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身处的时代被宣称为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居住的这个曾一度被认为是宇宙中心的星球也被想像成一个小小的“村落”——“地球村”。美国人塞缪尔·亨廷顿说，人类群体间的暴力冲突应该被解释为地域文明间的冲突，而更多的人也相信，军事—武力的霸权已经演化成了经济—文化的霸权。睿智的人们观察到：随着源于西方的现代性的扩展，特别是全球贸易体系的构建和实践，西方文化铺天盖地席卷而来，无情地吞噬着非西方文化，非西方文化在这场“欧美化”的浪潮中无声无息地退缩和消亡；在一些民族国家内，悲剧同样在上演着，产生于十九世纪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被进一步庸俗化为合法的意识形态，所谓的主流文化以“传统—现代”、“野蛮—文明”和“落后—进步”等水火不容的“二元对立”为合法性依据，冠冕堂皇地给非主流文化和地方性知识判死刑，并积极地加以消灭。人们开始担心起来，由于全球化所导致的“天下大同”，会不会使人类文明最终走上毁灭的不归之路。这个问题更多地得到了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这群以探求人类社会文化的“奥秘”为使命的人们的观察和思考。
　　还是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十九世纪，社会学和人类学都接受了当时的显学——生物学的“启蒙”，将“社会”和“文化”同生物有机体做了有趣的联想和比附，发展出各自的“古典进化论”并借以自立。在“古典进化论”者自认为过着“最文明”的生活的日子里，人类也在“最野蛮”地对自己生活其间的生态环境进行“蹂躏”和“摧残”，使生物种类迅速减少。晚近“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口号和理念或多或少反映出人类对自己作为未来惟一的物种孤独地生活在这个星球上——一个“独夫”的凄惨晚景的想像的恐惧。很可能又是在生物学的“启蒙”下，“文化多样性”这个术语被发明出来，据说是为了对抗具有“帝国主义”色彩的另一术语——“全球一体化”。
　　在这种大的时代背景中，请设想一下：一个人口只有一万三千余人的民族会怎样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如果再把这个民族进一步定位在中国西部的甘肃省，再接下来，如果不做任何解释，直截了当地宣布这个民族叫做“裕固”，大多数人也许都能体会到绝望情绪的不断增进。
　　裕固族不为人知是事实，尽管这让许多人感到理所当然，毕竟不像不知“盎格鲁—撒克逊”那样让人觉得尴尬不安和难以接受！猎奇的媒体并没有对裕固族的历史文化做“深度报道”，而只报道他们“荒服殊俗”的一面，间或有“翻身做主人”和“发展”、“进步”的政治性宣传穿插其中。
　　从现在刊布的资料看来，裕固族这个现代民族是一群西方探险家重新“发现”的。继最早涉足裕固族地区的俄国生物学家戈·尼·波塔宁（Potanin,G,N）之后，芬兰前总统曼内海姆（Mannerheim.C.G，又译马达汉，）于一九○七年和一九○八年的年节更替之时到达那里，做了较为详细的人类学考察。他在一九一一年发表的题为《撒里与锡喇尧乎尔人访问记》的民族志之第一部分《在撒里尧乎尔人中间》的结尾处不无伤感地写道：“我清楚地感觉到，这个迷失的突厥语部落，这个男人靠织袜子为生的部落，正在一步步趋于消亡。”（钟进文：《芬兰前总统曼内海姆对裕固族地区的记述》，载刘郁宋主编：《中国裕固族》，甘肃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21页）在历史推进了八十多年之后，一位名叫毛郁生的地方政府官员在写给两位辛勤的民族文化采风者编写的书籍的《序》中说：“我认为，裕固族在中华少数民族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能够长期繁衍生息，很值得研究。”（田自成、多红斌编著：《裕固族风情》，甘肃文化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序》，2页）这两段文字告诉我们，这个自称“尧乎尔”的民族在“趋于消亡”中不知历尽多少磨难和艰辛又“活”过来了。历史的结果常常让人意想不到！
　　裕固族聚居在祁连山北麓的山区草原和河西走廊的戈壁绿洲及平川牧场上。断流的黑河之源头和刮出国境的沙尘暴之源头都与裕固族地区有着某种关系。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使这个民族以畜牧业生产为主、狩猎与农耕为辅的生产方式难以为继。政府及其“参谋”——几个社会学研究机构里的博士——劝导走廊里的裕固人“休牧还草”、“改牧为农”。这一次是中国人类学（含民族学）的“异数”张承志来“清算”自汉武帝以来中原农耕生产方式毫无节制地在河西走廊扩张导致的恶果，同时他也针对“生态移民”的行为以一种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的口吻写道：
　　其实这条走廊，这条平川牧场早已经一半沙漠。河西早已不在羌胡时代，它早已变成无孔不入的农耕啃咬殆尽的一块骨头了。几个裕固人能左右如此巨轮么，他们早就脱下了袍子靴子，等着最后做完向农民的蜕变。
　　博士论文居然参谋说:可以在银行里存一个游牧方式。先休牧，等生态好转以后，从银行取出定息丰润的“休牧储金”，用这款子买回牲畜。我读得哑口无言。看来，新事物还不仅只是弃牧为农的牧人；在时代潮流中急欲亮相的知识分子也开人眼界。——在人工草坪上恢复牧业吗？用存款买回一个文明吗？只怕你落入千载的轮回，旱死渴毙，再也无法超度！
　　……明花“农业综合开发基地”的裕固人，居然请来韩国的资本，把十万亩草场一下子垦为农田！真是特有的民族，特有的故事！看来，住在民化飞地上的裕固人，无法再维持他们牛毛帐篷的游牧生活了。在与农耕和同化的攻防中，挣扎了不知多少世纪的半农半牧方式，终于被一些败家子在一顿饭的工夫，最后地翻了底。（张承志：《匈奴的谶歌》，载《收获》二○○二年第二期）
　　事实又一次教训了人们：“新世纪”和“新千年”并没有带来新生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并没有增加人们的幸福！同时值得一提的是，张承志和给政府做参谋的博士都在同一时段去裕固族地区考察过，观点和立场却如此相异，关涉的又岂止是研究伦理！
　　不能不承认，这世界变化得就是快。新时期以降的二十多年，中国的“民族研究”已经走过了一条“民族学”的道路，如今又在转向“人类学”和“社会学”，它的从业者已经从“民族研究专家”学科化为“民族学家”，近期又自称“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了，“民族研究”当然也得相应地转为“文化研究”。
　　“裕固族研究”是 “民族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裕固族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大致有下述种种：（一）这个民族有语言无文字，她的历史由于缺乏典籍文献的记载而显得“扑朔迷离”，这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想像力和工作热情。（二）尽管这个民族操着两种分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和蒙古语族的本民族语言，却都自称“尧乎尔”，供认是一个“民族”（很显然，对于尧乎尔人来说，“裕固”和“民族”都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后才有的东西），这始终都对斯大林的经典“民族定义”构成一种挑战。（三）这个民族的风俗习惯，特别是婚姻习俗中被认为有“母权制”和“母系社会”的残余，这为排定中国民族社会“进化的谱系”提供了“佐证”。（四）这个民族的两种本民族语言被认为非常“古老”，特别是西部裕固语被认为是古突厥语的“活化石”，是一种仍然“活着”的最古老的突厥语，是回鹘文献语言的“嫡语”。在国外裕固语研究成果斐然的压力下，“本土研究者”被认为有一种“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为国争光”的光荣使命。（五）改革开放打开国门后，随着“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有专家发现这个民族的一些民歌和口头文学与远在欧洲的匈牙利民族的一些民歌和口头文学居然“如出一辙”，这又一次引起了有关人士的极大兴趣，在裕固族地区也讹传起“欧洲也有裕固族”的说法。
　　国内“裕固族研究”的成果，很多是为了落实国家关于“抢救落后”的号召，在“民族识别”和“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两大工程中积累起来的，除了就一些情况和材料是否“真实”的讨论之外，缺乏对上述研究成果进行较为深入的梳理和反思。从总体上看，“裕固族研究”也同过去的“民族研究”一样，注重迎合“国家建设”的需要，以不很“科学”的手段积累和重复着“民族志”知识，陶醉于民族历史文化的“自我叙事”，致力于作为一种“人文类型”的独特性的建构或“族性建构”。从这个案例看来，要摆脱“民族研究”的“惯习”，谈何容易。
　　在“民族研究”转向“文化研究”的过程中，像裕固族这样的“小民族”或“人口较少民族”的研究有可能由于被忽略而走向衰微。现在“文化研究”，特别是人类学研究的主流是以“村落”观“帝国”，进行“中国研究”，“海外研究”也开始被积极地尝试。曾被中国“民族学”引以为骄傲的一批具有少数民族文化背景的“本土研究者”如今处境尴尬。
　　由国家主导的西部开发再次为“本土研究者”提供了发言机会和研究基金。在“保护文化多样性”的议题中，“本土研究者”为裕固族提供的“处方”除了“休牧还草”、“改牧为农”，还有教导老百姓做出“现实选择”，把“裕固文化”通过影像拍摄和文字记录送进“博物馆”去给后代和游客进行展览的“高招”。看来，从“民族研究”到“文化研究”的术语变换并不一定能带来“本土研究者”内在的研究理路和范式的变换。
　　在对“和而不同”的人文世界的追求中，像裕固这样的民族面临的问题依然尖锐地挑战着人们的智慧，而早已跻身城市的“本土研究者”却多少有些“隔靴搔痒”或“站着说话不腰疼”。站在历史文化“十字路口”上的裕固人如今仍然孤独而无奈地生活在他们祖先的土地上。一位青年语言文学专家告诉我，他在裕固族地区的田野调查中听到最多的是裕固人清晰且意味深长的感叹：“唉！”或“唉——”
　　是耶？非耶？难道我们真的要把一切都推给“历史”去进行“审判”吗？！
　　（《中国裕固族研究集成》，钟进文主编，民族出版社二○○二年版；《裕固族文化形态与古籍文存》，贺卫光编著，甘肃人民出版社二○○三年版；《漂泊的洞察》，王铭铭著，上海三联书店二○○三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