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雍正的历史传记，市面上早已汗牛充栋、数不胜数，历史上的雍正和荧屏上的雍正是截然不同的，历史上的雍正皇帝没有那么多风花雪月的故事，而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实干家和改革家。雍正在位的13年里，以反腐为核心，整饬吏治、耗羡归公、推行养廉、去除贱籍、创设军机，办了不少国计民生的大事儿，这些不僅让当时败坏的吏治为之一清，也深刻影响了大清的政治走向。

反腐势在必行

　　康熙的宽仁除了表现在治国理政上，还表现在继承人问题上，而在集权社会中，继承人问题常常就是“国本”问题，一旦在择储上出了问题，一个国家的社稷之本就会陷入动荡。
　　在康熙后期的历史上，储位之争持续了很多年，当时的许多政治问题都与“九龙夺嫡”事件有着密切联系，而这场储位之争几乎颠覆了清朝的江山社稷，太子胤礽被废又被恢复，其他几位贝勒被囚……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九月三十，康熙巡视塞外回京的当天，正式宣布废黜太子胤礽，太子胤礽再一次被囚禁于咸安宫，从此他再也没能走出去，和大阿哥胤禔一样，在这铁窗之中了此残生。
　　自此，这场“九龙夺嫡”的皇家悲喜剧算是画上句号了，康熙皇帝也即将走到他人生的终点。
　　雍正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登上皇位的，“九龙夺嫡”这一政治事件似乎并未看到雍正的身影。事实上，雍正和其他的皇子不同，其他的皇子多是在“明争”，而雍正则是在“暗斗”，所以，从表面上看，雍正似乎全然置身事外，实际上，雍正一直都在参与这场皇位角逐的战争。
　　根据一些历史资料可以得知，在雍正的背后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推手，此人就是雍正的谋士戴铎，第二次废黜太子不久，戴铎给还是皇四子的胤禛写了一封长信，为胤禛制定了详细而周密的夺储大计。
　　戴铎告诫胤禛，一定不能放松警惕，不然别人就会捷足先登。胤禛将这番话奉为“金玉之言”，从此以后，他更加谨小慎微，不断地为博取康熙的好感和信任而努力，同时积极扩张自己的势力，最终成功登上了皇位。
　　虽然康熙在历史上号称明君，但客观来说，他顶多算半个明君。康熙皇帝前半生功勋卓著，但后半生不仅在继承人问题上游移不定，在治国上也同样犯浑，坐视贪腐横行，却不加整治，最终只能给大清王朝埋下深深的祸根。
　　对于康熙留下的烂摊子，雍正早有洞察，虽然雍正常常强调自己“事事不如乃父”，但雍正也一直在强调自己的一点优势，那就是自己比康熙更加“洞悉下情”。
　　雍正自认为慧眼如炬，对官场陋规恶习了如指掌，从他后来的治理方案来看，这点儿还是比较客观的。
　　雍正即位之后，便立志“振数百年之颓风，以端治化之本”，开始了他的改革。
　　父皇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朝政早已是弊端丛生，如果能把这些解决好，无疑是为自己树立威信的最好方法，整顿吏治，打击腐败。
　　官场腐败已经变成“塌方式”的巨大灾难——各级官员相互勾结，形成了一个巨大且完备的贪污腐败系统——朋党，这个系统盘根错节，其中利害也是深不可测的。
　　雍正知道如何去做一个有为之君，他甚至还为之制定了施政纲领。他甚至在养心殿西暖阁中手书了一副对联：“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从中可以看出雍正惩治腐败的决心。

反腐，先从朋党开刀

　　打击朋党，不仅是政治账，更是经济账。
　　在中国历史上，朋党是一个别具特色的文化概念，甚至可以说朋党是和中国封建政治相伴相生的，有许多著名的历史事件，都和朋党有着密切联系。按照《辞海》的解释，朋党是指一些人为自私的目的而互相勾结，朋比为奸。后来泛指士大夫结党，即结成利益集团朋和党。
　　在传统儒家文化之中，结党完全不是君子所为，而是彻头彻尾的小人行径。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曾作过一篇文章，叫作《朋党论》，按照欧阳修的观点，朋党自古就有，是一种客观存在，但是朋党的问题必须分而论之，这是因为朋党也是有类别之分的——朋党可分为“小人之朋”和“君子之朋”，“小人之朋”是以共同利益为纽带的，这是“伪朋”，而“君子之朋”则是以志向和志趣为纽带的，也就是同道之人，这是“真朋”，“伪朋”会乱政，而“真朋”则有助于维护政治的稳定。如果皇帝能“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那么天下就会大治！
　　但雍正对欧阳修的观点嗤之以鼻，他将欧阳修的《朋党论》斥为“邪说”。
　　所以，雍正于雍正二年（1724年）七月，颁布了《御制朋党论》，一方面是为了反驳欧阳修《朋党论》中的观点，另一方面也拉开了雍正皇帝打击朋党的序幕。
　　雍正还表示，自己行为光明磊落，从来都没有招引过门客党人，从不结交满汉臣工，因此，先帝康熙才会青睐于自己，并让自己继承大统。
　　下一步，他就要开始打击朋党了。
　　几乎历朝历代都有朋党，而这些朋党的前身多是从功臣集团演变来的——打天下时，自己跟随先帝出生入死，立下赫赫战功，等到王朝建立，封侯拜相，享受荣华富贵，即使自己死了，自己的功劳也能让自己的后代吃好几辈子，这些人往往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而结成利益集团，进而发展成朋党。
　　这是历朝历代都存在的朋党。
　　在雍正朝，功臣集团有两个代表，一个是以年羹尧为首的利益集团，一个是以隆科多为首的利益集团。
　　还有康熙朝太子之争遗留下来的问题——以胤禩为首的势力集团依然存在。虽然在夺位之战中，胤禩没有夺得大位，但他心里不服，再加上旧党的拥护，他们势必要继续和雍正对抗到底。
　　尽管胤禩是他的兄弟，尽管年羹尧是他一手栽培出来的大将，尽管隆科多是他的心腹，但当他们触犯了皇权，影响到雍正的吏治改革时，雍正还是义无反顾地出手了。

八阿哥党的覆灭

　　就在康熙皇帝驾崩的第二天，也就是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1722年12月20日），还在忙着处理丧事的雍正做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决定：任命贝勒胤禩、皇十三弟胤祥、大学士马齐、尚书隆科多四人为总理事务大臣。
　　雍正的这一委任迅速招来朝臣们的私议，因为谁都知道，在康熙朝的储位斗争中，八阿哥胤禩是最有力的皇位继承人，而四阿哥胤禛只能算是一个冷门人物，然而皇位最终落在胤禛的头上，胤禩岂肯罢休？因此，许多朝臣都预感到胤禛和胤禩之间极有可能会爆发一场战争。
　　雍正明显就在向胤禩示好，大有化干戈为玉帛之意。四位总理事务大臣之中，除了胤禩之外，大学士马齐也是胤禩的人，这显然很给胤禩面子。
　　同时，雍正还下旨，“凡有谕旨，必自由四大臣传出”，可见雍正对这四人的信任。
　　当然，雍正皇帝的示好举动远不止这些，雍正除了将胤禩任命为总理事务大臣，还封胤禩为和硕廉亲王，把理藩院和上驷院的事务也交给了他。将胤禩的儿子弘旺封为贝勒，将胤禩的舅舅嘎达浑从贱籍中除名。另外，雍正还提拔了一大批胤禩党的成员。
　　胤禩被封为总理事务大臣之后，一时间宾客盈门，许多人都向胤禩的福晋郭络罗氏道喜，而福晋郭络罗氏却意味深长地说道：“唉，没什么可庆贺的，说不好哪天就脑袋搬家了……”
　　内在的危机只有当事人才真正明白。
　　事实上，雍正如此不遗余力地拉拢胤禩，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稳住胤禩集团，实现权力的平稳过渡，让对手在不知不觉中失去防御心理，等到时机成熟之后，再实施打击，可谓事半功倍。
　　在这四位总理事务大臣之中，除了胤禩本人和他的党羽马齐之外，还有另外两个非常重要的人，一个是十三阿哥胤祥，一个是隆科多。
　　中国古代皇帝的名讳是必须避讳的，本来康熙的所有皇子几乎都是“胤”字辈，可是等到雍正登基，为了避皇帝名讳，雍正所有的亲兄弟都只能把自己名字里的“胤”改为“允”，但胤祥不同，虽然刚开始的时候，他也把自己的名字改为了“允祥”，但是，胤祥始终都是雍正的左膀右臂，为雍正出力最多，因此，在胤祥病逝之后，雍正明确表示，将“允祥”重新改回“胤祥”，令其配享太庙，这也成为清代唯一一个不避皇帝名讳的事例。
　　再说隆科多。康熙在位时，隆科多就已经是步军统领，深受康熙的宠信。
　　康熙驾崩后，传位遗诏还是隆科多负责对外公布的，所以说，雍正能够登基称帝，隆科多的功劳不小，所以后来他又成了雍正的宠臣。
　　如此说来，虽然他让胤禩和马齐担任了总理事务大臣，但同时他也把自己的两个心腹胤祥和隆科多摆在了同样的位置，雍正这样做，就是想让这二人同胤禩集团形成制衡，以便给自己壮大力量争取时间。
　　稳住了胤禩集团，雍正便把矛头对准了另一个身份特殊的皇子——胤禵。雍正和胤禩只能算作同父异母的兄弟，而雍正和胤禵却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弟。但是亲兄弟未必有亲密的感情。相反，胤禵和胤禩走得更近一些。
　　偏爱幼子，这似乎是人之常情，天下每一个母亲都是如此，雍正皇帝的母亲乌雅氏也是这样。乌雅氏偏爱小儿子胤禵，从而导致了雍正和亲弟弟胤禵的关系不佳。
　　康熙驾崩后，胤禩集团成为雍正皇权最大的威胁，而此时的胤禵却正处于一个十分微妙的位置——此时的他跟胤禩走得非常近。
　　康熙驾崩之时，胤禵正以抚远大将军的身份在西北打仗，接到父皇驾崩的消息后，胤禵受命急速赶回京城，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雍正之所以急召胤禵回来，是为了剥夺他的兵权。事实上，胤禵不是沒有造反的心，主要是当时的情况不允许他造反——胤禵虽然常年在西北领兵，但是手下很多亲信的家人都留在了京城，所以即使胤禵名望再高，他们也绝不可能跟着胤禵造反。
　　更何况，在胤禵身边还有不少雍正的耳目，别的不说，年羹尧就是专门负责随军监视胤禵的。
　　当胤禵觐见雍正这个亲哥哥时，他的内心充满了不甘，所以他并没有凑上前去对雍正行礼，而是远远地向雍正叩头，这显然是在向雍正表示不满和抗议。雍正为了表现自己的大度，并没有责怪胤禵的失礼，而是谦逊地向前移了几步，想要扶住胤禵。
　　然而，胤禵却纹丝不动，面无表情，这就让雍正有点儿尴尬和难堪了。
　　此时，站在一旁的一等蒙古侍卫拉锡看不下去了，他拉住胤禵的手臂，把胤禵直接拖到了雍正身前，这才勉强让胤禵行了礼。事后，胤禵对拉锡的无礼之举非常恼怒，他严厉地呵斥拉锡为下等人，并扬言要让雍正给拉锡治罪。而这正好给雍正留下口实，于是雍正借此削夺了胤禵的王爵，只留给他一个贝子的身份。
　　事情到这儿还远没有结束，雍正元年（1723年）三四月间，雍正护送康熙梓宫至遵化景陵举行葬礼，王公大臣全部随行，胤禵也在其中。葬礼期间，雍正训诫胤禵，胤禵表示不服。
　　等到葬礼结束，班师回朝之时，雍正突然传下谕旨，让胤禵留在遵化，负责守陵，以尽孝心，派副将李如柏负责看守和监视胤禵的一举一动。
　　后来，雍正在打击胤禩集团之时，给胤禵定了十四项大罪。不过，定完罪之后，雍正将胤禵召回京城，囚禁在景山的寿皇殿内，生活供给还算周到。一直到雍正驾崩，胤禵都被囚禁于此。
　　雍正对胤禩集团所采取的策略，总结起来就四个字——分化瓦解。当时胤禩集团最核心的三名成员就是胤禩、胤禟和胤（礻我），这三兄弟朋比为奸，大肆拉拢朝臣，才有了庞大的八阿哥党，所以要铲除胤禩集团，首先就要剪除胤禩的两只翅膀——胤禟和胤（礻我）。雍正对于胤禵，还有耐心进行处心积虑的打击，而对于胤禟和胤（礻我），雍正就没有那么大的耐性了。
　　雍正二年（1724年）四月，胤（礻我）被圈禁革爵。雍正四年（1726年）正月，胤禟也被圈禁。随着这二人的倒台，胤禩瞬间成了“光杆司令”，面对势单力孤的胤禩，雍正已经有足够的把握来对付不必去拉拢讨好他了。
　　雍正二年（1724年）春天，青海的罗卜藏丹津的叛乱被年羹尧平息，这大大提高了雍正的政治声望。借着这个余威，雍正终于不必再看胤禩的脸色了。他多次在公开场合数落和责难胤禩，说胤禩不知悔改，结党营私，作威作福。之后，雍正更是将苏努、揆叙、吴尔占等八阿哥党成员撤职治罪，这相当于把胤禩的层层羽翼逐一剥除了。
　　雍正四年（1726年）正月初五日，雍正在西暖阁召见亲王、贝勒以及诸位满汉文武王公大臣，历数胤禩等人的罪状。
　　“康熙四十七年冬，圣祖仁皇帝圣体违和，今朕同允祉、允禩检点医药，凡立方合剂，朕与允祉每日悉心商酌，允禩惟同允禟、允禵促坐密语。医药之事、曾不一问，不过以药笥收拾方帖而已。天佑圣躬，旋即痊愈，朕心喜慰，向允禩云：皇父圣体大安矣，允禩云：目前圣体虽愈，将来之事奈何？朕闻之，不胜惊骇。”
　　“又，是年二阿哥有事时，圣祖仁皇帝命朕同允禩在京办理事务，凡有启奏，皆蒙御批，事竣之后，朕将所有御批奏折，交与允禩收贮。后向允禩问及，允禩云：前在遥亭时，皇考怒我，恐有不测，比时寄信回家，将一应笔札烧毁。此御批奏折藏在佛柜内，一并焚之矣。”
　　无数陈年旧事，如今都成了胤禩的罪证，雍正最后总结道：“允禩心中已无祖宗君上矣，允禩既自绝于天，自绝于祖宗，自绝于联，宗姓内岂容有此不忠不孝大奸大恶之人乎？”
　　经过这样一番批斗大会，雍正终于开始付诸行动。
　　二月，将胤禩革出宗室，降为平民，圈进宗人府，围筑高墙；
　　九月初八日，胤禩因呕病卒于狱所。
　　到此，一个以胤禩为首、以夺储为政治目的、前后经营长达二十余年的朋党集团，就此彻底土崩瓦解了。
　　帝王之家本来就是一个权力场，金灿灿的皇冠只能由一个人来戴，所谓的兄弟手足之情，在皇家子弟看来，根本就是夺权的障碍，一切的亲情都将被权欲踩在脚下，最终成为皇权的祭品。
　　雍正作为夺储之争的一个意外胜出者，他对夺储之争的危害非常清楚，因此他必须阻止这场战争延续下去，原因在于两点：第一，维护皇权稳固；第二，为改革创造条件。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