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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史以来头一遭——中国足协杯决赛,同城主客场德比大战。
遭遇了一个赛季坎坷,甚至在中超联赛中一度到了降级边缘区的申花,与在联赛中同样未遂冠军目标的上港,在足协杯决赛会师。
赛前,老牌球队申花普遍不被看好,即便是那些“蓝血人”——资深申花球迷,也大多表示,希望申花打出精气神就好。未曾想,11月19日,申花主场依靠马丁斯的进球,1:0小胜。随后,在11月26日客场对上港的比赛中,申花打出了应有的气势与足够的内容,打出了2:3的高比分。申花以总比分3:3、客场进球数多,而成为名副其实的冠军。
如果不算赛季初联赛、杯赛优胜者之间的超霸杯之类,单以联赛和杯赛而论,这是足球职业化改革以来,申花第四次问鼎全国冠军。只因末代甲A冠军最后被剥夺,所以单算荣誉的话,职业化改革以来,申花为上海赢得了一个联赛冠军和两个中国足协杯赛冠军。
当申花再次夺冠之际,申花俱乐部发布夺冠海报:THE CITY IS BLUE。
而整个城市,确实处处少不了一抹蓝。
“城市·荣耀”,这是陆家嘴的高楼整个外墙上打出的蓝色底纹的字样。
11月27日,延安中路839号新民晚报老大楼前,一波波穿着带有申花队标服装的人们前来,这都是没能在外买到当天申花夺冠报道报纸的球迷。有人甚至一口气买了2000份报纸!
微信刷屏更是不在话下,许多平日里不显山不露水者,这一天突然暴露了自己申花球迷的身份。
“回到1998”,“重温那一刻”……
冠军“交响乐”
初冬,申花再次怒放。
2017年的上海足球,犹如一曲演奏了一整年的冠军交响乐,尽管其中有低回的乐章,有沉闷的时刻,但主旋律是那么激昂,申花是冠军,则是这曲交响最华丽的尾声。
2017年的上海,堪称足球丰收年。
单以全国冠军而论——申花的足协杯冠军,外加全运会赛场上,上海男女足各年龄段球队创纪录包圆所有全国冠军。这冠军数目,仔细点数,足足一只手!
年初旨在冲击亚冠、中超、足协杯三项冠军的上港,看似没有收获一冠,但亦取得了亚冠进四强的好成绩——这创造了上海职业足球在亚冠赛场的最佳战绩。在中超、中国足协杯赛场上,上港取得两个亚军。上港其实已经在成绩方面取得了队史新高。
今年的中国足协杯四强,上海球队占据三席。除了老牌球队申花、新锐球队上港之外,处于中甲联赛的申鑫亦逆袭中超土豪苏宁,成功晋级四强。对于小成本运作、主场偏居金山的申鑫来说,这算是佳绩了。特别是在中国足协杯颁奖礼上,申鑫荣获公平竞赛奖,更是给这一佳绩以锦上添花的注释。
当然,比起豪取中超七连冠的广州恒大来,两支上海球队今年的成绩都没有达到预期。期盼掀翻恒大的上港,最终排名第二,加之足协杯第二,争三冠而未得一冠,特别是其俱乐部队史上,全国冠军仍然是个空白点。
申花今年则遭遇联赛成绩不佳,一度接近降级区。闹心事还不少——年初引进的阿根廷球星“野兽”特维斯,一度被外媒曝称年薪世界第一,然而在上海这一年,他对球队的帮助微乎其微,特别是在球队比赛期间病休,却出现在迪士尼乐园,而得到了一个新绰号——迪士尼。
其他种种,譬如孙世林在3月份与天津权健的比赛中,对该队罚丢点球的知名外援帕托点赞,遭遇中国足协罚单。由此,“世林点赞”竟然成了“新成语”。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上港的问题,则出在由崇明根宝基地培养的一帮1991年前后球员为基干,加之胡尔克、奥斯卡等天价外援组成的球队,至今没有冠军加身——投入产出比似有不符,更似有蹉跎岁月之感。
展望来路,由混合所有制企业绿地入驻至今近四年,球队即将再次踏入亚冠正赛之际,申花一线队的阵容强度、板凳厚度都亟待进一步加强、加强、再加强。然而,如今面对中国足协引援新规——引进内援超过2000万人民币、外援超过4500万人民币,就要拿出同等金额,或是纳入本队的青训建设,或是上缴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申花想要短期内靠撒钱达到提升战力的目的,已几乎不太可能。如何慧眼发掘,巧妙引援,考验的是近年来被拥趸屡屡诟病引援不力的申花管理层。
为什么许多世界名城拥有知名的职业球会?以本次申花再夺中国足协杯而论,“城市荣耀”四个字,确实说明问题。
现代都市,职业体育代表着一种城市精神。有无顶尖球会,往往反映了一座都市人们的价值取向、精神追求、消费能力。
在中国来说,京、津、沪、穗都是经济发达城市,大多又是一线城市,这些城市的经济体量、观众容量等,决定了一线球队数量、质量未来将保持在较高水平。冠军可遇更可求,未来,机会仍将留给准备更充分的球会。
职业化之路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职业体育,肇始于足球。中国足协在1992年红山口会议上,决定把足球作为体育改革的突破口,确立了中国足球要走职业化道路的改革方向。
甚而,甲A、甲B之名,也来自专业体工队时期,地方体委对甲级队照拂得多,许多乙级队则不免有解散危险。中国足协为了提高地方体委办足球的积极性,而将顶级联赛和次级联赛都称作“甲级联赛”——一个甲A、一个甲B。换言之,甲A和甲B,本就不是个市场经济体系下的联赛名称,而是沿用专业体工队时期的名号。
日本足球的职业联赛,始于1993年,只比中国早一年,却迅速提升了日本男足的水平。在1980年代屡屡败在中国队脚下的所谓亚洲二流球队日本,迅速提升战力——夺取亚洲杯冠军,在世界杯外围赛中屡屡出线,甚而在国际赛场代表亚洲打出了一定水准。
在1980年代甚至1990年代初,中国有诸如沈祥福等教练、贾秀全等球员在日本足球界以老师、强力外援著称。而到了21世纪,中国足球整体上已经落后日本足球几个身位。一度,由冈田武史为代表到日本教练,曾经到中超执教,并口口声声要帮助中国足球提高水平。
总的来说,1990年代开始的中国职业足球联赛,是与当时中国的整体经济实力、市民阶层的收入水平相匹配的。这就如同1992年以前日本足球的半职业联赛,亦是由企业冠名——丰田队、住友金属队云云。只因当年日本的社会结构是以企业为依托,市民阶层亦无法从社区自发形成足球队。
申花队脱胎于当时的上海足球队。其时,申花是个家电品牌,主要经营洗衣机、热水器之类。而在其经历了SVA时期、朱骏时期都未曾改名后,“申花”两字早已不代表曾经赞助这支足球队的家电企业了。某种程度上说,“申花”两字,更类似日本J联赛成立以后诸如“钢巴” “胜利船” “红宝石”之类中性词。
上海一直以来是中国足球重镇,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生于香港的广东梅州人李惠堂来到上海,逐渐打出了“亚洲球王”的风范,乃至当时流行一句话——“看戏要看梅兰芳,看球要看李惠堂”。
上海从不缺乏国内一流球星。譬如徐根宝,1966年进入国家队,曾任国足队长。在崇明根宝基地酒店一楼的荣誉室里,有一张黑白照片,就是周恩来总理当年接见徐根宝时的留影。
方纫秋执教的1983年全运会冠军的那支上海队中,张惠康、秦国荣、鲁妙生、柳海光等人,至今被老球迷念叨。 到了职业联赛阶段,范志毅一度成了中国职业体育的一块牌子。亚洲足球先生、转会英格兰水晶宫队并成为队长,一度成为佳话。申花更是在1995年夺得甲A联赛冠军、 1998年夺得足协杯冠军。如今则再添一冠。这支脱胎于上海足球队的老牌球队,从中国职业化初年走到今日,发现在联赛中,唯有国安和自己是从没有更名过的顶级球会。算上曾经一度降级如今重返中超的河南建业,也不过区区三队。
足协杯两场决赛,上座率也都达到预期,虹口上座24319人几乎达到上限,上海体育场亦上座39552人。
从观众上座率、衍生品购买等角度衡量,上海的球迷消费已经较为成熟与固定化。上海人均GDP突破11.36万元,达到了日本1990年代初的水平。中国足球职业联赛所生存的土壤越来越好,其非职业因素——诸如企业冠名俱乐部、俱乐部收支严重不平衡、青训与俱乐部不挂钩、球迷消费不足等等问题,到了可以加快解决的时候了。上海这些仍在职业化之路上的职业球队,完全应该加快速度继续发展。
就全国足球改革的政策层面来说,2015年2月27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導小组第十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
2015年3月24日,中国足球协会在京召开第十届执委会第四次会议。这一次会议,堪称能与1992年启动中国体育职业化之路的红山口会议相提并论。
该方案,制定了中国足球的近期、中期、远期目标。
近期目标是——理顺足球管理体制,制定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创新中国特色足球管理模式。
中期目标是——实现青少年足球人口大幅增加,职业联赛组织和竞赛水平达到亚洲一流,国家男足跻身亚洲前列,女足重返世界一流强队行列。
至于远期目标,则是——中国成功申办世界杯足球赛,男足打进世界杯、进入奥运会。
回看当年的红山口会议,曾经提出过更豪迈的口号,但这些口号大多落空。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建立以来,尽管足协屡屡提出各种方案以加强职业队梯队建设,但中国足球人才一度青黄不接——早期的专业体工队、少体校模式式微,由企业赞助冠名的“广告型”球队不注重梯队建设,产生了不小的负面影响。
2015年,中国足协提出——从2016赛季开始的三年内,中超、中甲必须拥有标准训练基地,必须拥有自己的梯队。如今,各中超球队确实在落实梯队建设。可见,这次足改是动真格的。
以上海为例,政府也在为职业队梯队建设殚精竭虑。据悉,2017中超赛季拿到中超亚军的上港、获第十一名的申花,在今年底都会收到一笔“特殊奖金”。为鼓励职业俱乐部发展,上海管理部门在2013年建立体育发展基金,创新地通过以奖代补的方式,对俱乐部获得的成绩作出激励,并通过追踪机制确保经费用到实处。
比之足球俱乐部亿元级投入,体育基金根据名次奖给俱乐部的数额并不多,但政府意在用引导资金撬动市场积极性,鼓励俱乐部履行社会责任,以奖代补,推动俱乐部健康发展。
与1992年以尽快建立职业联赛为目标的红山口会议相比,2015年推出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并非是一个单以国家队成绩作为唯一目标的方案,亦非完全作为职业联赛目标的方案,而是一个从国家队、职业队等竞技层面到群众体育普及层面整体规划的系统性方案。
某种程度上说,足球运动是否普及,比一支国家队是否在洲际比赛上取得好成绩,来得更重要。它攸关一个国家的全民身体素质、国民精神。早已不仅仅是一个足球概念了。
足球运动,场上11人对11人,是世界上同场参与人数最多的运动,在这样的集体项目上要想获胜,必须注重配合,注重集体荣誉感与忠诚度。足球和大多数体育运动,都是人类的共同语言。这是中国从国家层面发展足球运动的初衷,如果了解了这一点,也就了解了足球为何不仅仅是足球。以职业队为引领,使更多人在足球领域消费,同时下场踢球,或许才是正途。
遭遇了一个赛季坎坷,甚至在中超联赛中一度到了降级边缘区的申花,与在联赛中同样未遂冠军目标的上港,在足协杯决赛会师。
赛前,老牌球队申花普遍不被看好,即便是那些“蓝血人”——资深申花球迷,也大多表示,希望申花打出精气神就好。未曾想,11月19日,申花主场依靠马丁斯的进球,1:0小胜。随后,在11月26日客场对上港的比赛中,申花打出了应有的气势与足够的内容,打出了2:3的高比分。申花以总比分3:3、客场进球数多,而成为名副其实的冠军。
如果不算赛季初联赛、杯赛优胜者之间的超霸杯之类,单以联赛和杯赛而论,这是足球职业化改革以来,申花第四次问鼎全国冠军。只因末代甲A冠军最后被剥夺,所以单算荣誉的话,职业化改革以来,申花为上海赢得了一个联赛冠军和两个中国足协杯赛冠军。
当申花再次夺冠之际,申花俱乐部发布夺冠海报:THE CITY IS BLUE。
而整个城市,确实处处少不了一抹蓝。
“城市·荣耀”,这是陆家嘴的高楼整个外墙上打出的蓝色底纹的字样。
11月27日,延安中路839号新民晚报老大楼前,一波波穿着带有申花队标服装的人们前来,这都是没能在外买到当天申花夺冠报道报纸的球迷。有人甚至一口气买了2000份报纸!
微信刷屏更是不在话下,许多平日里不显山不露水者,这一天突然暴露了自己申花球迷的身份。
“回到1998”,“重温那一刻”……
冠军“交响乐”
初冬,申花再次怒放。
2017年的上海足球,犹如一曲演奏了一整年的冠军交响乐,尽管其中有低回的乐章,有沉闷的时刻,但主旋律是那么激昂,申花是冠军,则是这曲交响最华丽的尾声。
2017年的上海,堪称足球丰收年。
单以全国冠军而论——申花的足协杯冠军,外加全运会赛场上,上海男女足各年龄段球队创纪录包圆所有全国冠军。这冠军数目,仔细点数,足足一只手!
年初旨在冲击亚冠、中超、足协杯三项冠军的上港,看似没有收获一冠,但亦取得了亚冠进四强的好成绩——这创造了上海职业足球在亚冠赛场的最佳战绩。在中超、中国足协杯赛场上,上港取得两个亚军。上港其实已经在成绩方面取得了队史新高。
今年的中国足协杯四强,上海球队占据三席。除了老牌球队申花、新锐球队上港之外,处于中甲联赛的申鑫亦逆袭中超土豪苏宁,成功晋级四强。对于小成本运作、主场偏居金山的申鑫来说,这算是佳绩了。特别是在中国足协杯颁奖礼上,申鑫荣获公平竞赛奖,更是给这一佳绩以锦上添花的注释。
当然,比起豪取中超七连冠的广州恒大来,两支上海球队今年的成绩都没有达到预期。期盼掀翻恒大的上港,最终排名第二,加之足协杯第二,争三冠而未得一冠,特别是其俱乐部队史上,全国冠军仍然是个空白点。
申花今年则遭遇联赛成绩不佳,一度接近降级区。闹心事还不少——年初引进的阿根廷球星“野兽”特维斯,一度被外媒曝称年薪世界第一,然而在上海这一年,他对球队的帮助微乎其微,特别是在球队比赛期间病休,却出现在迪士尼乐园,而得到了一个新绰号——迪士尼。
其他种种,譬如孙世林在3月份与天津权健的比赛中,对该队罚丢点球的知名外援帕托点赞,遭遇中国足协罚单。由此,“世林点赞”竟然成了“新成语”。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上港的问题,则出在由崇明根宝基地培养的一帮1991年前后球员为基干,加之胡尔克、奥斯卡等天价外援组成的球队,至今没有冠军加身——投入产出比似有不符,更似有蹉跎岁月之感。
展望来路,由混合所有制企业绿地入驻至今近四年,球队即将再次踏入亚冠正赛之际,申花一线队的阵容强度、板凳厚度都亟待进一步加强、加强、再加强。然而,如今面对中国足协引援新规——引进内援超过2000万人民币、外援超过4500万人民币,就要拿出同等金额,或是纳入本队的青训建设,或是上缴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申花想要短期内靠撒钱达到提升战力的目的,已几乎不太可能。如何慧眼发掘,巧妙引援,考验的是近年来被拥趸屡屡诟病引援不力的申花管理层。
为什么许多世界名城拥有知名的职业球会?以本次申花再夺中国足协杯而论,“城市荣耀”四个字,确实说明问题。
现代都市,职业体育代表着一种城市精神。有无顶尖球会,往往反映了一座都市人们的价值取向、精神追求、消费能力。
在中国来说,京、津、沪、穗都是经济发达城市,大多又是一线城市,这些城市的经济体量、观众容量等,决定了一线球队数量、质量未来将保持在较高水平。冠军可遇更可求,未来,机会仍将留给准备更充分的球会。
职业化之路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职业体育,肇始于足球。中国足协在1992年红山口会议上,决定把足球作为体育改革的突破口,确立了中国足球要走职业化道路的改革方向。
甚而,甲A、甲B之名,也来自专业体工队时期,地方体委对甲级队照拂得多,许多乙级队则不免有解散危险。中国足协为了提高地方体委办足球的积极性,而将顶级联赛和次级联赛都称作“甲级联赛”——一个甲A、一个甲B。换言之,甲A和甲B,本就不是个市场经济体系下的联赛名称,而是沿用专业体工队时期的名号。
日本足球的职业联赛,始于1993年,只比中国早一年,却迅速提升了日本男足的水平。在1980年代屡屡败在中国队脚下的所谓亚洲二流球队日本,迅速提升战力——夺取亚洲杯冠军,在世界杯外围赛中屡屡出线,甚而在国际赛场代表亚洲打出了一定水准。
在1980年代甚至1990年代初,中国有诸如沈祥福等教练、贾秀全等球员在日本足球界以老师、强力外援著称。而到了21世纪,中国足球整体上已经落后日本足球几个身位。一度,由冈田武史为代表到日本教练,曾经到中超执教,并口口声声要帮助中国足球提高水平。
总的来说,1990年代开始的中国职业足球联赛,是与当时中国的整体经济实力、市民阶层的收入水平相匹配的。这就如同1992年以前日本足球的半职业联赛,亦是由企业冠名——丰田队、住友金属队云云。只因当年日本的社会结构是以企业为依托,市民阶层亦无法从社区自发形成足球队。
申花队脱胎于当时的上海足球队。其时,申花是个家电品牌,主要经营洗衣机、热水器之类。而在其经历了SVA时期、朱骏时期都未曾改名后,“申花”两字早已不代表曾经赞助这支足球队的家电企业了。某种程度上说,“申花”两字,更类似日本J联赛成立以后诸如“钢巴” “胜利船” “红宝石”之类中性词。
上海一直以来是中国足球重镇,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生于香港的广东梅州人李惠堂来到上海,逐渐打出了“亚洲球王”的风范,乃至当时流行一句话——“看戏要看梅兰芳,看球要看李惠堂”。
上海从不缺乏国内一流球星。譬如徐根宝,1966年进入国家队,曾任国足队长。在崇明根宝基地酒店一楼的荣誉室里,有一张黑白照片,就是周恩来总理当年接见徐根宝时的留影。
方纫秋执教的1983年全运会冠军的那支上海队中,张惠康、秦国荣、鲁妙生、柳海光等人,至今被老球迷念叨。 到了职业联赛阶段,范志毅一度成了中国职业体育的一块牌子。亚洲足球先生、转会英格兰水晶宫队并成为队长,一度成为佳话。申花更是在1995年夺得甲A联赛冠军、 1998年夺得足协杯冠军。如今则再添一冠。这支脱胎于上海足球队的老牌球队,从中国职业化初年走到今日,发现在联赛中,唯有国安和自己是从没有更名过的顶级球会。算上曾经一度降级如今重返中超的河南建业,也不过区区三队。
足协杯两场决赛,上座率也都达到预期,虹口上座24319人几乎达到上限,上海体育场亦上座39552人。
从观众上座率、衍生品购买等角度衡量,上海的球迷消费已经较为成熟与固定化。上海人均GDP突破11.36万元,达到了日本1990年代初的水平。中国足球职业联赛所生存的土壤越来越好,其非职业因素——诸如企业冠名俱乐部、俱乐部收支严重不平衡、青训与俱乐部不挂钩、球迷消费不足等等问题,到了可以加快解决的时候了。上海这些仍在职业化之路上的职业球队,完全应该加快速度继续发展。
就全国足球改革的政策层面来说,2015年2月27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導小组第十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
2015年3月24日,中国足球协会在京召开第十届执委会第四次会议。这一次会议,堪称能与1992年启动中国体育职业化之路的红山口会议相提并论。
该方案,制定了中国足球的近期、中期、远期目标。
近期目标是——理顺足球管理体制,制定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创新中国特色足球管理模式。
中期目标是——实现青少年足球人口大幅增加,职业联赛组织和竞赛水平达到亚洲一流,国家男足跻身亚洲前列,女足重返世界一流强队行列。
至于远期目标,则是——中国成功申办世界杯足球赛,男足打进世界杯、进入奥运会。
回看当年的红山口会议,曾经提出过更豪迈的口号,但这些口号大多落空。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建立以来,尽管足协屡屡提出各种方案以加强职业队梯队建设,但中国足球人才一度青黄不接——早期的专业体工队、少体校模式式微,由企业赞助冠名的“广告型”球队不注重梯队建设,产生了不小的负面影响。
2015年,中国足协提出——从2016赛季开始的三年内,中超、中甲必须拥有标准训练基地,必须拥有自己的梯队。如今,各中超球队确实在落实梯队建设。可见,这次足改是动真格的。
以上海为例,政府也在为职业队梯队建设殚精竭虑。据悉,2017中超赛季拿到中超亚军的上港、获第十一名的申花,在今年底都会收到一笔“特殊奖金”。为鼓励职业俱乐部发展,上海管理部门在2013年建立体育发展基金,创新地通过以奖代补的方式,对俱乐部获得的成绩作出激励,并通过追踪机制确保经费用到实处。
比之足球俱乐部亿元级投入,体育基金根据名次奖给俱乐部的数额并不多,但政府意在用引导资金撬动市场积极性,鼓励俱乐部履行社会责任,以奖代补,推动俱乐部健康发展。
与1992年以尽快建立职业联赛为目标的红山口会议相比,2015年推出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并非是一个单以国家队成绩作为唯一目标的方案,亦非完全作为职业联赛目标的方案,而是一个从国家队、职业队等竞技层面到群众体育普及层面整体规划的系统性方案。
某种程度上说,足球运动是否普及,比一支国家队是否在洲际比赛上取得好成绩,来得更重要。它攸关一个国家的全民身体素质、国民精神。早已不仅仅是一个足球概念了。
足球运动,场上11人对11人,是世界上同场参与人数最多的运动,在这样的集体项目上要想获胜,必须注重配合,注重集体荣誉感与忠诚度。足球和大多数体育运动,都是人类的共同语言。这是中国从国家层面发展足球运动的初衷,如果了解了这一点,也就了解了足球为何不仅仅是足球。以职业队为引领,使更多人在足球领域消费,同时下场踢球,或许才是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