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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蛋糕逐步做大。怎样切蛋糕和分蛋糕关系到我国公民的幸福指数及共同富裕理想之实现，是解决社会不公的根源所在。目前，财政收入大幅增加，GDP分配不公，存在明显“国富民穷”现状。“国进民退”现象的存在和人民一直期待的“藏富于民”没有得以实现的现实呼吁着“还富于民”，但“还富于民”面临着诸多困境，本文在对还富于民的途径反思的基础上提出富民的新的路径选择，即着力于构建“还富于民”的财政政策。
关键词：还富于民 财政收入 财政支出
一、“国富民穷”的财政政策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中国的外汇储备逾3亿美元，对外援助累计超2500亿元，援外资金年均增长29.4%②，在国力强势增长的背景下，中国表现出来的是“国富民穷”的状态。政府收入增长率过大抑制了百姓收入的增长，不合理的分配体制导致“增长性贫困”，即老百姓并没有普遍享受到经济增长的成果，医疗、教育和住房三座大山仍然压迫着普通大众，居民的不公平感不降反升。中国政府之富，百姓之穷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可以看出端倪。
（一）我国外汇储备现状
截至2011年10月份，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了3.2万亿美元，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最无奈的债主，不得不减持美国债594亿美元，降幅达5.1%③。随着我国GDP大幅增长，外汇储备不断累积，对外援助频频，人们实际购买力下降，有政协委员提议“给全国人民每人发1000元”，尽管这个提案没有被立案，但在全国影响甚大。外汇储备可以平分吗？答案是否定的。首先，中央银行并不掌握真正的资源，而需要购买，能印钱的机构未必是有钱的机构。其次，外汇储备的最终所有者也不是人民银行，而是广大人民群众。外汇储备是全国人民的钱，将百姓的钱还给百姓不叫还富于民，瓜分外汇储备本身不会带来老百姓的财富增长，只有当政府和企业减少自身对整个经济的占有，把经济中更大的份额留给民间，民间的财富和收入才会真正的增加。
（二）我国财政收入现状
2011年我国GDP总值为471564亿元，论总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GDP高速增长的同时存在着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目前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率低于GDP的增长率，而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率因为起点较低，因国家近年来的大力扶持才呈现出较快的增长趋势，但城乡之间收入差距过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三倍（见表一）。二是近年财政收入增幅远高于GDP增幅，财政收入的增长率近乎GDP增长率的2.5倍（见图一），这与我国大力扶持“三农建设”和公平分配的理念是相悖的。这样的增速格局，说明经济发展创造的社会财富，更多地分配给了国家而不是普通居民。三是我国经济蛋糕做大后切蛋糕和分蛋糕不均（如图二）。2011年我国GDP分配比重从高到低分别是企业保留利润，城镇居民收入，财政收入和农村居民收入，可见如何规范企业利润分配，提高国企分红比例亟待研究。四是在2010年3.3%窜至2011年5.4%的高速增长的CPI面前，人民的实际购买力下降了。今年5月份我国CPI又同比上涨3%。居民生活水平没有实质性提高，生活压力反而更大。五是福布斯杂志推出的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中，2009年、2010年中国大陆地区均居第二位，近年的税收以两倍于GDP增速的速度上升（见图三），可见我国的宏观税负过重。根据公开数据统计，我国2010年宏观税负不低于34.56%④。
目前我国GDP已经向居民收入倾斜的势头发展良好（居民收入占GDP41%的比重），但从国家到地方，连年高速增长的财政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和城镇居民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形成了较大的反差，存在着增长质量不高、收入分配差距大等诸多问题。经济高速增长，国力显著增强的同时，全国人民并没有同步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果实，中国财政没有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不能满足普通百姓的提高生活质量、减轻生活压力及实现社会利益的公平分配的需求。长久下去，在不能保证民众收入与财政收入同等增长的情况下，公民不公平感愈强。
二、现阶段中国国情下构建“还富于民”财政政策的困境
英国的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1938年提出“向社会分红”理论，认为政府从投入国有企业或社化企业的资本和土地中获得的利润中拿出部分进行社会分红，不仅可以增加消费，而且有利于解决“国富民穷”现状。此后，挪威、瑞典、英国、法国、美国、韩国、新加坡等各国竞相实践该理论，我国香港、东莞、澳门、海南等地也进行了尝试⑥，香港财政司长曾俊华在“香港家书”中说，政府财政盈余超过千亿，保证社会利益分配中的“公平”是其制订财政预算案最大的挑战。这一系列将财政收入直接返还给居民的举措体现出“还富于民”的民本思想，是我国“还富于民”的实践延伸，也表明政府让利于民的意识得到一定提高。但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藏富于民的实践已经走得很远，还富于民的力度大大超过我国，这对于立志实现共同富裕的中国来说未免让人忧虑。
（一）经济增长成果被不合理瓜分
1、特殊阶层通过权力寻租产生腐败问题。广大劳动人民获取的财富和改革成果被官商通过勾结予以瓜分。有了财力支撑的政府官员为了建形象工程，创造绩效和提高GDP指数，进行经常性不必要的道路翻新，建筑翻新。这种不考虑纳税人利益，借国家之名，没有节制没有规划的花钱源于目前我国监管机制不够完善，预算和决算体制不够公开透明。加上我国政治改革滞后，官员利用法律漏洞和职务之便进行大量违法行为，放任部分企业的不法经济行为。这种变态国家干预主义使得民众的创造活力被压抑，资源的不合理使用导致经济的低效率和浪费，政府官员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无能和腐败必然带来新的社会不公平。总之，经济成果增长和财政收入的增加创造更多的贪污腐败机会，导致更多地区间、城乡间以及社会群体间的机会不平等，特别是在缺乏实质性权力制约、财政预算过程不透明的情况下，政府开支的分配不可能做到公平、公正。应当不断加大政府投资项目审计力度，重点揭示和查处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脱离实际的“政绩工程”和威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豆腐渣工程”等问题，规范政府投资管理行为。 2、垄断行业通过垄断经营导致“国进民退”问题。在社会财富这块“蛋糕”的切分中企业收入增长更加明显，目前GDP实际上向非政府收入倾向，但这未必就意味着百姓收入的增长。非政府收入可以分解为企业保留利润和百姓收入两部分，图二所显示的企业保留利润过大与我国目前存在的“国进民退”现象和国有企业垄断经营取得巨额利润密切相关，国企自肥，国企利润分红过少甚至不分红屡见不鲜。按规定，自1978年起，国家对国营企业的财务体制，包括利润分配制度进行了改革，逐步把过去的统收统支办法，改为一部分利润留给企业，大部分利润上交国家的分配办法。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国国有企业2010年实现利润19870.6亿元，同比增长37.9%，仅上缴了440亿给财政部门⑦。2009年国资委规定竞争性行业国企仅上缴10%利润，一般性国企上缴5%利润，军工企业三年内不用上缴利润。作为全民所有企业，国企自留90%以上利润是不合理的，它的盈利不是靠人民的劳动和智慧，而是靠资源性垄断和垄断性垄断获取大额利润，按照程序应当上缴所有利润，企业自身发展所需资金通过向国家申请取得。国资委坚持认为国企分红改革条件不够成熟，产业分布没有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稳态，国企数量会进一步削减，进而进行战略集中和企业重组。其根本原因是13亿股东过于分散，委托人与代理人利益不一致。而媒体称应增加国企税收以增加居民消费，政府应当顺应民意，建立更加合理的薪酬机制和监督机制，或应当直接分配给全体公民，减少企业内部资金留存⑧。
（二）还富对象界定困难
中国人口众多、人群杂居且阶级结构复杂，政府应还富于中产阶级、股东还是普通贫民或者伤残低保人员，如何界定还富对象，多少比例的红利，再按照多少比例分配给哪些人才能做到公平公正，这在庞大的中国人口中是个操作性的难题。评论家郎咸平认为应当藏富于私营企业老板，希望民企掌握更多的财富。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吴晓求教授认为国家可以花大力气进行股权分置改革，通过发展资本市场带来的投资回报，形成最终的藏富于民。但是类似富士康之类企业的财富积累背负着众多原罪，仅是藏富于小老板，则员工，广大百姓所得极为有限；而当前股改采取的是“低对价”方式，给予流通股股东的补偿明显不足，且以股抵债的股改公司通常借股改之名捞好处，因此藏富于股东或者私企都是不可取的。西方发达国家主要藏富于中产阶级，庞大而稳定的中产阶级是一个国家稳定的基础和核心力量。本文中产阶级指的是那些有产、有财及有才的人士，其骨干则是那些有雄厚的知识储备或者具有一技之长的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他们使各项创新得以实现，据称中国目前拥有3000万人左右的中产阶级，而新加坡、美国的中产阶级达80%到90%⑨。
（三）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之争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藏富于国到藏富于民，这种左右之争实际上可以进一步理解为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之争。财富集中在政府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还富于民是民主社会的时代要求，也是百姓生活切身利益和提高生活质量的切实需要。自由主义思想的前提是有健全的法制、配套的文化根基和良好的外部环境；国家主义积极效果的产生基础是智慧和正义政府的建设。前者的要求高于后者，后者的实现可以依靠少数人的努力，正如我国目前的现状，但人们对政府的正义性认识愈清楚，要求愈高。从可行性角度看，虽然我国目前的政策取向更倾向于国家主义，但还富于民、国企分红、政府让利于民是国际潮流和大势所趋，与国际接轨需要耐心等待时机成熟，逐步完成转变，如2009年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接受采访时所言：中央企业“大而不强”，国企分红需要时间。
三、我国“还富于民”财政政策的建构路径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比起国外福利国家完善的社会保险体系，我国在国力强势增长背景下表现出来的仍是“国富民穷”，或者说少数人确实先富起来了，而大多数人还远未实现共富的理想。当前我国CPI高速增长，货币购买力严重缩水，普通百姓生活压力巨大，财政收入却逆势飞涨。经济学家陈志武计算2007年的宏观税负高达48.67%，CPI增长指数为4.8%，财政税收几乎占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额的一半，同年美国财政税收仅相当于民间可支配收入1/4。这说明我国政府确实应当“还富于民”，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应是每一个公民能够过上健康富裕的美好生活，所谓“王者富民，霸者富土，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 （《荀子·王制》），“国富”的终极目的在于“民富”，这是一个社会得以和谐健康发展的根本之道。
（一）防治垄断和腐败，加强监管财政收入。一方面应对国企进行增量改革，减少垄断行为。国企垄断利润实质是与民争利，必须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实行税利分流，提高国企税收上缴率和税后利润分红率，或借鉴挪威将红利投入社保，全民共享。着力解决“国进民退”的问题，政府应从经济建设投资人的角色中摆脱出来，让国企真正退出竞争性行业，逐步降低垄断性行业的准入门槛，以便让中小民营企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加强监管，防治官员腐败。政府要改变自身的职能，把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进行公共管理作为第一要务。与此同时，政府还应进行机构体制改革，实行精兵简政，严惩腐败。应尽早出台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严格控制官员的经商行为和滥用职权的小动作，防治官商勾结、以权谋私、中饱私囊和贪污浪费等行径。
（二）经济转型走向消费主导，转变财政收入结构。增加财政收入必须要扭转现行经济增长模式，提高生产技术，开发高新产品，增加产品附加值。必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持续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增加其劳动技术含量。鼓励高新技术创业，在新能源、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材料技术等关键技术上充当排头兵。鼓励企业提高现有产品的品牌竞争力，提高现有产品的技术含量，提高创意人才的员工比例。鼓励创办特色小型企业，为逐步丰富的民众需求提供特色服务。这样才能创造更多的利润，达到全民互赢。另外，要扩大内需，采取消费主导的战略模式⑩。拉动经济增长，走向共同富裕的关键在于消费公平。中国经济面临着出口转内销的情势，投资，出口两架马车已现疲软，只有扩大消费，促进国民内需，提高居民购买力才能使经济长远稳定发展，反之又能让所有的人都有能力享受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裕。农民是最大的消费群体，扩大内需首先要解决农民消费问题。一方面要抑制通货膨胀即物价上涨趋势，另一方面需直接提高其购买力，切实增加百姓收入。这些需要政治、经济与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努力。 （三）财政支出应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一方面要加大民生工程的投入，构筑完善的公共服务品供给体系。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调整政府和企业以及居民之间的国民收入分配比例，降低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当中的份额，通过转移支付，增加福利等方式给低收入阶层派发补贴，增加居民收入；同时加大医疗、教育、交通等公共事业投入的力度，推行免费公共产品如“免费公交”等，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切实解决百姓民生问题。另一方面是推动税收制度改革，进行结构性减税。财政体制的改革是利益分配改革的第一线，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大多以失败告终，所以改革的国内外背景，时机和改革的方式方法很重要，需要逐步引导，进行增量改革。同时这种多方利益的博弈不仅需要强有力的领导，也需要高素质的广大民众的推力。我国应当有目的有计划的启动与推动税收制度改革，取消各种不正当的收费，合理调节税种税率，切实减轻老百姓负担，使国家财政支出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随着经济发展、政策优化以及国有企业改革，财政支出向民生倾斜，居民收入比重会逐步提高。科学预测还富于民后，通过市场经济、行政文化的全面引导和第三部门的协调，有限的行政手段完全可以调动民间资金，民众也乐于参与政府主导开发的任何项目以彰显自己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主人翁的地位，以更好的心态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建设。我国之前一直在等待契机，但只有从现在就开始着手还富于民，实现共富才不会只是一个遥远的共产主义理想，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才会大幅有效提高。
注释：
[1]作者简介：浙江省杭州市浙江财经学院，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
[2]2011年04月22日，国新办发表《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中国援外累计超2500亿元，近年援外资金年均增长29.4%，已援建成套项目2000多个。
[3]数据来源： http：//business.sohu.com/20120216/n334866545.shtml 。
[4]参考《我国税负的宏观分析：http：//wenku.baidu.com/view/9f07db4ce45c3b3567ec8b6b.html。
[5]统计局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城镇居民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1810元，农村居民全年人均纯收入为6977元，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全国总人口为1370536875人，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665575306人；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674149546人。以此计算出我国2011年城镇居民收入和农村居民收入。
[6]2008年，香港股市及楼市兴旺为“库房”带来大笔“意外之财”，因此推出多项还富于民的措施：低收入人士符合条件的一次性得到6000元，获得政府综援福利以及伤残津贴的人士可以多得到1个月的福利金，每户发放1800元电费津贴，每位领取“高龄津贴”的年长者将一次性发放3000元等等。
[7]数据来源于2011年2月21日《人民日报》。
[8]引自2009年04月16日人民网时政综合报道《国企赚钱仅上交国家10%红利，利润流向何处引关注》。
[9]参见《中国中产阶级真相大调查》，http：//business.sohu.com/53/78/article210477853.shtml。
[10]迟福林：加快推进以消费为主导的转型与改，2012-08-15，中国改革论坛网。
参考文献：
[1]张锐.“藏富于国”与“还富于民”[J].上海企业.2011，5
[2]陈英凤.财政收入破10万亿该如何“还富于民”[J]. FINACE & ECONOMY. 2011（12）
[3]肖楠. “还富于民”从哪儿着手——访北京大学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副主任苏剑[J].人民论坛. 2011
[4]乐云. 湖北实现“跨越式发展”应优先考虑还富于民[J]. 特别关注. 2011（3）
[5]迟福林. 政府：还富于民[J]. 民主与法制. 2011
[6]陈志武. 中国应还富于民以使内需成为经济增长动力[J]. 海外经济评论. 2009
附表：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数据和笔者计算）
关键词：还富于民 财政收入 财政支出
一、“国富民穷”的财政政策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中国的外汇储备逾3亿美元，对外援助累计超2500亿元，援外资金年均增长29.4%②，在国力强势增长的背景下，中国表现出来的是“国富民穷”的状态。政府收入增长率过大抑制了百姓收入的增长，不合理的分配体制导致“增长性贫困”，即老百姓并没有普遍享受到经济增长的成果，医疗、教育和住房三座大山仍然压迫着普通大众，居民的不公平感不降反升。中国政府之富，百姓之穷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可以看出端倪。
（一）我国外汇储备现状
截至2011年10月份，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了3.2万亿美元，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最无奈的债主，不得不减持美国债594亿美元，降幅达5.1%③。随着我国GDP大幅增长，外汇储备不断累积，对外援助频频，人们实际购买力下降，有政协委员提议“给全国人民每人发1000元”，尽管这个提案没有被立案，但在全国影响甚大。外汇储备可以平分吗？答案是否定的。首先，中央银行并不掌握真正的资源，而需要购买，能印钱的机构未必是有钱的机构。其次，外汇储备的最终所有者也不是人民银行，而是广大人民群众。外汇储备是全国人民的钱，将百姓的钱还给百姓不叫还富于民，瓜分外汇储备本身不会带来老百姓的财富增长，只有当政府和企业减少自身对整个经济的占有，把经济中更大的份额留给民间，民间的财富和收入才会真正的增加。
（二）我国财政收入现状
2011年我国GDP总值为471564亿元，论总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GDP高速增长的同时存在着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目前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率低于GDP的增长率，而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率因为起点较低，因国家近年来的大力扶持才呈现出较快的增长趋势，但城乡之间收入差距过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三倍（见表一）。二是近年财政收入增幅远高于GDP增幅，财政收入的增长率近乎GDP增长率的2.5倍（见图一），这与我国大力扶持“三农建设”和公平分配的理念是相悖的。这样的增速格局，说明经济发展创造的社会财富，更多地分配给了国家而不是普通居民。三是我国经济蛋糕做大后切蛋糕和分蛋糕不均（如图二）。2011年我国GDP分配比重从高到低分别是企业保留利润，城镇居民收入，财政收入和农村居民收入，可见如何规范企业利润分配，提高国企分红比例亟待研究。四是在2010年3.3%窜至2011年5.4%的高速增长的CPI面前，人民的实际购买力下降了。今年5月份我国CPI又同比上涨3%。居民生活水平没有实质性提高，生活压力反而更大。五是福布斯杂志推出的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中，2009年、2010年中国大陆地区均居第二位，近年的税收以两倍于GDP增速的速度上升（见图三），可见我国的宏观税负过重。根据公开数据统计，我国2010年宏观税负不低于34.56%④。
目前我国GDP已经向居民收入倾斜的势头发展良好（居民收入占GDP41%的比重），但从国家到地方，连年高速增长的财政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和城镇居民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形成了较大的反差，存在着增长质量不高、收入分配差距大等诸多问题。经济高速增长，国力显著增强的同时，全国人民并没有同步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果实，中国财政没有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不能满足普通百姓的提高生活质量、减轻生活压力及实现社会利益的公平分配的需求。长久下去，在不能保证民众收入与财政收入同等增长的情况下，公民不公平感愈强。
二、现阶段中国国情下构建“还富于民”财政政策的困境
英国的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1938年提出“向社会分红”理论，认为政府从投入国有企业或社化企业的资本和土地中获得的利润中拿出部分进行社会分红，不仅可以增加消费，而且有利于解决“国富民穷”现状。此后，挪威、瑞典、英国、法国、美国、韩国、新加坡等各国竞相实践该理论，我国香港、东莞、澳门、海南等地也进行了尝试⑥，香港财政司长曾俊华在“香港家书”中说，政府财政盈余超过千亿，保证社会利益分配中的“公平”是其制订财政预算案最大的挑战。这一系列将财政收入直接返还给居民的举措体现出“还富于民”的民本思想，是我国“还富于民”的实践延伸，也表明政府让利于民的意识得到一定提高。但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藏富于民的实践已经走得很远，还富于民的力度大大超过我国，这对于立志实现共同富裕的中国来说未免让人忧虑。
（一）经济增长成果被不合理瓜分
1、特殊阶层通过权力寻租产生腐败问题。广大劳动人民获取的财富和改革成果被官商通过勾结予以瓜分。有了财力支撑的政府官员为了建形象工程，创造绩效和提高GDP指数，进行经常性不必要的道路翻新，建筑翻新。这种不考虑纳税人利益，借国家之名，没有节制没有规划的花钱源于目前我国监管机制不够完善，预算和决算体制不够公开透明。加上我国政治改革滞后，官员利用法律漏洞和职务之便进行大量违法行为，放任部分企业的不法经济行为。这种变态国家干预主义使得民众的创造活力被压抑，资源的不合理使用导致经济的低效率和浪费，政府官员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无能和腐败必然带来新的社会不公平。总之，经济成果增长和财政收入的增加创造更多的贪污腐败机会，导致更多地区间、城乡间以及社会群体间的机会不平等，特别是在缺乏实质性权力制约、财政预算过程不透明的情况下，政府开支的分配不可能做到公平、公正。应当不断加大政府投资项目审计力度，重点揭示和查处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脱离实际的“政绩工程”和威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豆腐渣工程”等问题，规范政府投资管理行为。 2、垄断行业通过垄断经营导致“国进民退”问题。在社会财富这块“蛋糕”的切分中企业收入增长更加明显，目前GDP实际上向非政府收入倾向，但这未必就意味着百姓收入的增长。非政府收入可以分解为企业保留利润和百姓收入两部分，图二所显示的企业保留利润过大与我国目前存在的“国进民退”现象和国有企业垄断经营取得巨额利润密切相关，国企自肥，国企利润分红过少甚至不分红屡见不鲜。按规定，自1978年起，国家对国营企业的财务体制，包括利润分配制度进行了改革，逐步把过去的统收统支办法，改为一部分利润留给企业，大部分利润上交国家的分配办法。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国国有企业2010年实现利润19870.6亿元，同比增长37.9%，仅上缴了440亿给财政部门⑦。2009年国资委规定竞争性行业国企仅上缴10%利润，一般性国企上缴5%利润，军工企业三年内不用上缴利润。作为全民所有企业，国企自留90%以上利润是不合理的，它的盈利不是靠人民的劳动和智慧，而是靠资源性垄断和垄断性垄断获取大额利润，按照程序应当上缴所有利润，企业自身发展所需资金通过向国家申请取得。国资委坚持认为国企分红改革条件不够成熟，产业分布没有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稳态，国企数量会进一步削减，进而进行战略集中和企业重组。其根本原因是13亿股东过于分散，委托人与代理人利益不一致。而媒体称应增加国企税收以增加居民消费，政府应当顺应民意，建立更加合理的薪酬机制和监督机制，或应当直接分配给全体公民，减少企业内部资金留存⑧。
（二）还富对象界定困难
中国人口众多、人群杂居且阶级结构复杂，政府应还富于中产阶级、股东还是普通贫民或者伤残低保人员，如何界定还富对象，多少比例的红利，再按照多少比例分配给哪些人才能做到公平公正，这在庞大的中国人口中是个操作性的难题。评论家郎咸平认为应当藏富于私营企业老板，希望民企掌握更多的财富。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吴晓求教授认为国家可以花大力气进行股权分置改革，通过发展资本市场带来的投资回报，形成最终的藏富于民。但是类似富士康之类企业的财富积累背负着众多原罪，仅是藏富于小老板，则员工，广大百姓所得极为有限；而当前股改采取的是“低对价”方式，给予流通股股东的补偿明显不足，且以股抵债的股改公司通常借股改之名捞好处，因此藏富于股东或者私企都是不可取的。西方发达国家主要藏富于中产阶级，庞大而稳定的中产阶级是一个国家稳定的基础和核心力量。本文中产阶级指的是那些有产、有财及有才的人士，其骨干则是那些有雄厚的知识储备或者具有一技之长的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他们使各项创新得以实现，据称中国目前拥有3000万人左右的中产阶级，而新加坡、美国的中产阶级达80%到90%⑨。
（三）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之争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藏富于国到藏富于民，这种左右之争实际上可以进一步理解为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之争。财富集中在政府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还富于民是民主社会的时代要求，也是百姓生活切身利益和提高生活质量的切实需要。自由主义思想的前提是有健全的法制、配套的文化根基和良好的外部环境；国家主义积极效果的产生基础是智慧和正义政府的建设。前者的要求高于后者，后者的实现可以依靠少数人的努力，正如我国目前的现状，但人们对政府的正义性认识愈清楚，要求愈高。从可行性角度看，虽然我国目前的政策取向更倾向于国家主义，但还富于民、国企分红、政府让利于民是国际潮流和大势所趋，与国际接轨需要耐心等待时机成熟，逐步完成转变，如2009年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接受采访时所言：中央企业“大而不强”，国企分红需要时间。
三、我国“还富于民”财政政策的建构路径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比起国外福利国家完善的社会保险体系，我国在国力强势增长背景下表现出来的仍是“国富民穷”，或者说少数人确实先富起来了，而大多数人还远未实现共富的理想。当前我国CPI高速增长，货币购买力严重缩水，普通百姓生活压力巨大，财政收入却逆势飞涨。经济学家陈志武计算2007年的宏观税负高达48.67%，CPI增长指数为4.8%，财政税收几乎占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额的一半，同年美国财政税收仅相当于民间可支配收入1/4。这说明我国政府确实应当“还富于民”，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应是每一个公民能够过上健康富裕的美好生活，所谓“王者富民，霸者富土，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 （《荀子·王制》），“国富”的终极目的在于“民富”，这是一个社会得以和谐健康发展的根本之道。
（一）防治垄断和腐败，加强监管财政收入。一方面应对国企进行增量改革，减少垄断行为。国企垄断利润实质是与民争利，必须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实行税利分流，提高国企税收上缴率和税后利润分红率，或借鉴挪威将红利投入社保，全民共享。着力解决“国进民退”的问题，政府应从经济建设投资人的角色中摆脱出来，让国企真正退出竞争性行业，逐步降低垄断性行业的准入门槛，以便让中小民营企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加强监管，防治官员腐败。政府要改变自身的职能，把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进行公共管理作为第一要务。与此同时，政府还应进行机构体制改革，实行精兵简政，严惩腐败。应尽早出台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严格控制官员的经商行为和滥用职权的小动作，防治官商勾结、以权谋私、中饱私囊和贪污浪费等行径。
（二）经济转型走向消费主导，转变财政收入结构。增加财政收入必须要扭转现行经济增长模式，提高生产技术，开发高新产品，增加产品附加值。必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持续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增加其劳动技术含量。鼓励高新技术创业，在新能源、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材料技术等关键技术上充当排头兵。鼓励企业提高现有产品的品牌竞争力，提高现有产品的技术含量，提高创意人才的员工比例。鼓励创办特色小型企业，为逐步丰富的民众需求提供特色服务。这样才能创造更多的利润，达到全民互赢。另外，要扩大内需，采取消费主导的战略模式⑩。拉动经济增长，走向共同富裕的关键在于消费公平。中国经济面临着出口转内销的情势，投资，出口两架马车已现疲软，只有扩大消费，促进国民内需，提高居民购买力才能使经济长远稳定发展，反之又能让所有的人都有能力享受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裕。农民是最大的消费群体，扩大内需首先要解决农民消费问题。一方面要抑制通货膨胀即物价上涨趋势，另一方面需直接提高其购买力，切实增加百姓收入。这些需要政治、经济与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努力。 （三）财政支出应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一方面要加大民生工程的投入，构筑完善的公共服务品供给体系。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调整政府和企业以及居民之间的国民收入分配比例，降低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当中的份额，通过转移支付，增加福利等方式给低收入阶层派发补贴，增加居民收入；同时加大医疗、教育、交通等公共事业投入的力度，推行免费公共产品如“免费公交”等，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切实解决百姓民生问题。另一方面是推动税收制度改革，进行结构性减税。财政体制的改革是利益分配改革的第一线，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大多以失败告终，所以改革的国内外背景，时机和改革的方式方法很重要，需要逐步引导，进行增量改革。同时这种多方利益的博弈不仅需要强有力的领导，也需要高素质的广大民众的推力。我国应当有目的有计划的启动与推动税收制度改革，取消各种不正当的收费，合理调节税种税率，切实减轻老百姓负担，使国家财政支出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随着经济发展、政策优化以及国有企业改革，财政支出向民生倾斜，居民收入比重会逐步提高。科学预测还富于民后，通过市场经济、行政文化的全面引导和第三部门的协调，有限的行政手段完全可以调动民间资金，民众也乐于参与政府主导开发的任何项目以彰显自己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主人翁的地位，以更好的心态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建设。我国之前一直在等待契机，但只有从现在就开始着手还富于民，实现共富才不会只是一个遥远的共产主义理想，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才会大幅有效提高。
注释：
[1]作者简介：浙江省杭州市浙江财经学院，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
[2]2011年04月22日，国新办发表《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中国援外累计超2500亿元，近年援外资金年均增长29.4%，已援建成套项目2000多个。
[3]数据来源： http：//business.sohu.com/20120216/n334866545.shtml 。
[4]参考《我国税负的宏观分析：http：//wenku.baidu.com/view/9f07db4ce45c3b3567ec8b6b.html。
[5]统计局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城镇居民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1810元，农村居民全年人均纯收入为6977元，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全国总人口为1370536875人，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665575306人；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674149546人。以此计算出我国2011年城镇居民收入和农村居民收入。
[6]2008年，香港股市及楼市兴旺为“库房”带来大笔“意外之财”，因此推出多项还富于民的措施：低收入人士符合条件的一次性得到6000元，获得政府综援福利以及伤残津贴的人士可以多得到1个月的福利金，每户发放1800元电费津贴，每位领取“高龄津贴”的年长者将一次性发放3000元等等。
[7]数据来源于2011年2月21日《人民日报》。
[8]引自2009年04月16日人民网时政综合报道《国企赚钱仅上交国家10%红利，利润流向何处引关注》。
[9]参见《中国中产阶级真相大调查》，http：//business.sohu.com/53/78/article210477853.shtml。
[10]迟福林：加快推进以消费为主导的转型与改，2012-08-15，中国改革论坛网。
参考文献：
[1]张锐.“藏富于国”与“还富于民”[J].上海企业.2011，5
[2]陈英凤.财政收入破10万亿该如何“还富于民”[J]. FINACE & ECONOMY. 2011（12）
[3]肖楠. “还富于民”从哪儿着手——访北京大学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副主任苏剑[J].人民论坛. 2011
[4]乐云. 湖北实现“跨越式发展”应优先考虑还富于民[J]. 特别关注. 2011（3）
[5]迟福林. 政府：还富于民[J]. 民主与法制. 2011
[6]陈志武. 中国应还富于民以使内需成为经济增长动力[J]. 海外经济评论. 2009
附表：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数据和笔者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