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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底，孙中山抱病北上，对北洋军阀段祺瑞的反动面目进行了一次淋漓尽致的大揭露，并和中国共产党发起争取召集国民会议运动，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都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同人民站在一起。1925年，孙中山逝世不到3个月，北洋军阀在大革命的风暴中被迅速摧毁。
与陈独秀的合作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坚持民主主义的立场，在反对封建军阀的道路上苦斗着。
但无论是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还是反对段祺瑞的护法运动，都遭到失败，这使孙中山处于极度苦闷之中。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五四运动的爆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孙中山受到了新思想的深刻影响和启迪，看到了新的力量和希望，决心联合共产党，对国民党进行改组，改变脱离群众、依靠军阀进行革命的倾向，走新的革命道路。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叛乱，孙中山决心吸收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改造国民党。中共领导人陈独秀认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可以，符合中国革命利益和共产国际指示，但他希望：“只有孙先生取消打手模及宣誓服从他个人等原有入党办法，并根据民主原则改组国民党，中共党员才能加入进去。”
孙中山表示赞成陈独秀意见，允许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时取消打手模等原有入党办法并依照民主原则改造国民党，不久，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由张继介绍，孙中山主盟，正式加入国民党。
1922年9月4日，孙中山召集在上海的国民党资深党员张继等53人座谈改进党务意见，陈独秀应邀参加。6日，孙中山指定包括陈独秀在内的9人组成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国民党党纲和总章草案。1923年1月2日，孙中山在上海召开改进国民党党务会议，任命陈独秀等21人为国民党参议。就在这时，广东政局又一次发生变化，滇军和桂军联合击败陈炯明部占领广州，孙中山应邀从上海回到广州，并且立即宣布设立大本营，继续行使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职权。陈独秀为筹备中共“三大”，也于3月底来到广州。孙中山热烈迎接陈独秀的到来，4月16日以大元帅名义任命陈独秀为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委员，不久又推举陈独秀为宣传委员会委员长，瞬息之间，陈独秀成了大本营的核心人物之一。
陈独秀在任内开展革命鼓动工作很有成绩，但财务管理方面有些乱，引起财政部的不满，许多反共分子也兴风作浪，造谣污蔑陈独秀以权谋私、享乐腐化。孙中山知悉上述情况后，于1924年1月2日发出该年“大元帅训令第一号”，指出陈独秀签署造送的开办费计算书及各种单据“未将款项分列，已支计算书格式不合，且内多缺乏单据者……”对孙中山的训令，陈独秀迅速责令下属人员补齐各项缺陷。孙中山的训令堵住了许多反动分子的口舌，实质上是保护了陈独秀的清白人格，维护了共产党人的革命形象。
第二次国共合作
在孙中山、廖仲恺等国民党人和李大钊、陈独秀等共产党人的共同努力下，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前，陈独秀被孙中山指定为安徽代表，请他出席大会，并准备推荐他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门领导重任，但陈独秀根据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意见，不当国民党中央委员候选人，因而没有出席大会，中共代表团由李大钊率领。
来自全国各地和海外的165名代表出席大会，其中有共产党员20多名，李大钊被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大会经过认真讨论与激烈争论，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重要议案。
这次大会，在政治上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成为国共两党和各革命阶级联合的基础；在组织上，承认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使国民党成为一个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结成的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大会选举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李大钊、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或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约占委员总数的四分之一，并有多名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中担任重要职务。
国共合作的建立，使正在“堕落中死亡”的国民党，获得了新的血液，改造成了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为纲领的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重新在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这次合作，刚刚诞生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借助国民党的力量和政治影响，得以在广东为中心的一些南方省市公开进行宣传，领导和推动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为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与陈独秀之间的矛盾
然而，孙中山与陈独秀也存在着激烈的矛盾。在西北或东北建立一支军事力量，是孙中山久已有之的梦想。为此，他坚持与张作霖保持密切关系，同时极力劝说苏联政府的代表，支持他在中国西北地区，如新疆和蒙古边境等地建立军事基地。
1923年2月7日，被中国共产党人引为骄傲的京汉铁路工会领导的罢工运动遭到了直系军阀吴佩孚的武力镇压，一度颇具声势的北方工人运动一朝倾覆。这种情况，对一心希望独立发展并且坚信中国必须学习俄国十月革命一哄而起，不能走军事阴谋或军事革命道路的共产党领导人震动极大，开始意识到孙中山的国民党及其广东革命根据地的价值。
但共产国际始终都在强调党的组织和宣传的意义，反对任何利用军阀夺取地盘的“革命”方式。当初同意中共加入国民党，是为了让共产党利用自己的政治智慧，协助苏联帮助国民党改组并推动它走向反帝革命。
对此，陈独秀、蔡和森等人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杂志上一再发表文章，批评国民党幻想占据广州一隅之地，利用军阀实行北伐来成就中国革命的做法不切实际，孙中山很激烈地表示了他的不满。
1923年7月18日，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与孙中山等人进行谈话时，孙中山突然用英语愤愤地說：像陈独秀那样在他的周报上批评国民党的事再也不许发生。如果他的批评里有支持一个比国民党更好的第三个党的语气，我一定开除他！
其实，国共关系中的麻烦，也并不仅仅是国民党人的感受问题，中共自身也困惑不已。在孙中山身边，任何与孙中山意见分歧的言论都难免会引起纠纷。而中央搬到广州来，原本是马林想要更有效地通过中共中央来推动国民党改组工作的进行。事实上几个月来，中共反而没有力量去领导和组织强有力的政治宣传。
病危仍同共产党站在一起
1924年10月22日，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直军第三路总司令冯玉祥回师北京，囚禁贿选总统曹锟。“北京政变”发生了。接着，冯玉祥将军队改称为国民革命军，并热情地给在广州的孙中山拍发电报，邀请他北上“共商国是”。段祺瑞与张作霖也故作姿态，欢迎孙中山北上。
早在1923年7月，中国共产党发表《中共中央第二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在适当的地点召开国民会议”。孙中山接受了这一主张；现在，孙中山便想趁机在北京推动国民会议的正式召开。
皖系军阀段祺瑞在自己党羽和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支持下又一次窃取了北京政权，冯玉祥被排斥。1925年1月，即孙中山到北京的次日，收到段祺瑞邀请他参加“善后会议”的电文。孙中山硬支撑着病躯，拟定出致段祺瑞的电报，明确主张召开以人民为主体的国民会议。这是孙中山在告别人世之前，作出的最后一个重要决策；也是他继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改组国民党和国民党一大（1922- 1924年）后，同中国共产党的最后一次真诚而伟大的合作。
1925年3月1日，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在北京成功地召集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全国各地的工农群众、知识分子、民族资本家代表共200多人（代表20余省区、120余个地方）济济一堂，共商国是。大会的各项决议其实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民主纲领的具体化。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
毛泽东对孙中山一直怀着崇敬的心情。1956年，在孙中山诞辰90周年时，他非常自豪地说：“我们完成了孙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正在完成这个使命。”
（摘自《文史杂志》2011年第5期，新华网2006年11月9日）
与陈独秀的合作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坚持民主主义的立场，在反对封建军阀的道路上苦斗着。
但无论是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还是反对段祺瑞的护法运动，都遭到失败，这使孙中山处于极度苦闷之中。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五四运动的爆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孙中山受到了新思想的深刻影响和启迪，看到了新的力量和希望，决心联合共产党，对国民党进行改组，改变脱离群众、依靠军阀进行革命的倾向，走新的革命道路。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叛乱，孙中山决心吸收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改造国民党。中共领导人陈独秀认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可以，符合中国革命利益和共产国际指示，但他希望：“只有孙先生取消打手模及宣誓服从他个人等原有入党办法，并根据民主原则改组国民党，中共党员才能加入进去。”
孙中山表示赞成陈独秀意见，允许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时取消打手模等原有入党办法并依照民主原则改造国民党，不久，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由张继介绍，孙中山主盟，正式加入国民党。
1922年9月4日，孙中山召集在上海的国民党资深党员张继等53人座谈改进党务意见，陈独秀应邀参加。6日，孙中山指定包括陈独秀在内的9人组成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国民党党纲和总章草案。1923年1月2日，孙中山在上海召开改进国民党党务会议，任命陈独秀等21人为国民党参议。就在这时，广东政局又一次发生变化，滇军和桂军联合击败陈炯明部占领广州，孙中山应邀从上海回到广州，并且立即宣布设立大本营，继续行使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职权。陈独秀为筹备中共“三大”，也于3月底来到广州。孙中山热烈迎接陈独秀的到来，4月16日以大元帅名义任命陈独秀为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委员，不久又推举陈独秀为宣传委员会委员长，瞬息之间，陈独秀成了大本营的核心人物之一。
陈独秀在任内开展革命鼓动工作很有成绩，但财务管理方面有些乱，引起财政部的不满，许多反共分子也兴风作浪，造谣污蔑陈独秀以权谋私、享乐腐化。孙中山知悉上述情况后，于1924年1月2日发出该年“大元帅训令第一号”，指出陈独秀签署造送的开办费计算书及各种单据“未将款项分列，已支计算书格式不合，且内多缺乏单据者……”对孙中山的训令，陈独秀迅速责令下属人员补齐各项缺陷。孙中山的训令堵住了许多反动分子的口舌，实质上是保护了陈独秀的清白人格，维护了共产党人的革命形象。
第二次国共合作
在孙中山、廖仲恺等国民党人和李大钊、陈独秀等共产党人的共同努力下，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前，陈独秀被孙中山指定为安徽代表，请他出席大会，并准备推荐他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门领导重任，但陈独秀根据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意见，不当国民党中央委员候选人，因而没有出席大会，中共代表团由李大钊率领。
来自全国各地和海外的165名代表出席大会，其中有共产党员20多名，李大钊被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大会经过认真讨论与激烈争论，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重要议案。
这次大会，在政治上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成为国共两党和各革命阶级联合的基础；在组织上，承认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使国民党成为一个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结成的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大会选举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李大钊、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或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约占委员总数的四分之一，并有多名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中担任重要职务。
国共合作的建立，使正在“堕落中死亡”的国民党，获得了新的血液，改造成了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为纲领的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重新在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这次合作，刚刚诞生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借助国民党的力量和政治影响，得以在广东为中心的一些南方省市公开进行宣传，领导和推动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为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与陈独秀之间的矛盾
然而，孙中山与陈独秀也存在着激烈的矛盾。在西北或东北建立一支军事力量，是孙中山久已有之的梦想。为此，他坚持与张作霖保持密切关系，同时极力劝说苏联政府的代表，支持他在中国西北地区，如新疆和蒙古边境等地建立军事基地。
1923年2月7日，被中国共产党人引为骄傲的京汉铁路工会领导的罢工运动遭到了直系军阀吴佩孚的武力镇压，一度颇具声势的北方工人运动一朝倾覆。这种情况，对一心希望独立发展并且坚信中国必须学习俄国十月革命一哄而起，不能走军事阴谋或军事革命道路的共产党领导人震动极大，开始意识到孙中山的国民党及其广东革命根据地的价值。
但共产国际始终都在强调党的组织和宣传的意义，反对任何利用军阀夺取地盘的“革命”方式。当初同意中共加入国民党，是为了让共产党利用自己的政治智慧，协助苏联帮助国民党改组并推动它走向反帝革命。
对此，陈独秀、蔡和森等人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杂志上一再发表文章，批评国民党幻想占据广州一隅之地，利用军阀实行北伐来成就中国革命的做法不切实际，孙中山很激烈地表示了他的不满。
1923年7月18日，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与孙中山等人进行谈话时，孙中山突然用英语愤愤地說：像陈独秀那样在他的周报上批评国民党的事再也不许发生。如果他的批评里有支持一个比国民党更好的第三个党的语气，我一定开除他！
其实，国共关系中的麻烦，也并不仅仅是国民党人的感受问题，中共自身也困惑不已。在孙中山身边，任何与孙中山意见分歧的言论都难免会引起纠纷。而中央搬到广州来，原本是马林想要更有效地通过中共中央来推动国民党改组工作的进行。事实上几个月来，中共反而没有力量去领导和组织强有力的政治宣传。
病危仍同共产党站在一起
1924年10月22日，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直军第三路总司令冯玉祥回师北京，囚禁贿选总统曹锟。“北京政变”发生了。接着，冯玉祥将军队改称为国民革命军，并热情地给在广州的孙中山拍发电报，邀请他北上“共商国是”。段祺瑞与张作霖也故作姿态，欢迎孙中山北上。
早在1923年7月，中国共产党发表《中共中央第二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在适当的地点召开国民会议”。孙中山接受了这一主张；现在，孙中山便想趁机在北京推动国民会议的正式召开。
皖系军阀段祺瑞在自己党羽和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支持下又一次窃取了北京政权，冯玉祥被排斥。1925年1月，即孙中山到北京的次日，收到段祺瑞邀请他参加“善后会议”的电文。孙中山硬支撑着病躯，拟定出致段祺瑞的电报，明确主张召开以人民为主体的国民会议。这是孙中山在告别人世之前，作出的最后一个重要决策；也是他继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改组国民党和国民党一大（1922- 1924年）后，同中国共产党的最后一次真诚而伟大的合作。
1925年3月1日，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在北京成功地召集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全国各地的工农群众、知识分子、民族资本家代表共200多人（代表20余省区、120余个地方）济济一堂，共商国是。大会的各项决议其实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民主纲领的具体化。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
毛泽东对孙中山一直怀着崇敬的心情。1956年，在孙中山诞辰90周年时，他非常自豪地说：“我们完成了孙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正在完成这个使命。”
（摘自《文史杂志》2011年第5期，新华网2006年1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