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心态”，大约可以算作近年的热门话题之一，但《元代文人心态》一书仍然能够“热”中见“冷”：角度选得好，有识见，文字畅达而简净，尚在其次；难得在严肃的审视和不乏激情的批判中，以体贴与平和，细心写出狂涛中的微澜。
　　元代不足百年，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特殊的朝代，摆在士人或曰文人面前一个最为严峻的问题是，延续数代不曾中断的儒家传统，竟由此要失堕了。“元代之整个统治阶层，包括其较开明之世祖忽必烈在内，萦绕其脑中之基本意识，仍不外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之境，与夫盘马关矢射苍鹘之能而已。在此之上而曰能稍知民瘼者，十不得一，亦往往一曝十寒。至言其能在政治上对整个征服后之局势作长治久安之打算者，蔑如也。”(柳存仁：《元代蒙古人汉化问题及其汉化之程度》，《和风堂文集》第569页)故终元一代，究竟未曾“汉化”，即统治者始终未能完全理解、消化，当然更谈不到奉行中原传统政治主张的精粹。但是儒家精神由创立而确定，而形成传统，毕竟一代一代已深植读书人心中，他们命定的“带有传教士的任务，传播中国的思想文化”，(许倬云：《中国文化的特质》，第66— 67页)而负了如此之使命的儒生，则实在无法和政治分开。新朝定鼎，富于悲壮意味的社会责任感和不可摆脱的从政欲望，便很快压倒了夷夏之大防，跨越了民族之界线，于是，有欲求驾驭时代、建功立业的耶律楚材，有背负了社会道德和历史责任感，急欲从政的元好问，有怀着以夏化夷之心而出仕的许衡，又有以“先天下之忧”为始，而以“全一己之愚”为终的郝经……尽管性格各异，遭遇不同，命运有别，但作出如此选择的读书人，倾其心力所欲维护之、扶掖之、使之勿堕勿失者，则同为传统之中原文化，即以儒教为中心，以传统的政治经济制度及礼俗习尚为之贯穿脉络的生活模式。只是两种文化激烈冲突的结果，使读书人的理想、抱负与期望，终成虚幻。
　　理想撞碎之后，文人开始寻找新的精神归宿，于通达中寻求平衡：赵孟隐于官，倪元镇隐于画，张伯雨隐于道，顾仲瑛歌哭狂饮于玉山草堂……但无论怎样努力，他们“似乎总是与不可阻挡的历史发展走向相悖逆，他们自己的命运也总是被一种无形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所抛掷”，好像这竟成为元代文人的“宿命”，好像这竟成为古代文人的“宿命”，悲夫！
　　虽然元朝的历史极为特殊，但读书人在这一特殊时代的选择，却很有代表性。儒家的伦理概念本来缺少严格的界定，因此它其实已经提供了文人偏离封建原则的可能性。正如《心态》所言：“道德准则上的松动，使他们在关键时刻有了更多的求生存的选择机会，但同时也包含了更多的思想上、行动上的矛盾。对儒家道德规范的不同理解和各取所需使高尚与卑下，真诚与虚伪，高风亮节与鄙俗失操之间界限模糊。”(第10页)而作者则把定了时代的脉络，贴着文人的心迹，察其言行，抉其微隐，偏偏在“界限模糊”处，析出一个一个悲剧命运的发生点。道德理想不能实现固然是悲剧，但道德理想本身所存在的遗憾及道德理想的信奉者本身所具有的弱点，为悲剧铸成的讽刺意味，才更令人感到悲哀。也许“文人心态”在这一历史时期比较集中地表现出了某种戏剧性，但物理人情，从来如此，此后亦然，因此，对这一个案的分析，其实很能够表现出一种普遍的“文人心态”。由此更想到明代士人的所谓“戾气”(赵园《说“戾气”》一文析之甚详，见《中国文化》第十期)，固由人君的政治暴虐所激成，但这种畸形政治下的病态激情，却不能不说是有着某种“遗传基因”，即元代文人心灵所经历的种种扭曲与变异。传统断裂之后可以续接，但因此所被之创伤，却是既难治疗，也几乎是无法愈合的。
　　(《元代文人心态》，幺书仪著，文化艺术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6.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