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肇汉就是众所周知的京剧《沙家浜》中胡传魁的生活原型，但《沙家浜》的戏剧情节仅仅概括了其全部罪恶生涯中的一个片断。现实生活中的胡肇汉不仅是盘踞在苏州阳澄湖地区为非作歹10余年的“草头王”，也是苏州解放初期逃窜嵊泗列岛、由原国民党江苏省主席丁治磐派到苏州地区进行颠覆活动的反革命地下军首领。
　　1950年5月21日胡肇汉落网，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苏州地区公安机关在党的领导和广大群众支持下，在对敌斗争中取得的重大胜利。当时，我们作为苏州专员公署公安局（以下简称“专公”）侦查干部参与了此案的侦破工作，对当年这一场错综复杂的敌我斗争记忆犹新，特别是对当年活跃在隐蔽战线上的同志们不计名利、默默无闻的献身精神印象至深。

一

　　1949年4月20日，百万雄师过大江，国民党军队狼奔豕突，胆战心惊的胡肇汉布置了“狡兔三窟”：先让太太王佐君和三儿一女隐居于上海，再将苏州市东花桥巷38号住宅的产权转移到长子名下，又布置亲信周果、唐斌等留下应变，埋伏人枪，伺机而动。自己则于4月24日夜间率领卫士6人，携带快机4支、左轮2支和汤姆逊冲锋枪，悄悄离开太平桥区署，由淀山湖窜至青浦朱家角，绕道淞江到达上海;上海解放后，又只身潜往湖南老家，再经广州，随国民党五十二军逃到台湾。
　　胡肇汉逃台后，仍做着“东山再起”的美梦。他离开“五十二军官总队”，参加孙立人主持的“屯垦训练班”，接受所谓“开垦敌后”的特务训练，训练结束后又与苏南地区逃台国民党军政人员安蔚南、张为平等发起组织“江苏旅台同乡抗敌后援会”，起草所谓“敌后游击计划”，投书“国防部”，要求拨给枪支弹药，实现其反革命计划，并由此获得了丁治磐的“青睐”。
　　1950年3月，胡肇汉由台北到达勾奇岛（又名枸杞岛），纵队指挥官沈霞飞立即转达丁治磐委任胡为“第二纵队副指挥官”“第二行政区副专员”兼“东区前进指挥所主任”的命令，将亲自发展的“昆山行政委员”兼“第一支队司令”陈永淦、“吴江行政委员”龚积榴、“第二支队司令”归澄章、“吴县行政委员”兼“第二支队司令”王群、“太仓行政委员”兼“直属大队长”颜景儒等交胡统一指挥，胡肇汉于是成为这支矛头直指苏州地区的反革命地下军首领。
　　胡肇汉受此“重任”，踌躇满志，参加“敌后工作高干会议”后又取得大量银元作为活动经费，于1950年5月3日偕同王群偷渡吴淞，潜入上海。

二

　　早在我军渡江以前，我们对阳澄湖地区解放后的敌我斗争形势就有过充分估计。因此当接管工作告一段落，在开展太湖地区剿匪工作的同时，我侦察部门就密切注视阳澄湖，追踪胡肇汉的走向。
　　1949年11月，以朱水生为首的“江南独立战勤司令部”土匪武装，打着“为胡司令搞给养”的牌子，在淞北外跨塘一带打家劫舍，制造了娄门外鼎丰银行“人头案”。此案很快被苏州市与吴县公安局破获，可以说是一次外围战。同一期间，专公和苏州市公安局（以下简称“市局”）在苏州市和吴县发现以原国民党吴县县党部书记长王叔介的爪牙叶仰高、周念安为首的潜伏组织“吴县抗匪革命同志会”，正阴谋对苏州市党政首脑机关实施暗杀、爆炸，并企图与打着“胡司令”旗号在太湖地區活动的徐泉根（叛徒，绰号“小豆腐”）股匪取得联系，在太湖建立所谓“党、政、武装统一行动”的“游击根据地”。这个案件的破获说明内地的敌人与嵊泗的敌人虽然尚未挂上钩，却早就“心有灵犀”，蠢蠢欲动。
　　1950年春，吴县人民政府生建科陈维刚在湘城执行生产救灾任务时被胡肇汉的心腹卫士唐斌暗杀，这是胡在苏州解放前夕布置“分散潜伏伺机破坏”的直接行动。吴县公安局迅速将凶手追捕归案，并从中发现了胡潜逃前的种种“应变”部署。
　　差不多就在同一时间里，原国民党军官归澄章由沈霞飞直接派遣，以“第二支队司令”身份企图与“吴江行政委员”龚积榴（恶霸地主、震泽区长）配合行动。这个空头司令由嵊泗潜入上海，甫一登陆即被上海市公安局捕获。从归犯供述中，我们不仅掌握了丁治磐、沈霞飞的全部阴谋计划，还发现原国民党吴县淞南区长王群也将潜回大陆的线索。
　　敌情明朗化，歼灭胡肇汉匪帮的计划也具体化了。我们在地、市委领导下，开始专案侦查。专案侦查工作由“专公”局长丁兆甲、副局长周柏林和市局局长于云统一指挥，由马陵（“专公”侦查科长）和孙伯操（“市局”侦查科长）具体负责。当时的决策如下：第一，侦破行动以胡肇汉、王群为目标;第二，深入调查研究，控制胡、王社会基础;第三，大张旗鼓镇压唐斌，震慑敌人，以党的“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政策为武器，分化瓦解敌人。

三

　　苏州市公安局在专案侦查中首先取得重大突破。1950年4月，市局在侦破“中国反共建国团江南游击总队”匪特组织过程中，查明该组织的3名匪特已混入南区公安分局充当交通警或炊事员。市局迅速逮捕内奸，发现这3名匪特又通过府前街一家刻字店老板王某与孔繁荣搭上关系，参加了以张忠汉（国民党中央军校毕业，当过营长、区长）、方炳勋（原国民党东台县自卫总队副总队长）、罗璟（国民党吴县县政府秘书）等为首的匪特组织“苏皖边区人民反共救国军总指挥部”，王某还为上述两个匪特组织刻制了“关防”“条戳”。市局经上级批准，按照党“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于5月16日首先争取王某坦白自首，5月17日密捕孔繁荣，通过王某的现身说法，促使孔犯交代了自己的罪行，交出解放前夕隐藏于吴县县政府的手枪12支，并提供了其匪特组织已通过罗璟与胡肇汉匪帮合流的线索。罗璟与王群素称莫逆，从专案侦查开始就被列为重点对象，孔犯的交代证实了我们的判断。
　　1950年5月18日晚上，罗璟由上海回到苏州，他正做着“地下县长”美梦，兴冲冲步出火车站，当即被已“迎候”一昼夜的市局侦查员截获。罗璟美梦破灭，顿时张皇失措，经过一昼夜较量，终于供认其全部罪行及张忠汉、王群、胡肇汉在沪隐匿地点，要求“立功赎罪”领捉胡、王一伙儿，争取宽大处理。 　　事不宜迟，专、市领导当机立断，由周柏林、孙伯操率领周旭东（专公治安科副科长）、谢德文（专公侦查科情报股长）、陈醒亚（专公侦查股副股长），成立行动小组星夜奔赴上海，在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配合下开展搜捕行动。5月20日下午，先在虬江路逮捕张忠汉;当夜，王群在老西门落网。可是，逮捕胡肇汉时却扑了一个空。胡肇汉滑得像泥鳅，他在潜沪后又是“狡兔三窟”，在与罗璟分手后，立即转移到一个连王群也不知道的地方去了。然而，雁过留声，他忘记还有一条“尾巴”露在外面，这条“尾巴”便是他的秘密联络员。根据这条线索，我们连夜捕获联络员，又乘胜追击，于5月21日凌晨包围爱尔近路（即今石门一路）成德里八号张联甫家，进行瓮中捉鳖。胡困兽犹斗，当我行动组与静安分局的同志破门而入之时，他已从“老虎窗”登上屋顶，企图再行泥鳅之技，却正好钻入我早就布置好的“网”里，束手就缚。当时已是仲夏时节，胡肇汉匆匆登屋逃跑时竟身藏一顶“罗宗帽”，显得有些反常，结果在帽子夹层里发现他暗藏的“通灵宝玉”──丁治磐亲赐的黄绫“派令”。铁证如山，不容抵赖，胡肇汉只得供认不讳，这支反革命地下军的“副指挥官”兼“前进指挥所主任”还未前进到阳澄湖，就已身陷囹圄。
　　为了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行动组与静安分局联合作战，又根据捕获诸犯供述中发现的线索，一鼓作气，连续将丁治磐派往常州方面活动的“第三纵队指挥官”季仲鹏的代表李辉、亲信孙晋、“交通员”周顺福以及已经与胡、王挂钩、被委任为“常熟行政委员”的王柏年及其同伙兒刘建平、邹子南等抓获，摧毁了沈霞飞在沪的秘密“联络站”，并缴获“吴县行政委员”大印和“第三支队”关防各一，王群的化名（丘金生）签章一个，短枪三支和弹药若干。行动组在静安分局支持下圆满地实现了既定目标，为全歼胡肇汉匪帮打好了决定性的一仗。这一仗仅用了72小时，而我公安战士则以数十倍于此的艰苦工作为这场速决战奠定了基础。

四

　　行动小组凯旋，专、市公安局决定再接再厉，彻底歼灭胡肇汉匪帮。当时的大体部署是：第一，以吴县为重点，以吴县公安局为主，首先摧毁王群所属“第三支队”;第二，肃清胡、王在苏州市的残余，行动由市局负责;第三，昆、太、虞三县根据已经掌握的线索，进一步开展调查研究，暂不惊动，按专公统一步骤，逐个破案。
　　经过周密部署，密切配合，最终将胡肇汉匪帮一网打尽。丁治磐、沈霞飞一手策划的、妄图在苏州地区建立所谓“新政型”“地下政权”的阴谋彻底破产。
　　1950年9月15日《新苏州报》以《专区破获重大匪特组织匪首胡肇汉等全部落网》的通栏标题在第一版报道了此案的侦破情况。
　　选自《钟山风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