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鲍元恺是老朋友，相识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到现在已经40多年了。文化大革命当中，我们两个曾被关在同一间屋子里接受审查。当时，他是作曲系学生，我是附中教师。文革后期分别下放到不同部队劳动，多年没来往。
　　90年代初，我们恢复了联系。那时，我在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编辑部，他在天津音乐学院教书。当时，他的《炎黄风情》和其他一些作品在音乐会和广播电视中不断被演出和播出。我发现，鲍元恺在创作上与音乐学院里的一些作曲家不同，他的作品比较贴近群众，大家爱听。我个人对西方音乐接触得比较少，而从小就比较喜欢我们本民族的传统音乐。对他的这些充满浓郁民族风格的作品，我很喜欢听。从80年代到90年代初，所谓“新潮音乐”红极一时，有些评论把它们捧得过高，不够实事求是；其实，这些作品不光老百姓不爱听，就是音乐界的许多人也觉得没意思。而鲍元恺的作品确实是有较好的群众基础。雅俗共赏，中西交融，可以说是他作品的一大特点。
　　1999年秋，他到中央音乐学院参加一个关于中西音乐关系的研讨会。会后，我建议他写一篇关于《炎黄风情》的创作体会，总结一下自己的艺术经验和创作思想。他回去很快就写好了。这就是后来刊登在2000年《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第一期上的《“中国风”的理想与实践》。我认为，这是一篇很精彩很有学术价值的论文。这篇论文，总结了他自己的创作思想和艺术经验，我将其概括为：“立足民族沃土，借鉴外来艺术，创作新型国乐，跻身世界乐坛。”
　　文章发表后，我接到很多电话，有搞创作的，有搞评论的，也有搞表演的，受到了许多读者的赞扬。两年以后，美国的《音乐中国》杂志将这篇文章的英文全文发表，同样获得了认同。
　　文章发表的2000年，中国音乐界正就中国音乐在20世纪走过的发展道路进行一场辩论，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其中一派的意见认为，中国在20世纪不应该借鉴西方音乐，认为我们中国音乐几十年来所走的道路是错误的，是所谓的“西化”。但是鲍元恺以自己的艺术实践表明：只有在自己民族文化的深厚基础上，借鉴西方音乐文化的精华，将两者有机融合，中国音乐才能走向世界。
　　鲍元恺之所以能写出浓郁民族风格的作品，并非偶然。他在附中学习的时候，学校很重视对民族民间音乐特别是民歌的教学。当时学校里担任民歌教学的何振京老师对他的影响很大。那时，校方曾规定，学生必须会背唱一百首民歌才能毕业。就像他在这篇文章里所说的“我们中国的传统音乐有着西方专业音乐难以望其项背的独特神韵和丰富积淀。这些未被现代文明异化的、古老而具有永恒生命力的灿烂音乐遗产向我们展示了无比广阔的艺术创造天地。”
　　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学习其他民族的音乐精华。鲍元恺在这篇文章中说：“以交响音乐这种开放的艺术形式，作为联结东方同西方不同文化背景空间差的桥梁，作为联结古代与现代不同时代审美需求时间差的桥梁，使中国传统音乐打开同世界文化隔绝，同现实生活隔绝的封闭状态，从而在去粗取精，消化融汇和新陈代谢的过程中获得新的生命，取得开放性发展。”
　　萧友梅在西方音乐进入中国不久，就提出以西方音乐形式和中国音乐素材结合，创造新型国乐的理想，并且要求“从旧乐及民乐中搜集素材，作为创造新国乐的基础”。他的理想在今天得到了实现。鲍元恺遵循这个原则，在青年时代就在苏夏教授的指导下，做了大量的将民歌曲调和西方的和声相结合的探索。后来又在许勇三教授指导下，认真研究匈牙利作曲家巴托克创作匈牙利新型民族音乐的经验。
　　现在学作曲的不少学生，对自己的民族民间音乐没有很好的学习，基础没有打好，西方作曲技法基础也并非真正掌握好，就在写现代派的乐曲。创作出来的东西不伦不类，听众不接受。鲍元恺这篇文章，对年轻一代从事作曲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启示，或者说，树立了一个榜样。
　　当然，现在是个多元化的时代，鲍元恺自己选择怎样的创作道路、表现形式或艺术风格，是由他的学术修养和创作个性决定的。不能也不应该强求别人也要这样做。对其他作曲家的创作思想和学术看法，也不该妄加干涉。２００６年8月，我们促进会主持召开了“萧友梅与当代音乐文化建设”研讨会，在会上大家对当前的音乐创作，特别是交响乐创作有不同的意见。究竟谁是谁非，这应该由历史和实践来检验。
　　说到为人，鲍元恺是个实在人。平时我与他通电话比较多，因我不是音乐科班出身，所以常向他请教，受益匪浅。对照他的文章所阐述的创作观念，言行一致，而不是说一套做一套的人。我们在２００５年10月份，曾举行艺术歌曲创作比赛评审会，请他当评委，他很认真，很细致，很公正，实事求是。他当面对我举例，具体地一项项说明他所打分数的理由。
　　鲍元恺很喜欢抽烟，从学生时代就开始了，是个烟鬼。每天烟瘾很大，记得当年和他关在一起的时候，烟瘾上来了，曾经捡地上的烟头抽，还被传为“美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