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40年前，16岁的韦迪选择体育为职业，多少有些远离政治和是非的意思。
他比任何一个前任都更早地听到骂声。在成为足协掌门两个月后，韦迪抛出了国奥打中超等系列提案，因此被称为“韦举国”，自上任以来积攒起来的好名声“毁于一旦”。
“如果我不触动任何现有的格局，我获得的骂声会最小，不做事的人才不会挨骂。”北京夕照大街东玖大厦A座7层办公室的沙发上，接受《中国周刊》记者采访的韦迪把刚刚拿起的烟放下，情绪稍稍有一些激动。
事实上，某种程度上来说，如果没有40年前那个夏天的选择，这些来源于中国足球的关注、喜悦、批评甚至谩骂，都将和韦迪无关。
不一样的体育教师
1970的夏天，16岁的韦迪从牡丹江市一中毕业。属于他的第一个“特殊的历史机遇”出现了。
韦迪的学生时代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他的前一届和后一届都上山下乡了，唯独他这一届没有。当时中国的人口正处于迅速增长期，学生多，老师却少得可怜。16岁的韦迪与同年级的部分同学都得到了留校的机会。
在那个夏天，韦迪面对着人生中第一个重大的选择：做一名数学老师，物理老师，或者一名体育老师。
体育教研组的领导非常看好韦迪。当时黑龙江处于反苏的前线，学校里的班级编制按照连排编排，韦迪是一个尖刀排的排长，队列和刺杀都很出色。
韦迪一时难以选择。他的物理也不错，他更希望去教物理。
最终，父亲帮他拿了主意——去搞体育。韦父是当时全市有名的数学老师。父亲的理由很简单，“文革”中绝大多数老师都挨了整，但是体育老师却没有一个受冲击。
“老人完全是一个不让孩子遭罪的简单想法，让我教体育，”韦迪感叹，“如果当初没有选择体育，我现在可能就是一个老师。”
韦迪清楚地记得那一段体育教师生活：上课的时候，一个班60个学生，篮球有4个，足球只有2个。“冬天的时候，我经常和学生一起在雪地上踢球，那个雪厚啊，挺有意思。”
这是属于每一个普通的体育教师的生活，但体育教研组的两个组长改变了这些。
两人一个是吉林体操队转业下来的专业教练，一个是哈尔滨体院的毕业生。出于对韦迪的喜爱，两个领导将自己学过的体育专业书籍借给他看，课余的时候还教韦迪多种运动的基本要领。
“两个领导让我打开眼界，在外人看来，我学了很多对于一个体育教师来说看起来没有什么用的专业体育知识，但是自己觉得受益很大。”韦迪说。
韦迪口中的“受益很大”因为一项政策的改变而具有了实现的可能性。1973年，邓小平提出个别专业可以通过考试录取，体育、音乐和美术可以通过考试入学了。
“之前高校招生明确提出要贯彻‘阶级路线’，只能走工农兵推荐的道路，按照我的家庭，我是没有机会的。”韦迪说。
1974年2月，韦迪考入了哈尔滨师范学院体育系。整个牡丹江市一共只考取了两个。
韦迪坦陈自己的体育成绩一般，脱颖而出的原因在于“比其他人更早接触了专业体育知识”，而这正来自于体育教研组那两位领导的帮助。在学校，韦迪甚至拿过学校全能体操比赛的亚军。
1976年，即将毕业的韦迪成为能够留校的8人中的一员。只不过这一次，一项名为“三来三去”的政策让他未能如愿。
“厂来厂去，村来村去，哪来哪去，我只能回到牡丹江一中。”就这样，22岁的韦迪再次回到母校。
回校后，韦迪备受重视，学校甚至还专门给他留着当年的办公桌。
“大学毕业之后，回到中学，感觉和其他老师不一样了，当然要赶紧展示自己学习的积累了。”韦迪不再是当年那个和学生一起踢足球的体育教师，经过大学学习，他已经拥有了专业的体育理论知识和训练方法。
一年之后，哈尔滨体育学院要调韦迪回去，牡丹江市一中和市教育局坚决不放。韦迪选择留在一中，“我只有服从组织决定啊!”
命运没有让韦迪等太久。1979年，韦迪再一次踏上了幸运的步点。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从政”
1977年11月，教育部、中国科学院联合发出《关于1977年招收研究生的通知》，“文化大革命”期间长期中断的招收培养研究生的工作从此开始回复。1979年，高等学校开始单独招生。
韦迪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在哈尔滨师范学院的学习让韦迪的能力比其他体育教师明显高出一截，他更加明白了接受教育的重要性，“研究生一定得考考。”
后来，在1979年研究生考试的成功者中，有25岁的韦迪。他进入沈阳体育学院，成为体育教学理论与方法专业的一名研究生。
在读研究生的日子里，让韦迪难忘的是一个长他14岁的老学兄。韦迪对其充满感激，“他帮我补完了原来的课程，我‘文革’中的一些课程相当于没有学过。”
1983年4月，韦迪拿到教育学硕士学位。再一次顺利留校的韦迪没有想到，他和学校的命运会在一个月之后发生“惊天巨变”。
5月5日上午，沈阳市公安局接到报案，沈阳体育学院保卫处的安伟建、姜洪军不见了，同时放在保卫处铁柜里的枪支也没有了。同时，另一起投毒案又发生在韦迪领导的身上。
沈阳体育学院副院长侯鹏的茶叶盒里出现了白色粉末，后经鉴定。这种白色粉末叫做氰化钠，是一种烈性毒物。
整个学校陷入一种莫名的恐慌之中。就在当天，一起轰动国际的劫机案发生了。辽宁省机电设备公司汽车计划员卓长仁和安伟建、姜洪军等人劫持了中国民航296号三叉戟飞机。他们劫机用的武器正来自于沈阳体育学院保卫处。
后来，国家紧急处置劫机领导小组对“五五劫机案”做出指示：劫机事件的根本教训，在于我们一些单位、一些部门的领导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听任庸俗腐朽的“关系学”侵入党的肌体，使一些组织涣散软弱，丧失了战斗力。
“中央下决心要治理这样一个特殊的点(沈阳体育学院)”，韦迪对《中国周刊》记者回忆说， “这一特殊的历史事件打破了原来沈阳体育学院论资排辈的秩序，上级选派了两个新领导来主持体院的工作，新的领导带来了全新的用人观念。”
“五五劫机案”当年，韦迪就被任命为体育系副主任，后又担任运动系筹备组负责人、运动系主任，成为一名双肩挑干部。
“坦白地说，我从来都没有想过从政，业务上我是喜欢的，服从组织命令是我们这代人的习惯。”韦迪说。
1985年，韦迪通过考试，为自己争取到了一个公派出国留学的机会，为期一年。韦迪去的是日本筑波大学，日本最好的公立大学之一，主修体育管理。
“那时候我们刚刚改革开放不久，一出机场看到的日本已经很现代化了，高楼比比皆是，汽车像长龙一样没完没了，那 时候沈阳还没有私人汽车的概念呢。我想我们多少年才能开上车呢?我当时乐观的估计是50年。”韦迪说。
留学期间，日本同学分析问题的视角让韦迪感触颇深。至今，他仍清楚地记得，在一次交流中，一个日本同学对他提问： “你们中国人为什么那么喜欢金牌?”
这在当时的韦迪看来“理所应当”。“搞体育，就是拿金牌啊!但是人家在1986年就向我提出了这个问题，我的理念从那时开始慢慢多元化了。”韦迪说。
1986年9月，时间一到，韦迪立即回国，“没有一点留恋日本的情结”。
最年轻的校长
1988年，留学归来两年之后，韦迪就出任沈阳体育学院副院长，1990年任代院长兼党委副书记。
1991年，时任体院院长杨俊卿离退，继任者成为焦点，当国家体委任命37岁的韦迪为沈阳体院新任校长的文件下达时，曾经在全国体育系统内引发不小的轰动。因为韦迪成为了体育系统内最年轻的正厅级干部、国家体委直属六大院校最年轻的校长。
韦迪的仕途人生从此正式开始。
对于自己“成长较快”的原因，韦迪总结说： “一个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干部年轻化，我年纪轻，学历高，又有留学的经历，被我赶上了；一个是又遇到了两位好的领导，老院长杨俊卿一手把我带了起来，他是一个敢拍板、也善于拍板的领导，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另一位是体育系的总支书记，他是从部队转业的领导，为人豪爽，敢想敢干。”
升任校长不久的韦迪，又赶上了一个特殊的机会——国家要求院校力特色。
当时，在国家体委直属的六大院校中，特色最为突出的是武汉体育学院的水上项目，武汉体院是第一个拿到奥运会银牌的院校。
韦迪为沈阳体育学院选择的是冰雪项目。“我们地处东北，有自然条件，要为国家的竞技体育作出贡献。”
为了提高训练水平，韦迪提议修建自由式滑雪设施，因为国家资金不足，他就发起了一个学校内部捐助，韦迪带头捐了三个月的工资。虽然最终自由式滑雪设施建成，但是有人认为韦迪“爱折腾”、
“爱出风头”。
韦迪认为自己不是“爱出风头”，而是“踏踏实实地想做成一些事情”。
研究生学习让他拥有了丰富的专业知识和训练理念，出国留学的经历又给了他先进的管理方法。第八届冬运会，沈阳体育学院在总共才有70多个运动员的情况下，取得了金牌总数与八一队并列第一的成绩。
沈阳体育学院万怀玉教授曾经与韦迪共事过很长一段时间， “韦迪这个人，是学者型的领导，我对他最突出的印象就是思路特别开阔，敢于创新。”
“不知天高地厚”
1997年3月，韦迪离开沈阳体育学院，来到北京，出任国家体育总局重竞技中心主任。
离开沈阳的时候，韦迪心中充满抱负，“从一个局部工作到面对全国，这是历史给我提供的一个可能”。
在率队备战2000年悉尼奥运会期间，韦迪“家宴”举重名将占旭刚的故事流传颇广。
当时占旭刚刚从70公斤级升到77公斤级，处于运动生涯的迷茫期，情绪不稳定。下队的韦迪发现了这一情况，他没有直接给占旭刚做思想工作，而是将占请到家里，让母亲下厨为他做了一顿家常菜。韦迪此举让占旭刚大为感动，慢慢平复了情绪。
后来，占旭刚在悉尼奥运会上一举夺魁，成为了迄今为止中国男子举重史上唯一卫冕成功的奥运冠军。同时，中国女子举重队更是包揽所有金牌，成为举重界“梦之队”。
2001年3月，韦迪被调任至国家体育总局水上中心主任。任命下来之后，韦迪做的第一件事情是第一时间跑去新华书店，买了三本水上项目教练员的岗位培训教材。“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关注过，我得先入门啊。”韦迪说。
“门外汉”韦迪用了很短时间就看完了这三本书，并且针对书中部分内容提出了自己的质疑。比如，他认为不能简单地用牛顿三定律来解决水中的问题，水上项目必然牵涉到的是流体，套用牛顿三定律是要得出错误结论的。
韦迪将“科学训练”作为改变水上项目现状的法宝。“到了水上，我发现大家都很努力，但是方向上有问题。我告诉大家，不是每一桨你越用力越好，因为越用力，水划破了，船并没有前进，所以就要找如何面对水。”他说。
中国首位奥运会帆板金牌获得者殷剑对此深有体会。“每次开会时，他说的都是极专业的问题和焦点，他专业得很哦，但在我们面前，他总是笑嘻嘻的，很和善。”她说。
据北京一位专门跑水上运动的体育记者介绍，体育总局下属各运动中心里，很少有一把手的手机能够打通，但韦迪是个例外，“一次我约好了采访，临时有事没去，第二天打电话再约，他什么也没说，爽快地答应了。”
在具体的训练上，韦迪则“永远不去干预教练”，“我认为，我的责任是关注趋势性的问题。在训练上，我永远赶不上教练员，但是教练员在组织上永远会存在不足，我的责任是发现这些不足，来弥补这些不足。”
韦迪也不爱开会。除却制度上规定的每周一次班子会，韦迪平均一个月开一次会，每次会不超过一个小时，有事说事，没事散会。
2002年，韦迪就在体育总局内部喊出了“一定要在雅典奥运会上实现金牌0的突破”，这个目标“基本上没人信”，韦迪也被人笑称“不知天高地厚”。
韦迪有着自己的见解， “从沈阳体院到重竞技中心，我从来都没以犯过决策上的错误，这让我非常自信。我选择的不是毫不着边际的目标，是翘翘脚、努努力就能够达到的，不是蹦了一米半也达不例的，我的手里已经有了三到四个冲金点。”
后来，“基本没人信”的目标成为了现实。2004年雅典奥运会，盂关良和杨文军为中国水上项目赢得了第一枚奥运金牌。2008年北京奥运会，水上项目更是豪夺3块金牌。
对于2012的伦敦奥运会，韦迪喊出了更加“不知天高地厚”的目标：夺取6金，金牌奖牌全面超越北京奥运会。
只不过，在接到那个电话之后，他便没有机会再去证明自己了。
临危受命
韦迪清楚地记得那天是2010年1月19日，星期二。
那天早上一上班，韦迪就接到了一个电话：国家体育总局刘鹏局长要见他。 “我不知道任何信息。”韦迪回忆说。
刘鹏见到韦迪的第一句话是“中国足球面对困难了”。韦迪马上明白了。
彼时，中国足协副主席南勇、杨一民被警方带走，协助调查。中国足球因赌球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
韦迪早就知道足球不干净。早在1986年，沈阳体育学院足球队就参加了全国乙级联赛。作为领队的韦迪发现了足球不简单：有的球不该输的，有些球也不该进的。
“我觉得不正常，但是没有证据，我只能跟教练私底下聊天谈谈。”韦迪说。
来到体育总局之后，他知道了这潭浑水的力量。“我们内部有一句话，你想折吗?到足协，到足协肯定官做到头了，肯定会在骂声中离开，没有一个足协官员是好的下场。”
但当刘鹏征求韦迪意见时，韦迪还是当场答应蹚这潭浑水。他有着自己的理由：“从我的个人意见来说，我确实不愿意来，我在水上那边已经勾画好了一些大的举措，打完2012年伦敦奥运会，我在水上可以高兴地退休了。但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局面下，我没有理由对组织说不。”
从局长办公室出来，韦迪说自己“一天的脑子都是乱的”。一方面是因为留恋水上，一方面在想着关于中国足球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因为组织要求保密，所以韦迪不能把这个消息告诉任何人。
到水上中心的第一天，他买了三本书来了解情况。而对于中国足球，韦迪根本无需去买书。打开电脑，关于中国足球反赌扫黑的报道铺天盖地，骂声一片。
“我想，我也可能在一片骂声中离开。”韦迪说。
他没有过多的时间来想。三天之后，韦迪的东北老乡、体育总局副局长崔大林正式宣布：韦迪接替南勇，担任足球管理中心主任兼党委书记。
他比任何一个前任都更早地听到骂声。在成为足协掌门两个月后，韦迪抛出了国奥打中超等系列提案，因此被称为“韦举国”，自上任以来积攒起来的好名声“毁于一旦”。
“如果我不触动任何现有的格局，我获得的骂声会最小，不做事的人才不会挨骂。”北京夕照大街东玖大厦A座7层办公室的沙发上，接受《中国周刊》记者采访的韦迪把刚刚拿起的烟放下，情绪稍稍有一些激动。
事实上，某种程度上来说，如果没有40年前那个夏天的选择，这些来源于中国足球的关注、喜悦、批评甚至谩骂，都将和韦迪无关。
不一样的体育教师
1970的夏天，16岁的韦迪从牡丹江市一中毕业。属于他的第一个“特殊的历史机遇”出现了。
韦迪的学生时代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他的前一届和后一届都上山下乡了，唯独他这一届没有。当时中国的人口正处于迅速增长期，学生多，老师却少得可怜。16岁的韦迪与同年级的部分同学都得到了留校的机会。
在那个夏天，韦迪面对着人生中第一个重大的选择：做一名数学老师，物理老师，或者一名体育老师。
体育教研组的领导非常看好韦迪。当时黑龙江处于反苏的前线，学校里的班级编制按照连排编排，韦迪是一个尖刀排的排长，队列和刺杀都很出色。
韦迪一时难以选择。他的物理也不错，他更希望去教物理。
最终，父亲帮他拿了主意——去搞体育。韦父是当时全市有名的数学老师。父亲的理由很简单，“文革”中绝大多数老师都挨了整，但是体育老师却没有一个受冲击。
“老人完全是一个不让孩子遭罪的简单想法，让我教体育，”韦迪感叹，“如果当初没有选择体育，我现在可能就是一个老师。”
韦迪清楚地记得那一段体育教师生活：上课的时候，一个班60个学生，篮球有4个，足球只有2个。“冬天的时候，我经常和学生一起在雪地上踢球，那个雪厚啊，挺有意思。”
这是属于每一个普通的体育教师的生活，但体育教研组的两个组长改变了这些。
两人一个是吉林体操队转业下来的专业教练，一个是哈尔滨体院的毕业生。出于对韦迪的喜爱，两个领导将自己学过的体育专业书籍借给他看，课余的时候还教韦迪多种运动的基本要领。
“两个领导让我打开眼界，在外人看来，我学了很多对于一个体育教师来说看起来没有什么用的专业体育知识，但是自己觉得受益很大。”韦迪说。
韦迪口中的“受益很大”因为一项政策的改变而具有了实现的可能性。1973年，邓小平提出个别专业可以通过考试录取，体育、音乐和美术可以通过考试入学了。
“之前高校招生明确提出要贯彻‘阶级路线’，只能走工农兵推荐的道路，按照我的家庭，我是没有机会的。”韦迪说。
1974年2月，韦迪考入了哈尔滨师范学院体育系。整个牡丹江市一共只考取了两个。
韦迪坦陈自己的体育成绩一般，脱颖而出的原因在于“比其他人更早接触了专业体育知识”，而这正来自于体育教研组那两位领导的帮助。在学校，韦迪甚至拿过学校全能体操比赛的亚军。
1976年，即将毕业的韦迪成为能够留校的8人中的一员。只不过这一次，一项名为“三来三去”的政策让他未能如愿。
“厂来厂去，村来村去，哪来哪去，我只能回到牡丹江一中。”就这样，22岁的韦迪再次回到母校。
回校后，韦迪备受重视，学校甚至还专门给他留着当年的办公桌。
“大学毕业之后，回到中学，感觉和其他老师不一样了，当然要赶紧展示自己学习的积累了。”韦迪不再是当年那个和学生一起踢足球的体育教师，经过大学学习，他已经拥有了专业的体育理论知识和训练方法。
一年之后，哈尔滨体育学院要调韦迪回去，牡丹江市一中和市教育局坚决不放。韦迪选择留在一中，“我只有服从组织决定啊!”
命运没有让韦迪等太久。1979年，韦迪再一次踏上了幸运的步点。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从政”
1977年11月，教育部、中国科学院联合发出《关于1977年招收研究生的通知》，“文化大革命”期间长期中断的招收培养研究生的工作从此开始回复。1979年，高等学校开始单独招生。
韦迪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在哈尔滨师范学院的学习让韦迪的能力比其他体育教师明显高出一截，他更加明白了接受教育的重要性，“研究生一定得考考。”
后来，在1979年研究生考试的成功者中，有25岁的韦迪。他进入沈阳体育学院，成为体育教学理论与方法专业的一名研究生。
在读研究生的日子里，让韦迪难忘的是一个长他14岁的老学兄。韦迪对其充满感激，“他帮我补完了原来的课程，我‘文革’中的一些课程相当于没有学过。”
1983年4月，韦迪拿到教育学硕士学位。再一次顺利留校的韦迪没有想到，他和学校的命运会在一个月之后发生“惊天巨变”。
5月5日上午，沈阳市公安局接到报案，沈阳体育学院保卫处的安伟建、姜洪军不见了，同时放在保卫处铁柜里的枪支也没有了。同时，另一起投毒案又发生在韦迪领导的身上。
沈阳体育学院副院长侯鹏的茶叶盒里出现了白色粉末，后经鉴定。这种白色粉末叫做氰化钠，是一种烈性毒物。
整个学校陷入一种莫名的恐慌之中。就在当天，一起轰动国际的劫机案发生了。辽宁省机电设备公司汽车计划员卓长仁和安伟建、姜洪军等人劫持了中国民航296号三叉戟飞机。他们劫机用的武器正来自于沈阳体育学院保卫处。
后来，国家紧急处置劫机领导小组对“五五劫机案”做出指示：劫机事件的根本教训，在于我们一些单位、一些部门的领导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听任庸俗腐朽的“关系学”侵入党的肌体，使一些组织涣散软弱，丧失了战斗力。
“中央下决心要治理这样一个特殊的点(沈阳体育学院)”，韦迪对《中国周刊》记者回忆说， “这一特殊的历史事件打破了原来沈阳体育学院论资排辈的秩序，上级选派了两个新领导来主持体院的工作，新的领导带来了全新的用人观念。”
“五五劫机案”当年，韦迪就被任命为体育系副主任，后又担任运动系筹备组负责人、运动系主任，成为一名双肩挑干部。
“坦白地说，我从来都没有想过从政，业务上我是喜欢的，服从组织命令是我们这代人的习惯。”韦迪说。
1985年，韦迪通过考试，为自己争取到了一个公派出国留学的机会，为期一年。韦迪去的是日本筑波大学，日本最好的公立大学之一，主修体育管理。
“那时候我们刚刚改革开放不久，一出机场看到的日本已经很现代化了，高楼比比皆是，汽车像长龙一样没完没了，那 时候沈阳还没有私人汽车的概念呢。我想我们多少年才能开上车呢?我当时乐观的估计是50年。”韦迪说。
留学期间，日本同学分析问题的视角让韦迪感触颇深。至今，他仍清楚地记得，在一次交流中，一个日本同学对他提问： “你们中国人为什么那么喜欢金牌?”
这在当时的韦迪看来“理所应当”。“搞体育，就是拿金牌啊!但是人家在1986年就向我提出了这个问题，我的理念从那时开始慢慢多元化了。”韦迪说。
1986年9月，时间一到，韦迪立即回国，“没有一点留恋日本的情结”。
最年轻的校长
1988年，留学归来两年之后，韦迪就出任沈阳体育学院副院长，1990年任代院长兼党委副书记。
1991年，时任体院院长杨俊卿离退，继任者成为焦点，当国家体委任命37岁的韦迪为沈阳体院新任校长的文件下达时，曾经在全国体育系统内引发不小的轰动。因为韦迪成为了体育系统内最年轻的正厅级干部、国家体委直属六大院校最年轻的校长。
韦迪的仕途人生从此正式开始。
对于自己“成长较快”的原因，韦迪总结说： “一个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干部年轻化，我年纪轻，学历高，又有留学的经历，被我赶上了；一个是又遇到了两位好的领导，老院长杨俊卿一手把我带了起来，他是一个敢拍板、也善于拍板的领导，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另一位是体育系的总支书记，他是从部队转业的领导，为人豪爽，敢想敢干。”
升任校长不久的韦迪，又赶上了一个特殊的机会——国家要求院校力特色。
当时，在国家体委直属的六大院校中，特色最为突出的是武汉体育学院的水上项目，武汉体院是第一个拿到奥运会银牌的院校。
韦迪为沈阳体育学院选择的是冰雪项目。“我们地处东北，有自然条件，要为国家的竞技体育作出贡献。”
为了提高训练水平，韦迪提议修建自由式滑雪设施，因为国家资金不足，他就发起了一个学校内部捐助，韦迪带头捐了三个月的工资。虽然最终自由式滑雪设施建成，但是有人认为韦迪“爱折腾”、
“爱出风头”。
韦迪认为自己不是“爱出风头”，而是“踏踏实实地想做成一些事情”。
研究生学习让他拥有了丰富的专业知识和训练理念，出国留学的经历又给了他先进的管理方法。第八届冬运会，沈阳体育学院在总共才有70多个运动员的情况下，取得了金牌总数与八一队并列第一的成绩。
沈阳体育学院万怀玉教授曾经与韦迪共事过很长一段时间， “韦迪这个人，是学者型的领导，我对他最突出的印象就是思路特别开阔，敢于创新。”
“不知天高地厚”
1997年3月，韦迪离开沈阳体育学院，来到北京，出任国家体育总局重竞技中心主任。
离开沈阳的时候，韦迪心中充满抱负，“从一个局部工作到面对全国，这是历史给我提供的一个可能”。
在率队备战2000年悉尼奥运会期间，韦迪“家宴”举重名将占旭刚的故事流传颇广。
当时占旭刚刚从70公斤级升到77公斤级，处于运动生涯的迷茫期，情绪不稳定。下队的韦迪发现了这一情况，他没有直接给占旭刚做思想工作，而是将占请到家里，让母亲下厨为他做了一顿家常菜。韦迪此举让占旭刚大为感动，慢慢平复了情绪。
后来，占旭刚在悉尼奥运会上一举夺魁，成为了迄今为止中国男子举重史上唯一卫冕成功的奥运冠军。同时，中国女子举重队更是包揽所有金牌，成为举重界“梦之队”。
2001年3月，韦迪被调任至国家体育总局水上中心主任。任命下来之后，韦迪做的第一件事情是第一时间跑去新华书店，买了三本水上项目教练员的岗位培训教材。“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关注过，我得先入门啊。”韦迪说。
“门外汉”韦迪用了很短时间就看完了这三本书，并且针对书中部分内容提出了自己的质疑。比如，他认为不能简单地用牛顿三定律来解决水中的问题，水上项目必然牵涉到的是流体，套用牛顿三定律是要得出错误结论的。
韦迪将“科学训练”作为改变水上项目现状的法宝。“到了水上，我发现大家都很努力，但是方向上有问题。我告诉大家，不是每一桨你越用力越好，因为越用力，水划破了，船并没有前进，所以就要找如何面对水。”他说。
中国首位奥运会帆板金牌获得者殷剑对此深有体会。“每次开会时，他说的都是极专业的问题和焦点，他专业得很哦，但在我们面前，他总是笑嘻嘻的，很和善。”她说。
据北京一位专门跑水上运动的体育记者介绍，体育总局下属各运动中心里，很少有一把手的手机能够打通，但韦迪是个例外，“一次我约好了采访，临时有事没去，第二天打电话再约，他什么也没说，爽快地答应了。”
在具体的训练上，韦迪则“永远不去干预教练”，“我认为，我的责任是关注趋势性的问题。在训练上，我永远赶不上教练员，但是教练员在组织上永远会存在不足，我的责任是发现这些不足，来弥补这些不足。”
韦迪也不爱开会。除却制度上规定的每周一次班子会，韦迪平均一个月开一次会，每次会不超过一个小时，有事说事，没事散会。
2002年，韦迪就在体育总局内部喊出了“一定要在雅典奥运会上实现金牌0的突破”，这个目标“基本上没人信”，韦迪也被人笑称“不知天高地厚”。
韦迪有着自己的见解， “从沈阳体院到重竞技中心，我从来都没以犯过决策上的错误，这让我非常自信。我选择的不是毫不着边际的目标，是翘翘脚、努努力就能够达到的，不是蹦了一米半也达不例的，我的手里已经有了三到四个冲金点。”
后来，“基本没人信”的目标成为了现实。2004年雅典奥运会，盂关良和杨文军为中国水上项目赢得了第一枚奥运金牌。2008年北京奥运会，水上项目更是豪夺3块金牌。
对于2012的伦敦奥运会，韦迪喊出了更加“不知天高地厚”的目标：夺取6金，金牌奖牌全面超越北京奥运会。
只不过，在接到那个电话之后，他便没有机会再去证明自己了。
临危受命
韦迪清楚地记得那天是2010年1月19日，星期二。
那天早上一上班，韦迪就接到了一个电话：国家体育总局刘鹏局长要见他。 “我不知道任何信息。”韦迪回忆说。
刘鹏见到韦迪的第一句话是“中国足球面对困难了”。韦迪马上明白了。
彼时，中国足协副主席南勇、杨一民被警方带走，协助调查。中国足球因赌球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
韦迪早就知道足球不干净。早在1986年，沈阳体育学院足球队就参加了全国乙级联赛。作为领队的韦迪发现了足球不简单：有的球不该输的，有些球也不该进的。
“我觉得不正常，但是没有证据，我只能跟教练私底下聊天谈谈。”韦迪说。
来到体育总局之后，他知道了这潭浑水的力量。“我们内部有一句话，你想折吗?到足协，到足协肯定官做到头了，肯定会在骂声中离开，没有一个足协官员是好的下场。”
但当刘鹏征求韦迪意见时，韦迪还是当场答应蹚这潭浑水。他有着自己的理由：“从我的个人意见来说，我确实不愿意来，我在水上那边已经勾画好了一些大的举措，打完2012年伦敦奥运会，我在水上可以高兴地退休了。但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局面下，我没有理由对组织说不。”
从局长办公室出来，韦迪说自己“一天的脑子都是乱的”。一方面是因为留恋水上，一方面在想着关于中国足球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因为组织要求保密，所以韦迪不能把这个消息告诉任何人。
到水上中心的第一天，他买了三本书来了解情况。而对于中国足球，韦迪根本无需去买书。打开电脑，关于中国足球反赌扫黑的报道铺天盖地，骂声一片。
“我想，我也可能在一片骂声中离开。”韦迪说。
他没有过多的时间来想。三天之后，韦迪的东北老乡、体育总局副局长崔大林正式宣布：韦迪接替南勇，担任足球管理中心主任兼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