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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产能过剩、效益下滑、铁矿石涨价、产业振兴、节能减排……这一系列的关键词,都显示着中国钢铁业承受的重压。近年来,政府层面大力支持钢铁业的重组,寄望提高产业集中度来提升竞争力。其中,河北、山东两省的动作引人注目:纷纷整合省内钢铁企业,组建了河北钢铁集团、山东钢铁集团。在重组中如何平衡政府和市场之手,如何确保重组高效,重组后如何确立自身竞争优势,以及突破所谓产能过剩问题?
过剩是阶段性问题
《董事会》:中国钢铁行业的发展似乎总伴随着产能过剩、集中度偏低的问题。引发产能过剩的根源是什么?同时,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往往行业的产能过剩是相对的、阶段性的,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邹仲琛:任何一个产业,只要是市场经济、有利可图,资本必然流向有利可图的行业。市场经济就是过剩经济,充分竞争后,才能调节产业,提高质量。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钢铁需求从来就没有满足过。上世纪90年代以前,用钢很头疼,想增加产量却增不上,没钱、没技术,1958年大炼钢铁就是个例子。钢铁业的真正发展是1996年以后。发展加速是由于国内需求量加大、城市化,现在房地产和制造业是支撑钢铁业的主力军。中国逐步从钢铁的纯进口国变为纯出口国,每年外销几千万吨。
到今天钢铁是多了一点,是真多还是假多?我的看法是纵观一下中国和世界。1900-2000年,美国消费了82-87亿吨钢,中国才20多亿吨。中国需要多少吨钢达到美国现在的水平?至少现在的积累还不够。钢的需求总量告诉我们,后面的城市化进程中,用钢量仍然很大。我国钢产量每年增长10%以上,谁也不能理解的是,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钢铁消费量不降反升,由前几年的净出口国转变为净进口国。所以,过剩是阶段性的问题。
我国过去经济上有饥渴症,钢铁老不够用。设想一下,如果中国没有这么多钢铁,2009年金融危机,怎么支撑4万亿投资?没有哪个国家能供应你这么多钢铁。
所以,对过剩要有正确的看法。即使过剩,也不要把问题看得太大。过剩的问题不可怕,简单地去研究讨论过剩没有意义。可怕的是,钢铁过剩了,后面别的产业继续过剩——所以,我觉得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按照科学发展的理念统筹钢铁业结构调整。
《董事会》:淘汰落后产能目前成为行业调控的重要抓手之一,今明两年要淘汰一亿吨。从政策出发点看,此举有助兴减排、调结构,兼顾行业短期长期发展要求。但以往的情况表明,运动式的调控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为何会产生这样的问题,您对该政策的长期效应有何看法?
邹仲琛:体制问题带来许多难以解决的矛盾。财政分灶吃饭,一定程度上造成上下取向不一。外界说钢铁业“双高”,甚至达到愤恨的程度。相关部门应该管好环保水平,但管死了可能要影响财政收入。一个100万吨的钢铁厂,最高的时候年纳税3-5亿元,一个县一年能有几亿的财政收入?穷县大概一两个亿,稍好的县五六个亿。如果因为环保问题就把一个钢铁厂关掉,你怎么去弥补这个财政收入问题?如果一开始就告诉你,你建的是落后项目,不许建,能够建起钢铁厂吗?这个问题如果一味地埋怨钢铁厂,道理似乎不好讲通。
现在全国的钢铁产能超过了6亿吨,其中有一半不是国家批建的,有的是乡、县、市里批的。有个县是著名的蔬菜基地,也建了个钢铁厂。县上说农民种蔬菜增加不了多少财政收入。建钢铁厂每年有好几亿的财政税收。可以说我们的法制不健全。韩国在发展钢铁的时候,专门制定了一部钢铁法,只有浦项可以上长流程,其他公司通通都是短流程,一部钢铁法就管住了。
《董事会》:您提到体制问题,这确实是一个需要用高度智慧去面对的难题。
邹仲琛:解决钢铁方面的矛盾需要在更大范围寻求体制上的突破。动车组提前20天订票,这么紧张,是因为车皮造不出来,就南车、北车两个厂造,别人还不能做。如果体制打破,再增加几个车辆制造集团,乘车难的问题就可逐步解决。这样不仅解决了铁路瓶颈问题,而且还能拉动钢铁消费。我们国家在研究消费方面投入精力不够,很多发达国家十分重视研究怎么加大消费。
钢铁业的瓶颈不是过剩
目前的钢铁业,可谓矿商吃肉,钢铁企业喝粥甚至饿肚子。今年上半年,三大矿业巨头必和必拓、力拓、淡水河谷的净利润分别同比增长100%、160%、146.6%。中国钢铁业协会重点统计的77家钢铁生产企业(除山东日照和山西海鑫钢铁)上半年实现利润共计507.18亿元,利润率仅为3.47%。
《董事会》:目前,铁矿石可谓是扼住了钢铁业的喉舌。
邹仲琛:我们的发展不能均衡,一哄而上,导致铁矿石价格飞涨——一年增加一亿多吨矿石的需求,就等于增加一个必和必拓。目前低品位的铁矿石比2008年的价格正好翻了一番,高品位的涨130%。如果铁矿石价格回到合理的水平,钢铁业仍然有利可图。澳大利亚的矿石生产成本每吨没有超过20美元的,卖到中国是100多美元。铁矿石成了暴利,超出了正当的利润范围。这恐怕是今后钢铁业最要害的一个问题,瓶颈不是过剩不过剩的问题。
《董事会》:您认为中国能够打破铁矿石瓶颈吗?
邹仲琛:能。需要几个条件。第一,中国必须控制钢产量的快速增长。这8年产量都是两位数的增长,速度太可怕了,铁矿石的供应跟不上。像我们这种干法,外国人都笑话我们,没有计划,井喷式的发展。要坚持除了个别高端产品可以出口外,原则上不要出口中低端产品。第二,中国大的钢铁公司这几年都在资源上做过战略思考,增加自有矿或权益矿比例,到时候可以平衡市场。再过两三年,铁矿石的价格可能就逐步恢复到正常。
国企重组的核心是人事
2008年3月,山钢集团经划转济钢集团、莱钢集团、山东省冶金工业总公司等所属企业(单位)的国有产权设立。2010年8月,山钢与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关联公司签署协议,计划于今年11月30日前完成并购资产的交割。在实质性重组中,山钢遇到了一些情况,其中由政府推动、重组日照钢铁等引起了一些反响。
《董事会》:兼并重组无疑是整合集中度,提高行业门槛的关键举措。按照国内主要的钢企宝、武、鞍、山、河、沙的重组计划,未来几大企业将占据行业55%以上的份额。您觉得这是否是个合适的集中度,能构成有效竞争?寡头垄断竞争格局符合中国钢铁业的发展要求吗?
邹仲琛:55%不行,形不成话语权,必须在75%以上,7、8个公司甚至10个公司能够达到这一比例也可,这样才可能好商量事。限产、调整大家都同步。现在成千上万的企业,没有办法团结起来。
《董事会》:我们注意到,重组后,山钢调整了济钢、莱钢的最高领导人。
邹仲琛:国企重组的核心是管理体制问题,民企之间重组的核心问题是利益。国企与民企重组,他们最关心的是利益能不能最大化。济钢莱钢的干部原来都由省委管理,山钢也归省委管理。在这种情况下,干部管理关系不顺,实质性重组就很难做到。2008年3月份山钢组建,运行1年后,有很多事不能深入。省领导了解情况后,专门给山钢集团召开了领导干部会议,把人事问题解决了,很简单,济钢、莱钢的干部归山钢党委管理。重组是大势,是钢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规律,大家都是讲党性、服从大局的。后来对领导班子进行了一些调整。现在,大家都自觉树立山钢意识,整体观念不断增强。从去年到现在,我基本再没开会做思想工作让大家提高对重组的认识。
《董事会》:重组后的协同效益是关键,有相当多的企业重组并没做到1+1>2。这方面山钢怎么样?
邹仲琛:国有企业重组,首先是人事问题,第二管控模式要研究好。我们的重组搞的稳妥,没有震动。
2009年12月我们成立了资金、采购、销售、运行协作四大中心。今年成立了信息中心,马上要组建研发中心。实践证明,协同效益出来了,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上半年整合效益是6.2亿元。过去济钢和莱钢在市场上一定程度上存在同业竞争,现在没这个事情了,一个价对外。资金中心成立后,我们年内要成立财务公司,初步计算,一年可以降低成本增加效益10个亿。过去,用不了的钱放在银行利息非常低,现在收上来后统一运筹,其中蕴藏着很大效益。
《董事会》:外界对国企重组往往是政府主导颇有非议。
邹仲琛:中国的国企,政府不推动,确实很难重组。中国是鸡头文化,宁当鸡头不当凤尾,企业不会主动找你重组。所以,中国的国企重组,很大程度上要政府推动。不推动就解决不了问题,其中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中国跨地区重组最大的问题是利益不好调整。就目前而言,国企太多、太乱,首先要推动国内的重组。当然,如果要更有生命力、活力,应该是跨国、跨地区的市场化重组。由谁主导、推动的不重要,重要的是看结果,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
济钢莱钢两个企业合并后,如果把原来的财税分配格局打破了,行不行?肯定不行。现在的行政区划里面,地方政府是第一责任人,所有的事都得依靠地方政府。不管怎么重组,你得考虑将来的经营不要影响当地的利益,既能集团化经营,又能兼顾地方利益,这样才能成事。所以,我们不管怎么改革开放,如果像有些学者那样说的所有事情都学美国、欧洲人去做,一件事都干不成。这就叫中国特色。
尽管社会上对我们重组有些说法,不管别人怎么说,自己得有自信。我给中国工程院原院长徐匡迪汇报重组情况,他说非常好。现在大家都看到了,重组没有问题。我们现在就剩了最后一步:两个上市公司在适当的时候吸纳合并。
山钢有后发优势
山钢是山东省目前规模最大的省属国有企业,总资产1208亿元,拥有济钢、莱钢等12家子公司和权属单位,2009年生产粗钢2131万吨、生铁2195万吨、钢材总量2172万吨。完成重组后,山钢如何定位在中国乃至全球钢铁业中的位置、赢得竞争优势?这是摆在邹仲琛面前的一个巨大挑战。
《董事会》:国务院今年颁布的《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意见》可以说加速了国内钢铁业的重组步伐,跟其他几大即将或已经完成重组的钢铁集团相比,您认为山东钢铁的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如何应对未来的竞争局面?
邹仲琛:第一,培育后发优势。我们有两个千万吨的企业济钢莱钢,发展的不错,加到一起,再创新、淘汰落后,使他们更加好。再就是推动日照建设临海钢铁精品基地。我们现在是高档次的产品少、普通产品多,按照减量调整的原则,我们在淘汰落后的基础上,在沿海专门建一个高档次的新一代的千万吨企业,这是我们山东省作为国家钢铁业试点省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的后发优势。日照可以停靠20、30万吨的船,并且是专用码头,海运优势大,竞争力明显。
第二,山东的市场优势突出。山东年消费近6700万吨钢,山东本省一共生产不到5000万吨,市场不乱、落后产能并不算多。山东很多行业包括钢铁产量都占全国的10%,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山东自己产的钢铁是不够用的。山钢只要把产品质量搞好、钢材品种定位好,完全有能力占领自己家门口。6700万吨的消费量,这是我们最大的优势,是其他省份很少有的。现在我们70%左右的钢材在山东销售。我们将来主要是在海洋用钢、山东区域用钢这两大题目上做文章,在500公里半径内销售。
第三,下一步我们要提高创新能力。比如说我们和中国钢研科技集团共建山东钢铁技术研究院。现在钢铁业的先进技术仍然由日本等先进国家占领,中国是产量不少,技术上的发明创造比较落后。定位方面,我们不做纯板材企业,也不做纯建筑材料企业,我们板材、特钢、建筑类钢材都做,既有高端又有中低端。另外,日本韩国对中低端有时候有很大的引进,我们隔的最近,也是优势。
第四,延伸价值链。为了确保企业安全可持续发展,我们向钢铁业的上游延伸,加快了对国内外铁矿石资源的获取和开发,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向下游延伸,重点发展钢材加工配送业务。浦项、新日铁在中国搞了很多深加工项目,我们下半年规划6个,潜力很大。我们要再发展、提高竞争力,需要在产业链上前后延伸,当然这也是双刃剑,这种产业延伸必须由大企业来承受。
《董事会》:请您跟中国钢铁行业企业家分享一句话。
邹仲琛:钢铁产业是有希望的,在中国不是夕阳工业,但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还任重道远。
过剩是阶段性问题
《董事会》:中国钢铁行业的发展似乎总伴随着产能过剩、集中度偏低的问题。引发产能过剩的根源是什么?同时,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往往行业的产能过剩是相对的、阶段性的,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邹仲琛:任何一个产业,只要是市场经济、有利可图,资本必然流向有利可图的行业。市场经济就是过剩经济,充分竞争后,才能调节产业,提高质量。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钢铁需求从来就没有满足过。上世纪90年代以前,用钢很头疼,想增加产量却增不上,没钱、没技术,1958年大炼钢铁就是个例子。钢铁业的真正发展是1996年以后。发展加速是由于国内需求量加大、城市化,现在房地产和制造业是支撑钢铁业的主力军。中国逐步从钢铁的纯进口国变为纯出口国,每年外销几千万吨。
到今天钢铁是多了一点,是真多还是假多?我的看法是纵观一下中国和世界。1900-2000年,美国消费了82-87亿吨钢,中国才20多亿吨。中国需要多少吨钢达到美国现在的水平?至少现在的积累还不够。钢的需求总量告诉我们,后面的城市化进程中,用钢量仍然很大。我国钢产量每年增长10%以上,谁也不能理解的是,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钢铁消费量不降反升,由前几年的净出口国转变为净进口国。所以,过剩是阶段性的问题。
我国过去经济上有饥渴症,钢铁老不够用。设想一下,如果中国没有这么多钢铁,2009年金融危机,怎么支撑4万亿投资?没有哪个国家能供应你这么多钢铁。
所以,对过剩要有正确的看法。即使过剩,也不要把问题看得太大。过剩的问题不可怕,简单地去研究讨论过剩没有意义。可怕的是,钢铁过剩了,后面别的产业继续过剩——所以,我觉得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按照科学发展的理念统筹钢铁业结构调整。
《董事会》:淘汰落后产能目前成为行业调控的重要抓手之一,今明两年要淘汰一亿吨。从政策出发点看,此举有助兴减排、调结构,兼顾行业短期长期发展要求。但以往的情况表明,运动式的调控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为何会产生这样的问题,您对该政策的长期效应有何看法?
邹仲琛:体制问题带来许多难以解决的矛盾。财政分灶吃饭,一定程度上造成上下取向不一。外界说钢铁业“双高”,甚至达到愤恨的程度。相关部门应该管好环保水平,但管死了可能要影响财政收入。一个100万吨的钢铁厂,最高的时候年纳税3-5亿元,一个县一年能有几亿的财政收入?穷县大概一两个亿,稍好的县五六个亿。如果因为环保问题就把一个钢铁厂关掉,你怎么去弥补这个财政收入问题?如果一开始就告诉你,你建的是落后项目,不许建,能够建起钢铁厂吗?这个问题如果一味地埋怨钢铁厂,道理似乎不好讲通。
现在全国的钢铁产能超过了6亿吨,其中有一半不是国家批建的,有的是乡、县、市里批的。有个县是著名的蔬菜基地,也建了个钢铁厂。县上说农民种蔬菜增加不了多少财政收入。建钢铁厂每年有好几亿的财政税收。可以说我们的法制不健全。韩国在发展钢铁的时候,专门制定了一部钢铁法,只有浦项可以上长流程,其他公司通通都是短流程,一部钢铁法就管住了。
《董事会》:您提到体制问题,这确实是一个需要用高度智慧去面对的难题。
邹仲琛:解决钢铁方面的矛盾需要在更大范围寻求体制上的突破。动车组提前20天订票,这么紧张,是因为车皮造不出来,就南车、北车两个厂造,别人还不能做。如果体制打破,再增加几个车辆制造集团,乘车难的问题就可逐步解决。这样不仅解决了铁路瓶颈问题,而且还能拉动钢铁消费。我们国家在研究消费方面投入精力不够,很多发达国家十分重视研究怎么加大消费。
钢铁业的瓶颈不是过剩
目前的钢铁业,可谓矿商吃肉,钢铁企业喝粥甚至饿肚子。今年上半年,三大矿业巨头必和必拓、力拓、淡水河谷的净利润分别同比增长100%、160%、146.6%。中国钢铁业协会重点统计的77家钢铁生产企业(除山东日照和山西海鑫钢铁)上半年实现利润共计507.18亿元,利润率仅为3.47%。
《董事会》:目前,铁矿石可谓是扼住了钢铁业的喉舌。
邹仲琛:我们的发展不能均衡,一哄而上,导致铁矿石价格飞涨——一年增加一亿多吨矿石的需求,就等于增加一个必和必拓。目前低品位的铁矿石比2008年的价格正好翻了一番,高品位的涨130%。如果铁矿石价格回到合理的水平,钢铁业仍然有利可图。澳大利亚的矿石生产成本每吨没有超过20美元的,卖到中国是100多美元。铁矿石成了暴利,超出了正当的利润范围。这恐怕是今后钢铁业最要害的一个问题,瓶颈不是过剩不过剩的问题。
《董事会》:您认为中国能够打破铁矿石瓶颈吗?
邹仲琛:能。需要几个条件。第一,中国必须控制钢产量的快速增长。这8年产量都是两位数的增长,速度太可怕了,铁矿石的供应跟不上。像我们这种干法,外国人都笑话我们,没有计划,井喷式的发展。要坚持除了个别高端产品可以出口外,原则上不要出口中低端产品。第二,中国大的钢铁公司这几年都在资源上做过战略思考,增加自有矿或权益矿比例,到时候可以平衡市场。再过两三年,铁矿石的价格可能就逐步恢复到正常。
国企重组的核心是人事
2008年3月,山钢集团经划转济钢集团、莱钢集团、山东省冶金工业总公司等所属企业(单位)的国有产权设立。2010年8月,山钢与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关联公司签署协议,计划于今年11月30日前完成并购资产的交割。在实质性重组中,山钢遇到了一些情况,其中由政府推动、重组日照钢铁等引起了一些反响。
《董事会》:兼并重组无疑是整合集中度,提高行业门槛的关键举措。按照国内主要的钢企宝、武、鞍、山、河、沙的重组计划,未来几大企业将占据行业55%以上的份额。您觉得这是否是个合适的集中度,能构成有效竞争?寡头垄断竞争格局符合中国钢铁业的发展要求吗?
邹仲琛:55%不行,形不成话语权,必须在75%以上,7、8个公司甚至10个公司能够达到这一比例也可,这样才可能好商量事。限产、调整大家都同步。现在成千上万的企业,没有办法团结起来。
《董事会》:我们注意到,重组后,山钢调整了济钢、莱钢的最高领导人。
邹仲琛:国企重组的核心是管理体制问题,民企之间重组的核心问题是利益。国企与民企重组,他们最关心的是利益能不能最大化。济钢莱钢的干部原来都由省委管理,山钢也归省委管理。在这种情况下,干部管理关系不顺,实质性重组就很难做到。2008年3月份山钢组建,运行1年后,有很多事不能深入。省领导了解情况后,专门给山钢集团召开了领导干部会议,把人事问题解决了,很简单,济钢、莱钢的干部归山钢党委管理。重组是大势,是钢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规律,大家都是讲党性、服从大局的。后来对领导班子进行了一些调整。现在,大家都自觉树立山钢意识,整体观念不断增强。从去年到现在,我基本再没开会做思想工作让大家提高对重组的认识。
《董事会》:重组后的协同效益是关键,有相当多的企业重组并没做到1+1>2。这方面山钢怎么样?
邹仲琛:国有企业重组,首先是人事问题,第二管控模式要研究好。我们的重组搞的稳妥,没有震动。
2009年12月我们成立了资金、采购、销售、运行协作四大中心。今年成立了信息中心,马上要组建研发中心。实践证明,协同效益出来了,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上半年整合效益是6.2亿元。过去济钢和莱钢在市场上一定程度上存在同业竞争,现在没这个事情了,一个价对外。资金中心成立后,我们年内要成立财务公司,初步计算,一年可以降低成本增加效益10个亿。过去,用不了的钱放在银行利息非常低,现在收上来后统一运筹,其中蕴藏着很大效益。
《董事会》:外界对国企重组往往是政府主导颇有非议。
邹仲琛:中国的国企,政府不推动,确实很难重组。中国是鸡头文化,宁当鸡头不当凤尾,企业不会主动找你重组。所以,中国的国企重组,很大程度上要政府推动。不推动就解决不了问题,其中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中国跨地区重组最大的问题是利益不好调整。就目前而言,国企太多、太乱,首先要推动国内的重组。当然,如果要更有生命力、活力,应该是跨国、跨地区的市场化重组。由谁主导、推动的不重要,重要的是看结果,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
济钢莱钢两个企业合并后,如果把原来的财税分配格局打破了,行不行?肯定不行。现在的行政区划里面,地方政府是第一责任人,所有的事都得依靠地方政府。不管怎么重组,你得考虑将来的经营不要影响当地的利益,既能集团化经营,又能兼顾地方利益,这样才能成事。所以,我们不管怎么改革开放,如果像有些学者那样说的所有事情都学美国、欧洲人去做,一件事都干不成。这就叫中国特色。
尽管社会上对我们重组有些说法,不管别人怎么说,自己得有自信。我给中国工程院原院长徐匡迪汇报重组情况,他说非常好。现在大家都看到了,重组没有问题。我们现在就剩了最后一步:两个上市公司在适当的时候吸纳合并。
山钢有后发优势
山钢是山东省目前规模最大的省属国有企业,总资产1208亿元,拥有济钢、莱钢等12家子公司和权属单位,2009年生产粗钢2131万吨、生铁2195万吨、钢材总量2172万吨。完成重组后,山钢如何定位在中国乃至全球钢铁业中的位置、赢得竞争优势?这是摆在邹仲琛面前的一个巨大挑战。
《董事会》:国务院今年颁布的《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意见》可以说加速了国内钢铁业的重组步伐,跟其他几大即将或已经完成重组的钢铁集团相比,您认为山东钢铁的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如何应对未来的竞争局面?
邹仲琛:第一,培育后发优势。我们有两个千万吨的企业济钢莱钢,发展的不错,加到一起,再创新、淘汰落后,使他们更加好。再就是推动日照建设临海钢铁精品基地。我们现在是高档次的产品少、普通产品多,按照减量调整的原则,我们在淘汰落后的基础上,在沿海专门建一个高档次的新一代的千万吨企业,这是我们山东省作为国家钢铁业试点省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的后发优势。日照可以停靠20、30万吨的船,并且是专用码头,海运优势大,竞争力明显。
第二,山东的市场优势突出。山东年消费近6700万吨钢,山东本省一共生产不到5000万吨,市场不乱、落后产能并不算多。山东很多行业包括钢铁产量都占全国的10%,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山东自己产的钢铁是不够用的。山钢只要把产品质量搞好、钢材品种定位好,完全有能力占领自己家门口。6700万吨的消费量,这是我们最大的优势,是其他省份很少有的。现在我们70%左右的钢材在山东销售。我们将来主要是在海洋用钢、山东区域用钢这两大题目上做文章,在500公里半径内销售。
第三,下一步我们要提高创新能力。比如说我们和中国钢研科技集团共建山东钢铁技术研究院。现在钢铁业的先进技术仍然由日本等先进国家占领,中国是产量不少,技术上的发明创造比较落后。定位方面,我们不做纯板材企业,也不做纯建筑材料企业,我们板材、特钢、建筑类钢材都做,既有高端又有中低端。另外,日本韩国对中低端有时候有很大的引进,我们隔的最近,也是优势。
第四,延伸价值链。为了确保企业安全可持续发展,我们向钢铁业的上游延伸,加快了对国内外铁矿石资源的获取和开发,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向下游延伸,重点发展钢材加工配送业务。浦项、新日铁在中国搞了很多深加工项目,我们下半年规划6个,潜力很大。我们要再发展、提高竞争力,需要在产业链上前后延伸,当然这也是双刃剑,这种产业延伸必须由大企业来承受。
《董事会》:请您跟中国钢铁行业企业家分享一句话。
邹仲琛:钢铁产业是有希望的,在中国不是夕阳工业,但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还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