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时下许多年轻人都纷纷涌入大城市去打工，不由勾起我对自己过去的打工生涯的回忆，真是令人感慨万千。
　　1958年10月，当时我18岁，由于受环境的逼迫（我15岁初中毕业进入社会已3年，尽管自己身居县城系城市户口，但由于出身原因任何一次招工都与我无缘，始终是让我“待业”即失业），夜半孤灯的苦读又点燃了我的“天涯作家梦”，于是，我毅然置生死于度外，只身一人背井离乡去作天涯飘流、拼搏、奋斗。
　　我首先飘泊到离故乡云南千里之外的重庆，在市中区一家小厂当临时工。每月工资30元，每天由我们三个临时工把厂房拆下来的材料用板车拉往郊区九龙坡新厂址，每天一趟，来回20多公里。回来放空时碰到有人请拉货，则每人可赚上几角一块的“外快”，每有此好运，我晚上必到小酒店喝酒、读书。在重庆，专卖酒菜不卖饭的小酒店很多，一条街上走不了几步就会有一家。卤肉一碟三角，猪头肉二角，花生米一角，各种凉拌小菜三分五分不等，干酒八分一杯。花上几角钱，就可以在小酒店消磨几个小时也无人赶你走。因那时是低工资，即使是这样的价格进小酒店也算是“高消费”了。顾客并不多，店铺里常常显得很冷清。每次，我都是要上一杯酒，一碟小菜，然后拿出自己带来的书，半天才呷上一口酒，吃点菜。想到古人有读《汉书》下酒之说，而自己不仅是有书还有点简单的菜肴下酒，不禁感到万分幸福，惟愿这种日子能长久……
　　1959年初春，厂里因经济形势已显“不佳”之兆，政治形势也不允许再使用临时工。我离开了那家小厂，到一家修缮公司挑砂石，拿计量工资，从长江边挑到两路口，距离一公里多加每公斤一分钱，为了节省四分钱，我放着缆车不坐（那里缆车登坡每人二分钱，有重物加倍）只得挑上百斤重担，爬几百级台阶才到两路口，真可谓汗珠子掉地摔八瓣呵！当时正值枯水期，狮子滩水电站发电量锐减，全城停电，连街灯都不亮，惟一有灯光的是菜园坝火车站候车室，我就每晚到那儿去读书。那时旅客也不多，我同样感到悠哉游哉，幸福无比，只希望这样的日子能长久，但愿老天保佑……
　　可惜，这样的“幸福”于我仅有半年。那时代，打工属非法，不久市内就到处抓“盲流”——即打工仔了。我险乎被抓，若被抓了送回原籍，还能有好果子吃吗？我不得不告别繁华的重庆飘泊到荒凉的大西北去。其后有近20年的岁月，是在与文化绝缘的军垦农场生产连队“修理地球”中度过的。虽然我20岁就开始在省级刊物上发表文学论文，但随后不久出台的“作者政审制”很快就使我明白，我的“天涯作家梦”，只不过是一个梦罢了。
　　不过，这个梦终于在历史的新时期成了现实：1983年，我在新疆终于加入了省级作家协会，不久即南归。而今，我拥有近百平米三室一厅宽敞的住房且仅我和妻子二人居住，每当我坐在窗明几净的书房中读书、写作时，就会油然忆起过去了的打工生涯和天涯漂泊的那些凄凉的日子。我好羡慕如今的打工仔：打工不仅合法而且完全可以“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如果我也是现在其中的一个打工仔，我相信完全可凭自己的拼搏闯出一条生存、发展的道路！可惜我不可能再有新的18岁。
　　我好羡慕如今的打工仔！生逢其时赶上了好时代。因为，他们的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就足够珍贵了；我好庆幸在那“荒诞岁月”的历史长河中我总算熬了过来并未“英年早逝”，真是应了那句“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老话，幸逢盛世而我仅是“花甲”来日方长哪，完全可以“潇洒老一回”：在“老”境中去寻回我失落的青春，去创造我人生的辉煌——这也就足够珍贵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