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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将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作为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迈入了新的征程。《实现人工智能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合发展的创新思考》探讨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育人与“智慧育人”的科学性与时代性的协调统一;《基于议程设置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探讨了如何运用议程设置的原理和方法助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网络拟态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困境与出路》指出在网络拟态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新的挑战，应采取多种措施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大数据助力精准思政的逻辑进路》则探讨了如何使用大数据助力精准思政。本期针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这一主题，组织刊发了四篇论文，从不同的角度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分析讨论，希望能进一步丰富相关理论和方法，为后续研究提供借鉴。
摘要：在“万物互联”的“后机器学习”时代，人工智能以增强人类认识与改造客观世界能力的生命样态而存在，搭建起了主流意识形态直接起作用的媒体环境。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转型创新，必然要主动契合这一智慧生态语境的现实变化，全面剖析人工智能融入教育生态的合理性，理性研判拟人智慧融入日常生活场景和思想教育活动的时代意义与技术困境;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生态的智慧化发展趋势，充分观照人工智能生态与思想政治教育深度融合所体现的学理意味，科学重构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灌输场景、主体关系、传播层次与伦理关怀，确保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育人与“智慧育人”科学性和时代性的协调统一。
关键词：人工智能;思想政治教育;深度融合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21）04008909
在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生态系统日渐生活化、社会化的今天，传统意义上为教育活动提供技术工具的“互联网信息时代”正在向以人工智能生态链、云技术等为驱动的“泛媒时代”转变，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与协同发展将是当下社会数字化发展的趋势。人工智能生态深刻改变着人们理解思维过程和价值观养成的传统范式，自然也涉及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以下简称“思政教育”）融合发展的理论关注和技术思考。事实上，人工智能
基于算法模型帮助教师完成场景教学的结论性工作，并非完全脱离现实的拟态世界，而是具有人工智能视域下思政教育实现有效接受、内在认同的新特点。人工智能能否匹配“教育+”生態内涵，这种基于新生态系统集成的“群体智慧”，其虚拟状态的交互性能否使特定交往情境应然的情感共鸣与伦理认同达成同样理想的状态，实现高质量高水平互动，需要着重探讨教育主体如何选择“思政教育+AI”场域融合的伦理关怀与逻辑发展的起点，以及人们能否坚持从科学审慎、理性批判的视角看待“AI+”交互场景的强势崛起。
一、思政教育与人工智能生态融合发展的理论条件和逻辑慎思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和教育深度融合。”[1]可以说，随着人工智能生态的强势介入，已然深刻改变了传统思政教育框架的生态环境。基于新生态圈建构的教育交往关系要持续保持耦合协调，智媒时代高校思政教育要实现彻底的结构性改革，加之“AI+”新社会形态的融合伴生，亦呼唤尊重更趋多元化教育需求、共建智慧教育生态，与强调意识形态科学灌输、有效接受、内在认同等方面的和谐统一。据此，“智慧思政”逐渐成为了影响青年大学生思想行为和价值规范的技术生活的发展趋向。这样的改变，与其说是一次历史性的“技术革命”，不如说是彻底的“认知革命”，是旨在共“赋”未来的“范式革命”。
（一）人工智能生态合理演化的理论条件
1.人工智能的工作定义解读
人工智能，是基于大数据记忆和云算法的、具有“拟人化”特征与不断发展的深度学习技能，能够完成那些需要不同的智慧形态并通常由人类完成的事情，从而超越人类智慧的智能行为系统。它是技术性或工具性的客观存在，是关于思维、行动、感知能力的综合支持模型建立的表示系统，由机器学习、自然语言理解、语言陈述与“专家系统”整合而成。人类复杂的社会活动与思维意识是这一拟人智能生成的起点。它源于人类对智能实质的兴趣、探知的欲望，希望其“通过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类智能，产生具有类人智能的机器系统”[2]，体现为一种“虚拟的、自由的、创造性活动”[3]，代表着“以生命为基础的高级理性能力”[4]。通过解释数据、从数据中学习，帮助人类的决策更为细致，是人脑机能的延展。它以“虚拟符号系统+思维表征产物”[5]的形式，通过严格数据训练，形成属于自己的认知方式，以及足够有效的信息反馈和交往互动来再现人脑神经系统感知外部世界的环节。
这里的大数据来源于人类活动，基于预先设定的技术原则与拟人智能生态的发展现实;而深度学习同样也是人工智能利用大数据的“自我充电”，以如同图灵所说的“婴儿般的学习能力”形成提炼有效信息、建构模型的过程。当然，随着传统意义上物理世界与互联网技术发展的高度融合，人工智能将有机会具备仿真、拟人的深度神经网络功能，能更鲜活、更“优雅地”模仿、学习人类解决问题的逻辑策略，经历“‘智’生万物”的场域转换，“形成从宏观到微观各领域的智能化新需求、新产品、新技术、新业态，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甚至社会结构”[6]。
2.人工智能生态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的场域特征
“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正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学习方式，推动人类社会迎来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时代。”[1]从生态系统建构的角度而言，人工智能的定位是广义教学生态的固有组成部分，它参与教育内容的创新，分担部分基于教育数据挖掘和云平台分享的工作。人工智能生态是通过智能计算和大数据记忆用户思维习惯等，提供近乎“镜像还原”的、人机云端交互服务等诸相关因子的集合体，是促进教育平台多元化向跨时空域互联互通、多维交互转变的重要技术因素。 人工智能生态擅长并发计算与逻辑推算，提供稳定的知识输出，长于数理逻辑与运算程序，有必要的约束条件——程序。它由智慧数据支持，提倡和鼓励内容交互、资源交互、师生交互、生生交互，强调极致的理解能力、更为复杂的社会沟通，能够与思政教育活动的深度交融互嵌，彼此相容、相互需要，形成智慧化、个性化、自适应、“泛在学习”的教育生态。由此可见，人工智能与思政教育的科学交互关系，应是“人”和“智能”的耦合协调，是技术加生态、竞争与合作的关系，讲求“内容多元、渠道多样”;通过扩散用户知晓和认可，产生用户黏性，强调高粘合度、高契合度，体现为“跨界融合、群智开放、人机交往、深度学习”的“互融共生”教学形式，凸显交互性、自主性、直观性、互动性的特点，即“全向互动、深度融合”。这里所强调的“深度融合”，必定是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既有耦合协调，也有在各自价值统一层面的“智慧标识”，表现为社会属性与技术属性的高度耦合。
无论智能技术在多大程度上被人们所接受，无论是“工具说”还是“生态说”，它们的必然归宿应是“AI+生态”深度融入各种复杂的工作环境和一般生活世界，作为人类实现更广范畴自由交往生活的基础。人工智能与思政教育的场域融合，强调的是传统教育生态的转型创新，产生教育合力，而绝非解构。“思政+AI”协同发展、耦合协调的场域特征，要展现的是两者共融互促的内在关系，着重思考基于人工智能生态智慧交互的话语场域，新时代思政教育应以怎样的心态接纳、融入在感知与体验等诸方面存在相当超越性的人工智能教育生态。
（二）“思政+AI”协同融合的逻辑回溯
1.厘清对新生态思政教育实质的科学认知，明确“智慧融合”具象客观的存在方式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7]520。在虚拟样态智慧生活日趋成为主流的状况下，融合人工智能生态的智慧化思政教育发展趋向，整合了人工智能学习技术、人类智慧、学科教育等诸方面，体现出云服务与智慧感知的特征。伴随着人类社会“智慧进化”的演进趋势，人工智能的进化以数字化和理性逻辑为主，但毫无疑问，其学习理念与当下高校思政教育转型创新的实质仍是基本相通的。这种协同融合强调主动陪伴、自主思考、动态筛选和智能标记，丰富了思政教育思想实践活动的“非标准化”创新思路，能使思政教育以更浸润的方式持续关注受众对象就习得的思想观念、价值规范主动理解、自觉接受，进而产生有效认同的整体过程。
毋庸置疑，人工智能生态是大有可为的，既能实现智能叠加（创造力提升）的功效，保证和体现人类智能的独有智慧优势，也有助于思政教育更专注于培养学生自主学习与实践创新能力，全面参与建构价值信仰世界与理想信念世界，引导青年学生强化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与自我认同。因此，在“AI+”传播视域里，新时代思政教育强调对主流思想价值的尊崇，它有政治宣讲的基本要求，蕴含情感浸润的隐性教育目标，其本身依托于話语形式美感、内容渲染、思想引导和理论渗透;坚持对合理性的积极追问，坚持思维方式的批判性、科学性和否定性;始终以科学的唯物辩证法分析科技异化现象，以更为鲜明的自我意识和主体身份认知，保证数字技术社会化的趋向不至于演变成人的“工具化”，进而准确把握“AI+”新舆论生态下，教育对象信仰世界、价值世界的科学意义。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也曾讲道：“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7]162可以说，人类思考模式或思维特性是先就某一事物或问题达成物理意义的自主共识，进而完成价值意义的统一理解。人工智能的技术思路则是熟悉“人化”语义场域，充分照顾思政教育对象个性化或高度个体化的窄播要求。个体的主体思维不可避免地与一个共享共融共生的、人与人更为密切的普遍联系的“万物互联”时代发生碰撞。人工智能不再是纯粹的技术因素，而愈发显现出深度浸润的特点，与特定主体的思想学习活动或政治教育过程的关联度在增强。
需要强调的是，人工智能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工具场域”，并不仅是对技术革新的贡献。这里的“智慧融合”也为强调意识形态内容刚性意味的思政教育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即这种基于大数据多维呈现的学习系统，能够将技术关注层面上升到传统技术与时代意味共存的“人文层面”，能够增强这一教育活动理论灌输的时代特色与科技气息;并全面融入“教与学”的过程，寻求更为丰富的智慧学习支持下教育影响的“可视化效果”，使得“智慧思政”的在场方式更加具象、客观，这是万物互联的智能时代人类进化在生物意义之外的新特征，它取决于人所处生活环境智能因素的存在状况，也与人类智能主体和“类人智能”之间的价值联系有关。
2.重新定义“思政+AI”教育价值与理解场景，彰显新教育样态协同育人的综合效能
在谈及科学发展与人类生活的现实关系时，马克思指出：“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发展。”[7]193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技术逐渐渗透到大学生思政教育的相关场景，交往双方彼此认同的“门槛”被降低，其类人化、公共化倾向在极大改善传统思政话语的语义系统、拓展教育话语体系理论蕴涵的同时，增加了主客体在新生态环境中的交往联系，更为直接地将价值认知延伸至科学理解、自觉接受与有效认同，落脚于接受主体主动内化的道德意识，通过虚拟实在尝试着在拟态交往中寻求更为接近真实的共鸣。这里的“接近真实”，是只有在现实场景中才体会得到的交往感受。而人工智能的技术进化、深度嵌入使得智慧生活场景变得更加多维，它在积极参与海量数据筛选、记录人类生活习惯的同时，也通过“AI+”的形式渗透到包括教育生态在内的更多的应用场景中。
因此，随着人们对于基于智能算法的自然语言系统、交互功能认识的愈发深入，人工智能有机会参与人际交往场景的话语习惯抓取，以高阶语义环境分析，甚至能通过确定受众喜好，以“算法聚类”选择最恰当的教育话语自动匹配。传统的教育者与人工智能“拟人教师”共同在线上线下进行互动，共同扮演思政教育协同主体的相应角色。需要说明的是，“思政+AI”能透过“智慧学习”情境，使其具有更多“技术转轨”的可能，而人作为思想意识、情感体验内化固化外化主体的独特地位仍然稳固。基于此，人工智能基于个性化智能教育模型，主动嵌入传统思政教育主客体人际关系网络，思政教育主体原本“唯一”的思想理论、道德规范、价值体系等内容的“知识性角色”，在赋予适当教育监管因素之后，可以让渡一定工作给“人工智能教师”。信息对称、学习行为的泛在性，促使相关社会实践活动也有了数字虚拟的“出场选择”，跨过后工业时代技术门槛的知识产品的生产和传播不再受限于任何情境。这样，生活与学习、工作，科学与教育等不再“泾渭分明”，认知方式的多元化也似乎在有意识地提示思政教育活动双方不再介意身份隔阂，没有时空界限、多场景承载的教育内容不再有“过去时”或“不可更改”的标签。 可以说，思政教育理论灌输优势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入现代教育情境，将会是科学灌输基础上的教育价值的升华。深度融合、全场景融入的达成，就高校思政教育主体而言，需要明确只有体现增益效果，育人功能才有所保证。所以，新生态下思政教育工作者们需要关注的是如何探察这一拟人智能的本质，对应着“思政+AI”新型教育样态，体现为全时互动、全媒体情境融合的特征，实现教育场景“深度交融、循环交互”的“形合”与“神似”，提供更有针对性、更直观、更易于接受的情境认知模型，使得建构“虚拟的亲密关系更加便利”[8];通过帮助人工智能习得基本感知、辅助甚至是引导学习的本领，保证思政教育于“AI+”话语场景“自觉自为”的应然出场，使其承担范畴更广、更为明确的铸魂育人任务，体现思政话语强调理论宣讲的阐释力度和解析深度，以及人工智能生态话语长于语境契合优势的功能统一。
二、人工智能生态与新时代思政教育融合发展的价值辨思
人工智能的全向渗透如同社会化媒体一般“无孔不入”，它在以几何量级向人类智能延伸的同时，其主体身份的“空心化”“透明化”、教育对象的“数据性”、崇尚虚拟智能的工具性应用大有取代传统生活世界的“理性实践行为”之势;另一方面，与强调应然伦理诉求和理性价值规范的思政教育能否进行有效融合，也成为了“思政+AI”生态中的热点话题。因此，如何科学对待由此引发的价值关切、能否改变当下社会交往的“技术依赖”、消除社会关系的“异化”表现，是高校思政教育转型创新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一）工具或伙伴：人工智能技术关系的甄别困局
随着人类对基于数字思维的信息传播效用的理解愈发深刻，我们总能比过去更加数字化。而人类智慧的进化论特征显然与人工智能的科学技术演进是有区别的，后者当下的“生存意义”多为符号智能，需要模仿人类完成任务的方式或重复智慧生物的进化过程，无法自主分析因果和具体场景，充其量只是“拟人化应用的进步”。虽然“AI+”强调动态、交互，但其本身也表现为“有自主意识、有明确意愿”的竞争性智能，是与人类相竞争的智能，因为它正改变着“人类实际存在的方式”，“数字化生存所以能让我们的未来不同于现在，完全是因为它容易进入，具备流动性以及引发变迁的能力”[9]。据此，交往双方不再需要考虑对方的实际出场，应然的价值要求很难以科学灌输的方式为受众群体所欣然接受和主动认同，这也使得基于情感体会的“自愿交往的自发性，要比偶发的交往少得多”[10]103，引发社会成员之间的情感疏离或“过度拟合”;加之缺乏正确态度的学习者可能异化为一味迎合和追捧智能应用的“AI拥趸”，对人工智能“乐见其成”，是“为了理想的工具而来”，丧失了超越现实的积极追求，自主反思也就无从谈起。
另外，在受众偏好的确定上，人工智能尽管有着超越既有水平的算法优势（也许未来会有更多人工智能通过“图灵测试”）和强算力;但可能存在的泛社会化、过度资本化，以及基于用户语言惯性而形成的智能算法，有可能导致因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主导权失衡和技术操纵而可能带来的“反智”困局。人工智能的工具性与角色化被无限放大，表现为发散的“注意力资源”，可能“夹杂”被对象性算法筛选遗漏的“虚假或错误信息”，会侵蚀普遍认可的教育伦理观，弱化科学定义人工智能学习伙伴的新身份，使相关个体在这一有着明确政治价值目的的活动中，并非总是以实践主体的方式呈现，而是相反。“有血有肉”的个体变成数字化、模块化且主体价值缺失的“被实践活动改造的对象”。即使人为赋予其被绝大多数社会成员认可的“道德规则”，基于理性情感和道德自律的“自我立法”依然有潜在的、不可控的科技风险。与人类理性批判所依存的复杂因素不同，它没有基于人类的历史传承和文化沉淀、熏陶的道德自觉。当然，这都可以解释为“当我们有限的理解力面对无限的虚拟世界时，便会产生这种感觉”[10]142。然而，却也能窥见相较于无论是初级层面的工具意义的延伸，还是“AI乐观主义”对进入深度学习阶段“繁荣景象”的盲目鼓吹，关于如何坦然接纳人工智能生态，人类是“心存疑虑”的，可谓是“敢问路在何方”。
（二）重构与共生：人工智能与思政教育互融互鉴的“何以能”
应该说，思政教育发展实践中自身的困境，实则是传统思政教育内在系统滞后的表现，需要通过人工智能智慧迁移重构教育生态，强调教育内容动态生成和情境浸润，打造智慧型“属人生态系统”。人工智能作为创造性模仿“自然智能”的新生态，所带来的是思维方式、教育理念的重塑，扩大了人们交往互动的外延，甚至超越了主客体范畴的发展要求，导致了主客体责任边界模糊，使它的行为“在完全脱离现实的基础上却可以完全符合逻辑”[10]19。拟人智能不再需要考虑人的主观意愿，却能做到“鱼和熊掌两者兼得”。
事实上，相较于本应由线下思政教育活动更多承担的隐性育人工作，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入与“标准化应用”既提升了其智慧属性与教学统一性，为“无监督学习”提供了结果支持和判别依据，也由此导致个性化的学习方案可能会被统一规制的数量模型所替代，进而消解本应展现的“百花齊放”的多元态势;而必须通过情境交互浸润的方式方可完成的德行习得和伦理规范教育，也可能会被“离散型人际关系”、符号化的线性数理符号体系所取代。人们最终看到的只有“是或否”“对或错”等程序逻辑体现的“单向度选择”，思政教育程序化发展趋向也会更为明显。在传统、形而上的场域里，人们依然需要相应的教学内容、目标指引和人际关系;但现实中社会性存在方式弱化——表现为交往特性及其实践意味减弱了许多，与“精神产品生产”教育行为相对应的“精神交往”被有意无意地回避了，最终导致“为了教而教，为了学而学”的功利性趋同。
同时，也表明了新舆论情境下，人们无论是否担忧人工智能会影响高校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重要阵地的关键地位，是否确定能处理好意识形态教育工作与思政教育现代性发展的内在统一关系，人工智能基于算法设计和数据建模的编程语言与前者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之间，都存在着相当“理论距离”的话语张力。除此之外，“互融”能否意味着“共生”，我们还应该关心意识形态主导的思政教育能否理解人工智能时代对于主体间性的重释，能否厘清“话语主导”与“技术支持”的相容关系，准确定位学习者复杂情感与思维运动的应然存在，科学解答技术如何演绎“理性”与“感性”，这些都是“思政+AI”互融共生需要突破的学理瓶颈。最终两者能否彻底达成共生发展，可谓是“任重而道远”。 三、实现“思政+AI”耦合协调、深度融合的路径思考
事实上，人工智能参与下的人类“智能进化”，一方面在技术上确实更趋完美，另一方面在认知深度上，通过与其他认知形式的互动、碰撞而不断生发出新的思想。人们不必斤斤计较“谁是智慧主体”，或是过于纠结“谁将来会主宰谁”;应该关注在“智慧教育+伦理关怀”的情境共融、氛围引导中，在全新的学习生态主体间关系中，如何实现“涵盖学生完整学习圈的学校教育场域重构”[11]，观照到新舆论生态下的人性内涵，倒逼高校思政教育理念、方式的“革命性创新”。
（一）强调“智慧思政”的“融合聚变”与学理支撑，形成“意境深远”的话语表达
在人工智能生态系统普遍渗透社会生活情境的今天，其已逐渐演化为现代社会物质生产活动的新形式之一，必然会反映当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发展态势和内在需求，也已然成为人工智能时代意识形态教育工作必然要考虑的。总体而言，新时代思政教育既要有“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视野，又要避免因为担心“曲高和寡”而一味迎合的举动，不再局限于传统互动场域的“主体身份规定”。这里不仅有合作，也有竞争。应该说，每一次人工智能革命引发的都是合作与竞争关系的转换与更迭，这种动态变化的竞合关系是正向的，是催化质变、放大成效的应然选择。
人工智能技术内容与思政教育学科知识相融合，进行“智慧思政”教学互动，同样能够“利用智能技术支撑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教学方法的改革、教育治理能力的提升”[6]。尤其是以更具教育体验的形式重构教学生态，跨越维度限制，通过扩增现实进行深度仿真模拟，以人类可感知的现实世界物象呈现。具体而言，通过“AI+思想政治理论课”“AI+学科专业课”等综合发力，鼓励支持“AI+”关注领域延伸至思政课程建设的总体设计，建构“课堂革命+AI+综合学科研发”的实践基础，实现多专业、跨学科的交叉深度融合，体现“智慧思政”所需要明确的内容广度、信息便捷和体系结构的完善性，以知识性、学理性更鲜明的学术话语替代一般意义上的程序语言。
“智慧思政”的教育对象是移动互联时代的“原住民”们，要达到有效的思政教育价值传播，需要积极引导青年学生坚定崇高理想和政治信仰，于“春风化雨”之中“向善而生，比心而行”，增进“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隐性教育功效，构建新生态环境下思政教育有效接受的基本价值前提。科学的理论必然要适应现实、适应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当代中国最好的意识形态。因此，确认思政教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首要强调的是应完全主导“思政教育舆论场域”。既要考虑思政教育的政治性和真理性，也要凸显叙事性、生动性;强化其蕴含的政治领导、科学引导与话语主导功能，促进意识形态的大众认同、中国话语故事的价值共鸣，这是话语建构的基本要求。
新时代思政教育话语转型创新向何处去，需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积极应对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挑战，增强人工智能时代思政话语的影响力、感染力、说服力、解释力，使话语内容更为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学生;去除崇尚平等自主的人工智能语义系统对思想生活实践活动可能产生的“遮蔽”，摒弃任何枉顾事实的“主观建构”;保障在日益强化个性定制的教育过程中，思政主体内在的思维主导性与自主性，为教育对象提供终身、交互、自适应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内容，保证思政教育的有效供给，满足真实需求。
（二）强调智慧主体中心化和主动交往，凸显“技术亲和力”，建构智慧学习共同体
思政教育所追求的充分交往，其实质是所有参与主体共同尊重平等交往原则，经由彼此认可的“介质”来实现全向互动、基于“主客主”的精神生产实践活动。人工智能的深度介入、建构基于智慧教育生态的主体间性教育关系，主动分享教育过程应然体现的主体身份，承担创新思维与感性认知等方面的数字化扩展与延伸的任务，对于促成思政教育的有效接受与认同而言，是成系统的有机整体。
智能科技嵌入高校思政教育传统生态鏈，互动场域弹性增加，教育需求“私人订制”改变了价值劝说的切入角度。人工智能通过云数据平台自由交互的交往场域进行目的性迁移与教育过程的精细预设，形成“类人”的情感计算能力，以工具触觉去感知教育对象的真实需求，规范数据共享机制，以技术赋能观照到不同性格趋向和教育需求的学习者，重构思政教育传统意义上的“中心化主体”生态，体现思政教育“生态圈主体中心化”的显著特征，强调平等主动的社会交往。通过精准施教活动提供“滴灌服务”，“改变和翻转了传统课堂的过程结构和生态场景”[12]，主客体教学交互更加注重体现多向度主体间性的建构需求、定制化思政教育的供需特征，避免了因交往不充分导致的“沉默的螺旋”现象，使得思政教育理论灌输的权威性、主导性与新话语场景教育内容的多样性、接受对象的个性化更为契合。
基于此形成的“智慧型主体关系”，无论主体身份如何转换，都有如“身临其境”，都会主动生成体现理论温度与情感共鸣的“亲和关系”。如此，既能保障思想认识、政治观念以及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性，不失思政教育政治宣教强化功能;又能通过赋予人工智能适度的教育权利，改变以往教育过程中角色分工绝对化的教育关系，达成情感浸润、思想共鸣和价值认同的目的，实现教育效果。同时，“重构教学流程，并运用人工智能开展教学过程监测、学情分析和学业水平诊断，建立基于大数据的多维度综合性智能评价，精准评估教与学的绩效，实现因材施教”[6]，提供强调个性化、适配度的教育方案，也体现了“精准教育”“智能陪伴”与智慧学习的新特征。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强调，人工智能可以作为“实现教育生态重构的有效手段”[13]，而且“AI+”场域群也表明单纯数字化的传统在线教育已然逐渐向基于区块链场域重构转变，人们不再依存于有固定边界的学习情境，云数据和精细算法整合同构之后的智慧云平台促成了互联网时代学习者特征的迭代嬗变。基于大数据的学习行为分析和教育全过程，提供了更为系统、科学的主体教育内容与监测数据、过程评价分析，其数据记忆在人工神经系统加权生长。学习者有效接受状况的全过程监测为人工智能时代个性化教育提供了技术支持，这种基于算法规则形成的课堂教学与情境体验的过程反馈与结果评价即“反馈回路”，会使得人工智能自主学习更高效、更有确定的方向。教育者实施教学行为的过程性评价与同步反馈创造了“主体间互惠”的可能，契合了思政教育总体目标提出更具时代特征的工作要求。 需要指出的是，新生态中的主体身份必然相对于其教育对象所处环境的迁移而主动适应，自然也会涵盖人类智慧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所产生的关于“主体统一性”与“个体自我意识”的讨论。能发挥更为灵活的学习主体共享中心效应，实现思政教育活动与人工智能场景的线下非同步与线上同步的深度融合、全面渗透和交叉嵌入，实现“内在主体间性与外在主体间性”，以及“教育场景生活化与学习者身份中心化”的有机统一，实现“学习内容与个体知识与能力状况的精准适配”[14]。所以，教育者需要认同并接受这种主动交互模式，这是对延伸至整体生态系统（包括对教师教育者主体身份）的重新定义，旨在关注线上学习交往的实际诉求，助力线下思政教育主客体的思维交流和理论认同。继而“人与技术之间、人与机器之间、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从传统的主客体关系变成了一种可挑战主体间的关系”[15]，“能够在智能的无形之物、机器的有形之物和自身的生命成长之间建立起有机关联、多向转化的共生关系”[16]，形成基于“同理心与共情心理”的有社会责任感、使命担当且个性鲜明的人格品质，积极建立“智慧学习共同体”（见图1）。
（三）强调“思政+AI”教育生态应有的人文关怀，赋予人工智能智慧实然科技伦理特征
思想教育的复杂性来源于人自身的复杂性，强调有确切价值倾向的思想教化，关注的恰是当前人工智能生态所缺少的关于社会权利与生存意义的理性思考。“思政+AI”范式呼唤肯定人性教育的主体责任和积极乐观的人格品质，受众群体较之于以往有更明确的“同理心”，及时引导青年学生群体真正接受、由衷认同主流核心价值观;人们也寄希望于探索人工智能基于大数据、“云计算”等场域的深度参与，体现更确切的人性关怀情结，侧重于“情感呼唤”，建构符合现代社会价值共识的“AI+技术伦理观”，让思政教育“更聪明一些，更智慧一些”。通过更为积极的“类人智能”渗透到更多的生活世界和工作场景中，规避因公共生活领域少数底线道德沦落带来的“心理不适”和“道德恐慌”，释放数字化生态圈的“积极善意”。
应该说，“人工智能研究对人类道德的冲击或许远高于其他科学活动”[17]。人工智能科技伦理规范的建构，首要的是人类自己应主动关注社会历史迁演，关心自然世界，尊重平等自由交往，遵守伦理价值的社会共识。“思政+AI”的深度融合，需要厘清人类社会的道德伦理准则，确定基于适用数字语言和算法的基础情感表达，体现更为鲜明的生命关怀特色，为教育主客体营造“喜闻乐见”的对话氛围，以及基于仿真深度神经网络反馈的价值选择范式。即便是人工智能有着“五彩缤纷”的应用场景，也不能彻底摒弃终极关怀、迷失人文精神，不能任由考虑动机纯正与理性抉择的“价值理性”完全失落。
所以，技术也许是冰冷的，“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7]163，依然需要合理地应用应然的科技伦理关怀，需要关注人工智能“行为伦理与科学要求”。由于“人的思维的最本质的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18]，同样需要人们对坚持技术至上而衍生的工具理性思维保持足够的警惕，需要人们对于“芸芸众生”始终保持 “同理心”，有应然的德行修为、人生成长的坚定与坚韧，进而通过“建立伦理道德多层次判断结构及人机协作的伦理框架”[19]，适时主动地就人工智能的“伦理约束”等方面予以明确和必要规范，有选择地投射到教育对象身上。
值得强调的是，作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关键群体和“原住民”，青年学生应该得到更多的理解、尊重，让他们的价值选择更有意义，更愿意尊重人的生命本性，认同并坚守道德伦理底线，将他人和自身的道德尊严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明确数字生活领域的社会责任和政治担当，将“有尊严的生命”“有灵魂的人格”作为理解世间百态、处理人情世故、践行道德习惯的重要前提，深切体味“向善而生、终遇美好”。从伦理素养来说，人工智能也需要引导学习者体悟更为正向的生存意义，避免出现对主流社会价值的消解，坚定新时代思政教育的目的价值与人文主义实质。
总而言之，新时代思政教育聚焦的是有理论深度和意识形态要求的精神实践。同样需要教育主体明确人工“智能”而非人工“工具”的认识，“使得数据开始‘懂得人心’”[20]，有意识地就受众对象正确价值观、必要人文伦理关怀的养成，理性对待和理解人工智能等，进行赋权合理的适度关切，反思技术思维融入新时代思政教育铸魂育人历史任务与逻辑结构的应然表现，推动大学教育人本主义的科学评判。通过被赋予“时代温度”，真切体会人工智能智慧深度融入生活世界所带来的科技体验，更好地引导人们以积极客观的心态接受由此带来的“无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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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ve Thinking on Realizing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y
HU Gang
（School of Marxism， Hu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ngshi 435002， China）
Abstract：
In the “postmachine learning” era of “Internet of Everyth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xists to enhance the human ability to understand and transform the objective world. It has built a media environment in which mainstream ideologies can directly play a rol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must actively adapt to the real changes in this intelligent ecological context， comprehensively analyze the rationality of integrat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to the education ecology， and rationally study and judg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times and technical dilemmas of integrating anthropomorphic wisdom into daily life scenes and ideological education activities. We should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intelligent development trend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 discourse ecology， fully consider the academic meaning embodied in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cology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scientifically reconstruct the indoctrination scene， subject relationship， communication level and ethical care of tradition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o as to ensure that the scientific and contemporary coordination of Marxist theory education and “wisdom education” is realized.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deep integration
（编辑：段明琰）
收稿日期：20200811
基金项目：湖北省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中青年理论家培育计划（第七批）（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前期资助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两个伟大革命”重要论述研究（20ZD226）;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基于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接受问题研究（18Z113）;湖北师范大学教学改革研究重点项目：“互联网+思政课”生态环境下课程教学与考核评价的改革创新研究（2019008）
作者简介：
胡刚（1981），男，湖北天門人，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摘要：在“万物互联”的“后机器学习”时代，人工智能以增强人类认识与改造客观世界能力的生命样态而存在，搭建起了主流意识形态直接起作用的媒体环境。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转型创新，必然要主动契合这一智慧生态语境的现实变化，全面剖析人工智能融入教育生态的合理性，理性研判拟人智慧融入日常生活场景和思想教育活动的时代意义与技术困境;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生态的智慧化发展趋势，充分观照人工智能生态与思想政治教育深度融合所体现的学理意味，科学重构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灌输场景、主体关系、传播层次与伦理关怀，确保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育人与“智慧育人”科学性和时代性的协调统一。
关键词：人工智能;思想政治教育;深度融合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21）04008909
在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生态系统日渐生活化、社会化的今天，传统意义上为教育活动提供技术工具的“互联网信息时代”正在向以人工智能生态链、云技术等为驱动的“泛媒时代”转变，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与协同发展将是当下社会数字化发展的趋势。人工智能生态深刻改变着人们理解思维过程和价值观养成的传统范式，自然也涉及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以下简称“思政教育”）融合发展的理论关注和技术思考。事实上，人工智能
基于算法模型帮助教师完成场景教学的结论性工作，并非完全脱离现实的拟态世界，而是具有人工智能视域下思政教育实现有效接受、内在认同的新特点。人工智能能否匹配“教育+”生態内涵，这种基于新生态系统集成的“群体智慧”，其虚拟状态的交互性能否使特定交往情境应然的情感共鸣与伦理认同达成同样理想的状态，实现高质量高水平互动，需要着重探讨教育主体如何选择“思政教育+AI”场域融合的伦理关怀与逻辑发展的起点，以及人们能否坚持从科学审慎、理性批判的视角看待“AI+”交互场景的强势崛起。
一、思政教育与人工智能生态融合发展的理论条件和逻辑慎思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和教育深度融合。”[1]可以说，随着人工智能生态的强势介入，已然深刻改变了传统思政教育框架的生态环境。基于新生态圈建构的教育交往关系要持续保持耦合协调，智媒时代高校思政教育要实现彻底的结构性改革，加之“AI+”新社会形态的融合伴生，亦呼唤尊重更趋多元化教育需求、共建智慧教育生态，与强调意识形态科学灌输、有效接受、内在认同等方面的和谐统一。据此，“智慧思政”逐渐成为了影响青年大学生思想行为和价值规范的技术生活的发展趋向。这样的改变，与其说是一次历史性的“技术革命”，不如说是彻底的“认知革命”，是旨在共“赋”未来的“范式革命”。
（一）人工智能生态合理演化的理论条件
1.人工智能的工作定义解读
人工智能，是基于大数据记忆和云算法的、具有“拟人化”特征与不断发展的深度学习技能，能够完成那些需要不同的智慧形态并通常由人类完成的事情，从而超越人类智慧的智能行为系统。它是技术性或工具性的客观存在，是关于思维、行动、感知能力的综合支持模型建立的表示系统，由机器学习、自然语言理解、语言陈述与“专家系统”整合而成。人类复杂的社会活动与思维意识是这一拟人智能生成的起点。它源于人类对智能实质的兴趣、探知的欲望，希望其“通过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类智能，产生具有类人智能的机器系统”[2]，体现为一种“虚拟的、自由的、创造性活动”[3]，代表着“以生命为基础的高级理性能力”[4]。通过解释数据、从数据中学习，帮助人类的决策更为细致，是人脑机能的延展。它以“虚拟符号系统+思维表征产物”[5]的形式，通过严格数据训练，形成属于自己的认知方式，以及足够有效的信息反馈和交往互动来再现人脑神经系统感知外部世界的环节。
这里的大数据来源于人类活动，基于预先设定的技术原则与拟人智能生态的发展现实;而深度学习同样也是人工智能利用大数据的“自我充电”，以如同图灵所说的“婴儿般的学习能力”形成提炼有效信息、建构模型的过程。当然，随着传统意义上物理世界与互联网技术发展的高度融合，人工智能将有机会具备仿真、拟人的深度神经网络功能，能更鲜活、更“优雅地”模仿、学习人类解决问题的逻辑策略，经历“‘智’生万物”的场域转换，“形成从宏观到微观各领域的智能化新需求、新产品、新技术、新业态，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甚至社会结构”[6]。
2.人工智能生态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的场域特征
“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正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学习方式，推动人类社会迎来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时代。”[1]从生态系统建构的角度而言，人工智能的定位是广义教学生态的固有组成部分，它参与教育内容的创新，分担部分基于教育数据挖掘和云平台分享的工作。人工智能生态是通过智能计算和大数据记忆用户思维习惯等，提供近乎“镜像还原”的、人机云端交互服务等诸相关因子的集合体，是促进教育平台多元化向跨时空域互联互通、多维交互转变的重要技术因素。 人工智能生态擅长并发计算与逻辑推算，提供稳定的知识输出，长于数理逻辑与运算程序，有必要的约束条件——程序。它由智慧数据支持，提倡和鼓励内容交互、资源交互、师生交互、生生交互，强调极致的理解能力、更为复杂的社会沟通，能够与思政教育活动的深度交融互嵌，彼此相容、相互需要，形成智慧化、个性化、自适应、“泛在学习”的教育生态。由此可见，人工智能与思政教育的科学交互关系，应是“人”和“智能”的耦合协调，是技术加生态、竞争与合作的关系，讲求“内容多元、渠道多样”;通过扩散用户知晓和认可，产生用户黏性，强调高粘合度、高契合度，体现为“跨界融合、群智开放、人机交往、深度学习”的“互融共生”教学形式，凸显交互性、自主性、直观性、互动性的特点，即“全向互动、深度融合”。这里所强调的“深度融合”，必定是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既有耦合协调，也有在各自价值统一层面的“智慧标识”，表现为社会属性与技术属性的高度耦合。
无论智能技术在多大程度上被人们所接受，无论是“工具说”还是“生态说”，它们的必然归宿应是“AI+生态”深度融入各种复杂的工作环境和一般生活世界，作为人类实现更广范畴自由交往生活的基础。人工智能与思政教育的场域融合，强调的是传统教育生态的转型创新，产生教育合力，而绝非解构。“思政+AI”协同发展、耦合协调的场域特征，要展现的是两者共融互促的内在关系，着重思考基于人工智能生态智慧交互的话语场域，新时代思政教育应以怎样的心态接纳、融入在感知与体验等诸方面存在相当超越性的人工智能教育生态。
（二）“思政+AI”协同融合的逻辑回溯
1.厘清对新生态思政教育实质的科学认知，明确“智慧融合”具象客观的存在方式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7]520。在虚拟样态智慧生活日趋成为主流的状况下，融合人工智能生态的智慧化思政教育发展趋向，整合了人工智能学习技术、人类智慧、学科教育等诸方面，体现出云服务与智慧感知的特征。伴随着人类社会“智慧进化”的演进趋势，人工智能的进化以数字化和理性逻辑为主，但毫无疑问，其学习理念与当下高校思政教育转型创新的实质仍是基本相通的。这种协同融合强调主动陪伴、自主思考、动态筛选和智能标记，丰富了思政教育思想实践活动的“非标准化”创新思路，能使思政教育以更浸润的方式持续关注受众对象就习得的思想观念、价值规范主动理解、自觉接受，进而产生有效认同的整体过程。
毋庸置疑，人工智能生态是大有可为的，既能实现智能叠加（创造力提升）的功效，保证和体现人类智能的独有智慧优势，也有助于思政教育更专注于培养学生自主学习与实践创新能力，全面参与建构价值信仰世界与理想信念世界，引导青年学生强化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与自我认同。因此，在“AI+”传播视域里，新时代思政教育强调对主流思想价值的尊崇，它有政治宣讲的基本要求，蕴含情感浸润的隐性教育目标，其本身依托于話语形式美感、内容渲染、思想引导和理论渗透;坚持对合理性的积极追问，坚持思维方式的批判性、科学性和否定性;始终以科学的唯物辩证法分析科技异化现象，以更为鲜明的自我意识和主体身份认知，保证数字技术社会化的趋向不至于演变成人的“工具化”，进而准确把握“AI+”新舆论生态下，教育对象信仰世界、价值世界的科学意义。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也曾讲道：“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7]162可以说，人类思考模式或思维特性是先就某一事物或问题达成物理意义的自主共识，进而完成价值意义的统一理解。人工智能的技术思路则是熟悉“人化”语义场域，充分照顾思政教育对象个性化或高度个体化的窄播要求。个体的主体思维不可避免地与一个共享共融共生的、人与人更为密切的普遍联系的“万物互联”时代发生碰撞。人工智能不再是纯粹的技术因素，而愈发显现出深度浸润的特点，与特定主体的思想学习活动或政治教育过程的关联度在增强。
需要强调的是，人工智能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工具场域”，并不仅是对技术革新的贡献。这里的“智慧融合”也为强调意识形态内容刚性意味的思政教育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即这种基于大数据多维呈现的学习系统，能够将技术关注层面上升到传统技术与时代意味共存的“人文层面”，能够增强这一教育活动理论灌输的时代特色与科技气息;并全面融入“教与学”的过程，寻求更为丰富的智慧学习支持下教育影响的“可视化效果”，使得“智慧思政”的在场方式更加具象、客观，这是万物互联的智能时代人类进化在生物意义之外的新特征，它取决于人所处生活环境智能因素的存在状况，也与人类智能主体和“类人智能”之间的价值联系有关。
2.重新定义“思政+AI”教育价值与理解场景，彰显新教育样态协同育人的综合效能
在谈及科学发展与人类生活的现实关系时，马克思指出：“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发展。”[7]193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技术逐渐渗透到大学生思政教育的相关场景，交往双方彼此认同的“门槛”被降低，其类人化、公共化倾向在极大改善传统思政话语的语义系统、拓展教育话语体系理论蕴涵的同时，增加了主客体在新生态环境中的交往联系，更为直接地将价值认知延伸至科学理解、自觉接受与有效认同，落脚于接受主体主动内化的道德意识，通过虚拟实在尝试着在拟态交往中寻求更为接近真实的共鸣。这里的“接近真实”，是只有在现实场景中才体会得到的交往感受。而人工智能的技术进化、深度嵌入使得智慧生活场景变得更加多维，它在积极参与海量数据筛选、记录人类生活习惯的同时，也通过“AI+”的形式渗透到包括教育生态在内的更多的应用场景中。
因此，随着人们对于基于智能算法的自然语言系统、交互功能认识的愈发深入，人工智能有机会参与人际交往场景的话语习惯抓取，以高阶语义环境分析，甚至能通过确定受众喜好，以“算法聚类”选择最恰当的教育话语自动匹配。传统的教育者与人工智能“拟人教师”共同在线上线下进行互动，共同扮演思政教育协同主体的相应角色。需要说明的是，“思政+AI”能透过“智慧学习”情境，使其具有更多“技术转轨”的可能，而人作为思想意识、情感体验内化固化外化主体的独特地位仍然稳固。基于此，人工智能基于个性化智能教育模型，主动嵌入传统思政教育主客体人际关系网络，思政教育主体原本“唯一”的思想理论、道德规范、价值体系等内容的“知识性角色”，在赋予适当教育监管因素之后，可以让渡一定工作给“人工智能教师”。信息对称、学习行为的泛在性，促使相关社会实践活动也有了数字虚拟的“出场选择”，跨过后工业时代技术门槛的知识产品的生产和传播不再受限于任何情境。这样，生活与学习、工作，科学与教育等不再“泾渭分明”，认知方式的多元化也似乎在有意识地提示思政教育活动双方不再介意身份隔阂，没有时空界限、多场景承载的教育内容不再有“过去时”或“不可更改”的标签。 可以说，思政教育理论灌输优势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入现代教育情境，将会是科学灌输基础上的教育价值的升华。深度融合、全场景融入的达成，就高校思政教育主体而言，需要明确只有体现增益效果，育人功能才有所保证。所以，新生态下思政教育工作者们需要关注的是如何探察这一拟人智能的本质，对应着“思政+AI”新型教育样态，体现为全时互动、全媒体情境融合的特征，实现教育场景“深度交融、循环交互”的“形合”与“神似”，提供更有针对性、更直观、更易于接受的情境认知模型，使得建构“虚拟的亲密关系更加便利”[8];通过帮助人工智能习得基本感知、辅助甚至是引导学习的本领，保证思政教育于“AI+”话语场景“自觉自为”的应然出场，使其承担范畴更广、更为明确的铸魂育人任务，体现思政话语强调理论宣讲的阐释力度和解析深度，以及人工智能生态话语长于语境契合优势的功能统一。
二、人工智能生态与新时代思政教育融合发展的价值辨思
人工智能的全向渗透如同社会化媒体一般“无孔不入”，它在以几何量级向人类智能延伸的同时，其主体身份的“空心化”“透明化”、教育对象的“数据性”、崇尚虚拟智能的工具性应用大有取代传统生活世界的“理性实践行为”之势;另一方面，与强调应然伦理诉求和理性价值规范的思政教育能否进行有效融合，也成为了“思政+AI”生态中的热点话题。因此，如何科学对待由此引发的价值关切、能否改变当下社会交往的“技术依赖”、消除社会关系的“异化”表现，是高校思政教育转型创新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一）工具或伙伴：人工智能技术关系的甄别困局
随着人类对基于数字思维的信息传播效用的理解愈发深刻，我们总能比过去更加数字化。而人类智慧的进化论特征显然与人工智能的科学技术演进是有区别的，后者当下的“生存意义”多为符号智能，需要模仿人类完成任务的方式或重复智慧生物的进化过程，无法自主分析因果和具体场景，充其量只是“拟人化应用的进步”。虽然“AI+”强调动态、交互，但其本身也表现为“有自主意识、有明确意愿”的竞争性智能，是与人类相竞争的智能，因为它正改变着“人类实际存在的方式”，“数字化生存所以能让我们的未来不同于现在，完全是因为它容易进入，具备流动性以及引发变迁的能力”[9]。据此，交往双方不再需要考虑对方的实际出场，应然的价值要求很难以科学灌输的方式为受众群体所欣然接受和主动认同，这也使得基于情感体会的“自愿交往的自发性，要比偶发的交往少得多”[10]103，引发社会成员之间的情感疏离或“过度拟合”;加之缺乏正确态度的学习者可能异化为一味迎合和追捧智能应用的“AI拥趸”，对人工智能“乐见其成”，是“为了理想的工具而来”，丧失了超越现实的积极追求，自主反思也就无从谈起。
另外，在受众偏好的确定上，人工智能尽管有着超越既有水平的算法优势（也许未来会有更多人工智能通过“图灵测试”）和强算力;但可能存在的泛社会化、过度资本化，以及基于用户语言惯性而形成的智能算法，有可能导致因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主导权失衡和技术操纵而可能带来的“反智”困局。人工智能的工具性与角色化被无限放大，表现为发散的“注意力资源”，可能“夹杂”被对象性算法筛选遗漏的“虚假或错误信息”，会侵蚀普遍认可的教育伦理观，弱化科学定义人工智能学习伙伴的新身份，使相关个体在这一有着明确政治价值目的的活动中，并非总是以实践主体的方式呈现，而是相反。“有血有肉”的个体变成数字化、模块化且主体价值缺失的“被实践活动改造的对象”。即使人为赋予其被绝大多数社会成员认可的“道德规则”，基于理性情感和道德自律的“自我立法”依然有潜在的、不可控的科技风险。与人类理性批判所依存的复杂因素不同，它没有基于人类的历史传承和文化沉淀、熏陶的道德自觉。当然，这都可以解释为“当我们有限的理解力面对无限的虚拟世界时，便会产生这种感觉”[10]142。然而，却也能窥见相较于无论是初级层面的工具意义的延伸，还是“AI乐观主义”对进入深度学习阶段“繁荣景象”的盲目鼓吹，关于如何坦然接纳人工智能生态，人类是“心存疑虑”的，可谓是“敢问路在何方”。
（二）重构与共生：人工智能与思政教育互融互鉴的“何以能”
应该说，思政教育发展实践中自身的困境，实则是传统思政教育内在系统滞后的表现，需要通过人工智能智慧迁移重构教育生态，强调教育内容动态生成和情境浸润，打造智慧型“属人生态系统”。人工智能作为创造性模仿“自然智能”的新生态，所带来的是思维方式、教育理念的重塑，扩大了人们交往互动的外延，甚至超越了主客体范畴的发展要求，导致了主客体责任边界模糊，使它的行为“在完全脱离现实的基础上却可以完全符合逻辑”[10]19。拟人智能不再需要考虑人的主观意愿，却能做到“鱼和熊掌两者兼得”。
事实上，相较于本应由线下思政教育活动更多承担的隐性育人工作，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入与“标准化应用”既提升了其智慧属性与教学统一性，为“无监督学习”提供了结果支持和判别依据，也由此导致个性化的学习方案可能会被统一规制的数量模型所替代，进而消解本应展现的“百花齊放”的多元态势;而必须通过情境交互浸润的方式方可完成的德行习得和伦理规范教育，也可能会被“离散型人际关系”、符号化的线性数理符号体系所取代。人们最终看到的只有“是或否”“对或错”等程序逻辑体现的“单向度选择”，思政教育程序化发展趋向也会更为明显。在传统、形而上的场域里，人们依然需要相应的教学内容、目标指引和人际关系;但现实中社会性存在方式弱化——表现为交往特性及其实践意味减弱了许多，与“精神产品生产”教育行为相对应的“精神交往”被有意无意地回避了，最终导致“为了教而教，为了学而学”的功利性趋同。
同时，也表明了新舆论情境下，人们无论是否担忧人工智能会影响高校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重要阵地的关键地位，是否确定能处理好意识形态教育工作与思政教育现代性发展的内在统一关系，人工智能基于算法设计和数据建模的编程语言与前者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之间，都存在着相当“理论距离”的话语张力。除此之外，“互融”能否意味着“共生”，我们还应该关心意识形态主导的思政教育能否理解人工智能时代对于主体间性的重释，能否厘清“话语主导”与“技术支持”的相容关系，准确定位学习者复杂情感与思维运动的应然存在，科学解答技术如何演绎“理性”与“感性”，这些都是“思政+AI”互融共生需要突破的学理瓶颈。最终两者能否彻底达成共生发展，可谓是“任重而道远”。 三、实现“思政+AI”耦合协调、深度融合的路径思考
事实上，人工智能参与下的人类“智能进化”，一方面在技术上确实更趋完美，另一方面在认知深度上，通过与其他认知形式的互动、碰撞而不断生发出新的思想。人们不必斤斤计较“谁是智慧主体”，或是过于纠结“谁将来会主宰谁”;应该关注在“智慧教育+伦理关怀”的情境共融、氛围引导中，在全新的学习生态主体间关系中，如何实现“涵盖学生完整学习圈的学校教育场域重构”[11]，观照到新舆论生态下的人性内涵，倒逼高校思政教育理念、方式的“革命性创新”。
（一）强调“智慧思政”的“融合聚变”与学理支撑，形成“意境深远”的话语表达
在人工智能生态系统普遍渗透社会生活情境的今天，其已逐渐演化为现代社会物质生产活动的新形式之一，必然会反映当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发展态势和内在需求，也已然成为人工智能时代意识形态教育工作必然要考虑的。总体而言，新时代思政教育既要有“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视野，又要避免因为担心“曲高和寡”而一味迎合的举动，不再局限于传统互动场域的“主体身份规定”。这里不仅有合作，也有竞争。应该说，每一次人工智能革命引发的都是合作与竞争关系的转换与更迭，这种动态变化的竞合关系是正向的，是催化质变、放大成效的应然选择。
人工智能技术内容与思政教育学科知识相融合，进行“智慧思政”教学互动，同样能够“利用智能技术支撑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教学方法的改革、教育治理能力的提升”[6]。尤其是以更具教育体验的形式重构教学生态，跨越维度限制，通过扩增现实进行深度仿真模拟，以人类可感知的现实世界物象呈现。具体而言，通过“AI+思想政治理论课”“AI+学科专业课”等综合发力，鼓励支持“AI+”关注领域延伸至思政课程建设的总体设计，建构“课堂革命+AI+综合学科研发”的实践基础，实现多专业、跨学科的交叉深度融合，体现“智慧思政”所需要明确的内容广度、信息便捷和体系结构的完善性，以知识性、学理性更鲜明的学术话语替代一般意义上的程序语言。
“智慧思政”的教育对象是移动互联时代的“原住民”们，要达到有效的思政教育价值传播，需要积极引导青年学生坚定崇高理想和政治信仰，于“春风化雨”之中“向善而生，比心而行”，增进“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隐性教育功效，构建新生态环境下思政教育有效接受的基本价值前提。科学的理论必然要适应现实、适应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当代中国最好的意识形态。因此，确认思政教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首要强调的是应完全主导“思政教育舆论场域”。既要考虑思政教育的政治性和真理性，也要凸显叙事性、生动性;强化其蕴含的政治领导、科学引导与话语主导功能，促进意识形态的大众认同、中国话语故事的价值共鸣，这是话语建构的基本要求。
新时代思政教育话语转型创新向何处去，需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积极应对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挑战，增强人工智能时代思政话语的影响力、感染力、说服力、解释力，使话语内容更为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学生;去除崇尚平等自主的人工智能语义系统对思想生活实践活动可能产生的“遮蔽”，摒弃任何枉顾事实的“主观建构”;保障在日益强化个性定制的教育过程中，思政主体内在的思维主导性与自主性，为教育对象提供终身、交互、自适应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内容，保证思政教育的有效供给，满足真实需求。
（二）强调智慧主体中心化和主动交往，凸显“技术亲和力”，建构智慧学习共同体
思政教育所追求的充分交往，其实质是所有参与主体共同尊重平等交往原则，经由彼此认可的“介质”来实现全向互动、基于“主客主”的精神生产实践活动。人工智能的深度介入、建构基于智慧教育生态的主体间性教育关系，主动分享教育过程应然体现的主体身份，承担创新思维与感性认知等方面的数字化扩展与延伸的任务，对于促成思政教育的有效接受与认同而言，是成系统的有机整体。
智能科技嵌入高校思政教育传统生态鏈，互动场域弹性增加，教育需求“私人订制”改变了价值劝说的切入角度。人工智能通过云数据平台自由交互的交往场域进行目的性迁移与教育过程的精细预设，形成“类人”的情感计算能力，以工具触觉去感知教育对象的真实需求，规范数据共享机制，以技术赋能观照到不同性格趋向和教育需求的学习者，重构思政教育传统意义上的“中心化主体”生态，体现思政教育“生态圈主体中心化”的显著特征，强调平等主动的社会交往。通过精准施教活动提供“滴灌服务”，“改变和翻转了传统课堂的过程结构和生态场景”[12]，主客体教学交互更加注重体现多向度主体间性的建构需求、定制化思政教育的供需特征，避免了因交往不充分导致的“沉默的螺旋”现象，使得思政教育理论灌输的权威性、主导性与新话语场景教育内容的多样性、接受对象的个性化更为契合。
基于此形成的“智慧型主体关系”，无论主体身份如何转换，都有如“身临其境”，都会主动生成体现理论温度与情感共鸣的“亲和关系”。如此，既能保障思想认识、政治观念以及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性，不失思政教育政治宣教强化功能;又能通过赋予人工智能适度的教育权利，改变以往教育过程中角色分工绝对化的教育关系，达成情感浸润、思想共鸣和价值认同的目的，实现教育效果。同时，“重构教学流程，并运用人工智能开展教学过程监测、学情分析和学业水平诊断，建立基于大数据的多维度综合性智能评价，精准评估教与学的绩效，实现因材施教”[6]，提供强调个性化、适配度的教育方案，也体现了“精准教育”“智能陪伴”与智慧学习的新特征。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强调，人工智能可以作为“实现教育生态重构的有效手段”[13]，而且“AI+”场域群也表明单纯数字化的传统在线教育已然逐渐向基于区块链场域重构转变，人们不再依存于有固定边界的学习情境，云数据和精细算法整合同构之后的智慧云平台促成了互联网时代学习者特征的迭代嬗变。基于大数据的学习行为分析和教育全过程，提供了更为系统、科学的主体教育内容与监测数据、过程评价分析，其数据记忆在人工神经系统加权生长。学习者有效接受状况的全过程监测为人工智能时代个性化教育提供了技术支持，这种基于算法规则形成的课堂教学与情境体验的过程反馈与结果评价即“反馈回路”，会使得人工智能自主学习更高效、更有确定的方向。教育者实施教学行为的过程性评价与同步反馈创造了“主体间互惠”的可能，契合了思政教育总体目标提出更具时代特征的工作要求。 需要指出的是，新生态中的主体身份必然相对于其教育对象所处环境的迁移而主动适应，自然也会涵盖人类智慧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所产生的关于“主体统一性”与“个体自我意识”的讨论。能发挥更为灵活的学习主体共享中心效应，实现思政教育活动与人工智能场景的线下非同步与线上同步的深度融合、全面渗透和交叉嵌入，实现“内在主体间性与外在主体间性”，以及“教育场景生活化与学习者身份中心化”的有机统一，实现“学习内容与个体知识与能力状况的精准适配”[14]。所以，教育者需要认同并接受这种主动交互模式，这是对延伸至整体生态系统（包括对教师教育者主体身份）的重新定义，旨在关注线上学习交往的实际诉求，助力线下思政教育主客体的思维交流和理论认同。继而“人与技术之间、人与机器之间、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从传统的主客体关系变成了一种可挑战主体间的关系”[15]，“能够在智能的无形之物、机器的有形之物和自身的生命成长之间建立起有机关联、多向转化的共生关系”[16]，形成基于“同理心与共情心理”的有社会责任感、使命担当且个性鲜明的人格品质，积极建立“智慧学习共同体”（见图1）。
（三）强调“思政+AI”教育生态应有的人文关怀，赋予人工智能智慧实然科技伦理特征
思想教育的复杂性来源于人自身的复杂性，强调有确切价值倾向的思想教化，关注的恰是当前人工智能生态所缺少的关于社会权利与生存意义的理性思考。“思政+AI”范式呼唤肯定人性教育的主体责任和积极乐观的人格品质，受众群体较之于以往有更明确的“同理心”，及时引导青年学生群体真正接受、由衷认同主流核心价值观;人们也寄希望于探索人工智能基于大数据、“云计算”等场域的深度参与，体现更确切的人性关怀情结，侧重于“情感呼唤”，建构符合现代社会价值共识的“AI+技术伦理观”，让思政教育“更聪明一些，更智慧一些”。通过更为积极的“类人智能”渗透到更多的生活世界和工作场景中，规避因公共生活领域少数底线道德沦落带来的“心理不适”和“道德恐慌”，释放数字化生态圈的“积极善意”。
应该说，“人工智能研究对人类道德的冲击或许远高于其他科学活动”[17]。人工智能科技伦理规范的建构，首要的是人类自己应主动关注社会历史迁演，关心自然世界，尊重平等自由交往，遵守伦理价值的社会共识。“思政+AI”的深度融合，需要厘清人类社会的道德伦理准则，确定基于适用数字语言和算法的基础情感表达，体现更为鲜明的生命关怀特色，为教育主客体营造“喜闻乐见”的对话氛围，以及基于仿真深度神经网络反馈的价值选择范式。即便是人工智能有着“五彩缤纷”的应用场景，也不能彻底摒弃终极关怀、迷失人文精神，不能任由考虑动机纯正与理性抉择的“价值理性”完全失落。
所以，技术也许是冰冷的，“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7]163，依然需要合理地应用应然的科技伦理关怀，需要关注人工智能“行为伦理与科学要求”。由于“人的思维的最本质的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18]，同样需要人们对坚持技术至上而衍生的工具理性思维保持足够的警惕，需要人们对于“芸芸众生”始终保持 “同理心”，有应然的德行修为、人生成长的坚定与坚韧，进而通过“建立伦理道德多层次判断结构及人机协作的伦理框架”[19]，适时主动地就人工智能的“伦理约束”等方面予以明确和必要规范，有选择地投射到教育对象身上。
值得强调的是，作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关键群体和“原住民”，青年学生应该得到更多的理解、尊重，让他们的价值选择更有意义，更愿意尊重人的生命本性，认同并坚守道德伦理底线，将他人和自身的道德尊严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明确数字生活领域的社会责任和政治担当，将“有尊严的生命”“有灵魂的人格”作为理解世间百态、处理人情世故、践行道德习惯的重要前提，深切体味“向善而生、终遇美好”。从伦理素养来说，人工智能也需要引导学习者体悟更为正向的生存意义，避免出现对主流社会价值的消解，坚定新时代思政教育的目的价值与人文主义实质。
总而言之，新时代思政教育聚焦的是有理论深度和意识形态要求的精神实践。同样需要教育主体明确人工“智能”而非人工“工具”的认识，“使得数据开始‘懂得人心’”[20]，有意识地就受众对象正确价值观、必要人文伦理关怀的养成，理性对待和理解人工智能等，进行赋权合理的适度关切，反思技术思维融入新时代思政教育铸魂育人历史任务与逻辑结构的应然表现，推动大学教育人本主义的科学评判。通过被赋予“时代温度”，真切体会人工智能智慧深度融入生活世界所带来的科技体验，更好地引导人们以积极客观的心态接受由此带来的“无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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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ve Thinking on Realizing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y
HU Gang
（School of Marxism， Hu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ngshi 435002， China）
Abstract：
In the “postmachine learning” era of “Internet of Everyth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xists to enhance the human ability to understand and transform the objective world. It has built a media environment in which mainstream ideologies can directly play a rol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must actively adapt to the real changes in this intelligent ecological context， comprehensively analyze the rationality of integrat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to the education ecology， and rationally study and judg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times and technical dilemmas of integrating anthropomorphic wisdom into daily life scenes and ideological education activities. We should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intelligent development trend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 discourse ecology， fully consider the academic meaning embodied in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cology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scientifically reconstruct the indoctrination scene， subject relationship， communication level and ethical care of tradition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o as to ensure that the scientific and contemporary coordination of Marxist theory education and “wisdom education” is realized.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deep integration
（编辑：段明琰）
收稿日期：20200811
基金项目：湖北省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中青年理论家培育计划（第七批）（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前期资助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两个伟大革命”重要论述研究（20ZD226）;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基于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接受问题研究（18Z113）;湖北师范大学教学改革研究重点项目：“互联网+思政课”生态环境下课程教学与考核评价的改革创新研究（2019008）
作者简介：
胡刚（1981），男，湖北天門人，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