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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75年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包含了改革思路，为新时期历史转折奠定了基础，是新时期改革的前奏。而新时期的全面深化改革，站在新的历史阶段，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在继承与发展1975年整顿基础上，又一次对改革进行了周密部署与总体设计，并做出补充与深入，是改革的升华阶段。二者是一脉相承的。
[关键词]邓小平整顿改革
邓小平的前途和命运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息息相关。他的一生中，经历了“三落三起”，每一次“落”都是因为坚持正确主张而受到错误打击，而每一次的复出，又都是受命于危难之际。“文化大革命”中第二次“落”与1973年的“复出”，正是如此。
一、邓小平临危受命，主持1975年的全面整顿工作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随着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深入揭批，毛泽东开始关注备受打击迫害的高层老干部。1973年3月，经他批示，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党的十大，邓小平被选为中央委员，不久参加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工作。1974年10月，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1975年1月，邓小平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十届二中全会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后，由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邓小平的这次复出，实际上是临危受命。多年的“文化大革命”使得全国的政治、经济形势极其严峻，国民经济几乎陷入崩溃边缘。1974年8月，毛泽东作出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1]p402同年11月他又提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1]p410。此时的毛泽东希望社会能够安定，经济能正常发展，从而结束全国混乱局面。1975年初，周恩来在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实现四化建设宏伟目标：在20世纪末，要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步入世界前列。
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为了改变“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提出以“三项指示为纲”，力排种种干扰，着力对工业、农业、军队、科技、文艺政策以及党的作风进行全面整顿，并且强调“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2]p35。
短短几个月，整顿取得显著成效。但是由于整顿触及“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理论与政策，并发展到系统纠正，出现要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遭到了“四人帮”的反对，也引起毛泽东的不满。由此开始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整顿工作半途夭折。
二、邓小平1975年全面整顿蕴涵着改革的思路
邓小平在一系列会议讲话中，提出了他的全面整顿的思想。后来他指出：“说到改革，其实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3]p255这段话表明：第一，邓小平认为，1975年的全面整顿是改革的萌芽。第二，整顿要解决的“恢复生产秩序”问题，实际就是纠正“文化大革命”破坏生产的错误。说明最初的改革，正是从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入手的。所以邓小平又指出：“其实，拨乱反正在一九七五年就开始了。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每整顿一项就立即见效，非常见效。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3]p81。这场整顿为后来的拨乱反正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这些思想中包含有三年后全面改革的主要思路，这一整顿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改革开放的重要方针奠定了基础。主要表现在：
1.提出“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思想。邓小平在1975年整顿中提出一个重要观点：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四个现代化”建设是大局，是最大的政治，是落脚点。这从指导思想上确立了“四个现代化”的重要地位，是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初步思考。在我国的现实条件下，要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根本上需要依靠改革。邓小平正是从这一观点出发，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领导全党首先从农村改革做起，接着对经济实行全面改革。党的十二大把逐步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党的十三大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纳入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之中。从而使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研必须走在发展国民经济前面”的思想。把科学技术与生产力联系在一起，突出科技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是邓小平领导1975年整顿的又一重要思想。邓小平指出，“科研工作要走在前面”，否则“要拖整个国家建设的后腿”[2]p32。他还指出：“科技人员是不是劳动者？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3]p34这是具有战略眼光的思想，反驳了把知识分子划入资产阶级范畴的“左”倾错误，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说：”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2]p86这一思想为提高我国的生产力、实现“四个现代化”明确了首要的关键点。1988年他进一步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3]p274。
3.提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夺权位，不断制造迷信与个人崇拜。他们利用人民对毛泽东的爱戴，宣扬历史唯心主义，鼓吹毛泽东晚年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同时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混乱了我们党的思想理论。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提出反对割裂毛泽东思想，要“把毛泽东同志树立的优良作风发扬起来”[2]p14。这年9月，邓小平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谈到如何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时说：“毛泽东思想有丰富的内容，是完整的一套，怎么能够只把‘老三篇’、‘老五篇’叫做毛泽东思想，而把毛泽东同志的其他著作都抛开呢？怎么能够抓住一两句话、一两个观点，就片面地进行宣传呢？”[3]p36-37他强调，“毛泽东思想紧密各个领域的实践，紧密联系着各个方面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我们一定要全面地学习、宣传和实行”[2]p37。这番话，点破了长期存在于我国政治思想领域的症结。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又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毛泽东思想是完整体系，要全面准确理解。这冲破了教条主义与个人崇拜的束缚，领导全党开展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
4.提出改革开放的思想。邓小平深刻吸取社会主义建设前期，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针对各方面存在的混乱局面，提出“恢复和健全规章制度。关键是建立责任制”。提出必须“坚持按劳分配原则”[2]p30。这体现了他在生产与分配体制方面的新构想，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打破平均主义作了思想上的准备和实践中的尝试，成为我国进行农村改革与城市改革的前奏。
20世纪70年代中期，国际环境得到改善，邓小平通过敏锐的观察，发现我国对外交流具备了发展条件。1975年8月在会见美国国会议员团时指出：“我们立足于自力更生，但自力更生不意味着闭关自守，不意味着一种保守主义。我们要学习、吸收世界上一切先进技术。”[4]p86反驳了过去一段时间把向先进国家学习先进技术当做“崇洋媚外”的谬论，揭示了必须走开放道路的道理。这对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起到了启迪作用。实践证明，对外开放不仅引进了大量技术设备与人才，带来了现代化的管理理念，还对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经济、培养人才、积累经验等都具有重要作用，拉近了中国同世界发达国家的距离。
三、新时期改革是对邓小平全面整顿的继承与发展
1975年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与新时期的改革，是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改革实践。前者是改革领域的“蜻蜓点水”，为历史转折奠定基础；后者是对改革开放的深化，是应势而为、大胆开拓并付出艰苦努力跟进，是迈过新时期历史大坎的必然要求。但二者具有一脉相承性。具体表现在：
1.新时期改革继承了邓小平1975年整顿“敢字当头”的精神。邓小平在1975年全面整顿中，身先士卒、不折不扣地诠释了“敢字当头”的智慧与领导风范。对于错误的东西，针锋相对、直面挫折、屈伸自如，涉及原则问题敢于坚持、敢于斗争、寸步不让，不计个人荣辱，忍耐顽强，以勇气与毅力、信念与信心为精神支撑，敢于担当。
当前，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和发扬了“干”字当前、“敢”字当头，敢于负责、敢为人先的精神，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攻坚克难。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全国15个重要领域规划60项改革任务。时至今日，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意识和夙夜为公的责任意识，按照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扎实工作，已经完成了30多项改革任务，用实际行动回应了人民的意愿。二胎生育政策人文化、城镇新型化、分配收入合理化、户籍合情化、纪检严明化、国企薪酬调节化等热点改革纷纷落地。在此过程中，习近平率先垂范，先后亲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职务，为改革拨开迷雾。这种“惟其艰难，更显勇毅”的敢干精神，赋予改革以更加深邃的时代意义，赢得了群众的好评。
2.新时期改革继承了邓小平1975整顿立足国情，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以实事求是为根本出发点，为人民谋利益；以解放思想、寻求突破为着力点，顺应人民期待。1975年全面整顿中，邓小平透彻地分析了我国的实际情况，并深切感受到人民群众对安定富足生活的向往。他坚持以实事求是为出发点，为人民谋利益，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方案。针对“四人帮”的谬论，在他直接领导下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协助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创办了理论刊物《思想战线》，使“四人帮”感到他们在思想文化阵地的垄断受到威胁。他解放思想，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桎梏。他以大无畏的魄力与勇气、坚定的信念与充分的自信，使整顿取得成效。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改革已经到了非奋蹄向前而不能成功的时候。同时改革遇到了瓶颈，矛盾更为复杂、任务更为艰巨、形势更为紧迫，进一步深化改革将带来更复杂的利益触动，改革见效周期加长。习近平审时度势，依据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情，继续坚守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断解放思想，实施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局与总体设计，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改革总目标。不仅对五位一体及党建、国防等领域进行全面规划，还在制度层面提出更高要求。以敢想实干、敢冒风险的精神，冲破固有思想藩篱，直击体制机制弊端与利益固化的陈规。从目前最紧迫的环节、普通群众最期盼的领域、阻碍经济社会发展最突出的掣肘、大家一致认为的难题改起，最大程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愿望，把实实在在的好处给予人民，努力把中国建成小康社会，全心复兴伟大的中华民族。
3.新时期改革继承了邓小平1975年整顿“重执行讲效率”的作风。邓小平以他固有的雷厉风行，坚决果断的工作作风和战斗风格，重点突破，以点带面，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收到了可观的成效。
当前，习近平指出，行动最有说服力。他一再强调：从国情出发，细化落实各项重点改革。准确、正确、有序推进改革，中央统一部署，不盲目推进。该尽早推进的不拖宕，该试点的不仓促推开，该深入研究后再推进的不急于求成，该得到法律授权的不超前推进。认真执行中央要求，坚持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注重改革的关联性，把握全局，力争综合效益最大化。把维护中央大政方针的统一性、严肃性与因地制宜、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结合起来。一旦确定任务，就紧锣密鼓抓落实，合理周密部署，落地有声落实，一周一小胜，一月一大胜，防止搞形式，只说不干，确保各项政策精神落地生根，落到实处。
新时期改革优化传承了邓小平1975年整顿的思想、精神和作风，但新时期的改革面对中国近些年国内国际形势的发展实情，推陈出新，规划出赋予新格局的改革思路。具体表现在两个层面：
其一，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5]。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通过进一步解放思想推动生产力的解放，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破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传统体制、机制的弊端，力争把改革的红利、内需的潜力、创新的活力叠加起来，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制度支撑。以市场的资源配置为抓手，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从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进一步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以开放促改革；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强化权力制约与监督体系；深化社会制度改革，促进共同富裕；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等等。新时期改革实现了从单方面管控到全面治理，使改革目标得到科学提升，治理的主体实现多元化，政府、社会、市场三者良性互动，相互促进；改革路径得到深化，实现了从单兵突进到统筹发展。
其二，进一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推动社会公平正义建设。新时期，我们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加强市场配置资源；进一步调整政府职能，凸显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促进共同富裕、维护社会正义的职能；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特别是垄断行业的改革，严格规范国有企业人员薪酬水平、职务消费等；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加国有企业改革，从而，更进一步打破显性和隐形垄断；优化体制机制，建立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平等人民群众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的权利和义务；改革司法体制，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加强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着力改善民生。○
参考文献：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邓小平年谱（1975-1997）[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5]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3-11-16.
责任编辑马永义
[关键词]邓小平整顿改革
邓小平的前途和命运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息息相关。他的一生中，经历了“三落三起”，每一次“落”都是因为坚持正确主张而受到错误打击，而每一次的复出，又都是受命于危难之际。“文化大革命”中第二次“落”与1973年的“复出”，正是如此。
一、邓小平临危受命，主持1975年的全面整顿工作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随着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深入揭批，毛泽东开始关注备受打击迫害的高层老干部。1973年3月，经他批示，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党的十大，邓小平被选为中央委员，不久参加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工作。1974年10月，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1975年1月，邓小平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十届二中全会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后，由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邓小平的这次复出，实际上是临危受命。多年的“文化大革命”使得全国的政治、经济形势极其严峻，国民经济几乎陷入崩溃边缘。1974年8月，毛泽东作出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1]p402同年11月他又提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1]p410。此时的毛泽东希望社会能够安定，经济能正常发展，从而结束全国混乱局面。1975年初，周恩来在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实现四化建设宏伟目标：在20世纪末，要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步入世界前列。
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为了改变“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提出以“三项指示为纲”，力排种种干扰，着力对工业、农业、军队、科技、文艺政策以及党的作风进行全面整顿，并且强调“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2]p35。
短短几个月，整顿取得显著成效。但是由于整顿触及“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理论与政策，并发展到系统纠正，出现要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遭到了“四人帮”的反对，也引起毛泽东的不满。由此开始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整顿工作半途夭折。
二、邓小平1975年全面整顿蕴涵着改革的思路
邓小平在一系列会议讲话中，提出了他的全面整顿的思想。后来他指出：“说到改革，其实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3]p255这段话表明：第一，邓小平认为，1975年的全面整顿是改革的萌芽。第二，整顿要解决的“恢复生产秩序”问题，实际就是纠正“文化大革命”破坏生产的错误。说明最初的改革，正是从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入手的。所以邓小平又指出：“其实，拨乱反正在一九七五年就开始了。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每整顿一项就立即见效，非常见效。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3]p81。这场整顿为后来的拨乱反正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这些思想中包含有三年后全面改革的主要思路，这一整顿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改革开放的重要方针奠定了基础。主要表现在：
1.提出“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思想。邓小平在1975年整顿中提出一个重要观点：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四个现代化”建设是大局，是最大的政治，是落脚点。这从指导思想上确立了“四个现代化”的重要地位，是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初步思考。在我国的现实条件下，要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根本上需要依靠改革。邓小平正是从这一观点出发，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领导全党首先从农村改革做起，接着对经济实行全面改革。党的十二大把逐步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党的十三大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纳入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之中。从而使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研必须走在发展国民经济前面”的思想。把科学技术与生产力联系在一起，突出科技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是邓小平领导1975年整顿的又一重要思想。邓小平指出，“科研工作要走在前面”，否则“要拖整个国家建设的后腿”[2]p32。他还指出：“科技人员是不是劳动者？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3]p34这是具有战略眼光的思想，反驳了把知识分子划入资产阶级范畴的“左”倾错误，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说：”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2]p86这一思想为提高我国的生产力、实现“四个现代化”明确了首要的关键点。1988年他进一步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3]p274。
3.提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夺权位，不断制造迷信与个人崇拜。他们利用人民对毛泽东的爱戴，宣扬历史唯心主义，鼓吹毛泽东晚年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同时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混乱了我们党的思想理论。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提出反对割裂毛泽东思想，要“把毛泽东同志树立的优良作风发扬起来”[2]p14。这年9月，邓小平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谈到如何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时说：“毛泽东思想有丰富的内容，是完整的一套，怎么能够只把‘老三篇’、‘老五篇’叫做毛泽东思想，而把毛泽东同志的其他著作都抛开呢？怎么能够抓住一两句话、一两个观点，就片面地进行宣传呢？”[3]p36-37他强调，“毛泽东思想紧密各个领域的实践，紧密联系着各个方面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我们一定要全面地学习、宣传和实行”[2]p37。这番话，点破了长期存在于我国政治思想领域的症结。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又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毛泽东思想是完整体系，要全面准确理解。这冲破了教条主义与个人崇拜的束缚，领导全党开展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
4.提出改革开放的思想。邓小平深刻吸取社会主义建设前期，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针对各方面存在的混乱局面，提出“恢复和健全规章制度。关键是建立责任制”。提出必须“坚持按劳分配原则”[2]p30。这体现了他在生产与分配体制方面的新构想，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打破平均主义作了思想上的准备和实践中的尝试，成为我国进行农村改革与城市改革的前奏。
20世纪70年代中期，国际环境得到改善，邓小平通过敏锐的观察，发现我国对外交流具备了发展条件。1975年8月在会见美国国会议员团时指出：“我们立足于自力更生，但自力更生不意味着闭关自守，不意味着一种保守主义。我们要学习、吸收世界上一切先进技术。”[4]p86反驳了过去一段时间把向先进国家学习先进技术当做“崇洋媚外”的谬论，揭示了必须走开放道路的道理。这对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起到了启迪作用。实践证明，对外开放不仅引进了大量技术设备与人才，带来了现代化的管理理念，还对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经济、培养人才、积累经验等都具有重要作用，拉近了中国同世界发达国家的距离。
三、新时期改革是对邓小平全面整顿的继承与发展
1975年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与新时期的改革，是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改革实践。前者是改革领域的“蜻蜓点水”，为历史转折奠定基础；后者是对改革开放的深化，是应势而为、大胆开拓并付出艰苦努力跟进，是迈过新时期历史大坎的必然要求。但二者具有一脉相承性。具体表现在：
1.新时期改革继承了邓小平1975年整顿“敢字当头”的精神。邓小平在1975年全面整顿中，身先士卒、不折不扣地诠释了“敢字当头”的智慧与领导风范。对于错误的东西，针锋相对、直面挫折、屈伸自如，涉及原则问题敢于坚持、敢于斗争、寸步不让，不计个人荣辱，忍耐顽强，以勇气与毅力、信念与信心为精神支撑，敢于担当。
当前，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和发扬了“干”字当前、“敢”字当头，敢于负责、敢为人先的精神，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攻坚克难。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全国15个重要领域规划60项改革任务。时至今日，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意识和夙夜为公的责任意识，按照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扎实工作，已经完成了30多项改革任务，用实际行动回应了人民的意愿。二胎生育政策人文化、城镇新型化、分配收入合理化、户籍合情化、纪检严明化、国企薪酬调节化等热点改革纷纷落地。在此过程中，习近平率先垂范，先后亲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职务，为改革拨开迷雾。这种“惟其艰难，更显勇毅”的敢干精神，赋予改革以更加深邃的时代意义，赢得了群众的好评。
2.新时期改革继承了邓小平1975整顿立足国情，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以实事求是为根本出发点，为人民谋利益；以解放思想、寻求突破为着力点，顺应人民期待。1975年全面整顿中，邓小平透彻地分析了我国的实际情况，并深切感受到人民群众对安定富足生活的向往。他坚持以实事求是为出发点，为人民谋利益，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方案。针对“四人帮”的谬论，在他直接领导下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协助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创办了理论刊物《思想战线》，使“四人帮”感到他们在思想文化阵地的垄断受到威胁。他解放思想，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桎梏。他以大无畏的魄力与勇气、坚定的信念与充分的自信，使整顿取得成效。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改革已经到了非奋蹄向前而不能成功的时候。同时改革遇到了瓶颈，矛盾更为复杂、任务更为艰巨、形势更为紧迫，进一步深化改革将带来更复杂的利益触动，改革见效周期加长。习近平审时度势，依据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情，继续坚守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断解放思想，实施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局与总体设计，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改革总目标。不仅对五位一体及党建、国防等领域进行全面规划，还在制度层面提出更高要求。以敢想实干、敢冒风险的精神，冲破固有思想藩篱，直击体制机制弊端与利益固化的陈规。从目前最紧迫的环节、普通群众最期盼的领域、阻碍经济社会发展最突出的掣肘、大家一致认为的难题改起，最大程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愿望，把实实在在的好处给予人民，努力把中国建成小康社会，全心复兴伟大的中华民族。
3.新时期改革继承了邓小平1975年整顿“重执行讲效率”的作风。邓小平以他固有的雷厉风行，坚决果断的工作作风和战斗风格，重点突破，以点带面，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收到了可观的成效。
当前，习近平指出，行动最有说服力。他一再强调：从国情出发，细化落实各项重点改革。准确、正确、有序推进改革，中央统一部署，不盲目推进。该尽早推进的不拖宕，该试点的不仓促推开，该深入研究后再推进的不急于求成，该得到法律授权的不超前推进。认真执行中央要求，坚持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注重改革的关联性，把握全局，力争综合效益最大化。把维护中央大政方针的统一性、严肃性与因地制宜、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结合起来。一旦确定任务，就紧锣密鼓抓落实，合理周密部署，落地有声落实，一周一小胜，一月一大胜，防止搞形式，只说不干，确保各项政策精神落地生根，落到实处。
新时期改革优化传承了邓小平1975年整顿的思想、精神和作风，但新时期的改革面对中国近些年国内国际形势的发展实情，推陈出新，规划出赋予新格局的改革思路。具体表现在两个层面：
其一，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5]。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通过进一步解放思想推动生产力的解放，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破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传统体制、机制的弊端，力争把改革的红利、内需的潜力、创新的活力叠加起来，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制度支撑。以市场的资源配置为抓手，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从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进一步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以开放促改革；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强化权力制约与监督体系；深化社会制度改革，促进共同富裕；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等等。新时期改革实现了从单方面管控到全面治理，使改革目标得到科学提升，治理的主体实现多元化，政府、社会、市场三者良性互动，相互促进；改革路径得到深化，实现了从单兵突进到统筹发展。
其二，进一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推动社会公平正义建设。新时期，我们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加强市场配置资源；进一步调整政府职能，凸显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促进共同富裕、维护社会正义的职能；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特别是垄断行业的改革，严格规范国有企业人员薪酬水平、职务消费等；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加国有企业改革，从而，更进一步打破显性和隐形垄断；优化体制机制，建立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平等人民群众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的权利和义务；改革司法体制，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加强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着力改善民生。○
参考文献：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邓小平年谱（1975-1997）[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5]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3-11-16.
责任编辑马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