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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流行病的历史上，鼠疫是最可怕的传染病，尤其是在它大规模流行的年月里。
这是一种急性传染病。发病时，患者先是寒战，继之有呕吐、头痛、眩晕、肢痛等症状，最后在腹股沟和腋下出现淋巴结炎，往往在二十四小时内死亡。
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次鼠疫流行大浪潮，十四世纪的被称为“黑死病”，欧洲死亡二千五百万人，占全人口的四分之一；1664—1665年伦敦大流行，四十六万人中死去七万；1894年广州及香港疫情的爆发，死亡八至十万人，二十年内蔓延至全世界，死亡人数竟多达一千多万。
面对这种死亡的恐怖，人们早期是祈求神灵的佑护：在欧洲，有对圣徒圣·塞巴斯蒂昂和圣·罗奇等鼠疫保护神的礼拜，还有鞭笞派教徒希求用自我鞭笞的赎罪方式，来平息上帝借这种流行病来惩罚人类的罪恶。只是由于时代的限制，在当时，医学家们所能想到的最佳办法就是能否像英国的乡村医生爱德华·詹纳（1749—1823）接种痘苗防止天花那样，通过接种“黑死病”病人的血液来增强健康人的免疫力，从而达到预防“黑死病”的目的。不过这可是一种十分危险的尝试。但许多医学家都做了，虽然事先他们都深知这种危险性。
1798年7月，拿破仑·波拿巴东征中，强攻下埃及最大的港口亚历山大港时，“黑死病”和疟疾流行病在这个城市里爆发了。很多病人都被收进了亚历山大城的“艾哈迈德鼠疫医院”里进行医治。就在这里，一位叫A·怀特的英国医生为试验这疾病的性能，做了一次自体实验。军医詹姆斯·麦克里戈回忆说，他是从一位“黑死病”女病人的腺体取出一些脓汁，擦到自己的左胯股上；第二天，甚至在自己的右下臂作了一个切口，把病人的脓液植进创口内。这个实验产生了可怕的结果，几天后，怀特便患病了，腿股上生出痈和腹股沟淋巴结，并且腋窝也开始肿了起来。怀特以为是疟疾，可是到了第十二天，“黑死病”的症状更加明显了，把他送进埃及北部位于尼罗河三角洲罗塞特的一家“黑死病”专科医院，根本来不及治疗，他就在一次高热之后于1802年1月9日死了。
三十年后，一位在埃及工作的法国医生A·F·布拉尔也在自己身上做了一个实验。目的同样是为了弄清鼠疫的性质。对于这次实验及其结果，布拉尔曾做过这样的描述：
1834年5月15日上午9点，我在爱泽贝奎鼠疫医院的大厅，当着全体员工的面，脱掉外衫、衬衣和法兰绒内裤，不做任何预防和保护措施，就穿上男性危重鼠疫病人身上脱下的衬衣。这衬衣还留有他人的体温，并因病人出血的关系，上面全都是血。在大多数证人在场的情况下，我这实验持续了一整天，为的是要让人相信我没有以任何防卫措施来中和实验可能发生的后果。这衣服我穿了四十八小时，并没有感到衣服有什么引发我产生不平常的、异样的症状。等到过了两天之后，我左手的中指上，好像生现一个像疖一样的小肿瘤，我猜想可能是一个小创口，我把它标了出来，如果我被传染鼠疫死了，此处可以做个标本。
布拉尔虽然抱有为科学牺牲的准备，但结果他没有受染而死。这表明他的实验既不能说明鼠疫具有传染性，也不能说明不具有传染性。于是，布拉尔向法国“防治鼠疫委员会”建议，可以对被判处死刑的罪犯做这实验。一直来，习惯上都让死刑犯接受结果无法逆料的危险试验，如果这些人没有因此而死，就可以得到赦免。
根据布拉尔的创议，经过政府有关机构的批准，对五个死刑犯接种了鼠疫病人的血液和脓液。奇怪的是五个接受接种的囚犯中，只有一人死亡，另外四人都健康如常，而且死亡的这个也就不能肯定，是否就是这次接种造成的。
看到鼠疫的流行夺去一批批数以千计人的生命，医生和科学家深感有责任查明它的成因。在志愿者或死刑犯身上试验自然是一条常用的途径，最著名的如英国驻土耳其公使的夫人玛丽·蒙塔古通过她的好友威尔士皇妃，说服国王乔治一世，允许让伦敦纽盖特监狱中的任何一个重刑犯自愿接种天花，条件是在实验结束之后，如果得以幸存，他们可获释放。这一于1721年8月9日进行的“皇家的实验”，有三男三女六名犯人参与，结果除一名原来染过此病的外，全部染上了天花，且都全部康复，因而全都获得了赦免。
但医生的人道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要求他们不把危险加在他人的头上，而且对实验的效果总是不如自己的亲身体察。于是，总是有一个个勇敢的医生站出来，继续做自体实验。在诸多的这类实验中，法国的克洛德医生所做的一次是较为著名的，地点是鼠疫濒发的埃及。
安托万·克洛德虽然读的是一个穷人的学校，但是依靠自己的努力，在二十七岁时即成为一位名医，被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召为私人医生。在这之后，他按照法国的模式，在埃及创办了培养医生的学校，竭力设法招聘优秀的教师，取得很好的成绩。为了研究鼠疫，克洛德不顾危险，在自己身上做了人们难以想象的实验。
克洛德是想通过试验来证明，为什么引起经济瘫痪、令人恐惧万分的鼠疫，即使在严重流行的时期里，也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受到感染。
克洛德的实验，最初也像布拉尔那样，将“黑死病”病人的干燥后的脓和血，接种到自己的左下臂和腹股沟等共六处。不过他比布拉尔走得更远。他在自己身上划出伤口，将溅有鼠疫病人血液的绑带紧紧缚在上面；这还不够，他又割开皮肤，把鼠疫病人所生的痈中的脓汁嵌了进去，再躺到鼠疫病人刚刚死去还散发出暖气的被褥上。一句话，他这样做，目的是希望被传染上鼠疫。但是，结果他竟没有得病。
有时会“染病”死亡，有时又似乎不会被传染，这使科学家感到迷惑。怎么去了解鼠疫的性质呢？
有一位奥地利的医生阿洛伊斯·罗森菲尔德，当他在非洲利比亚的首都的黎波里工作时，听说有一种对付鼠疫的祖传秘方，为当地的医生们所称道。罗森菲尔德设法获得了这种药剂。他希望以此药物来作一次实验，当然，他并不是想通过这次试验来建立某一科学理论，而只是试验一下，是否确有一种防治此传染病的良方。
这药剂的原料是死去的鼠疫病人的淋巴结和骨骼，说是如果将它烘得干燥，粘成粉末，内服后，即能起防止鼠疫传染的作用。 罗森菲尔德服用了这种药剂，同时还让四十人也服用。
回到祖国后，罗森菲尔德向维也纳大学医学系介绍了这一药剂，希望得到最后的鉴定，作为防治鼠疫的药物。但是医学系怀疑它的功效，拒绝应用。于是，罗森菲尔德前往土耳其君士坦丁堡，最后找到君士坦丁堡佩拉街区的一家希腊人开的医院。在这家医院，有二十个鼠疫病人被隔离在那里。1816年12月10日，罗森菲尔德就在这里进行他的自体实验。他不做任何预防措施，就跟这些鼠疫病人住在一起，就像他自己也是这些危重鼠疫病人一样地生活。
一段时间后，看自己虽然一直与鼠疫病人来往，也并没有受到传染，罗森菲尔德决定做进一步的实验。12月27日，他将自己的大腿和手上开了创口，将从鼠疫病人脓疮上取来的脓汁接种上去，开始等待会有什么发展。很长时间都没有看到有染病的迹象。过了六个星期，看看没有什么，罗森菲尔德想准备离开医院了。可是突然发病了，而且呈现出来的症状完全是典型的鼠疫，很快，罗森菲尔德就在1817年1月21日死于鼠疫。
为什么接种鼠疫病人的脓汁，有的人丝毫无损，另外一些人却会受染死亡呢？
今天科学家已经查明，细菌和细菌之间存在着互相制约的关系。两百年前的人，是不知道什么细菌的。但是他们曾见患天花的人不会再患鼠疫，即使被染上了，也是很轻微的，不会有什么危险性。于是不由产生类似的信念，猜想疾病之间可能有互相克制的关系。正是基于这一信念，1755年生于意大利卢卡公国的医生优西比奥·瓦里进行一次自体实验，看这想法能否得到证实。
瓦里曾做过很多实验，重要的是鼠疫。只是鼠疫从1720年和1722年在西方最后一次严重爆发之后，欧洲就再也不见这一流行性传染病了。考虑到在意大利无法做鼠疫的实验，瓦里只好前往君士坦丁堡，来实现自己的验证理想。
1803年，瓦里来到君士坦丁堡的一家法国人办的医院。在这里，他在自己的拇指和食指中间的关节上割了一个创口，将天花病人的溃疡和“黑死病”人腹股沟淋巴结上的脓汁同时植了进去。他果然染病了，并且很快就获得了痊愈。瓦里十分满意，以为取得了正面的答案，随后就给许多人都作了这样的接种，来防止当时正不断地威胁着该城的流行性“黑死病”。可是不管他怎么努力，他的这种方法总是得不到普遍的承认。
回到意大利后，瓦里获得了做一名军医的职位。他一直坚持希望弄清他这一贯有的想法，他去了西班牙，当时那里正流行黄热病。为了研究黄热病，他还去了拉丁美洲，1816年还去古巴。他穿上刚刚死亡的黄热病病人的外衣和内衣，几天之后病逝，是一位为研究黄热病进行自体实验的早期的罹难者。
瓦里为预防“黑死病”进行自体实验的人道精神是极其可敬的。但专家评论说，预防疾病，关键是要查明传播此病的细菌，自然，在细菌学出现之前，没有查明传染疾病的病原菌，要做到积极防止和消灭包括鼠疫在内的任何传染病，都是不可能的。在此之前，一切工作，“多少都有点盲目，甚至带有不科学的迷信色彩”。而要真正揭示出“黑死病”的病原学，必须要在细菌学发展到相应的阶段才有可能。
的确，从根本揭示“黑死病”的本质，也是在1880—1881年法国微生物学家路易·巴斯德等人发现细菌之后，才有日本的北里柴三郎和生于瑞士的法国人耶尔森两位细菌学家共同努力、取得成功。
1894年，“黑死病”最后一个世界性的浪潮先是在中国的南方，随后在香港流行。法国当局担心整个印度支那会受到这流行病的袭击，命令在越南芽庄“殖民卫生工作队”工作的阿历克山得拉·埃米尔·简·耶尔森去香港研究黑死病的性质、传播状况和制止办法；与此同时，以北里柴三郎为首的日本研究组也来这里作这方面的研究。耶尔森注意到：“在这些被感染的城市里，发现地上有许多死老鼠。”而法国领事罗歇先生也曾对他说过，“这场灾难总起始于老鼠、水牛和猪严重受染之后人才遭到袭击”。于是，耶尔森先是对“黑死病”病人的血液和腹股沟淋巴结髓进行显微镜检查，发现病人的腹股沟淋巴结髓总是含有大量又短又粗的“杆菌”，对这种杆菌进行培养，然后接种到老鼠和豚鼠的体内，结果，老鼠、豚鼠死后，发现它们的淋巴结、脾脏和血液中同样有大量的这种杆菌。而且，耶尔森在房内和街上找到的死老鼠，各个器官内几乎总是都潜伏有大量的这种微生物。耶尔森又将健康的老鼠和接种过这种微生物的老鼠同关在一只笼子里，结果，接种的和其余的都受鼠疫杆菌的侵犯而死。从而认定老鼠就是鼠疫的主要传染源。
耶尔森是在1894年7月30日作出上述报告。北里柴山郎比他稍早几天，于1894年6月14日，也在香港报告了他类似的发现，随后经过一系列的实验，于7月7日报告说，他所分离的微生物就是“黑死病”，即鼠疫的致病菌。两人报告虽然时间有先后，甚至北里的报告还要比耶尔森的早，但学术界公认他们都属各自独立的发现；医学史家都承认他们两人的功绩。
对“黑死病”-鼠疫的本质获得正确认识，明确了老鼠是此病的带菌者之后，防治就不再盲目了。
这是一种急性传染病。发病时，患者先是寒战，继之有呕吐、头痛、眩晕、肢痛等症状，最后在腹股沟和腋下出现淋巴结炎，往往在二十四小时内死亡。
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次鼠疫流行大浪潮，十四世纪的被称为“黑死病”，欧洲死亡二千五百万人，占全人口的四分之一；1664—1665年伦敦大流行，四十六万人中死去七万；1894年广州及香港疫情的爆发，死亡八至十万人，二十年内蔓延至全世界，死亡人数竟多达一千多万。
面对这种死亡的恐怖，人们早期是祈求神灵的佑护：在欧洲，有对圣徒圣·塞巴斯蒂昂和圣·罗奇等鼠疫保护神的礼拜，还有鞭笞派教徒希求用自我鞭笞的赎罪方式，来平息上帝借这种流行病来惩罚人类的罪恶。只是由于时代的限制，在当时，医学家们所能想到的最佳办法就是能否像英国的乡村医生爱德华·詹纳（1749—1823）接种痘苗防止天花那样，通过接种“黑死病”病人的血液来增强健康人的免疫力，从而达到预防“黑死病”的目的。不过这可是一种十分危险的尝试。但许多医学家都做了，虽然事先他们都深知这种危险性。
1798年7月，拿破仑·波拿巴东征中，强攻下埃及最大的港口亚历山大港时，“黑死病”和疟疾流行病在这个城市里爆发了。很多病人都被收进了亚历山大城的“艾哈迈德鼠疫医院”里进行医治。就在这里，一位叫A·怀特的英国医生为试验这疾病的性能，做了一次自体实验。军医詹姆斯·麦克里戈回忆说，他是从一位“黑死病”女病人的腺体取出一些脓汁，擦到自己的左胯股上；第二天，甚至在自己的右下臂作了一个切口，把病人的脓液植进创口内。这个实验产生了可怕的结果，几天后，怀特便患病了，腿股上生出痈和腹股沟淋巴结，并且腋窝也开始肿了起来。怀特以为是疟疾，可是到了第十二天，“黑死病”的症状更加明显了，把他送进埃及北部位于尼罗河三角洲罗塞特的一家“黑死病”专科医院，根本来不及治疗，他就在一次高热之后于1802年1月9日死了。
三十年后，一位在埃及工作的法国医生A·F·布拉尔也在自己身上做了一个实验。目的同样是为了弄清鼠疫的性质。对于这次实验及其结果，布拉尔曾做过这样的描述：
1834年5月15日上午9点，我在爱泽贝奎鼠疫医院的大厅，当着全体员工的面，脱掉外衫、衬衣和法兰绒内裤，不做任何预防和保护措施，就穿上男性危重鼠疫病人身上脱下的衬衣。这衬衣还留有他人的体温，并因病人出血的关系，上面全都是血。在大多数证人在场的情况下，我这实验持续了一整天，为的是要让人相信我没有以任何防卫措施来中和实验可能发生的后果。这衣服我穿了四十八小时，并没有感到衣服有什么引发我产生不平常的、异样的症状。等到过了两天之后，我左手的中指上，好像生现一个像疖一样的小肿瘤，我猜想可能是一个小创口，我把它标了出来，如果我被传染鼠疫死了，此处可以做个标本。
布拉尔虽然抱有为科学牺牲的准备，但结果他没有受染而死。这表明他的实验既不能说明鼠疫具有传染性，也不能说明不具有传染性。于是，布拉尔向法国“防治鼠疫委员会”建议，可以对被判处死刑的罪犯做这实验。一直来，习惯上都让死刑犯接受结果无法逆料的危险试验，如果这些人没有因此而死，就可以得到赦免。
根据布拉尔的创议，经过政府有关机构的批准，对五个死刑犯接种了鼠疫病人的血液和脓液。奇怪的是五个接受接种的囚犯中，只有一人死亡，另外四人都健康如常，而且死亡的这个也就不能肯定，是否就是这次接种造成的。
看到鼠疫的流行夺去一批批数以千计人的生命，医生和科学家深感有责任查明它的成因。在志愿者或死刑犯身上试验自然是一条常用的途径，最著名的如英国驻土耳其公使的夫人玛丽·蒙塔古通过她的好友威尔士皇妃，说服国王乔治一世，允许让伦敦纽盖特监狱中的任何一个重刑犯自愿接种天花，条件是在实验结束之后，如果得以幸存，他们可获释放。这一于1721年8月9日进行的“皇家的实验”，有三男三女六名犯人参与，结果除一名原来染过此病的外，全部染上了天花，且都全部康复，因而全都获得了赦免。
但医生的人道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要求他们不把危险加在他人的头上，而且对实验的效果总是不如自己的亲身体察。于是，总是有一个个勇敢的医生站出来，继续做自体实验。在诸多的这类实验中，法国的克洛德医生所做的一次是较为著名的，地点是鼠疫濒发的埃及。
安托万·克洛德虽然读的是一个穷人的学校，但是依靠自己的努力，在二十七岁时即成为一位名医，被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召为私人医生。在这之后，他按照法国的模式，在埃及创办了培养医生的学校，竭力设法招聘优秀的教师，取得很好的成绩。为了研究鼠疫，克洛德不顾危险，在自己身上做了人们难以想象的实验。
克洛德是想通过试验来证明，为什么引起经济瘫痪、令人恐惧万分的鼠疫，即使在严重流行的时期里，也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受到感染。
克洛德的实验，最初也像布拉尔那样，将“黑死病”病人的干燥后的脓和血，接种到自己的左下臂和腹股沟等共六处。不过他比布拉尔走得更远。他在自己身上划出伤口，将溅有鼠疫病人血液的绑带紧紧缚在上面；这还不够，他又割开皮肤，把鼠疫病人所生的痈中的脓汁嵌了进去，再躺到鼠疫病人刚刚死去还散发出暖气的被褥上。一句话，他这样做，目的是希望被传染上鼠疫。但是，结果他竟没有得病。
有时会“染病”死亡，有时又似乎不会被传染，这使科学家感到迷惑。怎么去了解鼠疫的性质呢？
有一位奥地利的医生阿洛伊斯·罗森菲尔德，当他在非洲利比亚的首都的黎波里工作时，听说有一种对付鼠疫的祖传秘方，为当地的医生们所称道。罗森菲尔德设法获得了这种药剂。他希望以此药物来作一次实验，当然，他并不是想通过这次试验来建立某一科学理论，而只是试验一下，是否确有一种防治此传染病的良方。
这药剂的原料是死去的鼠疫病人的淋巴结和骨骼，说是如果将它烘得干燥，粘成粉末，内服后，即能起防止鼠疫传染的作用。 罗森菲尔德服用了这种药剂，同时还让四十人也服用。
回到祖国后，罗森菲尔德向维也纳大学医学系介绍了这一药剂，希望得到最后的鉴定，作为防治鼠疫的药物。但是医学系怀疑它的功效，拒绝应用。于是，罗森菲尔德前往土耳其君士坦丁堡，最后找到君士坦丁堡佩拉街区的一家希腊人开的医院。在这家医院，有二十个鼠疫病人被隔离在那里。1816年12月10日，罗森菲尔德就在这里进行他的自体实验。他不做任何预防措施，就跟这些鼠疫病人住在一起，就像他自己也是这些危重鼠疫病人一样地生活。
一段时间后，看自己虽然一直与鼠疫病人来往，也并没有受到传染，罗森菲尔德决定做进一步的实验。12月27日，他将自己的大腿和手上开了创口，将从鼠疫病人脓疮上取来的脓汁接种上去，开始等待会有什么发展。很长时间都没有看到有染病的迹象。过了六个星期，看看没有什么，罗森菲尔德想准备离开医院了。可是突然发病了，而且呈现出来的症状完全是典型的鼠疫，很快，罗森菲尔德就在1817年1月21日死于鼠疫。
为什么接种鼠疫病人的脓汁，有的人丝毫无损，另外一些人却会受染死亡呢？
今天科学家已经查明，细菌和细菌之间存在着互相制约的关系。两百年前的人，是不知道什么细菌的。但是他们曾见患天花的人不会再患鼠疫，即使被染上了，也是很轻微的，不会有什么危险性。于是不由产生类似的信念，猜想疾病之间可能有互相克制的关系。正是基于这一信念，1755年生于意大利卢卡公国的医生优西比奥·瓦里进行一次自体实验，看这想法能否得到证实。
瓦里曾做过很多实验，重要的是鼠疫。只是鼠疫从1720年和1722年在西方最后一次严重爆发之后，欧洲就再也不见这一流行性传染病了。考虑到在意大利无法做鼠疫的实验，瓦里只好前往君士坦丁堡，来实现自己的验证理想。
1803年，瓦里来到君士坦丁堡的一家法国人办的医院。在这里，他在自己的拇指和食指中间的关节上割了一个创口，将天花病人的溃疡和“黑死病”人腹股沟淋巴结上的脓汁同时植了进去。他果然染病了，并且很快就获得了痊愈。瓦里十分满意，以为取得了正面的答案，随后就给许多人都作了这样的接种，来防止当时正不断地威胁着该城的流行性“黑死病”。可是不管他怎么努力，他的这种方法总是得不到普遍的承认。
回到意大利后，瓦里获得了做一名军医的职位。他一直坚持希望弄清他这一贯有的想法，他去了西班牙，当时那里正流行黄热病。为了研究黄热病，他还去了拉丁美洲，1816年还去古巴。他穿上刚刚死亡的黄热病病人的外衣和内衣，几天之后病逝，是一位为研究黄热病进行自体实验的早期的罹难者。
瓦里为预防“黑死病”进行自体实验的人道精神是极其可敬的。但专家评论说，预防疾病，关键是要查明传播此病的细菌，自然，在细菌学出现之前，没有查明传染疾病的病原菌，要做到积极防止和消灭包括鼠疫在内的任何传染病，都是不可能的。在此之前，一切工作，“多少都有点盲目，甚至带有不科学的迷信色彩”。而要真正揭示出“黑死病”的病原学，必须要在细菌学发展到相应的阶段才有可能。
的确，从根本揭示“黑死病”的本质，也是在1880—1881年法国微生物学家路易·巴斯德等人发现细菌之后，才有日本的北里柴三郎和生于瑞士的法国人耶尔森两位细菌学家共同努力、取得成功。
1894年，“黑死病”最后一个世界性的浪潮先是在中国的南方，随后在香港流行。法国当局担心整个印度支那会受到这流行病的袭击，命令在越南芽庄“殖民卫生工作队”工作的阿历克山得拉·埃米尔·简·耶尔森去香港研究黑死病的性质、传播状况和制止办法；与此同时，以北里柴三郎为首的日本研究组也来这里作这方面的研究。耶尔森注意到：“在这些被感染的城市里，发现地上有许多死老鼠。”而法国领事罗歇先生也曾对他说过，“这场灾难总起始于老鼠、水牛和猪严重受染之后人才遭到袭击”。于是，耶尔森先是对“黑死病”病人的血液和腹股沟淋巴结髓进行显微镜检查，发现病人的腹股沟淋巴结髓总是含有大量又短又粗的“杆菌”，对这种杆菌进行培养，然后接种到老鼠和豚鼠的体内，结果，老鼠、豚鼠死后，发现它们的淋巴结、脾脏和血液中同样有大量的这种杆菌。而且，耶尔森在房内和街上找到的死老鼠，各个器官内几乎总是都潜伏有大量的这种微生物。耶尔森又将健康的老鼠和接种过这种微生物的老鼠同关在一只笼子里，结果，接种的和其余的都受鼠疫杆菌的侵犯而死。从而认定老鼠就是鼠疫的主要传染源。
耶尔森是在1894年7月30日作出上述报告。北里柴山郎比他稍早几天，于1894年6月14日，也在香港报告了他类似的发现，随后经过一系列的实验，于7月7日报告说，他所分离的微生物就是“黑死病”，即鼠疫的致病菌。两人报告虽然时间有先后，甚至北里的报告还要比耶尔森的早，但学术界公认他们都属各自独立的发现；医学史家都承认他们两人的功绩。
对“黑死病”-鼠疫的本质获得正确认识，明确了老鼠是此病的带菌者之后，防治就不再盲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