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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多种声音的共存是必要的，特别是一种“另类”的声音：批评的、挑刺的、指责的甚至反对的声音。所谓兼听则明，政策制定者其实不必介意、惧怕甚至担忧“另一种声音”。这样一种声音的公开存在，不仅只是象征意义上的需要，更是政策制定、执行、监控和评估等各个环节中所不可缺少的。
同样作为公共政策，科技政策的制定也不例外。
美国小布什政府的科技政策始终处于争议、批评甚至抗议之中，“另一种声音”一直不绝于耳。这种声音有来自国会的，也有民间的；有来自专业科学家的，也有媒体的；有来自社会团体的，也有公众个人的；有温和的，也有激烈的。比较有“代表性”的“另一种声音”主要来自三方面：
首先是来自国会的“另一种声音”。
从小布什政府上台始，众议员H. Waxman与B. Gordon等人就一直致力于对白宫政策的监督和批评，他们利用国会众议院“政府改革委员会”的名义陆续向国会提交了一系列的调查报告，涉及科学、能源、环境、医药、食品安全、健康卫生等公共事务议题，这些公开的调查报告、致总统的公开信以及国会通过的相关方案可真让小布什头疼不已。
2003年，Waxman向国会提交了一份题为“小布什政府的科学技术”的报告，这份语气强硬、措辞犀利的报告罗列了包括农业、饮用水、癌症、艾滋病、干细胞、石油与天然气、国家公园、全球气候变暖以及安全防卫等20个与科学研究相关的领域，报告认为，在事关这些领域的政策制定中，小布什政府为了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的需要，在蓄意对于科学事务进行政治干预。这份报告猛烈批评小布什政府这种越来越严重的“科学政治化”倾向，并指出，在与科学及科技政策相关的议题上，政府已经严重伤害了科学的独立性，科学的诚信与尊严已经沦为政治工具。2004年，Waxman再次给小布什公开致信，批评政府在选择科学顾问团队时“政治标准”至上，即故意挑选与政府意见或利益一致的“亲近者”，而排挤那些敢于表达客观、中立立场的正直的科学家，例如，将两位在干细胞问题上与政府意见不一致的生物学家从“总统生命伦理学委员会”中解除，Waxman认为，这种做法显然是有违公共政策制定原则的，更是严重伤害了科学研究的独立性。
2005年，Waxman与Gordon联名向国会提交一项名为“在科学研究和政策制定中尊重科学”的法案，这项法案要求政府：停止通过“政治忠诚”来筛选总统科学顾问，扩大科学决策机构的透明度，停止传播不实的或误导性的科学信息，取消对科学研究报告进行检查的特权，杜绝对科学研究成果的歪曲，保护那些检举、揭露政府“操纵科学”行为的科学家。
除了国会咄咄逼人的强硬姿态，还有来自科学家及非政府组织的“另一种声音”。
2004年，包括诺贝尔奖金得主、美国科学院院士在内的62位知名科学家联名发表题为“为了政策制定中科学的尊严”的公开声明，严厉批评小布什政府操纵科学以影响政策制定的行为“无所不在”和“空前绝后”，声明列举了在涉及环境政策、健康政策、生物医学研究政策等领域中这种“恶劣”行为的若干事例及具体表现，并主张有必要通过制定法律来规范政府的行为。与这份声明相呼应，具有广泛影响和较高声望的科学家非政府组织the 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 (UCS)随即发表了长达37页题为“政策制定中的科学尊严”的报告，并在网络上广泛公开征集科学家的签名以支持这62位知名科学家的声明。在随后的几个月中，UCS收集到超过8，000名的科学家签名，其中有几十位诺贝尔奖得主、几十位国家科学奖章获得者以及100多位美国科学院院士。
这些自认为在参加一场“保卫科学”的科学家们认为，政府的确存在“政治干预科学”的倾向，而科学家们的联合举动显然是超越党派、信仰、肤色、人种的。“如果我们不去捍卫科学的独立与尊严，那么民主政府的基础将消失殆尽，我们将被引入到一个更加独裁主义的时代。”
除此之外，来自媒体及民间社会的“另一种声音”当然更不能忽视。
一方面，包括平面、网络在内的各种形式的媒体以及各类民间组织积极广泛地呼应了前面两类“另一种声音”；另一方面，他们也发出了自身特有的“另一种声音”，使得这些“另类”声音间遥相呼应、如火如荼，蔚为声势。其中“分贝”最高、最具影响力的当数著名的科学记者兼作家S.Shulman在2006年的著作《挖科学的墙脚：小布什政府对科学的压制与扭曲》。
作为一名尽职、资深的科学记者，Shulman采访了若干当事人或知情人，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曝光了小布什政府的诸多决策内幕。Shulman的著作可谓是一颗重磅炸弹，也是一份颇具号召力的声讨檄文，从而使得“揭批小布什政府的科技政策”成为一场全民参与、同仇敌忾的“群众运动”。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包括：小布什政府在干细胞研究、艾滋病防治、环境保护、全球气候暖化以及伊拉克战争等政策制定过程中如何“有计划、有目的地压制、歪曲和亵渎科学”；在物色政府科学顾问人选时如何挖空心思地去考察候选人的政治忠诚度（如电话征询当事人对伊拉克战争的表态以及对小布什个人的支持等）；政府决策程序背后的利益与政治动机。基于一系列确凿而详尽的事例，Shulman认为，在小布什政府中，“意识形态胜过事实，政治利益高于科学”，而这种“歪曲事实、隐瞒真相、欺骗民众、压制操纵科学”的行为，无论是对于美国科学事业的基础，或是对美国的民主社会，都是极大的伤害。
对于Shulman的著作，科学共同体以及社会各界均给予了热情回应，《发现》杂志称之为“及时的揭弊”，而《自然》杂志认为这是提供了“科学被政治化的一个活生生案例”。在某种意义上说，Shulman的著作可看作是美国社会对小布什政府科技政策之评判的“民间综合版”；另一方面，它也标志着“另一种声音”从国会到科学共同体再到全社会所达到的一个高潮。
小布什的任期尚未结束，科技政策的制定就面对这么多的“另一种声音”；看来，卸任后的“盖棺论定”也不会好到哪儿去。不过，如果换个角度来看，显然，“另一种声音”的公开存在对于保障政策程序的合理和正当以及政策效果的公平和有效，对于保障科学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同步协调，是必不可少的。美国科技政策体制的可借鉴之处，不就是在于这样“另一种声音”的存在吗？在此意义上说，我们其实不必过分在意小布什到底错在哪里、小布什该如何应对这样“另一种声音”，也不必去过分琢磨这样“另一种声音”到底对美国科技政策制定的影响何在。就公共政策的制定而言，谁能说，这样的“另一种声音”只是一种声音？其实，“另一种声音”难道不更是一种无形而无尽的力量吗？！
同样作为公共政策，科技政策的制定也不例外。
美国小布什政府的科技政策始终处于争议、批评甚至抗议之中，“另一种声音”一直不绝于耳。这种声音有来自国会的，也有民间的；有来自专业科学家的，也有媒体的；有来自社会团体的，也有公众个人的；有温和的，也有激烈的。比较有“代表性”的“另一种声音”主要来自三方面：
首先是来自国会的“另一种声音”。
从小布什政府上台始，众议员H. Waxman与B. Gordon等人就一直致力于对白宫政策的监督和批评，他们利用国会众议院“政府改革委员会”的名义陆续向国会提交了一系列的调查报告，涉及科学、能源、环境、医药、食品安全、健康卫生等公共事务议题，这些公开的调查报告、致总统的公开信以及国会通过的相关方案可真让小布什头疼不已。
2003年，Waxman向国会提交了一份题为“小布什政府的科学技术”的报告，这份语气强硬、措辞犀利的报告罗列了包括农业、饮用水、癌症、艾滋病、干细胞、石油与天然气、国家公园、全球气候变暖以及安全防卫等20个与科学研究相关的领域，报告认为，在事关这些领域的政策制定中，小布什政府为了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的需要，在蓄意对于科学事务进行政治干预。这份报告猛烈批评小布什政府这种越来越严重的“科学政治化”倾向，并指出，在与科学及科技政策相关的议题上，政府已经严重伤害了科学的独立性，科学的诚信与尊严已经沦为政治工具。2004年，Waxman再次给小布什公开致信，批评政府在选择科学顾问团队时“政治标准”至上，即故意挑选与政府意见或利益一致的“亲近者”，而排挤那些敢于表达客观、中立立场的正直的科学家，例如，将两位在干细胞问题上与政府意见不一致的生物学家从“总统生命伦理学委员会”中解除，Waxman认为，这种做法显然是有违公共政策制定原则的，更是严重伤害了科学研究的独立性。
2005年，Waxman与Gordon联名向国会提交一项名为“在科学研究和政策制定中尊重科学”的法案，这项法案要求政府：停止通过“政治忠诚”来筛选总统科学顾问，扩大科学决策机构的透明度，停止传播不实的或误导性的科学信息，取消对科学研究报告进行检查的特权，杜绝对科学研究成果的歪曲，保护那些检举、揭露政府“操纵科学”行为的科学家。
除了国会咄咄逼人的强硬姿态，还有来自科学家及非政府组织的“另一种声音”。
2004年，包括诺贝尔奖金得主、美国科学院院士在内的62位知名科学家联名发表题为“为了政策制定中科学的尊严”的公开声明，严厉批评小布什政府操纵科学以影响政策制定的行为“无所不在”和“空前绝后”，声明列举了在涉及环境政策、健康政策、生物医学研究政策等领域中这种“恶劣”行为的若干事例及具体表现，并主张有必要通过制定法律来规范政府的行为。与这份声明相呼应，具有广泛影响和较高声望的科学家非政府组织the 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 (UCS)随即发表了长达37页题为“政策制定中的科学尊严”的报告，并在网络上广泛公开征集科学家的签名以支持这62位知名科学家的声明。在随后的几个月中，UCS收集到超过8，000名的科学家签名，其中有几十位诺贝尔奖得主、几十位国家科学奖章获得者以及100多位美国科学院院士。
这些自认为在参加一场“保卫科学”的科学家们认为，政府的确存在“政治干预科学”的倾向，而科学家们的联合举动显然是超越党派、信仰、肤色、人种的。“如果我们不去捍卫科学的独立与尊严，那么民主政府的基础将消失殆尽，我们将被引入到一个更加独裁主义的时代。”
除此之外，来自媒体及民间社会的“另一种声音”当然更不能忽视。
一方面，包括平面、网络在内的各种形式的媒体以及各类民间组织积极广泛地呼应了前面两类“另一种声音”；另一方面，他们也发出了自身特有的“另一种声音”，使得这些“另类”声音间遥相呼应、如火如荼，蔚为声势。其中“分贝”最高、最具影响力的当数著名的科学记者兼作家S.Shulman在2006年的著作《挖科学的墙脚：小布什政府对科学的压制与扭曲》。
作为一名尽职、资深的科学记者，Shulman采访了若干当事人或知情人，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曝光了小布什政府的诸多决策内幕。Shulman的著作可谓是一颗重磅炸弹，也是一份颇具号召力的声讨檄文，从而使得“揭批小布什政府的科技政策”成为一场全民参与、同仇敌忾的“群众运动”。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包括：小布什政府在干细胞研究、艾滋病防治、环境保护、全球气候暖化以及伊拉克战争等政策制定过程中如何“有计划、有目的地压制、歪曲和亵渎科学”；在物色政府科学顾问人选时如何挖空心思地去考察候选人的政治忠诚度（如电话征询当事人对伊拉克战争的表态以及对小布什个人的支持等）；政府决策程序背后的利益与政治动机。基于一系列确凿而详尽的事例，Shulman认为，在小布什政府中，“意识形态胜过事实，政治利益高于科学”，而这种“歪曲事实、隐瞒真相、欺骗民众、压制操纵科学”的行为，无论是对于美国科学事业的基础，或是对美国的民主社会，都是极大的伤害。
对于Shulman的著作，科学共同体以及社会各界均给予了热情回应，《发现》杂志称之为“及时的揭弊”，而《自然》杂志认为这是提供了“科学被政治化的一个活生生案例”。在某种意义上说，Shulman的著作可看作是美国社会对小布什政府科技政策之评判的“民间综合版”；另一方面，它也标志着“另一种声音”从国会到科学共同体再到全社会所达到的一个高潮。
小布什的任期尚未结束，科技政策的制定就面对这么多的“另一种声音”；看来，卸任后的“盖棺论定”也不会好到哪儿去。不过，如果换个角度来看，显然，“另一种声音”的公开存在对于保障政策程序的合理和正当以及政策效果的公平和有效，对于保障科学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同步协调，是必不可少的。美国科技政策体制的可借鉴之处，不就是在于这样“另一种声音”的存在吗？在此意义上说，我们其实不必过分在意小布什到底错在哪里、小布什该如何应对这样“另一种声音”，也不必去过分琢磨这样“另一种声音”到底对美国科技政策制定的影响何在。就公共政策的制定而言，谁能说，这样的“另一种声音”只是一种声音？其实，“另一种声音”难道不更是一种无形而无尽的力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