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至死》是美国著名媒介生态学家尼尔·伯兹曼针对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电视文化写出的批评著作，1985年初次发行。此书从媒介的角度入手，通过对不同时代和不同领域的介绍，分析印刷术和电视对于各时代人物精神状态的塑造。19世纪的美国处于印刷机的统治下，当时的人们都拥有“富有逻辑的复杂思维，高度的理性和秩序，对于自相矛盾的憎恶，超常的冷静和客观以及等待受众反应的耐心”。然而随着电报、摄影技术、图片在报刊中大量运用，使得信息大量过剩，人们被一种巨大的伪语境包围，社会也被“再现为一系列支离破碎的事件”。而后普及的电视更是“赢得‘元媒介’的地位——一种不仅决定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而且决定我们怎样认识世界的工具”。因此伯兹曼指出: “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 毫无怨言, 甚至无声无息, 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不可否认，波兹曼对于美国当时流行的电视文化做出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全方位地展示电视对于普通大众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渗透。然而“娱乐至死”命题的提出是以当时美国的社会发展状况为文本。因此为了更加透彻地理解这本书，我们有必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深入地分析。
　　首先，看看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状况与电视发展。诚如李良荣先生所言，“美国新闻媒介奉行的是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完全商业化运行体制，以盈利作为最终目标，以收视率作为节目制作、播出的直接目标，以迎合受众为节目策划的基本原则”，这就很容易让美国的电视文化流入低俗的境地。加之，从60年代开始遍及西方的社会政治运动、新思潮和文化反叛，宣扬个性及享受的价值观，追求“感性解放”，这种激进主义思潮大力冲击电视的娱乐性，后者又反过来进一步将其扩大化。正如法兰克福学派所批判的，在西方社会崇尚工具理性的层面下，现代传播媒介支持的大众文化是一种“肯定性的文化”，失去了对社会否定的力量，商业社会带来的消费浪潮让人们满足于愉悦的表象下不再去思考，从而“娱乐至死”。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当时混乱而低俗的电视文化是由各种因素合力而成，单一地问罪于电视机的使用，则有失公允。
　　其次，波兹曼在提出“媒介即隐喻”，“媒介即认识论”的观点后分别以印刷术和电视作为划分美国时代的标准，在印刷术统治之下的美国是理性的“阐释时代”，而电视时代则是视觉的“娱乐时代”。很显然这与麦克卢汉的“电态媒介主导”论相一致，即以媒介为主线、来理解人文化的演进：以电态媒介为基础，来理解新的时代变化。换言之，人是通过媒介去认识世界的，世界是通过媒介呈现出来的。媒介本体论过度强调作为交流沟通中的工具——媒介的作用，而忽略传播双方，尤其是受众的反应。然而事实上，从传播早期的“皮下注射”理论到后期的“使用与满足”理论，作为接受者的观众已经不再仅仅满足于坐在电视机前，而是通过各种手段，主动积极参与到电视的传播过程中去，因此受众也在一定程度上牵制着电视传播的发展方向与速度，并不由电视“任性妄为”。故而笔者认为，或许英国著名学者、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评家威廉斯的媒介观更加精准地反映媒介与现实社会的相互作用。威廉斯把大众传播当作现代社会的重要文化现象来研究，并认为这种社会文化现在不但与先进的传播技术的发明密切相关，而且同科技发明产生及应用的社会历史、社会制度、文化惯例、人类社会变动的政治经济力量、人们使用科技的社会意向等紧密相连。他坚持把媒介的研究置于社会历史背景中。在《传播学》中，威廉斯分析，在现代英国，印刷术、照相机、电视等的一系列应用，未必见得都随着技术手段诞生后随机发生的。许多应用都被变动中的政治和经济力量所左右，并且受到实际上反映一定思想意识的传播模式的影响。从这个角度去重新分析，印刷术和电视的出现不单单是科技的使然，更是两个时代政治、经济、新闻事业发展等多种力量合作的效果，它们与社会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不如波兹曼在书中言及的那般简单。
　　最后，从传播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从动物传播到人类语言传播用了200万年，从语言传播进入书写传播用9.5万年，而从印刷传播迈进电子传播只用了1200年。但是在每次传播革命中，尽管不断有先进的传播方式被发明出来，得到普遍的运用，但是旧的传播手段也不会凭空消失，而是选择与新的媒介合作，寻求到新的生存方式。因此，即使在电视时代中，印刷术也并没有被人类摒弃，故而波兹曼在书中将这两者放在完全对立、前者取代后者的做法至今无法获取我们完全认同。恰恰相反的是，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电脑走近千家万户后，印刷传播依旧每天活跃在我们身边。报纸依旧是重要的信息载体，书籍仍旧是人类记录和传播思想的重要选择。当今的媒介市场，不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场，而是由各种互相联系的共生体以多种方式组合后所呈现的生态系统。各种媒介在不同领域，不同层面、运用不同工具与载体，针对不同受众，整合不同资源，各尽其能，齐头并进。因此这种媒介生态互动观使笔者相信，媒介变更的革命性影响的实质，是“促使不同媒体走上可续持发展之路，形成一种媒介重新定位、市场重新分割、兼容并蓄、共同创新的媒介生态环境。”①
　　毫无疑问，波兹曼在书中对于19世纪的美国表现出无限的认同与推崇，认为它代表的人类理性与秩序的高水准，被电视破坏殆尽。而电视仅仅是“纯粹的娱乐”。但赖特却认为所有的大众媒介中都藏着娱乐的身影，在口传时代，传播的娱乐功能依赖于民谣歌手、舞蹈者、说书人、群体参与，在大众传播时代则依赖于有创造性的表演艺术以及大众传播媒介的娱乐节目。尤其是在现在的中国，快速发展的城市生活让我们不断进步的同时也让我们面临高强度的压力，娱乐成为我们调节身心、缓解紧张情绪的重要渠道。华娱电视台台长周石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理直气壮提倡娱乐，组装娱乐，同时我们也理直气壮享受娱乐，这是我们的一个权利，也是我们的需要。因为实际上每一个哲学家，包括恩格斯，所谓的发展最后的目的都是为了人，而不是为了其他的人，也就是和我们讲的人本社会，我知道是不矛盾的。”②因此，或许这样的理解更加符合事实，“是观众天生的惰性使其沉迷于娱乐的快乐之中，是政治家的无能使他们只好依靠娱乐来蒙蔽大众，使政治变成了‘一场娱乐味道极强的体育比赛’”③。所以，真正能让我们至死的未必是电视，而是人类自己的懒惰。我们真正要做的也并不是简单地拔掉各种电源插头，而是学会如何在高速运转的社会，面对形形色色的诱惑，维护内心完整与健康。
　　
　　参考文献
　　①吕萌：《媒介形态变化与电视文化传播》，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6
　　②叶艳宁，《电视真的会让我们娱乐至死吗》，《青年记者》，2006（1）
　　③黄达，《让娱乐仅为娱乐——读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的几点体会》，《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2010（5）
　　（作者：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0级新闻学研究生）
　　责编：叶水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