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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出版了由中共东北军党史组编著的《中共东北军党史概述》，其中有一张周恩来与张学良的合影颇为罕见，其说明是“肤施（延安）会谈中周恩来与张学良一起进餐”。但经过考证，这张照片不可能是肤施会谈时的留影。
照片并非肤施会谈时的留影
之所以认定这张照片不可能是肤施会谈时的留影，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摄影的时机不对。当年的肤施会谈不论对周恩来还是张学良，都是最高机密。
张魁堂在《张学良传》中是这样描述的：“张学良对这次会谈极端保密，除了同行的王（以哲）、刘（鼎）及随从参谋、副官外，其他人一概不知，是张入陕后一次所谓‘失踪’。”
在如此情况下，尤其是初次见面，双方都无把握能否建立信任与联盟之际，绝无可能冒着毫无必要的巨大风险，对张学良与周恩来共同进餐的场面进行完全有害无益的摄影留念。
第二，周恩来的服装不对。据当年肤施会谈中负责机要工作的戴镜元回忆：“张学良派专人到川口来接洽后，周恩来和李克农均脱下灰棉布军装，换上了便衣，我记得周恩来当时穿的是一套黑色的中山装。”
这次肤施会谈是土地革命开始后周恩来与对手谈判的首次亮相，为了保密与安全，周恩来与李克农都作了化装。
英籍作家韩素音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著作《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中提到肤施会谈时说：“周恩来身着灰色棉上衣和红军游击队军裤，他的头发和胡子都已剃刮干净，因为根据地虱子很多，当时正在开展灭虱运动。”
韩素音的描述应该不错，因为“灰色棉上衣”就是当时红军的军服，与戴镜元的回忆一致，只是韩素音不知道周恩来在会谈前夕临时换了服装，李克农也换上了灰布衫，因为不管是张学良与周恩来，都不想暴露东北军与红军开始谈判的秘密。
因此，周恩来在会谈开始后，不可能再脱下中山装换上红军军装。毫无疑问，周恩来在肤施会谈的当夜应该穿着黑色的中山装。
第三，周恩来的长须不对。周恩来虽然在相机快门按下的一刹闾扭转了脸，但依然可以辨别出照片中的周恩来明显留着黝黑浓密的长须。
韩素音以为周恩来“头发和胡子都已剃刮干净”是因为“当时正在开展灭虱运动”。其实更重要的是周恩来在公开亮相前必须恢复他在大革命时期不留须的外貌，决不可能让对手知道土地革命开始后他其实一直保持着蓄长须的外貌。毕竟，当时红军的处境依然万分险恶，认识周恩来的人又非常之多，保护容貌的隐蔽性显然也就属于最高的秘密之一。
周恩来的胡子是改变和隐蔽自己面貌特征的重要手段。《周恩来传》说：“他通常装扮成商人，后来又留起了大胡子，所以党内许多人叫他‘胡公’。”邱南章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周恩来身边做警卫》的回忆文章中也曾有一段描述：周副主席刚到苏区时，我们都把他当外国人看，因为他满脸留着又黑又长的胡子，穿着黑衣服，就像天主教堂的牧师一样。我们也看不出他的年龄，总把他当老人看。
由此可见，周恩来蓄须是为了外貌与名字的完全背离，从而起到最为理想的掩护效果。
因此，在肤施会谈尚未知道结果前，一贯谨慎的周恩来岂能轻易以隐蔽的长须面貌公开示于对手，甚至还容忍对手的照相摄影。
第四，照片中的场景不对。照片中的张学良正与周恩来一起用餐，餐桌也显得比较丰盛，不仅有许多菜，还有汤与主食，显然属于正餐。但当年的肤施会谈是在深夜，用的是非常简单的夜宵。
当年东北军王以哲67军特务营营长李维在《延安会晤前后》的回忆文章中说：“会谈继续到半夜两点多钟时，张将军告诉我们随便做点吃的，因为周恩来忙于赶路，尚未吃晚饭。原本没做准备，所以只是匆忙熬了些小米粥送来。餐后听说周恩来还很满意。”
当年参与会谈的张学良贴身亲信孙铭九在《“西安事变”的真相》回忆录中说：“中间的夜餐，是由129师的人送到教堂门口，然后由我送进去的。”
张魁堂在《张学良传》中对那顿夜餐的描述最为详细：“会谈中，每人一碗面的夜餐，是随从参谋孙铭九与驻军129师的团长赵绍宗送到阶梯口，由王以哲接递进去的。”
以上关于夜餐的资料虽然略有不同，但简单却是一致的，对比照片中用餐的内容，无疑是大相径庭。
综上所述，完全可以证明，对所谓“肤施会谈中周恩来与张学良一起进餐”照片的认定显然是在张冠李戴。
照片摄于西安城内张公馆
既然“周恩来与张学良一起进餐”是历史事实，那么这张照片不是肤施会谈又会摄于何地？
图中，周恩来进餐时穿的是军装，但不是红军的军装。肤施会谈后，红军人员如果前往东北军辖区，就穿便衣或东北军军服作力掩护。但如果前往西安，就必须穿东北军的军服，因为西安城内有不少其他系统的部队，还有不少特务机构，穿东北军的军装，其实也就是打张学良的旗号，就能起到最好的掩护作用。
1936年6月访问红区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其回忆录《西行漫记》中说：“偶尔有卡车开到西安来，载着一些共产党乘客，但是他们在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因为他们都穿着东北军制服。偶尔有其他卡车离西安去红区，也没有引起怀疑，因为这些卡车同其他东北军前线的卡车没有什么两样。”
张公馆有西、中、东三栋楼，其中东楼为公馆管理函电的人员和东北军驻外中高级军官来西安公务之住所。为了保证安全，红军领导人前往西安总是入住张公馆的东楼。
他们都必须身穿便衣的道理很简单，如果身穿东北军制服频繁进出张公馆，尤其是出入东楼，挂低军衔不够格，挂高军衔就更不妥，因为馆内总部人员，尤其是同住东楼的东北军各部军官又根本不认识他们，必然就会引起不必要的注意与怀疑。
因此，穿便服就成为经常性的选择。毕竟，张学良交游广泛，进出张公馆的三教九流众多，东北军总部人员与暂住张公馆的东北军军官也习以为常。但是，如果短暂入住，又无须频繁出入张公馆，最恰当的掩护还是军装，当然绝不能是东北军的军装，就像合影中的周恩来，虽然身穿军装，却是西北军杨虎城所部的军装。
杨虎城所部的军装与东北军有所不同，外观上最大的区别是其军服的左胸处，有一块非常明显的白色方型胸标。照片中的周恩来虽然及时扭转了脖子以避开正面留影，但还是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出其军装左胸那块显眼的标志。
于是可以得出以下两个结论：
一是张学良与周恩来秘密会面的地点，必定是在张学良的控制范围，但不可能是在西安城外，否则周恩来完全不必身穿杨虎城所部的军服作为掩护。既然是在西安城内，无论是安全还是方便，张公馆自然就是不二选择。
二是周恩来以杨虎城所部的身份在张公馆与张学良会面，不仅合情合理，也顺理成章，不会引人注目，更不会有人认识，而且还绝对保证安全。因此，这张照片应该是周恩来在张公馆与张学良见面时留下的合影。
至此可以认定，这张照片摄于西安城内的张公馆。
照片摄于西安事变前不久
确认了照片的摄影地点，再来确认照片的摄影时间。
摄影者选择双方共同进餐的时机摄影，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之举。照片中的张学良神情自在旁若无人，摄影者就在其右上角举起相机之际，张学良依然视而不见顺其自然，可见其有备而来，早已知道这次摄影，而且还特地选择了与周恩来一起进餐的最佳之时，使得周恩来无法回避。当时周恩来显然是蒙在鼓里，事先毫不知情，否则他绝不会在自己从事秘密工作的现场留下证据，尤其是还身穿杨虎城所部的軍服。由于猝不及防，更由于摄影者所站的位置，使得正在进餐的周恩来既不能阻止也无法避开，就不得不在相机的快门按下之际尽其可能地扭开了脸，虽然未留下正面形象，但还是留下了在西安事变发生前，而且也许是周恩来一生中正在进行秘密活动时唯一的现场照片。
照片的取景角度是专门为了张学良与周恩来的两人合影。如果按照秘密会面的原则，尤其是按照张学良一贯谨慎以致使戴笠耳目失灵的作风，绝不会让自己与周恩来的秘密会面留下任何痕迹，更别说现场照片。因此，张学良一反常态特意安排这次异乎寻常的摄影，只能说明行动的时间已经临近，可能失密的时空也已经非常有限，否则张学良绝不会犯秘密行动中可能授人以柄的最低级错误。
至此可以认定，这张照片应该摄于西安事变发生前不久。
（据《上海党史与党建》）
照片并非肤施会谈时的留影
之所以认定这张照片不可能是肤施会谈时的留影，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摄影的时机不对。当年的肤施会谈不论对周恩来还是张学良，都是最高机密。
张魁堂在《张学良传》中是这样描述的：“张学良对这次会谈极端保密，除了同行的王（以哲）、刘（鼎）及随从参谋、副官外，其他人一概不知，是张入陕后一次所谓‘失踪’。”
在如此情况下，尤其是初次见面，双方都无把握能否建立信任与联盟之际，绝无可能冒着毫无必要的巨大风险，对张学良与周恩来共同进餐的场面进行完全有害无益的摄影留念。
第二，周恩来的服装不对。据当年肤施会谈中负责机要工作的戴镜元回忆：“张学良派专人到川口来接洽后，周恩来和李克农均脱下灰棉布军装，换上了便衣，我记得周恩来当时穿的是一套黑色的中山装。”
这次肤施会谈是土地革命开始后周恩来与对手谈判的首次亮相，为了保密与安全，周恩来与李克农都作了化装。
英籍作家韩素音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著作《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中提到肤施会谈时说：“周恩来身着灰色棉上衣和红军游击队军裤，他的头发和胡子都已剃刮干净，因为根据地虱子很多，当时正在开展灭虱运动。”
韩素音的描述应该不错，因为“灰色棉上衣”就是当时红军的军服，与戴镜元的回忆一致，只是韩素音不知道周恩来在会谈前夕临时换了服装，李克农也换上了灰布衫，因为不管是张学良与周恩来，都不想暴露东北军与红军开始谈判的秘密。
因此，周恩来在会谈开始后，不可能再脱下中山装换上红军军装。毫无疑问，周恩来在肤施会谈的当夜应该穿着黑色的中山装。
第三，周恩来的长须不对。周恩来虽然在相机快门按下的一刹闾扭转了脸，但依然可以辨别出照片中的周恩来明显留着黝黑浓密的长须。
韩素音以为周恩来“头发和胡子都已剃刮干净”是因为“当时正在开展灭虱运动”。其实更重要的是周恩来在公开亮相前必须恢复他在大革命时期不留须的外貌，决不可能让对手知道土地革命开始后他其实一直保持着蓄长须的外貌。毕竟，当时红军的处境依然万分险恶，认识周恩来的人又非常之多，保护容貌的隐蔽性显然也就属于最高的秘密之一。
周恩来的胡子是改变和隐蔽自己面貌特征的重要手段。《周恩来传》说：“他通常装扮成商人，后来又留起了大胡子，所以党内许多人叫他‘胡公’。”邱南章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周恩来身边做警卫》的回忆文章中也曾有一段描述：周副主席刚到苏区时，我们都把他当外国人看，因为他满脸留着又黑又长的胡子，穿着黑衣服，就像天主教堂的牧师一样。我们也看不出他的年龄，总把他当老人看。
由此可见，周恩来蓄须是为了外貌与名字的完全背离，从而起到最为理想的掩护效果。
因此，在肤施会谈尚未知道结果前，一贯谨慎的周恩来岂能轻易以隐蔽的长须面貌公开示于对手，甚至还容忍对手的照相摄影。
第四，照片中的场景不对。照片中的张学良正与周恩来一起用餐，餐桌也显得比较丰盛，不仅有许多菜，还有汤与主食，显然属于正餐。但当年的肤施会谈是在深夜，用的是非常简单的夜宵。
当年东北军王以哲67军特务营营长李维在《延安会晤前后》的回忆文章中说：“会谈继续到半夜两点多钟时，张将军告诉我们随便做点吃的，因为周恩来忙于赶路，尚未吃晚饭。原本没做准备，所以只是匆忙熬了些小米粥送来。餐后听说周恩来还很满意。”
当年参与会谈的张学良贴身亲信孙铭九在《“西安事变”的真相》回忆录中说：“中间的夜餐，是由129师的人送到教堂门口，然后由我送进去的。”
张魁堂在《张学良传》中对那顿夜餐的描述最为详细：“会谈中，每人一碗面的夜餐，是随从参谋孙铭九与驻军129师的团长赵绍宗送到阶梯口，由王以哲接递进去的。”
以上关于夜餐的资料虽然略有不同，但简单却是一致的，对比照片中用餐的内容，无疑是大相径庭。
综上所述，完全可以证明，对所谓“肤施会谈中周恩来与张学良一起进餐”照片的认定显然是在张冠李戴。
照片摄于西安城内张公馆
既然“周恩来与张学良一起进餐”是历史事实，那么这张照片不是肤施会谈又会摄于何地？
图中，周恩来进餐时穿的是军装，但不是红军的军装。肤施会谈后，红军人员如果前往东北军辖区，就穿便衣或东北军军服作力掩护。但如果前往西安，就必须穿东北军的军服，因为西安城内有不少其他系统的部队，还有不少特务机构，穿东北军的军装，其实也就是打张学良的旗号，就能起到最好的掩护作用。
1936年6月访问红区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其回忆录《西行漫记》中说：“偶尔有卡车开到西安来，载着一些共产党乘客，但是他们在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因为他们都穿着东北军制服。偶尔有其他卡车离西安去红区，也没有引起怀疑，因为这些卡车同其他东北军前线的卡车没有什么两样。”
张公馆有西、中、东三栋楼，其中东楼为公馆管理函电的人员和东北军驻外中高级军官来西安公务之住所。为了保证安全，红军领导人前往西安总是入住张公馆的东楼。
他们都必须身穿便衣的道理很简单，如果身穿东北军制服频繁进出张公馆，尤其是出入东楼，挂低军衔不够格，挂高军衔就更不妥，因为馆内总部人员，尤其是同住东楼的东北军各部军官又根本不认识他们，必然就会引起不必要的注意与怀疑。
因此，穿便服就成为经常性的选择。毕竟，张学良交游广泛，进出张公馆的三教九流众多，东北军总部人员与暂住张公馆的东北军军官也习以为常。但是，如果短暂入住，又无须频繁出入张公馆，最恰当的掩护还是军装，当然绝不能是东北军的军装，就像合影中的周恩来，虽然身穿军装，却是西北军杨虎城所部的军装。
杨虎城所部的军装与东北军有所不同，外观上最大的区别是其军服的左胸处，有一块非常明显的白色方型胸标。照片中的周恩来虽然及时扭转了脖子以避开正面留影，但还是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出其军装左胸那块显眼的标志。
于是可以得出以下两个结论：
一是张学良与周恩来秘密会面的地点，必定是在张学良的控制范围，但不可能是在西安城外，否则周恩来完全不必身穿杨虎城所部的军服作为掩护。既然是在西安城内，无论是安全还是方便，张公馆自然就是不二选择。
二是周恩来以杨虎城所部的身份在张公馆与张学良会面，不仅合情合理，也顺理成章，不会引人注目，更不会有人认识，而且还绝对保证安全。因此，这张照片应该是周恩来在张公馆与张学良见面时留下的合影。
至此可以认定，这张照片摄于西安城内的张公馆。
照片摄于西安事变前不久
确认了照片的摄影地点，再来确认照片的摄影时间。
摄影者选择双方共同进餐的时机摄影，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之举。照片中的张学良神情自在旁若无人，摄影者就在其右上角举起相机之际，张学良依然视而不见顺其自然，可见其有备而来，早已知道这次摄影，而且还特地选择了与周恩来一起进餐的最佳之时，使得周恩来无法回避。当时周恩来显然是蒙在鼓里，事先毫不知情，否则他绝不会在自己从事秘密工作的现场留下证据，尤其是还身穿杨虎城所部的軍服。由于猝不及防，更由于摄影者所站的位置，使得正在进餐的周恩来既不能阻止也无法避开，就不得不在相机的快门按下之际尽其可能地扭开了脸，虽然未留下正面形象，但还是留下了在西安事变发生前，而且也许是周恩来一生中正在进行秘密活动时唯一的现场照片。
照片的取景角度是专门为了张学良与周恩来的两人合影。如果按照秘密会面的原则，尤其是按照张学良一贯谨慎以致使戴笠耳目失灵的作风，绝不会让自己与周恩来的秘密会面留下任何痕迹，更别说现场照片。因此，张学良一反常态特意安排这次异乎寻常的摄影，只能说明行动的时间已经临近，可能失密的时空也已经非常有限，否则张学良绝不会犯秘密行动中可能授人以柄的最低级错误。
至此可以认定，这张照片应该摄于西安事变发生前不久。
（据《上海党史与党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