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在一次讲座上，有听众提出：后殖民主义已经过去了，您能不能介绍一下更新的理论动态？在中国，每一种西方理论都“过去”得很快，但“飞鸟从空中经过，却什么痕迹都没留下”。后殖民理论在中国“热”过了，然而很多后殖民经典著作国人都没见过，我主编“后殖民经典译丛”，正是针对于此。
　　在西方，可以说作为一种思潮的后殖民主义已经过去，但是这种“过去”，意思其实是它已经被广泛接受了。在西方，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固然人所皆知，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的主体混合理论更是为各领域研究所应用，西方经典的英美文学研究已经被后殖民文学彻底颠覆，西方最为根深蒂固的大学人文教育书目也已经改变。在华人世界，情形大为不同。中国大陆的后殖民世纪，可以说从未到来。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几种选本的出现，后殖民理论在大陆略为人知。不过，没有什么深入研究。倒是外国学者对于中国的后殖民研究，如杜赞奇的《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引起大陆学人的兴趣。在台、港以及海外的华语文学圈，后殖民主义比较引人注目，可以说一直在发展，并在近年来达到高峰。其标志性的成果，可以提及近来在海内外学界引起较大反响的两个话题：一是汉学主义，二是华语语系文学。
　　顾明栋《汉学主义：东方主义与后殖民主义之外的选择》一书的出版，在学术界具有重要意义。一九七八年萨义德的《东方主义》问世，引起学界巨大反响，奠定了后殖民理论，然而此书的所谓“东方”指的是伊斯兰世界，并不包括中国。那么中国与后殖民主义的关系究竟如何呢？它成为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也成为一个理论挑战。顾明栋的《汉学主义》一书，是汉语世界第一本回应东方主义的著作。
　　与《东方主义》一样，顾明栋在《汉学主义》一书中花了大量篇幅描述西方中国学话语的演变。不过，顾明栋并不认为东方主义完全适用于中国，因为东方主义是一种“殖民话语”，而汉学主义并不是。那么如何解释近代以来西方对于中国的负面表述呢？顾明栋在东方主义殖民话语和政治意识形态之外，提出了一个“文化无意识”概念—它与拉康、弗洛伊德及李泽厚的概念既有关系又有不同。顾明栋认为，西方的优越感和中国的自卑感都是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强势的结果。对于西方人来说，近代以来的记忆多是关于征服、胜利和统治的优越故事，而对于中国人来说则是一系列失败和创伤。这种自卑情结逐渐内化，被抑制在集体心理的更深层次，从而形成了汉学主义的模式。汉学主义深入到了文化无意识的层面，这种解释无疑较直接套用东方主义更为深入一些。
　　顾明栋指出，萨义德《东方主义》的一个局限是，它主要探讨了西方的东方学话语，并未涉及被殖民者。他认为，中国人自身的论述构成了汉学主义的另一方面。近代以来，由于中国的落后，国人不自觉地崇尚西方价值，应和了西方汉学主义的思路。在这里，顾明栋列举了顾颉刚的疑古运动、王国维对于叔本华的运用、朱光潜的美学思想，以及郭沫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等，分析中国大师们所受到的西方思想的影响。自然，当代学术中唯西方是从的学风更是有说服力的例子。
　　事实上，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并非没谈及被殖民者，而是谈到了被殖民者只有“自我殖民化”这一条路。萨义德之后的后殖民理论家，不约而同地探讨了被殖民者的表达问题。斯皮瓦克（Spivak， Gayatri Chakravorty）早在一九八五年就写下《庶民能说话吗？》一文，探讨了东方他者能否发声的问题，它与印度的“庶民研究小组”相互辉映。霍米·巴巴则克服了萨义德“东方主义”中的西方单一主体问题，从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主体混杂的角度重新展开讨论，展示了作为一种语言、象征和历史的差异系统的殖民话语构成的复杂性，也因此看不到由此衍发的反殖民话语的可能性。可惜的是，在顾明栋的汉学主义构建中，中国人也只是以自我殖民化的方式参与其中，他没有注意到中国人挪用西方话语、发出自己声音的情形。
　　在批评萨义德的时候，顾明栋引用了德里克有关“东方人的参与”的思想。可惜的是，他没有细究下去。德里克的关键概念是“接触区”，在他看来，“接触区”不仅仅是一个殖民支配和控制的领域，同时也是一个交流的领域。在接触区内，被支配的东方文化其实也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决定自己对西方文化的吸取，而西方文化甚至也会受到东方文化的影响。即以二十世纪中国对西方现代文化的吸收而言，我们既应该看到它不自觉地自我东方化的一面，还应该看到它挪用转化西方现代性为我所用的一面。
　　如果说，顾明栋的《汉学主义》沿用东方主义的思路，对于西方与中国的关系进行了初次清理，弥补了历史与理论的空白，那么，史书美的《视觉与认同：跨太平洋华语语系表述·呈现》一书则是后殖民理路在世界华语文学领域的一次实践。
　　按照德里克的说法，后殖民理论是适应新的全球化形势而出现的文化理论，它处理的正是全球资本主义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如欧洲中心主义与世界的关系、边界和疆域的模糊变化、同一性和多样性、杂交与混合等等。在旧的理论已经捉襟见肘的情形下，后殖民理论设计出了一种理解世界的新的方式。在文学领域建构后殖民理论的，是阿希克洛夫特等人撰写的《逆写帝国》一书。后殖民文学所涉及的话题，是帝国联邦文学中宗主国与前殖民地地区文学的关系。虽然以前殖民地“小写”的英语文学“逆写”英国宗主国“大写”的英语文学，然而仍然构成了对于帝国语言文学新的全球性的论证。
　　当代华人及华语文学遍布全球，然而中国文学论述却一向局限于中国大陆。在全球化的视野下，如何突破国家文学的限制，重新建构包括中国大陆、台港澳及不同地区海外华语文学的整体性文学概念迫在眉睫。史书美明确以英语文学、法语文学等世界性语种文学作为模板，试图以后殖民的视野重建全球华语文学的格局，应该说是一次有益的尝试。
　　在史书美看来，台港澳及海外文化与文学，已经发展出与大陆有较大差异的自足现代性，因此不同时空的海外文学与中国文学可以构成一种异质对抗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抗中心，这种思路看起来是对于后殖民文学的一次直接沿用。 　　的确，海外文学虽然是中文写作，在已经过不同时空、不同文化的交融后，产生了中国文学所不具备的自主性。在语言、文本读者层面，有铭记着政治、历史、种族、地理等不同层面的印记，疏离着中国大陆。不过，在我看来，将华语文学与英语语系文学、法语语系文学相提并论，却需要注意界线。英语语系文学、法语语系文学都是英国和法国在世界各地开拓殖民地、推行帝国语言的结果，殖民地文学由此而来，因此存在着殖民地英语或法国文学抵抗宗主国英语或法国文学的问题。中国近代以来并未开拓殖民地，中国人散落四方缘于移民，有过去的战乱流落，更有当代主动向先进欧美地区移民。这些移民与中国的关系，并非被殖民者与殖民者的关系，而是平等的文化语言关系，移居欧美者甚至还有高中国大陆人一等的心态，这是华语语系文学与英语语系、法语语系等语种文学不同的地方。
　　“华语语系文学”的提出者是史书美，然而集大成者却是王德威。王德威同样强调台港澳海外华人文化的独特性，反对大陆中心，但他不同意将华语语系文学将（从）中国大陆文学排除出去并将两者对立起来。在他看来，华人文化中的语言差异，不但体现在海外不同的华人地区，同样也体现在国内不同的地域、阶层、种族等等。华语作为一个公分母，提供了破除国别疆界、整合世界范围内的华语文学的一个理论平台。
　　海外文学与中国大陆文学之间的关系，的确并不是那么分明对立，而是流动混杂的。各地华文文学事实上并非各自为政，而是充满了地域流动和文化交融。施叔青从台湾到香港再回台湾，然后又到美国，每个地方都留下代表性作品，她到底是哪里的作家？东南亚地区的作家很多都在中国香港、台湾或大陆发表作品，他们算哪里的作家？北美新移民作家游走于中国和美国之间，但作品市场主要在中国，他们是中国作家还是北美作家？这些都打破了华文文学的界线。如果将海外与大陆的作家截然隔离，强调对立或抵抗，显然不容易。只能说，他们是独特互补的中文文学共同体的成员。
　　汉学主义与华语语系文学都是海外学者提出的，汉学主义直接回应东方主义，华语语系文学则对应的是后殖民文学、少数话语等，两者均拓展了华人世界的后殖民议题。这两本书都引起了海内外相关学者的强烈兴趣，出现了不少讨论和争议。目下这两本书的汉译本都已经面世，《汉学主义》二○一五年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视觉与认同》一书二○一三年由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相信会引起国内学界的进一步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