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月，胡耀邦最后一次回湖南，住在省委接待处九所宾馆六号楼。1月4日上午10点，时任省公安厅长的我，去九所看望了胡耀邦。胡耀邦平易近人，与我亲切交谈了一个多小时。他的谈话诚恳、朴实、言简意赅，让我受益匪浅，终身难忘。
　　
　　“不解决农村、农民问题，四个现代化是一句空话”
　　
　　谈话一开始，胡耀邦就问我是哪里人？我答道：“湘潭县人。”他说：“过去浏阳属湘潭管，我们是一个地区的，过去的浏阳很贫困。我是一个贫困山区走出来的穷孩子，14岁参加革命，我一生对贫苦人民感情最深，是跟着毛主席、共产党领导贫苦人闹革命、求解放走到今天的。所以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一直在为农村、农民问题做文章。农民富不了，国家也富不起来……走上中央领导岗位后，我深感责任重大，跑遍了全国1700多个县，其中许多是贫困县，许多是革命老区，至今未脱贫，心里很难过啊！我们共产党人如果不解决农村、农民问题，不了解贫困地区的人民生活，那就谈不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也就是一句空话。”
　　
　　“我一生对毛主席最崇敬，感情最深”
　　
　　在谈到毛泽东的是非功过时，他说：“毛主席在‘文革’中确实有错误，但是他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的丰功伟绩是永存的，是不可磨灭的。我一生对毛主席最崇敬，感情最深。小时候，我就趴在浏阳文家市的墙头听毛主席讲过‘共产党的小石子也能砸烂国民党的大水缸’的革命道理。以后在漫长的革命道路上，毛主席一直对我很关心。1966年‘文革’前夕，我访苏回国，毛主席亲自听我的访苏情况汇报，一谈就是4个小时。毛主席听了我的汇报后十分高兴，连声赞扬，并留我一起吃饭，十分和蔼可亲！”
　　
　　“对‘文革’我也很不理解”
　　
　　他说：“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许多人不理解，我也很不理解。当时我已离开团中央到西北局当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文革’开始打倒一切后，西北局已经无法开展工作，我只好回北京休息，正碰上团中央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要向中央‘文革’小组作检讨。由于难以过关，当时主持团中央常务工作的胡克实十分为难，主动找到我，诚请我一道参加汇报。本来，我已离开团中央不便参加，但考虑到胡克实的难处和同志间的情谊，还是同意了参加这次汇报会。这次汇报会，毛主席和叶剑英及中央‘文革’小组的人都参加了。当胡克实汇报团中央所犯错误时，我主动插话为胡克实承担责任。江青插话指责我说：‘不要多嘴。’我十分恼火。汇报结束后，叶剑英为了给团中央的同志开脱说了一句话：‘看来团中央所犯错误是糊里糊涂犯的错误。’会议气氛十分紧张。叶剑英讲完后，无其他人发言，最后毛主席只讲了一句话：‘什么糊里糊涂，完全是明明白白。’这次汇报会就这样结束了。”
　　在交谈时，我问胡耀邦：“听说你参加八届十二中全会迟到了，为什么？”他说：“确实迟到了，但有特殊原因，八届十二中全会是在特殊情况下召开的。当时许多中央委员被打倒靠边站，而不能参加会议。临到开会时，因缺2名中央委员过不了半数而开不成会。周恩来为此请示毛主席怎么办？毛主席说：‘从最年轻的中央委员中选2人参加会议。’当时八届中央委员中只有我和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最年轻，临时确定我俩参加会议。因我是临时确定参加这次会议的，又是从牛棚里拖出来突然参加会议的，没有一点思想准备，所以迟到了。”
　　
　　“公安政法工作要注重研究新情况、新问题”
　　
　　胡耀邦十分关心政法工作。他问我：“现在的社会治安新情况新问题比较多，你作为厅长究竟如何搞为好？”我向他汇报了湖南的社会治安情况及我的意见和看法：“一是要有全局观念，新时期党的重要任务是发展和稳定，一定要把维持稳定，保护人民，惩治犯罪，促进发展作为自己的根本职责，坚持常抓不懈，长期不动摇。二是要坚持群众路线，牢固树立执法为民的思想。公安政法工作不能脱离群众，更不能为搞创收而陷入一切向钱看的黑洞里，那是一条自毁长城的绝路。三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和法制观念的统一。公安政法工作没有党的统一领导、协调各方齐抓共管是绝对搞不好的。如果没有法制观念，甚至以言代法，以权压法，也必然会把事情搞乱搞糟的。”胡耀邦点头表示赞同，并嘱咐我：“在公安政法工作中一定要注重调查研究，要深入研究新形势下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提高公安政法工作的执法水平和适应能力。”
　　胡耀邦与我的那次谈话已过去16年了，但我至今记忆犹新。对我来说，它是一次终生难忘的教诲，将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
　　
　　（作者系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