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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说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所谓博大，乃在其于事无所不涉;所谓精深，又在其于理无所不尽。所以有关传统文化的问题，于事于理，非究根溯源不能明了。《周易·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今天我们梳理规矩的历史，即可见证这种君子之道的得失。
中國人非常重视规矩，所谓“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孟子·离娄上》）。规矩在这里是指画圆画方的工具，古人以规定圆，以矩定方，后来由此引申出法则的意义，这是人们对“规矩”词意发展的一般认识。然而追溯“规矩”的原始，便会发现这一理解其实并不合规矩。
“矩”字的意义相对清楚。《说文解字·工部》：“巨，规巨也。从工，象手持之。榘，巨或从木矢。”这个解释据讹形立说，而且将“巨”“矩”二字混为一谈，实不可取，但许慎以为矩尺是兼画方圆的工具却非常正确。其实“巨”是矩尺的象形文，“矩”才象人手持矩，而“榘”则是晚起的形声字。古文字的字形显示，早期矩尺状如“工”形，其最大特点就是可以同时画出四个直角。汉字的“式”和“巧”都从矩尺见义，“展”字则从四个矩尺用以展旗，这些字例都清晰地展现了原始矩尺的形制特征。
西周时代早已出现了“矩”字，但意思并不用为矩尺，而是指持矩用事的职官，官长为“大矩”，司理百工，文献或称匠师（《国语·鲁语上》）。穆天子时期的丰尊铭文即见大矩，为矩官之长;五祀卫鼎铭文又见矩伯，则属以官为氏。在稍晚的《周礼》官制系统中，已没有了矩官，只有匠人。从《考工记》的记载看，匠人不仅画方，也同时画圆，因此匠人使用的矩尺实际是方圆两种图形的画具。
《周髀算经》卷上记载了一则商高与周公谈论用矩之道的文字，具体内容是：“数之法出于圆方，圆出于方，方出于矩，矩出于九九八十一。……平矩以正绳，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测深，卧矩以知远，环矩以为圆，合矩以为方，方属地，圆属天，天圆地方，方数为典，以方出圆。……是故知地者智，知天者圣。智出于句，句出于矩，夫矩之于数，其裁制万物唯所为耳。”矩的用途很广泛，所以书中只谈用矩之道，以其为确定方圆的根本之法，而并不见用规之道，当然也就更谈不上什么规矩之道了。这意味着古人最初用以画方画圆的工具只有矩而没有规，这使矩理所当然地具有了法式的意义。山东嘉祥武氏祠东汉石刻画像的伏羲、女娲或共执矩尺，伏羲执矩，规划天地，女娲辅之，客观地反映了这一史实。《说文解字·又部》：“父，矩也，家长率教者。”家庭之君父治家设教为矩，这种观念正犹伏羲执矩以治天下，同样体现着矩为治世之本的思想。显然，先民最初仅制作了矩，不仅画方，也同时画圆，而专为画圆所用的规，当时并不存在。
“规”的本义其实与画圆工具毫无关系。《说文解字·夫部》：“规，有法度也。从夫，从见。”夫是丈夫，周制以八寸为尺，十尺为丈，男子身材高逾八尺者即为丈夫，引申则为成年男子之称。古时男子行冠礼而成年，首加缁布冠，殷人谓之“章甫”，意即彰明其为丈夫。清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对规字的本义解释道：“丈夫所见也。公父文伯之母日：女智莫如妇，男智莫如夫。《字统》曰：丈夫识用，必合规矩。故规从夫。”很明显，“规”以“夫”“见”会意，正在表现男子成年必有见识，而这种见识必合乎社会准则的观念，这当然是父权时代才可能产生的思想。丈夫作为父权家庭与宗族之主，更是社稷柱石，因此其所见所行必须符合社会的期待，成为是非的准绳。由此可见，规的本义并不指画圆的工具。
丈夫之见识为规，据此引申，规便有了规谏劝勉的意义。《左传·襄公十四年》：“大夫规诲。”《国语·周语上》：“近臣尽规。”规谏既可以通过言语，当然更可以通过文字。《国语·周语下》：“且吾闻成公之生也，其母梦神规其臀以墨，曰：‘使有晋国，三而畀鹱之孙。”’这里的规显然是以文符规谏，而不是在臀部画圆圈。因此，规所具有的这些思想毫无疑问是从其本为丈夫之所见的本义发展而来的，仍然没有画圆工具的意思。
丈夫有识是为夫德，夫德的培养则在男教。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对男教女教都做了明确阐述，其中孔子论《诗·召南·汉广》的教旨在“知”，便是对男教的高度概括。古人以为，大丈夫之作为必合道德，“不求不可得，不攻不可能”，如此才可能获得高明的谋猷。湖北荆门郭店战国楚墓所出竹书《六德》对夫德的解释更为具体，时人以大丈夫必“知可为者，知不可为者，知行者，知不行者，谓之夫，以知率人多，知也者，夫德也”，而《礼记·郊特牲》也直言“夫也者，以知帅人者也”，意思讲得明明白白。
儒家道德是从家庭伦理培养起来的，所以《汉广》言男教，重视的当然是家庭的稳定，夫妻的长久，从而使人懂得持恒的道理。《汉广》的教旨在于告诫男子悦人但无思犯礼，“南有乔木，不可休息。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对诗意的解释，刘向在《列仙传》中讲了一个故事：“江妃二女者，不知何所人也。出游于江汉之湄，逢郑交甫。见而悦之，不知其神人也，谓其仆曰：‘我欲下请其佩。’仆曰：‘此问之人皆习于辞，不得，恐罹侮焉。’交甫不听，遂下与之言曰：‘二女劳矣。’二女曰：‘客子有劳，妾何劳之有。’交甫曰：‘橘是柚也，我盛之以笱，令附汉水将流而下，我遵其傍，采其芝而茹之，以知吾为不逊也，愿请子之佩。’二女曰：‘橘是柚也，我盛之以笛，令附汉水流而下，我遵其傍，采其芝而茹之。’遂手解佩与交甫。交甫悦，受而怀之中当心。趋去数十步，视佩，空怀无佩;顾二女，忽然不见。《诗》曰：‘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此之谓也。”显然，古人以《汉广》设男教，要求丈夫必有高识，不求不可得之物，不谋不可为之事，否则即使勉强得之，也会转瞬即失，自取其辱，这就是夫德。
大丈夫的品德从家庭伦理上升到社会道德，必然成为全社会所遵奉的圭臬。《孟子·滕文公下》有一段大家耳熟能详的议论，反映了时人对于大丈夫价值标准的普遍认识。文称：“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很明显，社会对于大丈夫有着极高的道德要求与智慧评判，其不仅要明分是非、洞澈情变、识力闳毅、能见远大，而且切知事之可为与不可为，所行与所不行。这种超凡见识所建立的行为准则就是规。 这些事实告诉我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作为画方画圆的工具，原本只有矩而没有规，而作为社会的行为准则，原本又只有规而没有矩。如何将二者结合并最终形成规矩，这一观念其实与古人对于阴阳的认识密切相关。
考古学证据显示，中国古人对于阴阳的思辨至少已有八千年的历史，在这一思辨完成之后，他们便开始以阴阳标注世界，从而使一切事物都具有了阴阳的意义。
以阴阳的观点认识自然，天地可以表现阴阳，同样，天所呈现的圆形与地所呈现的方形也可以表现阴阳，如果是这样，方圆的画具当然也就必须体现阴阳，因此，原本只用一把矩尺规划方圆两种图形的做法便不再被认为是合理的了。换句话说，当方圆画具需要体现阴阳的时候，人们就不得不创造出与矩匹配的新的工具，这样才可能将方圆两个图形分别与相应的画具相对应，并将其各自赋予阴阳的意义。那么新创造的工具到底是专为画圆还是画方的呢？
矩尺作为方圆画具不仅画方，而且若将其一端固定下来，又可以通过旋转矩尺的方式画圆。然而原始的用矩之道主张方出于矩，方数为典，所以从根本上讲，矩尺首先解决的就是方的问题，这意味着人们为适应阴阳的思考，便要在矩尺之外创造出一种专门画圆的工具，于是通过对矩尺的改造，规便出现了。
其实在确定以规命名画圆工具之前，人们还有着其他一些探索。汉字有，读若旋。《說文解字·口部》：“规也。从口，目声。”清人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说：“规圆之器日回。”《广雅·释诂三》：圆也。”王念孙《疏证》以为：“回之言旋也。”显然，古人在创造画圆工具的时候并非一开始就想到用规来为其命名，而是更习惯于沿着环矩的思路旋转画圆，或通过直观地表现天圆的方式解决他们在谐调方圆画具所体现的阴阳观念时所遇到的麻烦。
诚然，以旋或回命名画圆的工具尽管很形象，但其所体现的阴阳思考却极为有限。阴阳是古人通过对男女两性的认识最终完成的解释万物生养原因的哲学思辨，由这种思辨发展形成的创世观念，必然塑造出以男女两性为特征的创世始祖，这就是伏羲和女娲。古人认为，伏羲、女娲不仅创造了人类，而且也创造了天地和宇宙万物，这在出土于湖南长沙子弹库的战国楚帛书中描述得非常详细。因此，伏羲、女娲创造天地的工作首先就是这两位神祗规划天地的工作，或者更准确地说，从中国传统的天圆地方的盖天宇宙论角度讲，规划天地的工作其实就是规划象征天地的圆方两种图形的工作，这使男为天而主圆、女为地而主方的思想逐渐形成。《易》学以乾为男为天，以坤为女为地，即是这种思想的集中表现。
伏羲、女娲分主天地，规划圆方，这使画圆画方的工具必须具有明确的分工，而不可能再以一把矩尺包办了。事实上，无论画圆还是画方，都是以工具确定图形的标准，没有相应的工具，方圆图形就不可能完成。其实，矩尺作为原始的方圆画具早就有了准则的意义，由于圆天为伏羲所画，人们便联想到丈夫所见为规的传统，并最终以规作为画圆工具的名称。因此，画圆工具名规的事实显然是从丈夫所见为规的思想中发展出来的。《文选·张平子东京赋》云：“规天矩地。”这种思想形成之后，伏羲、女娲才可能分别执持规矩，于是“规矩”作为具有标准法则意义的语词开始出现，古人以规矩方圆表现阴阳的一整套观念逐渐建立了起来。
其实在规被创造之后，问题并没有因此而归于简单。规作为画圆工具似乎应交给主天的伏羲，而女娲则应持有画方的矩尺，但古代美术品所反映的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事实上伏羲手中本已握有矩尺，这一传统体现了矩为方圆之本的古老思想，是不宜改变的，因此人们只能将新创的规交由女娲掌管了。这一安排与其认为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权变，倒不如解释为体现古人对于传统用矩之道的恪守传承。我们知道，原始创世观不仅描述了天地的形状，更广及自然万物的创造。因此伏羲虽然主阳属天，但其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不仅创造了天地万物，而且用矩刻识度量，晷划天地，足见其执矩以治天下的作为。这一观念与古人训父为矩一样，无不体现着方数为典的用矩之道。而女娲主地属阴，但同样可以取五方大地之石补天。所以伏羲主天必关乎地，女娲主地也关乎天，这实际使伏羲执矩、女娲执规成就了一种完美的阴阳法式。由于矩尺本是天圆地方两种图形的画具，这与伏羲主天掌地的观念甚相契合，而圆出于方、以方出圆的方圆关系又与女娲从属伏羲的观念一致，显然，伏羲执矩、女娲执规真正体现了阳主阴从的思想。其实仅就对阴阳的思考而言，二神规矩的安排也有着丰富的内涵。伏羲娶女娲为妻当然体现着阴阳的和合，那么属阳的伏羲配以阴矩，属阴的女娲配以阳规，又何尝不体现阴阳的和合！这种阳中含阴、阴中见阳的独特配伍不仅使阴阳得到了辩证的表现，而且避免了因过度强调阴阳的纯正而可能导致的阳盛阴卑或阴盛阳卑，从而使阴阳达到了新的平衡。当然，如果纠结于伏羲、女娲分主天地的差异，人们也可以将伏羲手中的矩换成规，将女娲手中的规换成矩，但这种形式始终没有成为主流。需要说明的是，《淮南子·天文》记载了一种东帝太嗥、南帝炎帝、中央黄帝、西帝少嗥、北帝颛顼各执规、衡、绳、矩、权的模式，已是原始宗教观与阴阳五行四时结合的产物。这里的太嗥被后世史家附会为伏羲，已远悖事实，且其不与女娲为配，是不能作为创世思想中伏羲执规的证据的。
古人思辨阴阳，目的并不在阳亢于阴或阴亢于阳，而重在求得阴阳的平衡。男女既然可以拟比阴阳，那么从阴阳平衡的角度讲，夫妻当然需要被视为平等的双方，所以古人将“妻”字的意义定义为齐。古文字妻、齐二字时而通用，并非只因读音的相同，其意义更具关联。《说文解字·女部》：“妻，妇与夫齐者也。”《礼记·郊特牲》：“信，妇德也。壹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大学》有修身齐家之论，齐家所强调的其实就是夫妻的平等。修身是齐家的基础，不修身则无以齐家。荀子提倡明分使群，同中有分，这意味着夫妻只有分工主从的区别，论其地位，则由不同而齐同，这体现了中国文化古来自有的男女平等的优秀思想。而规矩各主圆方，没有偏倚，二者所定之标准具有同等的价值，这意味着真正的规矩一定是与阴阳和谐的思想融为一体的。很明显，伏羲执矩、女娲执规所取得的阴阳平衡，比之伏羲执规、女娲执矩更能昭明阴阳文化的精蕴。 规矩一旦作为方圆画具，那么其所规画的圆天方地自然也就具有了规矩的意义，而基于这一宇宙观所建立的规矩理所当然地成为天地人三才的标准法式。事实上，这种规矩阴阳的思想不仅关系到上古天文、数学、地理等一系列知识体系的建立与完善，而且在以方圆造型为特征的传统建筑形式中更得到了突出的表现。
中国古代的建筑法式深刻地体现着规矩阴阳的思想。《周髀算经》卷上载有周髀圆方二图，一图在正方形外做其外接圆，于圆中纳方，名日圆方图;另图在正方形内做其内切圆，于方中纳圆，名日方圆图。圆中纳方属阳，方中納圆属阴，如果以正方形为标准将两图套叠，则两个同心圆的直径便构成倍的关系。令人惊异的是，这种建筑法式竟然早已在辽宁建平牛河梁距今五千五百年前红山文化圜丘的设计中得到了应用。毋庸置疑，这不仅是《周髀算经》知识体系之源，也是《易》学“参天两地”思想之源，而作为中国古代建筑典式的《营造法式》首列周髀圆方二图，强调的显然就是这种规矩阴阳的思想。先民于圆中纳方创制祭天礼璧以象天阳，又于方中纳圆创制祭地礼琮以象地阴。这些事实清楚地表明，规矩阴阳的观念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
规矩体现着阴阳，那么以此决定的建筑法式也就必然具有阴阳两种。《周髀算经》卷上同时载有一幅“七衡六间图”，七衡的比例呈等差之量。很明显，如果周髀圆方与方圆二图合之构成等比之法，那么其与“七衡六间图”所呈现的等差之量就形成了中国传统建筑的两种法式，这两种法式作为中国古代建筑之标准法式完美地体现着阴阳的思想，其中等比之差为阳，等差之均为阴。发现于陕西西安的唐代圜丘遗址呈四层圆坛结构，内三圆等比为阳，外三圆等差为阴，综合阴阳两种法式于一体，巧妙地表现了天垂象以生万物的阴阳观念。
天圆地方的宇宙观是人们认识世界的基础，那么规矩从建立天圆地方两种图形的标准，必然发展为人们恪守的行为准则与社会规范，进而更具有了标准法则的意义。不过这个固守了数千年的规矩于今日几近失落了，不仅人们对“规矩”的本义已显得陌生，甚至做人做事的规矩也亟待重拾。事实上这种规矩阴阳的思想不仅体现着圆方，体现着是非，更体现着先民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独特理解，体现着天人合一的朴素价值观。丢失了圆方，丢失了阴阳，也就意味着丢失了规矩，丢失了传统。一个缺乏对己身文明认同的社会，一个没有规矩方圆的现实，各种荒诞不经的人事、各色光怪陆离的建筑涌现于身边也就不足为奇了。显然，重拾天人合一的己身文明是重要的，重拾规矩对于己身文明的传承更是重要的。
二0一九年七月六日于尚朴堂
一、何谓规矩
中國人非常重视规矩，所谓“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孟子·离娄上》）。规矩在这里是指画圆画方的工具，古人以规定圆，以矩定方，后来由此引申出法则的意义，这是人们对“规矩”词意发展的一般认识。然而追溯“规矩”的原始，便会发现这一理解其实并不合规矩。
“矩”字的意义相对清楚。《说文解字·工部》：“巨，规巨也。从工，象手持之。榘，巨或从木矢。”这个解释据讹形立说，而且将“巨”“矩”二字混为一谈，实不可取，但许慎以为矩尺是兼画方圆的工具却非常正确。其实“巨”是矩尺的象形文，“矩”才象人手持矩，而“榘”则是晚起的形声字。古文字的字形显示，早期矩尺状如“工”形，其最大特点就是可以同时画出四个直角。汉字的“式”和“巧”都从矩尺见义，“展”字则从四个矩尺用以展旗，这些字例都清晰地展现了原始矩尺的形制特征。
西周时代早已出现了“矩”字，但意思并不用为矩尺，而是指持矩用事的职官，官长为“大矩”，司理百工，文献或称匠师（《国语·鲁语上》）。穆天子时期的丰尊铭文即见大矩，为矩官之长;五祀卫鼎铭文又见矩伯，则属以官为氏。在稍晚的《周礼》官制系统中，已没有了矩官，只有匠人。从《考工记》的记载看，匠人不仅画方，也同时画圆，因此匠人使用的矩尺实际是方圆两种图形的画具。
《周髀算经》卷上记载了一则商高与周公谈论用矩之道的文字，具体内容是：“数之法出于圆方，圆出于方，方出于矩，矩出于九九八十一。……平矩以正绳，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测深，卧矩以知远，环矩以为圆，合矩以为方，方属地，圆属天，天圆地方，方数为典，以方出圆。……是故知地者智，知天者圣。智出于句，句出于矩，夫矩之于数，其裁制万物唯所为耳。”矩的用途很广泛，所以书中只谈用矩之道，以其为确定方圆的根本之法，而并不见用规之道，当然也就更谈不上什么规矩之道了。这意味着古人最初用以画方画圆的工具只有矩而没有规，这使矩理所当然地具有了法式的意义。山东嘉祥武氏祠东汉石刻画像的伏羲、女娲或共执矩尺，伏羲执矩，规划天地，女娲辅之，客观地反映了这一史实。《说文解字·又部》：“父，矩也，家长率教者。”家庭之君父治家设教为矩，这种观念正犹伏羲执矩以治天下，同样体现着矩为治世之本的思想。显然，先民最初仅制作了矩，不仅画方，也同时画圆，而专为画圆所用的规，当时并不存在。
“规”的本义其实与画圆工具毫无关系。《说文解字·夫部》：“规，有法度也。从夫，从见。”夫是丈夫，周制以八寸为尺，十尺为丈，男子身材高逾八尺者即为丈夫，引申则为成年男子之称。古时男子行冠礼而成年，首加缁布冠，殷人谓之“章甫”，意即彰明其为丈夫。清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对规字的本义解释道：“丈夫所见也。公父文伯之母日：女智莫如妇，男智莫如夫。《字统》曰：丈夫识用，必合规矩。故规从夫。”很明显，“规”以“夫”“见”会意，正在表现男子成年必有见识，而这种见识必合乎社会准则的观念，这当然是父权时代才可能产生的思想。丈夫作为父权家庭与宗族之主，更是社稷柱石，因此其所见所行必须符合社会的期待，成为是非的准绳。由此可见，规的本义并不指画圆的工具。
丈夫之见识为规，据此引申，规便有了规谏劝勉的意义。《左传·襄公十四年》：“大夫规诲。”《国语·周语上》：“近臣尽规。”规谏既可以通过言语，当然更可以通过文字。《国语·周语下》：“且吾闻成公之生也，其母梦神规其臀以墨，曰：‘使有晋国，三而畀鹱之孙。”’这里的规显然是以文符规谏，而不是在臀部画圆圈。因此，规所具有的这些思想毫无疑问是从其本为丈夫之所见的本义发展而来的，仍然没有画圆工具的意思。
丈夫有识是为夫德，夫德的培养则在男教。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对男教女教都做了明确阐述，其中孔子论《诗·召南·汉广》的教旨在“知”，便是对男教的高度概括。古人以为，大丈夫之作为必合道德，“不求不可得，不攻不可能”，如此才可能获得高明的谋猷。湖北荆门郭店战国楚墓所出竹书《六德》对夫德的解释更为具体，时人以大丈夫必“知可为者，知不可为者，知行者，知不行者，谓之夫，以知率人多，知也者，夫德也”，而《礼记·郊特牲》也直言“夫也者，以知帅人者也”，意思讲得明明白白。
儒家道德是从家庭伦理培养起来的，所以《汉广》言男教，重视的当然是家庭的稳定，夫妻的长久，从而使人懂得持恒的道理。《汉广》的教旨在于告诫男子悦人但无思犯礼，“南有乔木，不可休息。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对诗意的解释，刘向在《列仙传》中讲了一个故事：“江妃二女者，不知何所人也。出游于江汉之湄，逢郑交甫。见而悦之，不知其神人也，谓其仆曰：‘我欲下请其佩。’仆曰：‘此问之人皆习于辞，不得，恐罹侮焉。’交甫不听，遂下与之言曰：‘二女劳矣。’二女曰：‘客子有劳，妾何劳之有。’交甫曰：‘橘是柚也，我盛之以笱，令附汉水将流而下，我遵其傍，采其芝而茹之，以知吾为不逊也，愿请子之佩。’二女曰：‘橘是柚也，我盛之以笛，令附汉水流而下，我遵其傍，采其芝而茹之。’遂手解佩与交甫。交甫悦，受而怀之中当心。趋去数十步，视佩，空怀无佩;顾二女，忽然不见。《诗》曰：‘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此之谓也。”显然，古人以《汉广》设男教，要求丈夫必有高识，不求不可得之物，不谋不可为之事，否则即使勉强得之，也会转瞬即失，自取其辱，这就是夫德。
大丈夫的品德从家庭伦理上升到社会道德，必然成为全社会所遵奉的圭臬。《孟子·滕文公下》有一段大家耳熟能详的议论，反映了时人对于大丈夫价值标准的普遍认识。文称：“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很明显，社会对于大丈夫有着极高的道德要求与智慧评判，其不仅要明分是非、洞澈情变、识力闳毅、能见远大，而且切知事之可为与不可为，所行与所不行。这种超凡见识所建立的行为准则就是规。 这些事实告诉我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作为画方画圆的工具，原本只有矩而没有规，而作为社会的行为准则，原本又只有规而没有矩。如何将二者结合并最终形成规矩，这一观念其实与古人对于阴阳的认识密切相关。
二、规矩阴阳
考古学证据显示，中国古人对于阴阳的思辨至少已有八千年的历史，在这一思辨完成之后，他们便开始以阴阳标注世界，从而使一切事物都具有了阴阳的意义。
以阴阳的观点认识自然，天地可以表现阴阳，同样，天所呈现的圆形与地所呈现的方形也可以表现阴阳，如果是这样，方圆的画具当然也就必须体现阴阳，因此，原本只用一把矩尺规划方圆两种图形的做法便不再被认为是合理的了。换句话说，当方圆画具需要体现阴阳的时候，人们就不得不创造出与矩匹配的新的工具，这样才可能将方圆两个图形分别与相应的画具相对应，并将其各自赋予阴阳的意义。那么新创造的工具到底是专为画圆还是画方的呢？
矩尺作为方圆画具不仅画方，而且若将其一端固定下来，又可以通过旋转矩尺的方式画圆。然而原始的用矩之道主张方出于矩，方数为典，所以从根本上讲，矩尺首先解决的就是方的问题，这意味着人们为适应阴阳的思考，便要在矩尺之外创造出一种专门画圆的工具，于是通过对矩尺的改造，规便出现了。
其实在确定以规命名画圆工具之前，人们还有着其他一些探索。汉字有，读若旋。《說文解字·口部》：“规也。从口，目声。”清人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说：“规圆之器日回。”《广雅·释诂三》：圆也。”王念孙《疏证》以为：“回之言旋也。”显然，古人在创造画圆工具的时候并非一开始就想到用规来为其命名，而是更习惯于沿着环矩的思路旋转画圆，或通过直观地表现天圆的方式解决他们在谐调方圆画具所体现的阴阳观念时所遇到的麻烦。
诚然，以旋或回命名画圆的工具尽管很形象，但其所体现的阴阳思考却极为有限。阴阳是古人通过对男女两性的认识最终完成的解释万物生养原因的哲学思辨，由这种思辨发展形成的创世观念，必然塑造出以男女两性为特征的创世始祖，这就是伏羲和女娲。古人认为，伏羲、女娲不仅创造了人类，而且也创造了天地和宇宙万物，这在出土于湖南长沙子弹库的战国楚帛书中描述得非常详细。因此，伏羲、女娲创造天地的工作首先就是这两位神祗规划天地的工作，或者更准确地说，从中国传统的天圆地方的盖天宇宙论角度讲，规划天地的工作其实就是规划象征天地的圆方两种图形的工作，这使男为天而主圆、女为地而主方的思想逐渐形成。《易》学以乾为男为天，以坤为女为地，即是这种思想的集中表现。
伏羲、女娲分主天地，规划圆方，这使画圆画方的工具必须具有明确的分工，而不可能再以一把矩尺包办了。事实上，无论画圆还是画方，都是以工具确定图形的标准，没有相应的工具，方圆图形就不可能完成。其实，矩尺作为原始的方圆画具早就有了准则的意义，由于圆天为伏羲所画，人们便联想到丈夫所见为规的传统，并最终以规作为画圆工具的名称。因此，画圆工具名规的事实显然是从丈夫所见为规的思想中发展出来的。《文选·张平子东京赋》云：“规天矩地。”这种思想形成之后，伏羲、女娲才可能分别执持规矩，于是“规矩”作为具有标准法则意义的语词开始出现，古人以规矩方圆表现阴阳的一整套观念逐渐建立了起来。
其实在规被创造之后，问题并没有因此而归于简单。规作为画圆工具似乎应交给主天的伏羲，而女娲则应持有画方的矩尺，但古代美术品所反映的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事实上伏羲手中本已握有矩尺，这一传统体现了矩为方圆之本的古老思想，是不宜改变的，因此人们只能将新创的规交由女娲掌管了。这一安排与其认为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权变，倒不如解释为体现古人对于传统用矩之道的恪守传承。我们知道，原始创世观不仅描述了天地的形状，更广及自然万物的创造。因此伏羲虽然主阳属天，但其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不仅创造了天地万物，而且用矩刻识度量，晷划天地，足见其执矩以治天下的作为。这一观念与古人训父为矩一样，无不体现着方数为典的用矩之道。而女娲主地属阴，但同样可以取五方大地之石补天。所以伏羲主天必关乎地，女娲主地也关乎天，这实际使伏羲执矩、女娲执规成就了一种完美的阴阳法式。由于矩尺本是天圆地方两种图形的画具，这与伏羲主天掌地的观念甚相契合，而圆出于方、以方出圆的方圆关系又与女娲从属伏羲的观念一致，显然，伏羲执矩、女娲执规真正体现了阳主阴从的思想。其实仅就对阴阳的思考而言，二神规矩的安排也有着丰富的内涵。伏羲娶女娲为妻当然体现着阴阳的和合，那么属阳的伏羲配以阴矩，属阴的女娲配以阳规，又何尝不体现阴阳的和合！这种阳中含阴、阴中见阳的独特配伍不仅使阴阳得到了辩证的表现，而且避免了因过度强调阴阳的纯正而可能导致的阳盛阴卑或阴盛阳卑，从而使阴阳达到了新的平衡。当然，如果纠结于伏羲、女娲分主天地的差异，人们也可以将伏羲手中的矩换成规，将女娲手中的规换成矩，但这种形式始终没有成为主流。需要说明的是，《淮南子·天文》记载了一种东帝太嗥、南帝炎帝、中央黄帝、西帝少嗥、北帝颛顼各执规、衡、绳、矩、权的模式，已是原始宗教观与阴阳五行四时结合的产物。这里的太嗥被后世史家附会为伏羲，已远悖事实，且其不与女娲为配，是不能作为创世思想中伏羲执规的证据的。
古人思辨阴阳，目的并不在阳亢于阴或阴亢于阳，而重在求得阴阳的平衡。男女既然可以拟比阴阳，那么从阴阳平衡的角度讲，夫妻当然需要被视为平等的双方，所以古人将“妻”字的意义定义为齐。古文字妻、齐二字时而通用，并非只因读音的相同，其意义更具关联。《说文解字·女部》：“妻，妇与夫齐者也。”《礼记·郊特牲》：“信，妇德也。壹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大学》有修身齐家之论，齐家所强调的其实就是夫妻的平等。修身是齐家的基础，不修身则无以齐家。荀子提倡明分使群，同中有分，这意味着夫妻只有分工主从的区别，论其地位，则由不同而齐同，这体现了中国文化古来自有的男女平等的优秀思想。而规矩各主圆方，没有偏倚，二者所定之标准具有同等的价值，这意味着真正的规矩一定是与阴阳和谐的思想融为一体的。很明显，伏羲执矩、女娲执规所取得的阴阳平衡，比之伏羲执规、女娲执矩更能昭明阴阳文化的精蕴。 规矩一旦作为方圆画具，那么其所规画的圆天方地自然也就具有了规矩的意义，而基于这一宇宙观所建立的规矩理所当然地成为天地人三才的标准法式。事实上，这种规矩阴阳的思想不仅关系到上古天文、数学、地理等一系列知识体系的建立与完善，而且在以方圆造型为特征的传统建筑形式中更得到了突出的表现。
中国古代的建筑法式深刻地体现着规矩阴阳的思想。《周髀算经》卷上载有周髀圆方二图，一图在正方形外做其外接圆，于圆中纳方，名日圆方图;另图在正方形内做其内切圆，于方中纳圆，名日方圆图。圆中纳方属阳，方中納圆属阴，如果以正方形为标准将两图套叠，则两个同心圆的直径便构成倍的关系。令人惊异的是，这种建筑法式竟然早已在辽宁建平牛河梁距今五千五百年前红山文化圜丘的设计中得到了应用。毋庸置疑，这不仅是《周髀算经》知识体系之源，也是《易》学“参天两地”思想之源，而作为中国古代建筑典式的《营造法式》首列周髀圆方二图，强调的显然就是这种规矩阴阳的思想。先民于圆中纳方创制祭天礼璧以象天阳，又于方中纳圆创制祭地礼琮以象地阴。这些事实清楚地表明，规矩阴阳的观念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
规矩体现着阴阳，那么以此决定的建筑法式也就必然具有阴阳两种。《周髀算经》卷上同时载有一幅“七衡六间图”，七衡的比例呈等差之量。很明显，如果周髀圆方与方圆二图合之构成等比之法，那么其与“七衡六间图”所呈现的等差之量就形成了中国传统建筑的两种法式，这两种法式作为中国古代建筑之标准法式完美地体现着阴阳的思想，其中等比之差为阳，等差之均为阴。发现于陕西西安的唐代圜丘遗址呈四层圆坛结构，内三圆等比为阳，外三圆等差为阴，综合阴阳两种法式于一体，巧妙地表现了天垂象以生万物的阴阳观念。
天圆地方的宇宙观是人们认识世界的基础，那么规矩从建立天圆地方两种图形的标准，必然发展为人们恪守的行为准则与社会规范，进而更具有了标准法则的意义。不过这个固守了数千年的规矩于今日几近失落了，不仅人们对“规矩”的本义已显得陌生，甚至做人做事的规矩也亟待重拾。事实上这种规矩阴阳的思想不仅体现着圆方，体现着是非，更体现着先民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独特理解，体现着天人合一的朴素价值观。丢失了圆方，丢失了阴阳，也就意味着丢失了规矩，丢失了传统。一个缺乏对己身文明认同的社会，一个没有规矩方圆的现实，各种荒诞不经的人事、各色光怪陆离的建筑涌现于身边也就不足为奇了。显然，重拾天人合一的己身文明是重要的，重拾规矩对于己身文明的传承更是重要的。
二0一九年七月六日于尚朴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