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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产业转移和劳动力回流为主要特征的“双转移”已经成为我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的的一个新的发展趋势。文章分析了当前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和经济发展的现状，指出了推进产业人口“双转移”和中西部就地城镇化是改善非均衡的城镇化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文章的最后给出了推进中西部就地城镇化的几个合理化建议。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出现了许多不可忽视的问题。我国的城镇化发展有着显著的非均衡特征，东南沿海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而且过度依赖“人口红利”和“土地财政”来推动城镇化，未来发展将不可持续。与此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的宏观经济增长率呈现出逐年下降的态势，中国经济正逐渐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产业结构亟待转型升级。因此推进产业人口“双转移”和中西部就地城镇化是改善非均衡的城镇化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
二、当前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报告2017》，2017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8.52%，城镇常住人口达到了8.1亿。与此同时，城镇化过程中也出现了各种不可忽视的问题，具体如下所述：
（一）我国城镇化的发展有着显著的非均衡特征
我国城镇化的非均衡特征，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大中小城市差距过大。2017年，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城镇化率已经超过80%，而国土面积超过70%的西部地区城市比重却低于50%。这种非均衡的城镇化带使得东南沿海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产业和企业的聚集度也更高，造成了劳动力（主要是青壮年的农民工）从中西部地区涌向东部的大城市。这导致了物流，人流，信息流都向大城市乃至特大城市集中，给大城市带来了交通堵塞、环境污染、资源紧张、城市贫富两极分化等“大城市病”的困扰。
也就是说，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提醒我们必须转变城镇化的发展方式。我们需要走更加均衡的城镇化道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点应该转向中小城市，而不是过度依赖超级城市、特大城市。
（二）我国的城镇化进程表现为一种明显的“半城镇化”，社会成本高，具有不可持续性
所谓的“半城镇化”，指的是2亿多进城农民工实现了职业转换，地域转换，地域转移，但没有实现身份的转变。长期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依靠丰厚的“人口红利”，即大量，廉价的乡镇流动人口和农民工所创造城市发展红利，具体表现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地向城镇迁移（城镇人口机械增长）和农民工廉价所节省的城镇公共支出成本，“半城镇化”导致的过高社會代价甚至超出了农村劳动力廉价所带来的收益，过度依赖“人口红利”来推动城镇化的未来发展将不可持续。
（三）我国的城镇化过度依赖“土地财政”导致的大中城市房价高企
2018年4月1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3月份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数据显示，3月，在新建商品住宅（不含保障性住房）方面，与上月相比，全国70个大中城市中，上涨的城市高达62个，而价格下降的城市仅有8个。上海环比上涨4.3%、同比上涨30.5%;南京环比上涨3.5%，同比上涨17.8%;北京环比上涨3.3%、同比上涨17.6%;广州环比上涨2.9%、同比上涨15.3%。而在上涨速度最快的深圳市，竟然出现了房价一晚涨10万的情况。对于生活在大城市里的年轻人而言，尤其是在北京和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房子成了许多年轻人的紧箍咒。
房价高企的原因，除了前文所述的非均衡的城镇化发展导致大量人口涌入大中城市，使得供求关系失衡之外，同地价昂贵也密切相关，而地价昂贵，又发端于地方政府所采取的“土地财政”政策，“土地财政”指地方政府的可支配财力高度倚重土地及相关产业的租税费收入的一种财政模式，城市政府通过“低吸高抛”赚取土地差价，追求土地收益的最大化，导致房价暴涨以及居民消费能力和幸福感下降。
三、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长达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言，当前改革已经进入了深水期和攻坚期（《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经济面临着下行压力。
（一）我国经济增长率不断降低，宏观经济进入中高速发展阶段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5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为827122亿元，比上年增长6.9%，经济增长率呈现出逐年下降的态势。由此可见，中国经济正逐渐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这也是习近平主席指出的“新常态”的三大特征之一。
（二）产业结构面临着升级转型
2004年初，东南沿海一带首次出现了招工难的情况，不过规模还不大。2007之后，广东珠三角、长三角地区以及江苏苏北地区一些企业“用工招不进、留不住”的现象再次显现，熟练工人大量流失，导致企业不敢大量接单，已直接影响到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用工荒”现象愈演愈烈。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西部地区，甚至是中、西部劳动力大省，也开始出现劳动力短缺的局面。
大量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的主要因素。然而“用工荒”的出现和持续发展意味着这一因素正在弱化，主要的标志就是“用工荒”已经带来了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短短几十年里，中国的发展依靠的是大量的低廉劳动力优势。如今，这种模式遭受了挑战，“用工荒”也算是对这种发展模式的一个回应。
除此之外，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也大大降低了国外市场对我国工业产品的需求，对东部地区的外向型经济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在世界经济放缓、外需不振的情况下，产业结构升级的问题显得更为迫切。
四、产业人口双转移是解决城镇化和经济问题的有效途径 前文梳理了当前中国城镇化进程和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从产业空间布局来看，近年来东部一些地区正面临着土地空间紧张、人口过载及劳动力成本上升（用工荒）等问题，传统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受到制约，同时东部地区外向型经济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较大，产业结构升级的问题显得十分迫切，两方面原因产生对传统产业迁出的“推力”。而中西部地区资源禀赋丰富、要素成本优势明显，对东部迁出产业的“拉力”渐强。在上述“推力”与“拉力”的双重作用下，东部地区部分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已是大势所趋。
总而言之，推进以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和劳动力向中西部地区回流为主要内容的“双转移”战略不仅有利于在全国范围内优化产业的空间布局，而且有利于实现均衡的人口城镇化，缓解“大城市病”。
五、中西部就地城镇化的相关建议
产业人口的双转与中西部地区的就地城镇化密切相关。一方面，产业人口双转移有利于促进就地城镇化，降低“半城镇化”所带来的过高代价。另一方面，推进中西部的就地城镇化，也就是为双转移提供有效的承接和合理的安置。下面，我将对中西部就地城镇化提出一些合理化建议。
（一）充分吸取东部城镇化的经验
我国东南沿海的城镇化进程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发展到今天，已经拥有大量值得借鉴的经验教训。其中既有优秀的，值得借鉴的经验，也有错误的，需要警惕的经验。
在东部的城镇化进程中，除了前文所述的存在着过度依赖“土地财政”，致使地方政府负债过重，容易引发金融风险的问题之外。还出现了严重的“大拆大建”和拍脑袋工程。浪费了大量的社会资源，造成了巨大的财政负担。“十二五”期间，我国每年因过早拆除房屋将浪费4600亿元。若考慮拆除、再建材料的碳排放，建筑过早拆除将致中国每年新增碳排放量10%。因此，在进行中西部的就地城镇化的时候，要突出规划的科学性和超前性，做好城镇布局的科学规划。
（二）坚持城镇化的“创新驱动”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艰难曲折，中国经济也面临着一定下行压力。解决这些问题，关键在于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开拓发展新境界。”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习近平向世界提出“中国方案”，强调了“创新驱动”的重要性。
当前我国城镇化过多依赖廉价的土地、劳动力等要素驱动，而忽略了城镇化发展质量的提高，导致城镇化速度和质量之间呈非协调发展局面。当前，我国正处于城镇化的关键转型期，需实现从重数量的外延式扩张向重品质的内涵式发展转变，要从“要素驱动”走向“创新驱动”。城镇化要建立在坚实的产业基础之上，要以创新推动产业升级，使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同步发展，特别要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靠创新引领一个新的城市经济周期。（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产业经济学）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出现了许多不可忽视的问题。我国的城镇化发展有着显著的非均衡特征，东南沿海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而且过度依赖“人口红利”和“土地财政”来推动城镇化，未来发展将不可持续。与此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的宏观经济增长率呈现出逐年下降的态势，中国经济正逐渐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产业结构亟待转型升级。因此推进产业人口“双转移”和中西部就地城镇化是改善非均衡的城镇化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
二、当前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报告2017》，2017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8.52%，城镇常住人口达到了8.1亿。与此同时，城镇化过程中也出现了各种不可忽视的问题，具体如下所述：
（一）我国城镇化的发展有着显著的非均衡特征
我国城镇化的非均衡特征，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大中小城市差距过大。2017年，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城镇化率已经超过80%，而国土面积超过70%的西部地区城市比重却低于50%。这种非均衡的城镇化带使得东南沿海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产业和企业的聚集度也更高，造成了劳动力（主要是青壮年的农民工）从中西部地区涌向东部的大城市。这导致了物流，人流，信息流都向大城市乃至特大城市集中，给大城市带来了交通堵塞、环境污染、资源紧张、城市贫富两极分化等“大城市病”的困扰。
也就是说，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提醒我们必须转变城镇化的发展方式。我们需要走更加均衡的城镇化道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点应该转向中小城市，而不是过度依赖超级城市、特大城市。
（二）我国的城镇化进程表现为一种明显的“半城镇化”，社会成本高，具有不可持续性
所谓的“半城镇化”，指的是2亿多进城农民工实现了职业转换，地域转换，地域转移，但没有实现身份的转变。长期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依靠丰厚的“人口红利”，即大量，廉价的乡镇流动人口和农民工所创造城市发展红利，具体表现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地向城镇迁移（城镇人口机械增长）和农民工廉价所节省的城镇公共支出成本，“半城镇化”导致的过高社會代价甚至超出了农村劳动力廉价所带来的收益，过度依赖“人口红利”来推动城镇化的未来发展将不可持续。
（三）我国的城镇化过度依赖“土地财政”导致的大中城市房价高企
2018年4月1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3月份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数据显示，3月，在新建商品住宅（不含保障性住房）方面，与上月相比，全国70个大中城市中，上涨的城市高达62个，而价格下降的城市仅有8个。上海环比上涨4.3%、同比上涨30.5%;南京环比上涨3.5%，同比上涨17.8%;北京环比上涨3.3%、同比上涨17.6%;广州环比上涨2.9%、同比上涨15.3%。而在上涨速度最快的深圳市，竟然出现了房价一晚涨10万的情况。对于生活在大城市里的年轻人而言，尤其是在北京和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房子成了许多年轻人的紧箍咒。
房价高企的原因，除了前文所述的非均衡的城镇化发展导致大量人口涌入大中城市，使得供求关系失衡之外，同地价昂贵也密切相关，而地价昂贵，又发端于地方政府所采取的“土地财政”政策，“土地财政”指地方政府的可支配财力高度倚重土地及相关产业的租税费收入的一种财政模式，城市政府通过“低吸高抛”赚取土地差价，追求土地收益的最大化，导致房价暴涨以及居民消费能力和幸福感下降。
三、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长达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言，当前改革已经进入了深水期和攻坚期（《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经济面临着下行压力。
（一）我国经济增长率不断降低，宏观经济进入中高速发展阶段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5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为827122亿元，比上年增长6.9%，经济增长率呈现出逐年下降的态势。由此可见，中国经济正逐渐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这也是习近平主席指出的“新常态”的三大特征之一。
（二）产业结构面临着升级转型
2004年初，东南沿海一带首次出现了招工难的情况，不过规模还不大。2007之后，广东珠三角、长三角地区以及江苏苏北地区一些企业“用工招不进、留不住”的现象再次显现，熟练工人大量流失，导致企业不敢大量接单，已直接影响到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用工荒”现象愈演愈烈。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西部地区，甚至是中、西部劳动力大省，也开始出现劳动力短缺的局面。
大量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的主要因素。然而“用工荒”的出现和持续发展意味着这一因素正在弱化，主要的标志就是“用工荒”已经带来了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短短几十年里，中国的发展依靠的是大量的低廉劳动力优势。如今，这种模式遭受了挑战，“用工荒”也算是对这种发展模式的一个回应。
除此之外，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也大大降低了国外市场对我国工业产品的需求，对东部地区的外向型经济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在世界经济放缓、外需不振的情况下，产业结构升级的问题显得更为迫切。
四、产业人口双转移是解决城镇化和经济问题的有效途径 前文梳理了当前中国城镇化进程和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从产业空间布局来看，近年来东部一些地区正面临着土地空间紧张、人口过载及劳动力成本上升（用工荒）等问题，传统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受到制约，同时东部地区外向型经济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较大，产业结构升级的问题显得十分迫切，两方面原因产生对传统产业迁出的“推力”。而中西部地区资源禀赋丰富、要素成本优势明显，对东部迁出产业的“拉力”渐强。在上述“推力”与“拉力”的双重作用下，东部地区部分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已是大势所趋。
总而言之，推进以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和劳动力向中西部地区回流为主要内容的“双转移”战略不仅有利于在全国范围内优化产业的空间布局，而且有利于实现均衡的人口城镇化，缓解“大城市病”。
五、中西部就地城镇化的相关建议
产业人口的双转与中西部地区的就地城镇化密切相关。一方面，产业人口双转移有利于促进就地城镇化，降低“半城镇化”所带来的过高代价。另一方面，推进中西部的就地城镇化，也就是为双转移提供有效的承接和合理的安置。下面，我将对中西部就地城镇化提出一些合理化建议。
（一）充分吸取东部城镇化的经验
我国东南沿海的城镇化进程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发展到今天，已经拥有大量值得借鉴的经验教训。其中既有优秀的，值得借鉴的经验，也有错误的，需要警惕的经验。
在东部的城镇化进程中，除了前文所述的存在着过度依赖“土地财政”，致使地方政府负债过重，容易引发金融风险的问题之外。还出现了严重的“大拆大建”和拍脑袋工程。浪费了大量的社会资源，造成了巨大的财政负担。“十二五”期间，我国每年因过早拆除房屋将浪费4600亿元。若考慮拆除、再建材料的碳排放，建筑过早拆除将致中国每年新增碳排放量10%。因此，在进行中西部的就地城镇化的时候，要突出规划的科学性和超前性，做好城镇布局的科学规划。
（二）坚持城镇化的“创新驱动”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艰难曲折，中国经济也面临着一定下行压力。解决这些问题，关键在于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开拓发展新境界。”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习近平向世界提出“中国方案”，强调了“创新驱动”的重要性。
当前我国城镇化过多依赖廉价的土地、劳动力等要素驱动，而忽略了城镇化发展质量的提高，导致城镇化速度和质量之间呈非协调发展局面。当前，我国正处于城镇化的关键转型期，需实现从重数量的外延式扩张向重品质的内涵式发展转变，要从“要素驱动”走向“创新驱动”。城镇化要建立在坚实的产业基础之上，要以创新推动产业升级，使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同步发展，特别要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靠创新引领一个新的城市经济周期。（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产业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