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真善美，是人类的天性。
　　我们时常为真善美的瞬间感动：当留守儿童散落在墙角的孤单童年被爱心包围，孩子绽放笑脸；当无助的老人获得志愿者的照料慰藉，焕发舒展的精神；当陷入困境的家庭得到四面八方的资助走出泥潭，急难得以疏解。
　　我们时常向往：一个村庄，能够邻里互助，秩序井然；一座城市，能够爱心传递，温暖安全；一个国家，能够善示天下，和谐大同。其间流淌的，正是一腔温润的热血，是善的种子在发芽生长。
　　追溯中华善文明的起源，如果说儒释道墨诸子百家善因同存粘结了资本主义萌芽之前的社会慈善文化，明代袁了凡《了凡四训》的劝善思想则奠定了其后数百年间士绅阶层为善理念的道德价值基础，明清时代薪火相传的慈行善举就是传续了“念念谦虚，尘尘方便”的处世准则和对善念的孜孜追求。王阳明先生在其《传习录》中说，“至善者性也，性元无一毫之恶，故曰至善。止之，是复其本然而已。”
　　無数普通人并非刻意要承担社会责任或者追求荣誉，他们只不过在良知、公德和现实利益间自觉找寻到了释放爱心的方式，他们的基因里继承了中华民族用分享和参与弥合弱困不公的优良传统，他们用点滴之力汇聚无形力量融入共担、共建、共享社会的推进过程。这种风潮也并非现代慈善发展30年催生的新鲜文化，只不过是崭新的慈善形态和社会变革为慈善理念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发育土壤，自秦汉以来的助人为乐文明在自助助人理论的磨洗中继续流光溢彩，充满内在动力和发展生机的慈善行为始终体现着一个健康社会的共有价值追求。
　　当然个体的善念还需要引导和共同的律动才能发挥最大效用。现代慈善讲究的是在充分尊重个体慈善的基础上，用组织化的方式科学调配社会资源进行慈善活动。中国慈善事业发展至今，既有自己丰富的历史资源和现实基础，也从各个方面受到世界文明的深刻影响，是在不断自我反省、吸纳其他文明的优点中发展起来的。既是一种制度文明，也是社会良性风尚的自觉延续，它需要社会各种力量提供支持，通过创造性的慈善活动，发现社会问题，提供解决社会问题的良好途径。
　　如同四川资阳的慈善城市和慈善社区建设之路，“红细胞”原本自然存在，组织化的“红细胞”行动充分调动了黎民百姓和社会各界善的力量，共同投入到为真善美的城市生活建设过程中去，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成果。
　　我们期望中充满真善美的社会，正是个体、组织化力量和政府共同協作的结果。在政府充分发挥社会责任的基础上，由百姓个体参与的有组织的社会慈善力量，将会形成一套防止、检测、纠正社会弊病成为“社会问题”的联合制约机制，同时也会在这些社会问题的发现及矫正过程中发挥柔性服务作用，与政府的公共福利服务形成互补。
　　我们期望的身心健康的社会，正是每一个红细胞按照血脉循环的规律充分发挥奉献功能所达成的。
　　让平凡、动人的追求至善的行动跳跃在每一个人的内心，善莫大焉。
　　（作者为中民社会救助研究院执行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