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柳得恭的“南北国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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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氏朝鲜学者柳得恭在其所著的《渤海考》自序中首次提出了“南北国”论,尽管后来已经被本人所放弃,但却在半岛的学界中产生了重要影响,且至今依然为某些人所宗奉。文章从历史的客观实际出发,并在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南北国”这一错误论调作进一步的评析和驳斥。
其他文献
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书、写、录、钞(剿、抄)、誊(腾)、记、纪、载、志(蕊、识)、著、编、撰(撰)、削、刊、删、刻、题、画”18个“书写记录”类动词,其中“书”和“著”始终居核心地位。不同时期的“书写记录”类动词成员略有差异,数量总体上呈增多趋势。词义方面,“书写记录”类动词各有侧重,分工明确,词义变化显著。构词方面,从两汉时期开始,复音词明显增多,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复音化趋势更加明显。词义引申是新词的主要来源,而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共同促成了“书写记录”类动词的发展演变。
期刊
在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中,“理解”概念经历了从语言哲学到心理学哲学再到知识基础研究的语境变迁,形成三种内涵有别且作用不同的概念。对语言意义的考察转变为对语言意义的理解和使用的探究,使语言哲学发生划时代的转型;通过建构以“理解”概念为中心的心理学概念网络,促进分析哲学的重心转移;通过批判性地剖析摩尔的立场而展示“理解”的原始基础,形成替代笛卡尔主义的知识论新模式。“理解”概念的语境变迁不仅反映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重心转移,而且展示维特根斯坦后期从事哲学研究的新路径和消解传统哲学问题的新方法。
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前后,汪精卫、梁启超围绕伸张民权是否需先推翻清政府等问题展开激烈论战。基于君权必然阻碍民权的判断,汪精卫反对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及君主立宪的主张,提出只有先变君主国体为民主国体,才能实现专制政体到立宪政体的转型。对此,杨度等立宪派留日学生纷纷取舍调适各种“国体”“政体”区分学说加以反驳,通过消解君主立宪与民主立宪在民权程度上的差异,阐论不变“国体”变“政体”或变“国体”而不废君主。立宪派激进人士与革命党虽在“国体”“政体”问题上见解不一乃至针锋相对,却在论争中达成了发达民权的共识。
“世界知识”和“世界观念”作为主观褒扬的集合概念,屡屡出现于清季民初时人笔下,透露出对“世界”的推崇与向往,成为一种话语权势,影响巨大。对这些“世界”相关观念,清季的提倡看似范围广大,而实质在于欧关政教思想和中外交流知识。民初的鼓吹在具体事务中更见效用,同时进一步显现出外倾特点,不但以西方为重,还以西方为目标和依归。这种现象折射出近代中国在“走向世界”过程中对“世界共同性”的迷信和对民族文化本位的忽视。
“廉政”与“能政”是反腐败压倒态势和实现高质量发展两大背景对干部履职要求的一体两面。但在实践中却存在一定程度的“能政”与“廉政”背反现象,“能人腐败”与“为官不为”犹如按下葫芦浮起瓢,对政府创新力和公众满意度都构成严重危害。文章以激励相容原理为基础,研究了我国现行干部考评机制中存在的激励目标、激励过程、激励手段和激励标准等诸多激励错配问题,认为这些因素严重影响了干部的“廉能兼优”成长。为此,完善我国干部考评机制需要从体系整合、手段相容和过程协同等方面构建干部廉能激励相容体系,促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
期刊
学习自由兼具本体和工具价值。从现象上看,自由个性与创新创造之间,呈现较强的正相关性,这便是学习自由的工具性。信息化为进一步扩展学习自由创造了条件,包括学习的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创新创造具有自我组织和自发涌现的性质,它要求学习自由这种符合自然法则的促进方式。学习自由通过学习氛围、角色体系和人的环境等方面,与创造自由之间产生了无计划和大规模的自发促进作用。
扎哈维阐发的最低限度自我论是当今如火如荼的自我研究中的与叙事自我论等鼎足而立的一种自我论。自我的秘密在意识中,而意识由意向性和明见性两个本质构成。如果说有自我的话,这个明见性就是。自我不是人的身体、经验之外或之上的另一个东西,而是每一个经验、意识的本质的内在的主观性。它是一种“有”或存在,但又无法放入已有的任何本体论范畴,如实体、属性、关系等之中.因此只能不得已而强名为“最低限度”或最起码的“某物”。这不仅是一种关于自我的新奇的构想,而且是一种反常、反传统的值得认真研究的心灵观。
近半个世纪以来,电视逐渐成为美国社会生活中传播信息和了解政治新闻的主要途径之一。随着电视在政治事件中的影响力日趋扩大,电视新闻呈现出娱乐化向政治化转变的趋势。与此同时,电视业开始进行新闻的议程设置,引起受众在特定时间内对某事件和社会问题的关注,其核心价值是促进政治社会化。近几十年来。脱口秀节目成为美国政治电视新闻的主要类型。它在美国政治进程中发挥着显著的作用.不仅履行为观众提供休闲娱乐的职能,还履行着传播信息、教育和动员等职能,通过娱乐与信息相结合的谈话方式增强教育和动员的效果,促进社会进程的民主化。电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