下去
获2002年诺贝尔奖的英国科学家约翰?苏尔斯顿，曾在显微镜下对秀丽隐杆线虫的细胞逐一进行观察和记录，描绘了完整的细胞图谱，“这种毅力实在令人敬佩。”王晓晨感叹并将之作为自己的榜样。
“只要认准了，相信命题重要，方法可行，就不能轻言放弃，必须专注和坚持。”王晓晨说。
2006年，她在美国完成博士后研究，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创建自己的实验室，专注于研究凋亡细胞的清除机制。在此前的15年里，科学家已找到在凋亡细胞清除过程中发挥功能的8个基因。
王晓晨坚持认为“里面一定还有新东西”。王晓东虽然被这位女将的韧性所感染，却不得不“友情暗示”：有时也要懂得适当放弃。有朋友甚至直接给她贴标签“挺固执的”。但最终，她和团队发现了6个之前未被发现的调控凋亡细胞清除的基因。
成功是1%，失败却是99%。实验失败时，王晓晨也会失落和沮丧，“曾在一天内发现三个假设都不成立，真是大噩耗”。但是，回家待一天，干些其他事，让脑袋放空，隔天回来便重新神采奕奕。“研究不如想象中完美和容易，但我从未想过放弃这行，哪怕只剩一个方法，也要做下去。”
兴趣——兴趣需要“加油”，越自信越成功
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是国际知名的生命科学研究机构，对于这份肯定，王晓晨很高兴，“这表示它承认我在做有意思、很独特、有发展潜力的工作”。
在王晓晨的“快乐科学”法则里，探索的兴趣十分重要。培养实验室的学生们，她从不苦口婆心或拼命加压，她只是告诉他们，这行足够苦，不要为了坚持而坚持，认真问自己“是否对研究工作本身感兴趣，而非只对和研究相关的东西感兴趣，比如论文、金钱或名利”，因为“只有真正得到探索的乐趣，才能一直做下去”。
兴趣能否支撑十年如一日的科研工作？王晓晨的回答是：不能，必须要为兴趣“加油”。“要让年轻科研人员认识到，科学发现是多么有意思，越做得好，才能越激发兴趣”。
1999年，王晓晨赴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分子与细胞发育生物学系进行博士后研究，所做的研究在凋亡细胞领域里非常前沿，“我再也不觉得自己是跟着别人的脚步，我们的发现，就是这个领域的最新成果；我们的下一步，就是在做最新的探索”。
王晓晨坦言，这种在尖端“冲浪”的满足感，对于“保鲜”自己的科学探究兴趣，至关重要，“要让我们的学生认识到，自己做的研究不比国外同行差，才能进入‘越自信，越成功’的良性循环”。
王晓晨忘不了美国实验室里的一张试验台。它专属一位老教授——淹没在人堆里就很难被认出来的老先生，一辈子热衷于做研究，在34岁时成为最年轻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直到退休，还在别人的实验室为自己留下了一方天地。
“他让我真正认识到什么叫‘科学的乐趣’”，无数次，王晓晨也会问自己：什么时候停下来？
“只要还能从科学中感受到快乐，就一直走下去。”这是她的回答。（原载《人民日报》图片由王晓晨本人提供）
档案
王晓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1992年获山东大学微生物学系微生物学士，1999年获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植物基因工程和蛋白质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博士，1998年至1999年在比利时根特大学/佛兰德斯生物科技研究所访问，1999年至2006年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分子与细胞发育生物学系进行博士后研究，2012年获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首届国际青年科学家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