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双边贸易额在2018年超过1000亿美元，2019年超过1100亿美元，2020年经受住了新冠疫情冲击、世界经济衰退和全球贸易大幅度萎缩的考验，仍达到了1077.7亿美元的规模。2010年之后，中国连续成为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国。2020年中俄双边贸易额占俄罗斯外贸总额的比重高达18.6%。这些成就的取得是由中俄双边经贸合作的战略属性和互利共赢特征决定的。以能源合作为例，2020年俄罗斯对华原油出口达8357万吨，占我国原油进口总量的15.4%，俄是居沙特之后中国第二大原油来源国。来自俄罗斯的原油和天然气为我国的能源稳定供应和经济安全提供了重要保障。反过来，对华能源出口占俄罗斯能源总出口的比重超过30%，中国作为俄罗斯可靠和稳定的能源市场也为其财政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提供了重要支持。中俄两国在经贸合作的其他战略领域也取得了巨大成就，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中俄经贸合作的稳定向上发展是在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成熟和提升的背景下发生的，但又在很大程度上遵循自己的原则，独立于政治关系的发展。从逻辑上讲，国家间政治关系的基础和动力来自国家政权安全和领土主权完整的需要。国家间经贸合作则更专注于国家发展和社会经济繁荣的需要。这是评估和展望两国经贸合作的成就和未来前景的科学基础。具体到中俄经贸合作，我们既要看到巨大成就，也要冷静客观地分析现状和前景。那种认为中俄关系“政热经冷”，中俄经贸合作“潜力无限”的说法都缺乏逻辑和事实基础。

睦邻友好环境下的中俄经贸合作

　　回顾中俄经贸合作发展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中俄良好的政治关系为经贸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引领着两国经贸务实合作的发展。同时，经贸务实合作又相对独立于政治关系发展的进程。其中，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确立和2001年签署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是中俄两国经贸合作走向稳定、快速发展的转折点。
　　从1992年算起，中俄经贸合作走过了将近30年的发展历程。其中，2000年之前的经贸务实合作基本上属于探索磨合阶段。这一阶段的中俄双边贸易额波动起伏，但年贸易总量基本没有超过55亿美元的水平。经贸合作形式则经历了从易货贸易到灰色清关，再到逐渐符合市场规范的探索过程。
　　2000年至2008年是中俄经贸合作快速发展的阶段，两国贸易总额几乎以每两年翻一番的速度增长。2000年双边贸易额达62亿美元，2007年增长至482.18亿美元，2008年达到569.09亿美元。这一时期，在双边经贸总额快速增长的同时，合作机制也逐渐完善，合作领域不断扩展。其中一个重要体现是中俄经贸合作的特殊机制。在中俄两国首脑峰会机制下，中俄两国总理定期会晤机制，连同下设的19个经贸合作分委会、四个委员会、四个政府间合作委员会和四个工作组，对开拓两国合作的空间和领域发挥了引领作用。这些政府间工作机制涵盖了经贸、科技、交通运输、核能、通讯和信息技术、航天、金融、环保、工业、海关、农业等合作领域，还为卫星导航战略合作、投资合作、能源合作和人文合作组建了专门的合作委员会机制。这些工作机制是“两国政府主导、国有企业担纲发挥主体作用，民营企业开拓创新”的中俄经贸合作模式形成的重要原因。

　　2009年至今是中俄经贸务实合作快速发展和深化巩固的阶段。其间，两国经贸合作经历了内外部因素的影响和考验，其中包括全球金融危机、地缘政治动荡、汇率波动、新冠疫情影响等多次负面因素的冲击，但中俄经贸合作始终保持了稳定向上的趋势，并且在化解危机、应对外部负面冲击的过程中，中俄两国经贸合作的质量得到了不断提高。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和油价暴跌、卢布贬值的冲击都造成了中俄两国经贸总额短暂的回落，但都很快恢复并超过前期水平。这些成就的取得都是缘于中俄两国良好的政治关系和稳固的经济基础。

中俄经贸关系的特征和问题

　　把握中俄经贸合作的基本特征有利于正确认识和评估当前的成就和未来的发展方向。
　　首先，中俄关系不存在“政热经冷”。中俄经贸合作的战略属性和高度政治互信是两国在诸如能源、高科技、金融等涉及国家经济安全领域展开广泛合作的重要基础和动力，也正是这些领域的合作才推动了两国经贸总额的稳步增长。那种认为中俄关系“政热经冷”“中俄经贸合作与两国关系的水平不相适应”“高水平政治关系优势未转化为经贸务实合作成果”的说法，是不客观和错误的。如果用“与伙伴国贸易总额除以贸易伙伴国GDP总额，再乘以100”表示“贸易紧密度”，则俄罗斯与中国的贸易紧密度在所有我国的贸易合作伙伴中排前三名。如果用“战略资源需求依存度、主导产业的产业内分工关系、科技合作层次”等因素综合考察兩国经贸合作的战略关联度，则中俄经贸合作的战略关联度是最高的伙伴关系之一。中俄经贸合作中比较薄弱的地方是两国经贸关系的可替代度，因为中俄之间在贸易特惠安排、经济一体化协议、战略稀缺要素互补性安排、产业内在关联度等方面的合作水平还不高，这导致两国经贸合作在某些领域发生贸易转向的概率加大。但俄罗斯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高达18.6%的状况表明，作为地区和全球政治大国的俄罗斯，在与中国的经贸合作方面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不存在“政热经冷”。 　　其次，中俄经贸合作的模式特征和机制特征表明，两国经贸合作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正如前文所述，政府引导在中俄经贸合作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在这一背景下，中俄两国重要的合作项目和主要的经贸合作主体都是由国有部门和两国的战略性企業担纲的。尽管两国的民营企业也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所占的比重和份额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另外，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机制为拓展合作领域，开拓合作空间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中俄两国经贸合作中的贸易投资便利化与保护机制和制度安排还处于相对初步的阶段和水平，无论是技术标准认证、法律和会计金融服务机制对接，还是长期投资保护等，在俄罗斯的贸易伙伴国中，其与中国的合作标准和水平都相对较低。这些领域包括自贸区、自贸协定或单一市场的区域性一体化安排等。
　　再次，中俄经贸合作的结构特征与两国的资源禀赋互补性密切相关，但贸易关系以资源和最终产品为主，缺少中间品贸易和相互投资合作，这决定了这种经贸关系比较初级，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以2020年为例，俄罗斯能源和矿产品占对华总出口的65.45%，木材占8.75%，农产品占8.07%，以上三项占对华出口的比重达到82.27%，加上金属及制品（6.07%），比例达到88.34%。从中国进口的产品中，机电设备占59.03%，纺织品和鞋类占11.32%，化工产品占10.66%，金属及制品占7.09%，以上四项共占88.1%。这是一种典型的原材料、最终产品与制成品的相互贸易，产业内贸易比重很低。这种产业间分工为主、缺少产业内分工的贸易结构意味着中俄两国在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分工方面的关联度很弱，供应链安全高度依赖政治战略互信。
　　综合中俄经贸合作在总量、结构和机制方面的表现，中俄经贸合作的关键特征可以概括为：贸易合作水平较高，相对成熟;投资合作水平低，没有找到稳定、可靠的合作模式;产业链内相互投资缺失，贸易的投资效应和投资的贸易效应都比较弱;技术和创新合作缺乏中间品、投资和产业链以及供应链基础，需要政治推动;科技创新、旅游合作、文化交流还没有形成上下结合的合力，缺乏市场推力、政府引导和民间合作的有效结合，持续性和长期效应还比较弱。

两国经贸合作前景广阔

　　2009年金融危机、2012年欧债危机、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冲击，以及近20年来全球经济的不平衡增长，正在推动全球经济格局和世界经济秩序发生根本性的变革。由此引发的激烈国际竞争彻底改变和扭转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间经贸关系由纯经济属性和市场、资本动力主导的局面。在这种背景下，国家间经贸合作的政治性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和影响国际经贸关系的未来方向。中俄高度政治互信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合作关系为两国的经贸务实合作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在2020年防疫背景下，俄罗斯以《2030年前国家发展目标》取代2018年确定的《2024年前国家发展目标》，国家发展战略向内转，以更加积极的产业政策以及对远东和北极开发来寻找国家经济安全和发展的战略纵深。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未来15年立足于“双循环”，对经济发展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在这一大背景下，中俄在双边层面上推动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在多边层面上推动区域分工网络的连接与合作，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有着广阔的合作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