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从小吃惯了苦，熟稔各种杂役，又闲不下来，整天找家事做，所以身体一直很硬朗，到八十几岁时体能还比我好。当他发现自己一辈子烟酒不沾却罹患肺癌时，完全无法相信，尤其是一发现就已经是癌症晚期，更难接受。
　　爸妈感情好，彼此不舍，因此爸跟妈说：“我去化疗，看能不能陪你久一点。”爸妈都是很谦逊自抑的人，到台大就医时根本不敢问医师问题，嘴上说“都听医师的”，心里却希望有治愈的机会，至少也希望能活个三五年。
　　两人在单人病房里低声商量，我也知道他们渴望了解病情。因此，我开始在网络上搜集各种信息，自行分析有多少种治疗选择、可能采取哪些药物、可能会有何副作用，再跟实习医师保持联络，了解病情与可能的治疗策略，以便在见主治大夫时，可以在短促的门诊时间里知道医师对病情的最新分析和治疗策略。医师也因为跟我容易沟通，愿意在百忙中跟我讨论爸爸和家属的意愿与期待。
　　不久后，爸妈把我当成医师的特别助理，不敢问医师的问题或期望都会跟我说，再由我去跟医师讨论；对病情的进展或用药、治疗方法有忧虑、不安或恐惧时，会找我咨询，我则视他们能接受的程度，慢慢把相关信息反复解释给他们听，也借机缓和他们的疑虑或恐惧。
　　医学统计上，爸爸一开始就只剩9个月的时间，要达到他们所期待的三至五年治疗期，简直不可能。于是，我又有了双重任务，一方面协助医生，解释病情的变化，协助他们缓和爸爸的恐惧和疑虑；另一方面则分别探测爸妈的心理，协助他们去接受爸爸可能会不到三五年就过世的事实。于是，我又逐渐变成爸妈的咨询师。
　　在淡水马偕（中国台湾地区医院），病人与家属有机会获得非常好的医疗服务，从生理、心理到信仰，面面俱到。但我常想，爸爸生性拘谨，不轻易跟陌生人说心里话，那么咨询师能从他口中知道多少？
　　我从小跟着爸爸长大，妈也习惯跟我商量家里的事，他们的心思我很容易猜到，他们也比较愿意跟我开口；换个陌生人，再怎么专业也不见得能在有限的时间内掌握他们的心思。何况，晚期癌症病人的情绪与思绪不但复杂，而且瞬息万变。真的需要咨询师的时候，咨询师不可能随时有空。
　　更重要的是，晚期癌症病人面对死亡时，家人的关心是他们克服孤独感最重要的支撑力量。这更加不是咨询师所能替代的。
　　后来爸爸体能愈来愈差，他自感时间有限，心情起伏大，时而不甘心，时而千头万绪不知从何说起。我试着跟他一起回忆过去，引导他去肯定自己这一生的价值，倾听他交代后事，直到最后感觉到他已经坦然接受自己即将到来的死亡，我才松了一口气。
　　这就是我从开始以来最重要的心愿：陪着爸爸走过他人生的最后一段（也最无助）旅程，缓和他一路上的不甘心、忧虑、恐惧、悲伤和绝望，协助他坦然接受即将到来的死亡。
　　再后来，爸爸的体力已经无法承受新竹、台北来回奔波的旅程，身体也受不了化疗的毒素累积，我建议他在新竹接受居家安宁疗護，不要再去台北。不到一个月，熟睡中的爸爸在自己的床上过世，完成了他最后的两个心愿：在自己的兄弟姐妹中最长寿、在熟睡中从自己家里离开人世。爸爸的遗容平和，没有任何痛苦和遗憾。
　　在我的看病经验里，病人能从医师那里知道多少信息，是看他在极短时间内有能力听懂多少专业的解释和术语；而病人能有多少种医疗选择，也是要看病人自己做了多少种功课、有多少心理准备。
　　人生中最后一段路既艰难又孤单，没有子女的陪伴往往是很痛苦的。每次看到护工推着孤单的老人而没有子女陪伴，我都不禁感慨，他们的子女大概不知道，当药石罔效时子女能做的其实比医师更多。
　　（摘自《活出生命最好的可能》光明日报出版社图/贾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