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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族性是近现代一个被广泛研究和使用的概念，它的形成有历史原因、文化原因和地域原因等等。民族性通过某一民族共同的语言、共同的节日、共同的记忆、共同的信仰形成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鲜明特征，是一个民族凝聚在一起的内在力量。民族认同感是一种无形的向心力，将社会中的个体紧密团结集中在民族核心周围。民族性经常在不同的语境下被讨论，本文将以国家艺术基金项目歌曲《七一的传说》为研究对象，在音乐的语境下探讨其民族性的内涵。
[关键词]音乐语境;民族性;《七一的传说》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233（2019）03-0152-02
一、引 言
中华民族屹立于东方，在时间线上纵横五千年，经由血脉绵延代代相传，独特的地理环境提供了独异的生存法则与理念。诸般法理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在特定的地域空间里，在一个群落的思想中内化与外显，进而形成一脉相承、独异于他族的中华民族性。民族性宏观方面外显于全族的历史文化，微观方面体现在个体的行为准则，可谓大中见小、小中见大。本文将通过对歌曲《七一的传说》的剖析探析民族性。因为，一首成熟而优秀的音乐作品能够以小见大、以点代面折射出民族性的特征。在我国，音乐的民族性一般是通过民歌、民乐、地方戏曲等形式展现出来，现如今，由艺术家创作的新作品也不乏具有鲜明的民族性。透过历史不同时期无以计数的作品抽象提取出来的民族性主要表现为融通性、创新性、艺术性、群众性。
在理清什么是民族性之后，我们要先来界定一下什么是音乐语境？目前，在我国，关于音乐语境的最新研究成果是2005年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的谢嘉幸先生的博士论文《音乐的语境——一种音乐解释学释义》。在本书中他用解释学原理阐述了其对音乐语境创造性的理解与诠释，他的核心观点“音乐的意义结构中存在着三层‘文本——语境’关系：第一层，是音乐材料与其上下文的关系，即特定音乐材料与特定音乐作品的关系，以及特定音乐与其形态类型环境的关系;第二层，是音乐作品的‘能喻’（音乐形态）与‘所喻’（音乐情感）的关系，即特定音乐形态与其审美情感的关系;第三层，是特定音乐文本与其社会背景、以及社会意念环境的关系，这三点构成音乐基本语境：即音乐形态语境、音乐情感语境和音乐意念语境。”本文亦借助于该研究成果，将音乐语境定义在其观点之下进行论述。
一首（部）优秀的音乐作品必然会在民族自信后的音乐语境下彰显出民族性。近代中华民族音乐从学堂乐歌时期开始广泛接受西方音乐的影响，无论是音乐的系统理论还是创作技术与当时的文化、科学一样，都曾经历过一部分人关于是否要彻底抛弃国乐、“全盘西化”的观点的冲击，彼时，人们面对如何坚守民族性深感茫然。历经沧桑百年，又仿似弹指挥间，中华民族终于屹立世界民族之林，在诸多方面做到既领先于世界，又保持住自身的民族性，在音乐方面亦有深刻体现。回望近代历史，音乐上民族性火种的保存得益于当初开创新中国的先进组织——中国共产党。
1921年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直到今时今日，陆陆续续制定了一系列文化、文艺方针政策，在保持、推动、发展民族性音乐的过程中涌现出了大量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记录了历史，纪念了先烈、歌颂了革命胜利的丰功伟绩，表达了普通百姓的心声。在这样传统下，刘世虎教授的新作《七一的传说》不失为一首优秀的抒情歌曲，在音乐语境下强烈的表达了民族性。本首歌曲在词、曲方面均构思奇巧。首先，歌词作者运用长辈讲故事的语气娓娓道来“七·一”的来历，用比喻的方法展示出祖辈和父辈，男性与女性对党的不同理解，从迥异的视角纪念同一段历史，讲述同一个传说。其中，用救星、舵、歌、火這样带有光明意义的美好事物来比喻党和人民的关系，既亲切活泼又生动贴切。曲作者亦是构思精妙，独具匠心，使得本曲情绪饱满，深情真挚，旋律优美，张弛有度，将普通民众对党的忠诚和热爱表达的淋漓尽致，更将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族音乐所体现的融通性、创新性、艺术性、群众性特点内化于作品之中。
二、歌曲音乐创作的融通性
歌曲《七一的传说》是用西洋大、小调中的E自然大调谱写而成的两段体分节歌带副歌的声乐曲，四四拍子。E自然大调是一个明朗、雄浑、有力的调式，非常适合表达对党、对家国、对民族的热爱之情，其音区范围又较为适合民族唱法的男高音进行演唱，本曲音域横跨两个八度，最高音在小字二组b，很好的展示了男高音的声音特点和演唱能力。准确的选择调性和音区的歌曲创作方法体现了曲作者的专业水准，为歌曲的流传在艺术上做好了铺垫。同时，歌曲的内容积极奋进，展示了挽救中国于水火的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以及其深远意义。
我们的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能在文化上包容他族的群体，具体表现在音乐上的例子为“唐代贞观十六年后确立的《十部乐》，其中除了《燕乐》（对统治阶级的颂扬）、《清商乐》（民间音乐）之外，其他八部乐，如《龟兹乐》、《高昌乐》、《高丽乐》等等均为外族音乐”[1]。中华民族在音乐上的包容兼容与融会贯通性一直沿着历史时间的脉络传递，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作曲家们的音乐创作不仅仅局限于本国、本地、本族和国内各兄弟民族的音乐，而是兼容并蓄大量而大胆的吸收与借鉴西方音乐理论知识之后形成了具有民族性的新音乐，本歌曲词曲的有机结合就是一种中西方音乐融通后的民族性的成功体现。
三、歌曲旋律构思的创新性
音乐作为艺术本体，对创新要求极高，每一部新作都不能与前作雷同或相似，《七一的传说》是男声独唱抒情叙事性类型的民族歌曲，歌曲在创作过程中巧妙地使用了装饰音，数量众多且频繁使用装饰音是我国音乐民族性的一大特点，因此，在音乐写作中在何处加入装饰音，如何进行装饰却是一个创造性的思维活动，本曲为了体现E自然大调的力量和利落，仅使用了一次装饰音，用以加强歌词中的点睛之笔：“一把舵”的“舵”和“一团火”的“火”，这两个字在声调上分别是去声和上声，在音韵上同为仄，作曲家创造性的使用上方大二度装饰音极为有力的在歌唱中突出了这两个字，是创新的亮点，如同一抹亮色为全曲增添了无穷的动力与华美。 歌曲的旋律发展采用“自由延伸、重复变化、原样重复”[2]等手法使得旋律线舒展与回落得自然而又平稳，呈现出层层递进或逐级归落，没有突然与突兀的不成熟之处。但是，在歌曲第二层推进时，作曲家创造性地使用了一个纯八度音程大跳，致使曲调在另一个音域层面上铺陈发展，“这一八度音程跳进，宛若一条亮线将音乐拓展到更加博大的境地，抒发了激动的情绪和激越的情怀，在温婉的抒情之中迸发出一种豪情万丈的张力”[3]。创新于国家、于民族、于音乐的发展永远是重要途径与生命力之所在，愈是古老的民族愈是要具有锐意进取的创新性，它是民族性的一个重要指标。
四、歌曲创作形态的艺术性
歌曲《七一的传说》的艺术性突出体现在其节奏型的运用上。歌曲大量使用了紧凑切分音节奏型的创作手法，杨儒怀先生认为这样的节奏型“保持了强拍上重音的同时，又消除了切分音分割效果的独特组合。”[4]全曲加前奏一共有32小节，而紧凑切分音节奏型占10小节，拥有如此比重足见其核心节奏型的地位。歌曲除了紧凑切分音节奏型之外，在两字词组上还伴有简单切分音节奏型，大附点、小附点、双八、前八后十六，前十六后八等节奏型，作曲家为何选取这些节奏型来写作，其原因是为了促使歌词的表意明确。作曲家在创作歌曲中所使用的乐音也在其运用过程中产生了有意识的在音高方面、力度方面和音色方面的变化（这样的音调我国理论音乐家沈洽称之为“带腔的音”即指：“乐音的带腔性”）。由于我国民族语言、语音的此特点使得我国的声乐类作品均带有鲜明的民族性。
另外，歌曲的艺术性极为艺术地体现在调式上双重调式之采用，彼此一明一隐，动静结合、相得益彰。根据谱面不难看出，旋律的动态发展是在E自然大调上中速呈现，然而，如果读者仔细分析，查考细部，就会发现乐曲长乐句中的小旋律线每每都在环绕着一个E宫五声调式音做静态呈示。从前奏开始的二分音符长音落音分别是：徵、羽、徵、角、宫、角、宫……商、宫。正是这样极为精妙的双重调性设计，充分表现出曲作者对中、西方音乐融通之功力，创新之能力，正因为此二点的存在，使得歌曲《七一的传说》的艺术性极高。每每听之，眼前仿佛都会出现一位身着西装革履却内在深藏着一颗中国心的儒雅之士。歌曲既有西方音乐发展旋律之手法，又有东方音韵度写之留白，笔者深信西方人闻听此歌，毫无疑问会辨识出是中华民族之神韵，而国人听之，又有耳目一新之感悟。
五、歌曲情感表达的群众性
《七一的傳说》在创作时间上可谓是一首新歌，它于2015年11月首次发表于《当代音乐》杂志上，经由我国著名民族声乐歌唱家吕继宏先生和著名声乐教育家徐敦广教授演唱，得到了业界的好评。由于歌曲的曲调优美，朗朗上口，感情质朴，深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一首（部）音乐作品的成功与否既要看到它的艺术性也要看它的群众性。作品如果既能在音乐专业人士眼中有分量，又能在广大民众中广泛流传，它就是成熟的、优秀的。毫无疑问《七一的传说》就是这样的一首优秀作品。音乐家们在创作过程中追求阳春白雪，标新立异是音乐艺术性的终极体现，但是，过度追求容易形成曲高和寡、脱离群众的尴尬，相反，在兼顾艺术性的同时又被广大群众的认可、接受、喜爱，并使之广为传唱，将是民族性的又一表现。
通过对歌曲《七一的传说》创作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理解和感悟其音乐语境下的民族性特点，该歌曲音乐创作中的宝贵经验，即怎样做到融合西方音乐成果的同时，又创造性地保持和发展本民族音乐的艺术性与民族性，对当下音乐创作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注释：
[1]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册）[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214—215.
[2]陈国权.歌曲写作教程[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2：31—42.
[3]杨儒怀.音乐分析与创作（上册）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55.
[4]杨儒怀.音乐分析与创作（上册）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20.
（责任编辑：刘露心）
[关键词]音乐语境;民族性;《七一的传说》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233（2019）03-0152-02
一、引 言
中华民族屹立于东方，在时间线上纵横五千年，经由血脉绵延代代相传，独特的地理环境提供了独异的生存法则与理念。诸般法理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在特定的地域空间里，在一个群落的思想中内化与外显，进而形成一脉相承、独异于他族的中华民族性。民族性宏观方面外显于全族的历史文化，微观方面体现在个体的行为准则，可谓大中见小、小中见大。本文将通过对歌曲《七一的传说》的剖析探析民族性。因为，一首成熟而优秀的音乐作品能够以小见大、以点代面折射出民族性的特征。在我国，音乐的民族性一般是通过民歌、民乐、地方戏曲等形式展现出来，现如今，由艺术家创作的新作品也不乏具有鲜明的民族性。透过历史不同时期无以计数的作品抽象提取出来的民族性主要表现为融通性、创新性、艺术性、群众性。
在理清什么是民族性之后，我们要先来界定一下什么是音乐语境？目前，在我国，关于音乐语境的最新研究成果是2005年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的谢嘉幸先生的博士论文《音乐的语境——一种音乐解释学释义》。在本书中他用解释学原理阐述了其对音乐语境创造性的理解与诠释，他的核心观点“音乐的意义结构中存在着三层‘文本——语境’关系：第一层，是音乐材料与其上下文的关系，即特定音乐材料与特定音乐作品的关系，以及特定音乐与其形态类型环境的关系;第二层，是音乐作品的‘能喻’（音乐形态）与‘所喻’（音乐情感）的关系，即特定音乐形态与其审美情感的关系;第三层，是特定音乐文本与其社会背景、以及社会意念环境的关系，这三点构成音乐基本语境：即音乐形态语境、音乐情感语境和音乐意念语境。”本文亦借助于该研究成果，将音乐语境定义在其观点之下进行论述。
一首（部）优秀的音乐作品必然会在民族自信后的音乐语境下彰显出民族性。近代中华民族音乐从学堂乐歌时期开始广泛接受西方音乐的影响，无论是音乐的系统理论还是创作技术与当时的文化、科学一样，都曾经历过一部分人关于是否要彻底抛弃国乐、“全盘西化”的观点的冲击，彼时，人们面对如何坚守民族性深感茫然。历经沧桑百年，又仿似弹指挥间，中华民族终于屹立世界民族之林，在诸多方面做到既领先于世界，又保持住自身的民族性，在音乐方面亦有深刻体现。回望近代历史，音乐上民族性火种的保存得益于当初开创新中国的先进组织——中国共产党。
1921年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直到今时今日，陆陆续续制定了一系列文化、文艺方针政策，在保持、推动、发展民族性音乐的过程中涌现出了大量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记录了历史，纪念了先烈、歌颂了革命胜利的丰功伟绩，表达了普通百姓的心声。在这样传统下，刘世虎教授的新作《七一的传说》不失为一首优秀的抒情歌曲，在音乐语境下强烈的表达了民族性。本首歌曲在词、曲方面均构思奇巧。首先，歌词作者运用长辈讲故事的语气娓娓道来“七·一”的来历，用比喻的方法展示出祖辈和父辈，男性与女性对党的不同理解，从迥异的视角纪念同一段历史，讲述同一个传说。其中，用救星、舵、歌、火這样带有光明意义的美好事物来比喻党和人民的关系，既亲切活泼又生动贴切。曲作者亦是构思精妙，独具匠心，使得本曲情绪饱满，深情真挚，旋律优美，张弛有度，将普通民众对党的忠诚和热爱表达的淋漓尽致，更将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族音乐所体现的融通性、创新性、艺术性、群众性特点内化于作品之中。
二、歌曲音乐创作的融通性
歌曲《七一的传说》是用西洋大、小调中的E自然大调谱写而成的两段体分节歌带副歌的声乐曲，四四拍子。E自然大调是一个明朗、雄浑、有力的调式，非常适合表达对党、对家国、对民族的热爱之情，其音区范围又较为适合民族唱法的男高音进行演唱，本曲音域横跨两个八度，最高音在小字二组b，很好的展示了男高音的声音特点和演唱能力。准确的选择调性和音区的歌曲创作方法体现了曲作者的专业水准，为歌曲的流传在艺术上做好了铺垫。同时，歌曲的内容积极奋进，展示了挽救中国于水火的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以及其深远意义。
我们的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能在文化上包容他族的群体，具体表现在音乐上的例子为“唐代贞观十六年后确立的《十部乐》，其中除了《燕乐》（对统治阶级的颂扬）、《清商乐》（民间音乐）之外，其他八部乐，如《龟兹乐》、《高昌乐》、《高丽乐》等等均为外族音乐”[1]。中华民族在音乐上的包容兼容与融会贯通性一直沿着历史时间的脉络传递，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作曲家们的音乐创作不仅仅局限于本国、本地、本族和国内各兄弟民族的音乐，而是兼容并蓄大量而大胆的吸收与借鉴西方音乐理论知识之后形成了具有民族性的新音乐，本歌曲词曲的有机结合就是一种中西方音乐融通后的民族性的成功体现。
三、歌曲旋律构思的创新性
音乐作为艺术本体，对创新要求极高，每一部新作都不能与前作雷同或相似，《七一的传说》是男声独唱抒情叙事性类型的民族歌曲，歌曲在创作过程中巧妙地使用了装饰音，数量众多且频繁使用装饰音是我国音乐民族性的一大特点，因此，在音乐写作中在何处加入装饰音，如何进行装饰却是一个创造性的思维活动，本曲为了体现E自然大调的力量和利落，仅使用了一次装饰音，用以加强歌词中的点睛之笔：“一把舵”的“舵”和“一团火”的“火”，这两个字在声调上分别是去声和上声，在音韵上同为仄，作曲家创造性的使用上方大二度装饰音极为有力的在歌唱中突出了这两个字，是创新的亮点，如同一抹亮色为全曲增添了无穷的动力与华美。 歌曲的旋律发展采用“自由延伸、重复变化、原样重复”[2]等手法使得旋律线舒展与回落得自然而又平稳，呈现出层层递进或逐级归落，没有突然与突兀的不成熟之处。但是，在歌曲第二层推进时，作曲家创造性地使用了一个纯八度音程大跳，致使曲调在另一个音域层面上铺陈发展，“这一八度音程跳进，宛若一条亮线将音乐拓展到更加博大的境地，抒发了激动的情绪和激越的情怀，在温婉的抒情之中迸发出一种豪情万丈的张力”[3]。创新于国家、于民族、于音乐的发展永远是重要途径与生命力之所在，愈是古老的民族愈是要具有锐意进取的创新性，它是民族性的一个重要指标。
四、歌曲创作形态的艺术性
歌曲《七一的传说》的艺术性突出体现在其节奏型的运用上。歌曲大量使用了紧凑切分音节奏型的创作手法，杨儒怀先生认为这样的节奏型“保持了强拍上重音的同时，又消除了切分音分割效果的独特组合。”[4]全曲加前奏一共有32小节，而紧凑切分音节奏型占10小节，拥有如此比重足见其核心节奏型的地位。歌曲除了紧凑切分音节奏型之外，在两字词组上还伴有简单切分音节奏型，大附点、小附点、双八、前八后十六，前十六后八等节奏型，作曲家为何选取这些节奏型来写作，其原因是为了促使歌词的表意明确。作曲家在创作歌曲中所使用的乐音也在其运用过程中产生了有意识的在音高方面、力度方面和音色方面的变化（这样的音调我国理论音乐家沈洽称之为“带腔的音”即指：“乐音的带腔性”）。由于我国民族语言、语音的此特点使得我国的声乐类作品均带有鲜明的民族性。
另外，歌曲的艺术性极为艺术地体现在调式上双重调式之采用，彼此一明一隐，动静结合、相得益彰。根据谱面不难看出，旋律的动态发展是在E自然大调上中速呈现，然而，如果读者仔细分析，查考细部，就会发现乐曲长乐句中的小旋律线每每都在环绕着一个E宫五声调式音做静态呈示。从前奏开始的二分音符长音落音分别是：徵、羽、徵、角、宫、角、宫……商、宫。正是这样极为精妙的双重调性设计，充分表现出曲作者对中、西方音乐融通之功力，创新之能力，正因为此二点的存在，使得歌曲《七一的传说》的艺术性极高。每每听之，眼前仿佛都会出现一位身着西装革履却内在深藏着一颗中国心的儒雅之士。歌曲既有西方音乐发展旋律之手法，又有东方音韵度写之留白，笔者深信西方人闻听此歌，毫无疑问会辨识出是中华民族之神韵，而国人听之，又有耳目一新之感悟。
五、歌曲情感表达的群众性
《七一的傳说》在创作时间上可谓是一首新歌，它于2015年11月首次发表于《当代音乐》杂志上，经由我国著名民族声乐歌唱家吕继宏先生和著名声乐教育家徐敦广教授演唱，得到了业界的好评。由于歌曲的曲调优美，朗朗上口，感情质朴，深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一首（部）音乐作品的成功与否既要看到它的艺术性也要看它的群众性。作品如果既能在音乐专业人士眼中有分量，又能在广大民众中广泛流传，它就是成熟的、优秀的。毫无疑问《七一的传说》就是这样的一首优秀作品。音乐家们在创作过程中追求阳春白雪，标新立异是音乐艺术性的终极体现，但是，过度追求容易形成曲高和寡、脱离群众的尴尬，相反，在兼顾艺术性的同时又被广大群众的认可、接受、喜爱，并使之广为传唱，将是民族性的又一表现。
通过对歌曲《七一的传说》创作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理解和感悟其音乐语境下的民族性特点，该歌曲音乐创作中的宝贵经验，即怎样做到融合西方音乐成果的同时，又创造性地保持和发展本民族音乐的艺术性与民族性，对当下音乐创作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注释：
[1]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册）[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214—215.
[2]陈国权.歌曲写作教程[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2：31—42.
[3]杨儒怀.音乐分析与创作（上册）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55.
[4]杨儒怀.音乐分析与创作（上册）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20.
（责任编辑：刘露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