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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民工举家搬迁已经成为趋势之一 ，在陌生的城市中、陌生的生活习惯下，这些父代流迁子女自然会产生许多社会问题。本文探讨研究这一群体对迁入地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旨在解决随迁子女的身体和心理上的问题，促使其健康成长。
关键词：父代流迁子女 身份认同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9）07-0061-02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回顾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中国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66557万人，占总人口的49.68%，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67415万人，占50.32%。同2000年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3.46个百分点。这表明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也说明中国正在经历着从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的过程。此外，我国的人口流动除了在规模上的不断扩大，模式上也由单身型流动为主导转变为以家庭流动型为主导。随着这一变化，产生了随迁子女这一群体，本文基于这个群体做其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研究。
在城乡二元社会环境造成的“社会屏蔽”机制与其城市过程产生的“社会性防御”策略的双重作用下，农民工随迁子女大都处于“半城市化生存”的边缘化状态。如果社会的失衡就应该是一种趋势，然而现在的社会还没建立起能够帮助恢复流迁子女身份认同平衡的体制机制。正是这种体制没有建立，本次研究主要就其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出发，探求具体的影响层面，为恢复随迁子女身份认同平衡的机制提供一个参考建议。本次以社会学的方法，采用定量研究为主、定性研究为辅的研究方法，具有独特的学科视角。
本次研究选取的地点在陕西省西安市西八里村。西安市作为西北经济教育发展较好的城市，吸引了不少打工和在此成家的农民工，且西八里村是该地区农民工聚集最多的地方，附近也有多所学校，满足随迁子女的学习需求。本次发放问卷共180份，回收161份，回收率为89.4%。
二、统计结果与分析
（一）基本信息（见表1）
本次调查对象总数为161，其中男性有60人，占总数的37.3%，女性有101人，占62，7%；其中农业户口有125人，占比77.6%，非农户口有36人，占比22.4%；家乡所属地为华东（31.1%）、西北（29.8%）、中南（21.1%）、西南（14.9%）的人数较多，华北（1.9%）、东北（1.2%）人数较少。
（二）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
1.与方言差异、饮食差异、生活环境差异的关系（见表2）
将上述三个因子和身份认同指数分别做单因素ANOVA检验，看到在当地方言掌握情况中，F=0.512，P=0.727，大于0.05，说明对当地方言的五种掌握程度“完全听不懂、能听懂，但不会说、只会说一点、基本会说，水平一般、会说，很流利”对于身份认同指数没有影响，即相互间没有关系。在居住地附近人属性中，F=2.504，P=0.061，大于0.05，说明在居住地附近无论是西安本地人、外乡人、本地人还是其他与随迁子女的身份认同都无关。而在饮食习惯差异上，F=12.445，P=0.000，小于0.05，即饮食习惯的差异与他们的身份认同有关，家乡与西安的饮食差异越小，对西安的身份认同越高。
2.与家庭环境地位相关
从家庭环境差异角度，问卷设置了“父母是否有定居的打算”“父亲在工作中是否担任要职”“母亲在工作中是否担任要职”这三个问题看家庭地位的差异，再与身份认同指数做独立样本T检验，得出以下结论：样本中的父代流迁子女的身份认同与母亲的工作地位相关，即母亲工作中担任要职的子女对迁入地身份认同更高。（见表3）
这里的检验结果为F=2.026，P=0.157，大于0.05，可以认为两总体方差齐。即第一行所示：t=-2.456，df=159，P=0.015，小于0.05.从而最终的统计结论为按α=0.05水准，拒绝H0，接受H1，可以认为母亲在工作中担任要职的子女的身份认同指数更高，即他们对于西安市的认同感高于其他人。
父母是否有定居打算（P=0.260>0.05）和父亲在工作中是否担任要职（P=0.336>0.05）与身份认同指数之间没有统计学意义。
3.来西安的年数
建立用来西安的年数预测身份认同指数的回归方程，得到R=0.043，R2=0.002，F=0.290，P值小于0.05，所以模型具有统计意义，也就等价于说该自变量的回归系数有统计意义。由回归系数表可见，a=3.393，b=0.008，通过它就可以写出回归方程如下：
身份认同指数=3.393 0.008×来西安的年数
这个回归方程说明，被调查者来西安的年数增加每一年，他们对于西安的身份认同指数能提高0.008。也就进一步说明，这些随迁子女的身份认同随着来西安年限的增加而增强。
4.与学校教育的关系
将有无在老家上过学与身份认同指数做独立样本T检验，得出t=-2.226，df=159，F=0.027<0.05，说明学校教育能影响随迁子女的身份认同。为进一步找到学校教育和身份认同指数之间的关系，将问卷中关于当地学校与老家学习的满意程度对于，赋值换算成教育指数，再建立用教育指数预测身份认同指数的回归方程，可得R=0.196，R2=0.038，F=4.195，P=0.043，小于0.05，说明该自变量的回归系数有统计意义。由回归系数表得出a=2.917，b=0.127，通过a，b两者关系写出回归方程如下：
身份认同指数=2.917 0.127×教育指数
该回归方程表示，这些随迁子女的身份认同指数，随着教育指数每增加1而增加0.127。
三、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对西安市西八里村的161名随迁子女进行实证研究，可以发现：（1）随迁子女的身份认同与饮食习惯差异、母亲在工作中担任要职、来西安的年数和学校教育相关；与居住地附近人的属性和方言掌握情况无关。将这些量化指标综合看，大致得出，随迁子女的身份认同与社会交往差异、家庭环境差异和流动特征差异有关，而与制度差异和代际差异没有明显的关系。
（2）根据上述数据，可以推断出，家乡来自哪里，家附近住的是什么人、方言和当地方言的差异程度对于他们的身份认同都没有明显的关系。当代社会是陌生人社会，区别于农村熟人社会的城市生活模式是造成与身份认同无关的最大原因。
（3）可以看到，最后得到的结果是随迁子女的身份认同与来西安的年数和学校教育还有母亲在工作中是否担任要职相关。前二者分别从社区和学校的层面将影响因素具体化。而对于母亲在工作中担任要职可以增强随迁子女的身份认同，现在社会的家庭结构多是“男主外，女主内”，父亲在家庭结构和家庭经济地位上占大比例，也就是说大部分的经济来源来自于父亲，同样在农民工家庭中也是这样。而要是母亲在工作职位中有较高的地位，能得到较多的经济收入，能提高社会阶层地位，这区别于别的打工的家庭，更能让子女体会到归属感，对迁入的城市更有依赖感，身份认同就会增强。
参考文献：
[1]罗竖元.城市社区文化对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融入的影响——基于厦门、长沙、贵阳等地的调查[J].中國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4，33（2）：8-14.
[2]赵丽.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融入问题研究——以哈尔滨市为例[J].上海城市管理，2019，28（1）：80-83.
[3]李佳蔓.农民工随迁子女社会融入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成都市郫都区为例[D].西南交通大学，2018.
[4]赵利华.随迁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研究综述[J].新西部，2018（3）：17 4.
责任编辑：刘健
关键词：父代流迁子女 身份认同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9）07-0061-02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回顾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中国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66557万人，占总人口的49.68%，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67415万人，占50.32%。同2000年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3.46个百分点。这表明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也说明中国正在经历着从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的过程。此外，我国的人口流动除了在规模上的不断扩大，模式上也由单身型流动为主导转变为以家庭流动型为主导。随着这一变化，产生了随迁子女这一群体，本文基于这个群体做其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研究。
在城乡二元社会环境造成的“社会屏蔽”机制与其城市过程产生的“社会性防御”策略的双重作用下，农民工随迁子女大都处于“半城市化生存”的边缘化状态。如果社会的失衡就应该是一种趋势，然而现在的社会还没建立起能够帮助恢复流迁子女身份认同平衡的体制机制。正是这种体制没有建立，本次研究主要就其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出发，探求具体的影响层面，为恢复随迁子女身份认同平衡的机制提供一个参考建议。本次以社会学的方法，采用定量研究为主、定性研究为辅的研究方法，具有独特的学科视角。
本次研究选取的地点在陕西省西安市西八里村。西安市作为西北经济教育发展较好的城市，吸引了不少打工和在此成家的农民工，且西八里村是该地区农民工聚集最多的地方，附近也有多所学校，满足随迁子女的学习需求。本次发放问卷共180份，回收161份，回收率为89.4%。
二、统计结果与分析
（一）基本信息（见表1）
本次调查对象总数为161，其中男性有60人，占总数的37.3%，女性有101人，占62，7%；其中农业户口有125人，占比77.6%，非农户口有36人，占比22.4%；家乡所属地为华东（31.1%）、西北（29.8%）、中南（21.1%）、西南（14.9%）的人数较多，华北（1.9%）、东北（1.2%）人数较少。
（二）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
1.与方言差异、饮食差异、生活环境差异的关系（见表2）
将上述三个因子和身份认同指数分别做单因素ANOVA检验，看到在当地方言掌握情况中，F=0.512，P=0.727，大于0.05，说明对当地方言的五种掌握程度“完全听不懂、能听懂，但不会说、只会说一点、基本会说，水平一般、会说，很流利”对于身份认同指数没有影响，即相互间没有关系。在居住地附近人属性中，F=2.504，P=0.061，大于0.05，说明在居住地附近无论是西安本地人、外乡人、本地人还是其他与随迁子女的身份认同都无关。而在饮食习惯差异上，F=12.445，P=0.000，小于0.05，即饮食习惯的差异与他们的身份认同有关，家乡与西安的饮食差异越小，对西安的身份认同越高。
2.与家庭环境地位相关
从家庭环境差异角度，问卷设置了“父母是否有定居的打算”“父亲在工作中是否担任要职”“母亲在工作中是否担任要职”这三个问题看家庭地位的差异，再与身份认同指数做独立样本T检验，得出以下结论：样本中的父代流迁子女的身份认同与母亲的工作地位相关，即母亲工作中担任要职的子女对迁入地身份认同更高。（见表3）
这里的检验结果为F=2.026，P=0.157，大于0.05，可以认为两总体方差齐。即第一行所示：t=-2.456，df=159，P=0.015，小于0.05.从而最终的统计结论为按α=0.05水准，拒绝H0，接受H1，可以认为母亲在工作中担任要职的子女的身份认同指数更高，即他们对于西安市的认同感高于其他人。
父母是否有定居打算（P=0.260>0.05）和父亲在工作中是否担任要职（P=0.336>0.05）与身份认同指数之间没有统计学意义。
3.来西安的年数
建立用来西安的年数预测身份认同指数的回归方程，得到R=0.043，R2=0.002，F=0.290，P值小于0.05，所以模型具有统计意义，也就等价于说该自变量的回归系数有统计意义。由回归系数表可见，a=3.393，b=0.008，通过它就可以写出回归方程如下：
身份认同指数=3.393 0.008×来西安的年数
这个回归方程说明，被调查者来西安的年数增加每一年，他们对于西安的身份认同指数能提高0.008。也就进一步说明，这些随迁子女的身份认同随着来西安年限的增加而增强。
4.与学校教育的关系
将有无在老家上过学与身份认同指数做独立样本T检验，得出t=-2.226，df=159，F=0.027<0.05，说明学校教育能影响随迁子女的身份认同。为进一步找到学校教育和身份认同指数之间的关系，将问卷中关于当地学校与老家学习的满意程度对于，赋值换算成教育指数，再建立用教育指数预测身份认同指数的回归方程，可得R=0.196，R2=0.038，F=4.195，P=0.043，小于0.05，说明该自变量的回归系数有统计意义。由回归系数表得出a=2.917，b=0.127，通过a，b两者关系写出回归方程如下：
身份认同指数=2.917 0.127×教育指数
该回归方程表示，这些随迁子女的身份认同指数，随着教育指数每增加1而增加0.127。
三、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对西安市西八里村的161名随迁子女进行实证研究，可以发现：（1）随迁子女的身份认同与饮食习惯差异、母亲在工作中担任要职、来西安的年数和学校教育相关；与居住地附近人的属性和方言掌握情况无关。将这些量化指标综合看，大致得出，随迁子女的身份认同与社会交往差异、家庭环境差异和流动特征差异有关，而与制度差异和代际差异没有明显的关系。
（2）根据上述数据，可以推断出，家乡来自哪里，家附近住的是什么人、方言和当地方言的差异程度对于他们的身份认同都没有明显的关系。当代社会是陌生人社会，区别于农村熟人社会的城市生活模式是造成与身份认同无关的最大原因。
（3）可以看到，最后得到的结果是随迁子女的身份认同与来西安的年数和学校教育还有母亲在工作中是否担任要职相关。前二者分别从社区和学校的层面将影响因素具体化。而对于母亲在工作中担任要职可以增强随迁子女的身份认同，现在社会的家庭结构多是“男主外，女主内”，父亲在家庭结构和家庭经济地位上占大比例，也就是说大部分的经济来源来自于父亲，同样在农民工家庭中也是这样。而要是母亲在工作职位中有较高的地位，能得到较多的经济收入，能提高社会阶层地位，这区别于别的打工的家庭，更能让子女体会到归属感，对迁入的城市更有依赖感，身份认同就会增强。
参考文献：
[1]罗竖元.城市社区文化对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融入的影响——基于厦门、长沙、贵阳等地的调查[J].中國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4，33（2）：8-14.
[2]赵丽.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融入问题研究——以哈尔滨市为例[J].上海城市管理，2019，28（1）：80-83.
[3]李佳蔓.农民工随迁子女社会融入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成都市郫都区为例[D].西南交通大学，2018.
[4]赵利华.随迁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研究综述[J].新西部，2018（3）：17 4.
责任编辑：刘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