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家的院子里有两棵白海棠,还有一株小桃红。红的娇艳,白的清雅,虽然并不同期开放,但开花时节都煞是好看。
　　两棵白海棠茁壮高大,一左一右分别长在房东大娘的北房屋门台阶下;小桃红在院落稍远处的东屋前,我家住的是西屋,可每天早起打开窗子,它总要最先映入我的眼帘。
　　春天到了,当白海棠犹在遒劲傲然,不为所动,小桃红的苍枝细节处便已经鼓起了点点花苞。那会儿的人总讲:小小子爱花没出息。可说心里话,我真的很喜欢这几棵花树,特别是那株小桃红。或许是它陪伴我太久了,自打记事起它就伫立在那儿,默默地注视着我。有一年花开时,娇艳的花朵挤在了一起,清晨头一眼看到它,感觉就像张笑脸,于是,那笑靥就一直萦绕在我的心里。
　　记忆中我问过房东大娘,小桃红几岁了,大娘说,她也不知道,家里买下这处院子时,三棵树就已经这样了。还想再追问大娘,什么时候买下的院子,可终究没有敢问。
　　大娘还养了两棵夹竹桃,叶子又厚又硬,叶尖很扎人,可每年开起来却娇艳欲滴,繁花似锦。它们被养在大花盆里,天气一冷,大娘就得将它们挪进屋内。
　　大娘说:花儿也像人一样,有的耐寒有的不耐寒。再大些,我才明白,它们虽然名字里都有个桃字,可有着本质区别。小桃红可以在寒风凛冽的户外越冬,而夹竹桃却不能傲雪凌霜。
　　再大些,我才知道小桃红还有个名字,叫做榆叶梅,在心里我总是觉得奇怪,那么,它究竟是桃呢还是梅呢?只是这样的疑问不过转瞬即逝,因为看到它很美丽也就是了。
　　在我的印象里,房东大娘并不是很爱花儿,但却养了不少,每到春天,她就会在院子里撒些花种儿。我们院是砖墁地,只有有限的几块土地面儿,所以大娘种的也总是那几种花,草茉莉、喇叭花、美人蕉,偶尔也种点儿指甲草。喇叭花要爬藤,大娘就在东屋前的那块土地上用竹杆儿简单插个架子。
　　东屋的崔姥爷怕西晒,于是他和崔姥姥会用几根绳子将喇叭花牵引到房檐下,让喇叭花的枝叶聊作遮挡。拴绳子时,崔姥姥常会喊我帮忙,椅子上摞个方凳儿,虽然小我也能够够到屋檐口,老两口给扶着,拴完后有时还会奖励我一下。于是在夏季的傍晚,就会有一阵阵抑扬顿挫的唱诗声穿过花丛传到我们的西屋。
　　崔姥爷并不真的是我的姥爷,从小母亲就让我这样叫,慢慢也就习惯了。在我幼年的印象中,崔姥爷已经很老了,他高大开朗,留着白胡须,很超然。听母亲说他是北大的老教授,所以他真的是在“唱”唐诗,多数时间我是完全听不清他唱的内容,可我很喜欢那声调,虽然崔姥姥调侃起来会说,他是在摇头晃脑地“唱”诗。
　　60年代初,那位慈爱的崔姥姥病故,崔姥爷被女儿接走,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后来南屋的王伯伯将东屋也租了下来,王伯伯家有大姐大哥,从此我就再没有为喇叭花拴过绳子。
　　有时我在想,住平房院的那个年代,养花种草好像是挺容易的事情,只要刨个坑儿,撒下花籽,浇点儿水,它就活了,到开花时还开得特别好。可现如今的花你就是拿它当大爷大奶奶的精心侍候,也说不准哪天就耷拉膀子“拜拜”了。或许这花儿也和人似的,越活越娇气了?
　　那一年,我们院儿里的小桃红开得特别早,但花儿不多,虽然它开得还是那么艳丽。房东大娘说,它可能种下病了。我问,树病了是不是也要吃药?大娘说,当然了。可最终大娘好像也没给它施肥用药,因为那是1966年,事情太多,她可能就忘记了。
　　开过花之后的小桃红长出了一些绿叶,不过总如同人打不起精神来,很是萎靡。
　　5月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8月里,王伯伯被隔离审查,下放干校。而大娘一家也被遣送回原籍,我不知道“原籍”是哪里,但听说是在东北很远很远的苦寒之地,而且好像那里已经没有什么亲戚。据说没熬过当年冬天,房东大娘就在原籍去世了。
　　这一年,小桃红真的死了,第二年,它只剩了干杈干枝,再也没有发芽开花。
　　编辑/麻 雯[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