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智健的“澳元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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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的4月8日,一个中国人看来非常吉祥的日子,却可能成为他生命的转折点。当天18时20分,荣智健的座驾驶出他奋斗了20多年的香港中信大厦,在闪烁不停的闪光灯下,67岁的老人一如既往的平和。直到车子开出了很远,他才回望了一下那座巍峨的建筑。爱女荣明方、长子荣明杰还在这栋大厦里,但荣家还能否将中信泰富这艘航母控制得如臂使指呢?
  
  2009年4月8日,67岁的荣智健在辞职函的右下方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或许,这是荣智健有生以来最痛苦的一次签名。可以想象,他在书写辞职信时,心肯定在战栗,这种战栗让所有华商们的心也会随之战栗:“商业罪案调查科根据搜查令要公司及董事提供资料,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面对这个现实,本人觉得退位让贤,对公司最为有利。”辞职信,包含了荣智健多少的无奈、伤痛和不舍,但现实已经容不得他自己选择,北京大股东中信集团在作出选择,公司董事会在作出选择,外界的各种评论和言说也在作出选择。
  荣智健痛苦的可能不是失去中信泰富董事长的职位,不是那巨额的经济损失,甚至也不是他有可能面临的牢狱之灾,而是百年荣氏家族商业神话有可能在他的签名下走向终结。
  “他应当不是眷恋这个位置,而是搁置不下一个跨国财团的兴衰与一位华人企业家的挫败伤感。那标志性的满头白发,透视出了近半个世纪的商海浮影,荣与辱,即在转瞬之间。”
  
  衔玉而生
  
  1942年出生于上海的荣智健可谓衔玉而生,爷爷荣德生是中国棉纱大王,父亲荣毅仁曾任国家副主席,他是家中唯一的儿子,另有两个姐姐、两个妹妹。
  青少年时代的荣智健是上海滩的名“公子”,开着英国跑车出去兜风,在国际饭店宴请同学朋友。
  荣智健追忆青少年往事时说:“我们在上海的大房子是私产,家里有许多佣人和中、西菜厨师。出入有专车接送。”荣家在中国内地的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后,家族中人一般就不再担任直接的经营管理工作,下一代人似乎可以享受高股息带来的优越生活。
  父亲荣毅仁对家中唯一的儿子非常看重,亲书了“稳、忍”二字赠之。1965年,荣智健毕业于天津大学电机工程系。学校生涯结束后,他到吉林长白山下的一个水电站实习。1966年,又被“下放”到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接受“劳动教育”。在白山黑水间,他隐忍了8年。
  1978年,36岁的荣智健移居香港,其获得的第一桶金来自荣氏家族原来在香港出资设立纺织厂的股息累积。之后荣智健开设爱卡电子厂并创办了一家提供电子计算机软件辅助服务的公司,赶上了香港电子制造业和美国软件业的发展浪潮。1986年,荣智健加入父亲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为中信香港的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并在其父好友、商界重要人物李嘉诚的指引下成立了中信泰富。在香港,荣智健掌管的中信泰富被戏称为紫筹股。之所以有这个奇怪的称谓,是因为中信泰富连年业绩优良,被视为蓝筹股,而同时由于荣智健背靠中信集团,又被看做红筹公司,红色配上蓝色,自然就是紫色。
  荣智健的公子哥出身,让他身上处处显露出慷慨好客、自信自强的特质,也决定了他不是一个铁腕式的创业家。享受始终是他的生活要务。他是唯一一个会在周末带着私人厨师到欧洲庄园度假的大陆富豪,除了豪华大屋、大批名马,还有私人飞机和私家森林,为满足女儿出海畅游的爱好,他特意购买了价值逾千万港元的新游艇。
  “对于个人来说,我是没有想靠父亲来做些什么,靠别人的名望来做事,长不了,也许一时一事可以,但并不能解决自己的根本问题。”荣智健曾多次在不同的场合这样说。然而他也承认,如果不受父亲身世的影响,假如没有新中国的背景,或缺乏他人的援助,他后来在香港不会取得辉煌的成果,最起码不会有今天那么大的规模。
  
  “收购香港”
  
  1986年至1996年,香港人喜欢用“收购香港”来形容荣智健。10年间,几乎每次他都是以小博大,几乎每次他都获得中央的支持。1987年,趁香港股灾,他收购了国泰航空。1990年又收购了港龙航空,同年又成为香港电讯第二大股东。1991年用铁腕手段,荣智健以40亿元资金收购了资产值70多亿元的恒昌企业。
  中信集团前董事长王军是已故原国家副主席王震之子,他是这样评价这位部下的:他做任何大的事情都会告诉我,我也在多数情况下都不会干预,他在生意上的眼光很好,所以他的建议我很少会不同意。
  


  1996年的冬天,荣智健只身飞赴北京,在北京长安街的中信大厦与王军单独会谈。春风得意的他想要走出与中信集团分家的第一步。在所有人眼中,王军与他父亲一样,刚毅不屈,据说当时中信集团内部高层没有人相信王军会同意荣智健的请求。但结果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以荣智健为首的中信泰富管理层获得了25%的股权,而荣氏也一跃成为中信泰富第二大股东。
  “听说当时荣智健动用了很多高层关系。”知情者事后表示,他巧妙地利用了1997年香港回归的背景,表示放股管理层,可以体现中央对香港的灵活态度,展示一个认同世界规则的中国政府。这是他最为成功的一次战例。
  时至今日,王军在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依然表示,我不知道究竟有没有做错。
  春风得意马蹄疾,荣智健决定放手大干,从1996年到1998年,中信泰富的商业帝国版图辽阔,从房地产、贸易到隧道再到民航、发电,包罗万象。但人算不如天算,1998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中信泰富不仅主营业务受到威胁,股票在二级市场更是风雨飘摇。股价如果大跌,用以获得数百亿贷款的质押股票会被“斩仓”还债。而无质押的债务也会被催逼,荣智健再度飞赴北京……最后,还是来自中央的大批资金帮他渡过了那次难关,他也依然保持着中信泰富二股东的地位。
  
  泰富“出轨”
  
  2007年的全球大牛市让做惯实业的中信泰富有些坐立不安了,尤其是看到同在香港的其他央企在资本市场、金融市场、外汇市场赚得盆满钵满,“出轨”的冲动愈加强烈。于是,中信泰富义无反顾地恋上Accumu-lator(累计股票期权)。短短几个月,他们就与13家银行签下了24款外汇累计期权合约。
  衍生品投资巨亏事件前前后后已经谈论了半年,但还是没有人能把它说清楚。因为整个错误太低级了,低级得有些诡异。
  中信泰富在澳大利亚西部经营着一个铁矿,为此,公司需要以澳元购买设备和供应品。为了对冲外汇波动风险,从2008年起,中信泰富开始购买澳元的累计外汇期权合约,也就是做了一笔外汇衍生品的投资。这笔投资因为澳元大幅跳水、持续贬值而严重亏损。中信泰富最高合约浮亏达147亿港元。如果主要控股股东中信集团不是提供15亿美元的备用信贷,中信泰富将陷入破产境地。最终在2008年12月,中信泰富以亏损91.55亿港元的代价结束了这场诡异的投机。而2008年 9月初,中信泰富似乎察觉到合约的风险所在,于是中止部分合约,实时损失8亿港元,按照当时澳元兑美元的汇率计算,中信泰富手上尚未中止的合约,账面损失高达147亿港元。也就是说,中信泰富在这次外汇衍生品交易中损失已经达到155亿港元。
  去年10月20日,中信泰富对外披露了巨亏消息,随后中信泰富主席荣智健向母公司中信集团求救。有市场人士质疑,中信泰富董事会提前知道这一消息,涉嫌虚假陈述或者串谋欺诈。这一指控已经超出了香港证监会的权限范畴,随后香港警方介入调查并在今年4月3日向中信泰富发出搜查令。警方的搜查导致这一所谓的丑闻升级,也成为荣智健辞职的直接原因。我们在这里看一下荣智健的辞职文件原文,他说“商业罪案调查科在4月3日发出搜查令,要求公司及董事提供资料,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中信泰富称,“面对这个现实,荣先生相信退位让贤对本公司更为有利”。4月8日,荣智健因此请辞中信泰富董事长,虽然他仍然是公司的董事之一,但毫无疑问,此次事件将成为荣智健商业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他们是运用错了衍生工具。”荷兰银行金融衍生品专家何启聪表示,其实不用何启聪这等专家,就是普通证券分析员都会发现,这种衍生工具根本不是在对冲而是在对赌,而且对赌双方不在一个起跑线上。
  “愿意签订这样的合约,简直就像是红了眼的赌徒,把老婆也压在赌桌上。”一位跟踪研究中信泰富多年的分析员说,该公司在历史上有不少以小博大的投资,但有这种不顾后果的投机的确少见。
   “这件事情发生在一些小公司,甚至国内一些小的上市公司还是有可能的,因为他们不熟悉国际投资市场的游戏规则。但发生在中信泰富这种在国际市场博弈多年的紫筹股上,有点让人难以理解。”上述分析员表示,中信泰富的财务部门里有十几名国际名牌财经学院毕业的高材生,而且不少高材生有投资公司的实操经验,“他们不可能看不到其中的风险”。
  10年后的这道坎,他再也迈不过了。一子错,满盘皆输,虽然荣家第四代已经在中信泰富里安根,虽然荣智健依然在股东会上有足够的影响。但在大股东绝对控股权面前,这些多少显得有些无力。
  
  诡异交易
  
  事后,荣智健召开记者招待会称,对于这项投资他事先并不知情,是财务部门绕过他所作的决定,而财务部门的两位负责人也最早被“问责”。但外界对于这种解释不太认同,基本认为两人只是“替罪羊”。而后荣智健在财务部门任职的女儿荣明方也被免职。
  如果只是女儿少不更事,那也罢了,但老辣的荣智健在此事上又犯了一个更大的错误。
  2008年10月21日,香港民主党主席兼立法会议员何俊仁在记者会上表示,中信泰富早于9月7日,已获悉该公司因进行杠杆外汇买卖合约导致巨额亏损,但董事局一直未向公众披露,直到一个半月后,公司市值损失过半时才公布。该公司股价9月5日报收于24.9港元,其后股价逐步跌至14.52港元。
  更有甚者,中信泰富巨额亏损的消息可能早于公告提前透露,而事先获取信息的内幕人士提前沽空,获取暴利。证据之一是澳元大跌以来,中信泰富的沽空规模忽然急剧上涨,甚至是出事前的十几倍。巨亏事件公布后,股价最低跌至3.66元,沽空者获利众多。其后有传言直指荣家正是此间获利者,消息传出后,荣智健主动增持股份。但外界随即质疑,2008年荣智健一直在增持公司股份,但在9月5日停止,而两天后,公司巨亏的消息在小圈子内传出。在此期间,中信泰富股票的成交量离奇地大幅增加,被外界怀疑其中存在内幕交易。
  正是这一系列的异常交易让这件巨亏事件更加复杂,荣家在沉船前再捞一把?各种猜测纷至沓来。2008年香港证监会首先介入调查,继而到了2009年4月3日,香港警方高调到中信泰富搜查文件。此时,外界已经解读为警方已经掌握了足够的人证、物证。否则以国资委直属中信集团子公司的身份,警方也不敢轻举妄动。
  
  遭遇问责
  
  2009年过去的这几个月,荣智健过得实在不舒坦。3月25日,荣智健在业绩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还用带着上海味道的普通话说道:“是否继续担任董事长,或者是否辞职,还是由董事局来决定吧。关于退休之后做什么,我还没有想过,我的爱好很多,我喜欢打猎、钓鱼、拍照片,也喜欢打球,现在没办法回答。”
  没有考虑退休的言语还在耳畔,4月8日公司召开的临时董事会就通过了其卸任的请求。有着显赫家世与传奇经历的荣智健,不得不告别他一手打造出来的中信泰富帝国。与荣智健一起黯然谢幕的还有和荣智健并肩战斗20年的公司董事、总经理范鸿龄。4月8日下午,中信泰富在港交所发布公告,宣布荣智健已辞任公司董事长,范鸿龄辞任公司董事、总经理,由中信集团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常振明接任中信泰富董事长兼总经理。
  荣智健“败走麦城”,深层次的原因至少在于公司监控制度不健全。而金融衍生品交易,更是百年荣氏一直敬而远之的领域,乃祖荣熙泰早就留下了“固守稳健,谨慎行事,决不投机”的祖训,荣智健的意外跌倒,恰恰是偏离了这条祖训。
  
  中信泰富涉嫌四宗罪
  
  荣智健和范鸿龄的双双辞任,并不意味着中信泰富丑闻事件就此收场。资深法律人士分析,如果只是与证监会执法范围相同的虚假陈述或串谋欺诈,而没有涉嫌经济犯罪的话,警方不会如此大举介入。但警方介入,并不代表荣智健就一定会坐牢。这是因为,事件背后可能有利益各方的博弈。该人士认为,就香港警方而言,一方面要维护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清誉,另一方面也要顾及荣氏的体面。而且,荣智健和范鸿龄此时辞职,由常振明接任,也体现了中信集团对于两人的保护,使之脱离风口浪尖,方便处理后续事宜。
  香港证监会表示,会在适当时间公布调查结果。而香港警方对于已搜获文件的分析也在进行之中。
  中信泰富被香港警务处商罪科搜查当日刊发的通告,承认商罪科正循两个方向调查该集团,一是公司董事作出虚假陈述,二是普通法提及的串谋欺诈。根据普通法,串谋欺诈的最高刑罚是监禁14年。至于公司董事作出虚假陈述,根据普通法,最高刑罚是监禁14年,若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最高刑罚则是罚款1000万元,或入狱10年。
  香港媒体的消息也似乎证实了这一点。有报道指出,香港警方采取行动上门调查中信泰富之前,曾事先通知北京中信集团,从而为集团彻底处理荣智健问题,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同时,北京消息人士明言,荣智健相信再没有复出的机会。
  中信泰富外汇合约巨亏丑闻爆出后,各界的质疑主要有三点:一是董事“不知情”是否可信,“不知者”是否可以“无罪”?二是董事会早在去年9月中已获悉炒输外汇,何以拖延近一个月才公开?三是董事会内部知悉集团炒输外汇后,何以继续在有关子公司大昌行的股东通函中,表示“就董事所知,本集团的财务及交易状况没有出现任何重大不利变动”。这是不是虚假陈述?此外,若证实集团管理层事先知情而延迟披露信息,则港交所交易记录显示在此期间的股份交易量放大,是否表明有人从事内幕交易?
  去年10月20日,中信泰富公告称,其财务董事没有遵守对冲风险政策,在未获董事会主席批准的情况下,越权跟数家机构签订巨额外汇合同,导致重大损失。在随后的记者会上,时任董事会主席的荣智健和时任董事、总经理的范鸿龄均表示,除公告中提及的财务董事外,两人及其他董事会成员对公司投资高风险杠杆式外汇合约一事“不知情”。一旦证实二人声称“不知情”是说谎,证监会可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在咨询财政司长后要求法院颁令取消相关董事资格,或是要求相关董事向上市公司赔偿。
  因信息披露明显延迟,董事会成员串谋欺诈的嫌疑很大。知情人士透露,中信泰富早于9月7日,已得悉该公司因进行杠杆式外汇买卖合约,导致155亿元亏损,但直到10月20日的一个多月里,董事会并没有向公众披露,待公布时公司已损失近一半市值。一位熟悉上市公司董事会运作的人士告诉记者,在一个多月里,如此重大的消息,仅仅一两人知情而瞒住其他绝大部分董事,甚至不召开董事会,几乎不太可能。
  同时,中信泰富在去年9月12日发出的一份有关大昌行交易的股东通函中表示,“就董事所知,本集团自2007年12月31日以来的财务及交易状况概无出现任何重大不利变动”。若9月7日甚至更早时已知悉外汇合约事宜,那么该份通函是对公众作出的又一虚假陈述以及延迟披露。
  而在延迟披露的这段时间里,市场怀疑有人提前获知消息而从中获利,有内幕交易嫌疑。港交所资料显示,中信泰富的股票成交量从10月8日开始显著增加,当日的成交量达1156万股,其后直至10月14日,日均交易量都维持在1000万股以上。另据港交所中央结算持股记录,作为与中信泰富签订外汇合同的三家银行之一,汇丰银行9月5日代客持有中信泰富5.456亿股,到10月17日持股量则降至5.284亿股,减持约1700万股。而这一个月里,其他代客持股量排在前列的金融机构都没有明显减持中信泰富股权。上述记录让市场怀疑,中信泰富管理层以及相关人士,很可能提前获知消息而大笔做空、减持获利。而今年4月3日警方高调介入,使得上述嫌疑更重。
  或许,荣智健会成为荣氏家族商业发展史上最大的罪人,是华商发展史上最大的罪人,甚至是当代中国发展史上的最大罪人。因为他最有可能成为李嘉诚家族、王永庆家族、霍英东家族、李兆基家族等华商翘楚们的标杆,以挑战“富不过三代”的商业魔咒;他有可能成为当代中国发展史上“资本改造、资本共生、资本嬗变”的“红色经典”,不仅对中国乃至对世界都有着强大的说服力,然而却在即将成为华商骄傲纪录和民族成功典范之际瞬间颠覆。(编辑/零度 张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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