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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何谓“地缘政治”？按照杰弗里·帕克的理解，地缘政治是指在区域地理及政治环境和他们所构成部分的物质世界及人类整体之间，存在更为广泛的关系。这实际上强调了地理环境与人类之间的互动联系。既然如此，地缘政治学的发展也随着人们对自然的认识能力、适应能力的发展而演化，烙上时代的印记。考察现代地缘政治学发展历程，不难发现，自19世纪末现代地缘政治学诞生以来，大致经历了从自然主义模式、空间—权力关系模式到结构主义模式的方法论演化。
二、地缘政治学缘起——自然主义解释
早期的地缘政治学在探讨人境关系时更为强调自然决定论，因此，早期的地缘政治学在解释路径上可归纳为自然主义模式，其中，代表人物是德国学者弗里德里希·拉采尔和瑞典学者鲁道夫·契伦。
拉采尔信奉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思想，并将这种生物思想融入地理学当中，提出人是地理环境的产物，人地关系是由地理环境主导而来的；其后，在斯宾塞的思想影响下，拉采尔提出国家与社会是生命有机体的论点。拉采尔认为，地理环境决定人的生理、心理以及人类分布、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进程；并将国家类比为生命有机体，认为向邻国扩张领土是其生存的基本法则，进而提出“国家有机体”论。具体而言，拉采尔认为，一个国家的特点定然深深地受到该国领土的性质和提供该国领土环境的区位影响。实现一个国家的重要条件就是适应其环境条件的程度。同时，他认为国家的环境决定了国家有机体的生存和运转，如同生物一样，国家需要一定的“生存空间”。所以，“生存空间”理论和“国家有机体”理论是相互关联的，是一个事物的两面。因此，拉采尔认为，健全的空间有机体，即国家通过其领土扩张而增强权势是在所难免的。拉采尔将地理位置、空间和国家政治相联系，开辟新的研究路径和视角，正由于这一点，他被认为是“现代政治地理学之父”。
“地缘政治学”这一学术术语由契伦首创，首次出现在他的著作《科学的政治学》中。契伦的地缘政治思想深受其老师拉采尔的影响，他采用拉采尔的“生存空间”和“国家有机体”理论，支持大国向外扩张。契伦将地缘政治学定义为“将国家作为地理的有机体或一个空间现象来认识的科学”。对此，他进一步解释道，国家有机体在发展中争夺生存空间受到自然法则的支配。为了保持争夺资源的行动自由，一个国家必须能够在战争状态中自力更生，不依赖和平。边疆的扩张就成为一个国家的合法目标，国家权力决定一切，大国政治才能主宰世界。作为瑞典人的契伦看到了来自俄国的威胁，为此他寄希望于德国，希望德国能够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欧洲国家，这一帝国包括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甚至中东的部分地区，这一帝国将处于德国的统一领导之下。为此，他也预见到英国不会容忍德国势力范围扩大，英德之间的战争在所难免。可以这么说，拉采尔只是在学理上提出政治地理学的见解，而契伦则在理论中提出国家具体的扩张政策，作为地缘政治学这一术语的缔造者，契伦最终将其引入歧途。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地理政治学研究所所长豪斯弗斯极力推崇拉采尔、契伦等人的理论，广泛宣传地缘政治学的种种论述。他强调生存空间是国家最基本的需要，并且认为生存空间和领土的限制必然导致资源分配不均，世界领土应当重新分配，只有攫取更多的生存空间，国家才能获得更大的动力而发展，而战争是解决生存空间的唯一办法。豪斯弗斯有关“生存空间”的论述，正中战争狂人希特勒下怀，被德国扩张主义利用，为德国在二战中的对外侵略提供理论依据，这也成为地缘政治学发展史上的“滥觞”，地缘政治学也因此一度销声匿迹。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拉采尔、契伦以及豪斯弗斯等“自然主义”者过多地强调了人类社会的自然生存法则，将人类活动与其他生物行为相类比，试图用自然规律解释国家政治行为，拉采尔甚至将政治地理学看作是自然科学的一个分支。人类社会的复杂程度是其他的生物群体无法相比的，生物进化论中“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理论也不可能揭示国家行为的本质，尽管他们的理论曾不同程度地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中某些自然因素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许多结论存在严重的谬误。三位学者的理论共同点便在于他们认为对领土的征服和兼并是权力构成的基础，同时扩张权力的过程不可避免会伴随着冲突与战争。
三、地缘政治学分析——空间—权力的二元推理
由于19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的突破以及工业技术的日趋完善，西方列强对世界地理空间的争夺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状态。在为本国对外扩张提供理论依据的背景下，地缘政治学者将目光更多地投射到空间—权力的二元关系上，强调空间对权力的决定作用。其中，马汉、哈尔福德·麦金德以及尼古拉斯·斯皮克曼等政治学家便是这种研究模式的代表。
美国海军军官、历史学家马汉一生致力海军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其“海权论”的中心论点是：海权在一个国家的形成、发展以及国防中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马汉分析了对各国制海权有影响的六个条件：国家的位置、国家海岸线的长度及其性质、国家人口的多寡、民族特性和政府素质。因此，马汉进一步指出，拥有强大的海上力量是成为世界强国的基础。马汉生活的时代，正值欧洲帝国主义扩张进入最后的高潮，英德两国的海军都深受马汉海权论的影响，双方都建造了耗费巨资的新型主力舰只，来进行“大舰巨炮”的海军军备竞赛。另外，正是这一时期，美国崛起成為世界大国，马汉的思想对西奥多·罗斯福影响极大，为美国崛起为海军大国做出了很大贡献。
最早阐述“陆权派”地缘战略理论的是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爵士。与马汉不同的是，麦金德在考察海上强国盛衰过程中，不再重复独霸海洋的旧主题，而是关心“关于海上强国的基地及其和陆上强国的基地的关系”。麦金德认为，沿袭人类的历史，海权和陆权的对抗可以解释诸多历史事件。二者之间的对抗在此消彼长的情势之下贯穿人类的发展史。他希望通过国际局势的观察和思考，探索一种“至少能表明世界历史中某些地理因素的公式”。1904年发表的《历史的地理枢纽》一文确立了麦金德“心脏地带学说”的理论框架；1919年观点延续了1904年观点，认为必须沿欧洲地峡（波罗的海到黑海）建立缓冲区阻止德俄接近，不能允许德国控制东欧或者俄国进入东欧，德俄结盟或者互相征服没有区别；1943年观点断言苏联在战后必将成为控制心脏地带天然堡垒的有史以来最为强大的大陆强权，鼓吹美英法等民主国家组建“大西洋联盟”（这几乎就是北约的前身）以平衡这一强权。另外，美国的外交决策者也受到麦金德的影响，他们的欧亚政策主要围绕一个中心思想——保持欧亚大陆的权力平衡，防止一个敌对大国在该区域的出现，因而，不难解释，美国为何要与西欧、日本以及菲律宾实行军事结盟。 美国地理学家斯皮克曼是“边缘地带论”的创始人。他修改了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他认为“心脏地带”并没有麦金德所谓的战略价值，小亚细亚是潜力相当低的地区，提出“边缘地带”理论。斯皮克曼对麦金德的世界区分法进行了修正，分为如下部分：心脏地带、边缘地带以及离岸岛屿和大陆。其中特别指出。所谓“边缘地带”，可以视为海洋强国进入欧亚大陆的前沿阵地和遏制大陆强国向海洋扩张的缓冲地带。环绕着边缘地带的边缘海和地中海的外围，是被麦金德所称之为“内新月形”的地区，包括英国、日本、非洲和澳洲，斯皮克曼则称它们为“滨外岛屿和大洲”。“边缘地带”更具备世界权力中心的潜质，这里人口众多、气候适宜、工业生产能力极强，在地理区位上处于心脏地带与滨外岛屿之间，是缓解海权与陆权之间冲突的巨大的缓冲地带，它必然具有海权与陆权的双重功能，并从海陆两面保卫自身。斯皮克曼认为边缘地带是围堵心脏地带的关键，是世界权力之争的要害，他对于“边缘地带”的理论阐述成为乔治·凯南实施“遏制政策”的主要理论基础，美国将战略重心基本布置在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一线，“遏制政策”始于1947年的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并贯穿冷战的全过程，甚至到今天仍然影响着美国的对外战略。
不难发现，马汉、麦金德以及斯皮克曼的理论学说都非常强调地理空间对国家权力的控制关系，崇尚控制地理空间对赢得世界霸权的价值，意图以全球范围内的地理区域考察影响世界霸权的核心力量。但是这种过分强调空间决定权力的作用，容易陷入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泥潭，沦为帝国主义国家争夺霸权的工具。从历史上看，国家扩张是由其他条件导致的，并非人口压力。例如，日本在亚洲的扩张先于日本人口的增长，今天，德国和日本的地理空间缩小了，人口增长了，但两国的生活水平却远远高于二战前的水平，这说明空间广阔并不一定意味着国家强大。
四、地缘政治学发展——结构主义模式
随着20世纪60年代两极世界受到冲击以及结构现实主义的兴起，众多地缘政治学家将目光投向结构主义模式，意图“以地理学的区域观念为指导，用地域结构分析方法，考察整体世界中包含的政治地域结构以及不同政治区域之间的相互关系”。三位美国政治学者——索尔·科恩、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以及塞缪尔·亨廷顿都是这种解释流派的代表人物。
科恩用区域的视角研究世界地缘政治，在他看来，世界是分区域的、有层次的以及分裂的。在其1964年发表的《分化世界的地理和政治学》中，他提出将世界划分为两种类别，即地理战略性的地区和地理政治性的地区，这也是他首次提出结构理论，之后他又进行多次修改和补充，但基本结构还是保持一致。2003年和2011年，他先后发表《世界体系的地缘政治》和《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地理学》两本学术著作，最终提出了新的地缘政治学体系。对于世界的划分经过科恩多次修改，最终将世界的地缘政治结构划分为宏观层面——地缘战略辖区、中观层面——地缘整治区、微观层面——由民族国家、高度自治地区、准国家、最低层次或微观层国家之内或之间的领土部分。科恩又根据“海洋性”和“大陆性”形成的程度，将世界宏观层面划分为三个地缘战略辖区：大西洋与太平洋贸易依赖海洋辖区、欧亚大陆俄罗斯心脏地带、混合型大陆兼海洋的东亚辖区，并且认为这三大力量中心支撑起全球结构空间等级制度。而世界中观层面则划分为：中亚区域、心脏地带俄罗斯和跨高加索；海上欧洲和马克里布、中北美洲、亚洲—太平洋边缘地带；印度支那、大陆中国；南部美洲与非洲大陆；南亚。对于微观层次的划分，科恩将非国家的单位罗列为地缘政治体系的分析主体，说明他充分考虑到了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冲击。如他认为随着交通技术的发展，出现一些巨型都会，这些都会群有能力与中央政府竞争，开展诸如开拓海外市场和发展旅游观光的经济活动。
到了20世纪70年代，两极世界格局趋于瓦解，相关地缘政治理论受到其他理论的挑战。直至当时仍被“冷战”所冻结的其他世界观念开始重现，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核心—外围”学说，而沃勒斯坦则是这派学说的代表学者。在分析当代地理空间时，沃勒斯坦将“核心”与“外围”的关系看作最为重要的关系。“核心”是指以经济和社会复杂性为表征的资本集中地区，这些核心地区在经济结构上相对自主。“外围”是指在经济、社会和文化上依附于“核心”的地区。“半外围”则用来指介于上述两类地区的区域。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所以能够运转至今，其要害在于核心地区与边缘地区之间存在不等价交换关系。这种不等价交换可能通过许多制度、机构方式进行，如殖民垄断贸易（东印度公司）、当代跨国公司通过内部运转某些商品的交换形式来形成世界性的市场或国家间的协定等。通过这些途径，不断构成新的中心与边缘地区。按照他的理论，发达与不发达并不表明国家相互独立，它们是资本主义关系的结果。
冷战的终结使学者重新思索世界政治版圖的新分界线，试图找出冷战后冲突产生的解释模式，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在1996年发表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应运而生，他认为文明之间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最大的威胁，以文明为基础重建国际秩序则是防止战争的最佳安全保障。他将文明定义为“人的最高文化归属，人必不可少的文化认同的最大层面，人区别于其他物种的根本”和“人们认同的最广泛的文化实体。”在汤因比等历史学家的研究基础上，亨廷顿确认了六种现代文明（印度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日本文明、东正教文明、儒教文明和西方文明）和两种可能存在的文明（非洲文明和拉丁美洲文明）。他认为，冷战后的世界是由以上八种文明所构成，未来的世界新秩序则是这八种主要文明相互作用的结果。亨廷顿提出，欧洲文明的分界线是俄罗斯与芬兰之间的边界以及俄罗斯与波罗的海国家间的边界，亨廷顿用伊斯兰教和印度教之间、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间的流血冲突作为案例来佐证自己理论。但是，亨廷顿的理论受到世人瞩目同时，也遭到一些学者的质疑和批判，例如小约瑟夫·奈指出，大文化内部的认同感冲撞远远多于大文化之间的认同感冲撞，他认为，两伊战争是伊斯兰世界内部的国家冲突。 无论是科恩的分层次的地缘政治结构划分，还是沃勒斯坦的以资本为线索的核心—外围结构，以及亨廷顿的多文明世界，都以地域差异的地理学观念为指导，去发现或设置把一个地理区域整体分割为不同性质的地缘政治单元的分界线，从而勾勒出表达地缘政治结构的世界地图。显然，结构主义分析模式大大超越了前文所论及的空间-权力的二元模式，更好地解释了世界形势的变化。
五、结语
正如科恩所言，“地缘政治分析的实质是国际政治权力和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随着地理环境的变化以及人们对这种变化本质的解释发生转变，地缘政治观念也会转变”，地缘政治学理论的变革也不断适应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出的以柯恩等为代表的地缘政治理论创立了以结构主义为特征的解释模式， 超越了以麦金德等为代表的以空间-权力关系为核心的地缘政治理论， 结构主义模式是当代地缘政治理论的显著方法论特征，这些理论中体现的核心思维主要来自于地理学， 即发现或设定一个地理区域整体，以地理差异为指标分割为不同性质的地缘政治单元的分界线， 从而勾勒出地缘政治结构的世界地图。这种研究方法实质上仍属于传统的地理学方法， 分割出的地缘政治单元既没有以政治行为体为出发点，也不考虑行为体的完整性，其结果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地理结构。正是在柯恩等地缘政治学者的不断创新努力下，结构主义的解释模式将地缘政治学的研究主体由主权国家上升到全球体系，使其在更为宏观的分析层次上具有完善的理论解释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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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地缘政治”？按照杰弗里·帕克的理解，地缘政治是指在区域地理及政治环境和他们所构成部分的物质世界及人类整体之间，存在更为广泛的关系。这实际上强调了地理环境与人类之间的互动联系。既然如此，地缘政治学的发展也随着人们对自然的认识能力、适应能力的发展而演化，烙上时代的印记。考察现代地缘政治学发展历程，不难发现，自19世纪末现代地缘政治学诞生以来，大致经历了从自然主义模式、空间—权力关系模式到结构主义模式的方法论演化。
二、地缘政治学缘起——自然主义解释
早期的地缘政治学在探讨人境关系时更为强调自然决定论，因此，早期的地缘政治学在解释路径上可归纳为自然主义模式，其中，代表人物是德国学者弗里德里希·拉采尔和瑞典学者鲁道夫·契伦。
拉采尔信奉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思想，并将这种生物思想融入地理学当中，提出人是地理环境的产物，人地关系是由地理环境主导而来的；其后，在斯宾塞的思想影响下，拉采尔提出国家与社会是生命有机体的论点。拉采尔认为，地理环境决定人的生理、心理以及人类分布、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进程；并将国家类比为生命有机体，认为向邻国扩张领土是其生存的基本法则，进而提出“国家有机体”论。具体而言，拉采尔认为，一个国家的特点定然深深地受到该国领土的性质和提供该国领土环境的区位影响。实现一个国家的重要条件就是适应其环境条件的程度。同时，他认为国家的环境决定了国家有机体的生存和运转，如同生物一样，国家需要一定的“生存空间”。所以，“生存空间”理论和“国家有机体”理论是相互关联的，是一个事物的两面。因此，拉采尔认为，健全的空间有机体，即国家通过其领土扩张而增强权势是在所难免的。拉采尔将地理位置、空间和国家政治相联系，开辟新的研究路径和视角，正由于这一点，他被认为是“现代政治地理学之父”。
“地缘政治学”这一学术术语由契伦首创，首次出现在他的著作《科学的政治学》中。契伦的地缘政治思想深受其老师拉采尔的影响，他采用拉采尔的“生存空间”和“国家有机体”理论，支持大国向外扩张。契伦将地缘政治学定义为“将国家作为地理的有机体或一个空间现象来认识的科学”。对此，他进一步解释道，国家有机体在发展中争夺生存空间受到自然法则的支配。为了保持争夺资源的行动自由，一个国家必须能够在战争状态中自力更生，不依赖和平。边疆的扩张就成为一个国家的合法目标，国家权力决定一切，大国政治才能主宰世界。作为瑞典人的契伦看到了来自俄国的威胁，为此他寄希望于德国，希望德国能够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欧洲国家，这一帝国包括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甚至中东的部分地区，这一帝国将处于德国的统一领导之下。为此，他也预见到英国不会容忍德国势力范围扩大，英德之间的战争在所难免。可以这么说，拉采尔只是在学理上提出政治地理学的见解，而契伦则在理论中提出国家具体的扩张政策，作为地缘政治学这一术语的缔造者，契伦最终将其引入歧途。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地理政治学研究所所长豪斯弗斯极力推崇拉采尔、契伦等人的理论，广泛宣传地缘政治学的种种论述。他强调生存空间是国家最基本的需要，并且认为生存空间和领土的限制必然导致资源分配不均，世界领土应当重新分配，只有攫取更多的生存空间，国家才能获得更大的动力而发展，而战争是解决生存空间的唯一办法。豪斯弗斯有关“生存空间”的论述，正中战争狂人希特勒下怀，被德国扩张主义利用，为德国在二战中的对外侵略提供理论依据，这也成为地缘政治学发展史上的“滥觞”，地缘政治学也因此一度销声匿迹。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拉采尔、契伦以及豪斯弗斯等“自然主义”者过多地强调了人类社会的自然生存法则，将人类活动与其他生物行为相类比，试图用自然规律解释国家政治行为，拉采尔甚至将政治地理学看作是自然科学的一个分支。人类社会的复杂程度是其他的生物群体无法相比的，生物进化论中“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理论也不可能揭示国家行为的本质，尽管他们的理论曾不同程度地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中某些自然因素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许多结论存在严重的谬误。三位学者的理论共同点便在于他们认为对领土的征服和兼并是权力构成的基础，同时扩张权力的过程不可避免会伴随着冲突与战争。
三、地缘政治学分析——空间—权力的二元推理
由于19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的突破以及工业技术的日趋完善，西方列强对世界地理空间的争夺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状态。在为本国对外扩张提供理论依据的背景下，地缘政治学者将目光更多地投射到空间—权力的二元关系上，强调空间对权力的决定作用。其中，马汉、哈尔福德·麦金德以及尼古拉斯·斯皮克曼等政治学家便是这种研究模式的代表。
美国海军军官、历史学家马汉一生致力海军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其“海权论”的中心论点是：海权在一个国家的形成、发展以及国防中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马汉分析了对各国制海权有影响的六个条件：国家的位置、国家海岸线的长度及其性质、国家人口的多寡、民族特性和政府素质。因此，马汉进一步指出，拥有强大的海上力量是成为世界强国的基础。马汉生活的时代，正值欧洲帝国主义扩张进入最后的高潮，英德两国的海军都深受马汉海权论的影响，双方都建造了耗费巨资的新型主力舰只，来进行“大舰巨炮”的海军军备竞赛。另外，正是这一时期，美国崛起成為世界大国，马汉的思想对西奥多·罗斯福影响极大，为美国崛起为海军大国做出了很大贡献。
最早阐述“陆权派”地缘战略理论的是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爵士。与马汉不同的是，麦金德在考察海上强国盛衰过程中，不再重复独霸海洋的旧主题，而是关心“关于海上强国的基地及其和陆上强国的基地的关系”。麦金德认为，沿袭人类的历史，海权和陆权的对抗可以解释诸多历史事件。二者之间的对抗在此消彼长的情势之下贯穿人类的发展史。他希望通过国际局势的观察和思考，探索一种“至少能表明世界历史中某些地理因素的公式”。1904年发表的《历史的地理枢纽》一文确立了麦金德“心脏地带学说”的理论框架；1919年观点延续了1904年观点，认为必须沿欧洲地峡（波罗的海到黑海）建立缓冲区阻止德俄接近，不能允许德国控制东欧或者俄国进入东欧，德俄结盟或者互相征服没有区别；1943年观点断言苏联在战后必将成为控制心脏地带天然堡垒的有史以来最为强大的大陆强权，鼓吹美英法等民主国家组建“大西洋联盟”（这几乎就是北约的前身）以平衡这一强权。另外，美国的外交决策者也受到麦金德的影响，他们的欧亚政策主要围绕一个中心思想——保持欧亚大陆的权力平衡，防止一个敌对大国在该区域的出现，因而，不难解释，美国为何要与西欧、日本以及菲律宾实行军事结盟。 美国地理学家斯皮克曼是“边缘地带论”的创始人。他修改了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他认为“心脏地带”并没有麦金德所谓的战略价值，小亚细亚是潜力相当低的地区，提出“边缘地带”理论。斯皮克曼对麦金德的世界区分法进行了修正，分为如下部分：心脏地带、边缘地带以及离岸岛屿和大陆。其中特别指出。所谓“边缘地带”，可以视为海洋强国进入欧亚大陆的前沿阵地和遏制大陆强国向海洋扩张的缓冲地带。环绕着边缘地带的边缘海和地中海的外围，是被麦金德所称之为“内新月形”的地区，包括英国、日本、非洲和澳洲，斯皮克曼则称它们为“滨外岛屿和大洲”。“边缘地带”更具备世界权力中心的潜质，这里人口众多、气候适宜、工业生产能力极强，在地理区位上处于心脏地带与滨外岛屿之间，是缓解海权与陆权之间冲突的巨大的缓冲地带，它必然具有海权与陆权的双重功能，并从海陆两面保卫自身。斯皮克曼认为边缘地带是围堵心脏地带的关键，是世界权力之争的要害，他对于“边缘地带”的理论阐述成为乔治·凯南实施“遏制政策”的主要理论基础，美国将战略重心基本布置在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一线，“遏制政策”始于1947年的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并贯穿冷战的全过程，甚至到今天仍然影响着美国的对外战略。
不难发现，马汉、麦金德以及斯皮克曼的理论学说都非常强调地理空间对国家权力的控制关系，崇尚控制地理空间对赢得世界霸权的价值，意图以全球范围内的地理区域考察影响世界霸权的核心力量。但是这种过分强调空间决定权力的作用，容易陷入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泥潭，沦为帝国主义国家争夺霸权的工具。从历史上看，国家扩张是由其他条件导致的，并非人口压力。例如，日本在亚洲的扩张先于日本人口的增长，今天，德国和日本的地理空间缩小了，人口增长了，但两国的生活水平却远远高于二战前的水平，这说明空间广阔并不一定意味着国家强大。
四、地缘政治学发展——结构主义模式
随着20世纪60年代两极世界受到冲击以及结构现实主义的兴起，众多地缘政治学家将目光投向结构主义模式，意图“以地理学的区域观念为指导，用地域结构分析方法，考察整体世界中包含的政治地域结构以及不同政治区域之间的相互关系”。三位美国政治学者——索尔·科恩、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以及塞缪尔·亨廷顿都是这种解释流派的代表人物。
科恩用区域的视角研究世界地缘政治，在他看来，世界是分区域的、有层次的以及分裂的。在其1964年发表的《分化世界的地理和政治学》中，他提出将世界划分为两种类别，即地理战略性的地区和地理政治性的地区，这也是他首次提出结构理论，之后他又进行多次修改和补充，但基本结构还是保持一致。2003年和2011年，他先后发表《世界体系的地缘政治》和《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地理学》两本学术著作，最终提出了新的地缘政治学体系。对于世界的划分经过科恩多次修改，最终将世界的地缘政治结构划分为宏观层面——地缘战略辖区、中观层面——地缘整治区、微观层面——由民族国家、高度自治地区、准国家、最低层次或微观层国家之内或之间的领土部分。科恩又根据“海洋性”和“大陆性”形成的程度，将世界宏观层面划分为三个地缘战略辖区：大西洋与太平洋贸易依赖海洋辖区、欧亚大陆俄罗斯心脏地带、混合型大陆兼海洋的东亚辖区，并且认为这三大力量中心支撑起全球结构空间等级制度。而世界中观层面则划分为：中亚区域、心脏地带俄罗斯和跨高加索；海上欧洲和马克里布、中北美洲、亚洲—太平洋边缘地带；印度支那、大陆中国；南部美洲与非洲大陆；南亚。对于微观层次的划分，科恩将非国家的单位罗列为地缘政治体系的分析主体，说明他充分考虑到了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冲击。如他认为随着交通技术的发展，出现一些巨型都会，这些都会群有能力与中央政府竞争，开展诸如开拓海外市场和发展旅游观光的经济活动。
到了20世纪70年代，两极世界格局趋于瓦解，相关地缘政治理论受到其他理论的挑战。直至当时仍被“冷战”所冻结的其他世界观念开始重现，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核心—外围”学说，而沃勒斯坦则是这派学说的代表学者。在分析当代地理空间时，沃勒斯坦将“核心”与“外围”的关系看作最为重要的关系。“核心”是指以经济和社会复杂性为表征的资本集中地区，这些核心地区在经济结构上相对自主。“外围”是指在经济、社会和文化上依附于“核心”的地区。“半外围”则用来指介于上述两类地区的区域。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所以能够运转至今，其要害在于核心地区与边缘地区之间存在不等价交换关系。这种不等价交换可能通过许多制度、机构方式进行，如殖民垄断贸易（东印度公司）、当代跨国公司通过内部运转某些商品的交换形式来形成世界性的市场或国家间的协定等。通过这些途径，不断构成新的中心与边缘地区。按照他的理论，发达与不发达并不表明国家相互独立，它们是资本主义关系的结果。
冷战的终结使学者重新思索世界政治版圖的新分界线，试图找出冷战后冲突产生的解释模式，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在1996年发表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应运而生，他认为文明之间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最大的威胁，以文明为基础重建国际秩序则是防止战争的最佳安全保障。他将文明定义为“人的最高文化归属，人必不可少的文化认同的最大层面，人区别于其他物种的根本”和“人们认同的最广泛的文化实体。”在汤因比等历史学家的研究基础上，亨廷顿确认了六种现代文明（印度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日本文明、东正教文明、儒教文明和西方文明）和两种可能存在的文明（非洲文明和拉丁美洲文明）。他认为，冷战后的世界是由以上八种文明所构成，未来的世界新秩序则是这八种主要文明相互作用的结果。亨廷顿提出，欧洲文明的分界线是俄罗斯与芬兰之间的边界以及俄罗斯与波罗的海国家间的边界，亨廷顿用伊斯兰教和印度教之间、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间的流血冲突作为案例来佐证自己理论。但是，亨廷顿的理论受到世人瞩目同时，也遭到一些学者的质疑和批判，例如小约瑟夫·奈指出，大文化内部的认同感冲撞远远多于大文化之间的认同感冲撞，他认为，两伊战争是伊斯兰世界内部的国家冲突。 无论是科恩的分层次的地缘政治结构划分，还是沃勒斯坦的以资本为线索的核心—外围结构，以及亨廷顿的多文明世界，都以地域差异的地理学观念为指导，去发现或设置把一个地理区域整体分割为不同性质的地缘政治单元的分界线，从而勾勒出表达地缘政治结构的世界地图。显然，结构主义分析模式大大超越了前文所论及的空间-权力的二元模式，更好地解释了世界形势的变化。
五、结语
正如科恩所言，“地缘政治分析的实质是国际政治权力和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随着地理环境的变化以及人们对这种变化本质的解释发生转变，地缘政治观念也会转变”，地缘政治学理论的变革也不断适应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出的以柯恩等为代表的地缘政治理论创立了以结构主义为特征的解释模式， 超越了以麦金德等为代表的以空间-权力关系为核心的地缘政治理论， 结构主义模式是当代地缘政治理论的显著方法论特征，这些理论中体现的核心思维主要来自于地理学， 即发现或设定一个地理区域整体，以地理差异为指标分割为不同性质的地缘政治单元的分界线， 从而勾勒出地缘政治结构的世界地图。这种研究方法实质上仍属于传统的地理学方法， 分割出的地缘政治单元既没有以政治行为体为出发点，也不考虑行为体的完整性，其结果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地理结构。正是在柯恩等地缘政治学者的不断创新努力下，结构主义的解释模式将地缘政治学的研究主体由主权国家上升到全球体系，使其在更为宏观的分析层次上具有完善的理论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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