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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初，经中共中央与苏共中央商定，中共中央派出一个“党的组织工作者代表团”（以下简称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学习。苏联翻译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代表团”。中央任命时任东北局第二书记的张秀山为团长，中央组织部的王甫、上海市委秘书长王尧山、西北局组织部部长马文瑞为副团长，东北局组织部秘书长金铁群为代表团秘书长，代表团成员由5个中央局、中直机关及各省市的组织部门的干部抽调组成，全团50多人。中央组织部为代表团配备了专职秘书和翻译。
考察访问前集中学习
中共中央为代表团确定的主要任务是，“考察、学习苏联党的工作”，即党的领导和党的组织工作模式。
为了达到预期目的，从1950年1月中旬开始，代表团全体成员在北京集中学习。这是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为执政党、由地下党变为合法政党后组建的第一个党的组织工作者代表团，绝大多数同志不熟悉外事活动，不了解国际情况。所以，代表团有针对性地确定了学习内容，第一部分是外事活动常识，第二部分是国内外形势。前期请外事部门的专家给大家讲授外交场所应注意的礼仪礼节，注意事项及外事纪律。从1月27日开始，请中央各部委负责人作报告，介绍国际形势、国内各方面的发展情况，以便使代表团成员带着现实情况前往苏联考察、学习。
2月11日，中央领导人朱德、刘少奇在中南海接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朱德在讲话时说：苏联是列宁的故乡，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要搞社会主义，你们去后要好好学习苏联老大哥的经验，以借鉴和指导我们的工作。刘少奇在讲话中强调：这是我党派出的第一个党的组织工作者代表团，主要任务是考察、学习苏联共产党各级组织是如何领导经济建设工作的，为我们党提供经验。
在莫斯科考察
集中学习一结束，代表团即从北京乘火车出发，经过漫长的旅途到达莫斯科。苏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和中国驻苏大使馆的同志到车站迎接，安排代表团住进莫斯科大旅馆。当时，李富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与苏联政府商谈经贸合作事项，也住在莫斯科大旅馆。他对代表团的同志们说，你们是为党的组织建设而来，我是为国家经济建设而来，我们的任务都不轻松。
时任中国驻苏大使的王稼祥十分关心代表团的到访，听说代表团仅有1名翻译，与苏联同志交流很不方便，便主动安排我国在苏联的留学生兼做翻译，解决了代表团翻译人手不够的问题。
代表团主要成员首先拜会了苏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库西宁。他是一位老布尔什维克，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库西宁坦率地说：你们是我们的客人，但首先我们是同志，有什么要求尽管说。我们两个党的中央已商定好了，你们要多走一些地方，多看一看，我们还要多谈一谈。先休息好，我们再开始工作。苏联同志的友好、诚恳、热情给代表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根据代表团的任务，库西宁亲自为代表团安排学习、参观、考察活动，大体上先在莫斯科学习两个月，然后到苏联各地参观、考察一个月。
代表团在莫斯科的第一项活动是拜谒列宁墓。根据苏方的安排，代表团全体成员怀着崇敬的心情，瞻仰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的遗容，顺便还参观了克里姆林宫和莫斯科红场及其附近的名胜古迹，俄罗斯民族的建筑风格深深吸引了大家。
苏共中央组织部安排专人向代表团全面介绍了苏共领导经济建设的基本情况，以及苏共在领导经济发展中的做法。内容包括：苏共中央组织机构，苏共的基层组织，党的组织与政府、企业、群众团体的关系，党的宣传工作以及苏联的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各个方面的情况。
苏共中央组织部的同志介绍说，苏联农村集体农庄运动兴起的初期，很大一部分土地是由富农霸占着，苏联共产党和政府采取了在全盘集体化基础上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农民统统加入了集体农庄。对一些持消极观望态度的农民，个别地方政府对这些农民采用“剥夺财产”、“剥夺选举权”等强制性的手段，强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有的地方为了报功，取得荣誉，就虚报数字。1930年，在一些地方发生了农民严重不满和反对苏维埃的事件，苏共中央发现这些问题后，立即进行了纠正。斯大林在《胜利冲昏头脑》一文中，承认苏联共产党在集体农庄运动中犯了错误，没有正确地对待中农，违背了列宁讲的自愿原则。
苏共中央组织部的同志讲到发展工业时说，斯大林十分重视发展工业。他们说：“旧俄罗斯的历史，其中有一点，就是常因落后而挨打。”蒙古、土耳其、瑞典、波兰和立陶宛打过它，英法资本家打过它，日本打过它，原因就是因为它落后。历史教训告诉后人，发展工业是苏联共产党面临的一项新任务，必须用新的、现代的技术改造国民经济所有的部门。不实行改造，就不能在技术和经济上赶上和超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这样，在苏联出现了改造国民经济的热潮，加快了苏联的发展进程。
苏共中央组织部的同志谈到党在经济部门的组织形式时说，在农业机械站成立了政治部，党派出大批党的工作者到农村中担任政治部的工作，为集体农庄培养了领导骨干，消除了暗藏在集体农庄中的敌人和坏分子，巩固了集体农庄。
苏共中央组织部的同志还介绍了党的组织机构中的内部设置，党委下设工业部、农业部、交通运输部、计划财政财贸部等专业管理部门，协助党委领导经济工作。基层党组织的任务是贯彻党的决议，以及努力完成各项工作任务等。
谈到苏共党组织的工作经验时，他们介绍说，斯大林强调：单有党的决议，还不能保证事业成功，还必须有能够保证事业成功的人才，有能够正确认识、领会和实现党的决议的人才，并且组织对于决议执行情况的审查。不实行这样的组织办法，决议就有变成脱离实际生活的纸上谈兵的危险。列宁指出组织工作的主要之点，是挑选人才和审查执行情况。苏联共产党根据这一原理，确定党的组织部门在实际工作中的主要任务，就是使党通过的决议与执行这种决议、审查这种决议执行情况的组织工作得到落实。他们引用列宁的话说：“从前所有一切革命党陷于灭亡，就是因为它们自傲，而看不见自己力量之所在，害怕说出自己的弱点。而我们是不会灭亡的，因为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弱点，并且能学会克服弱点。”以此教育干部，要善于及时发现、认识和改正工作中的错误，不能掩盖缺点和错误，必须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只有这样，党才是不可战胜的。
在莫斯科的两个月期间，除了听取包括苏共中央组织部同志的报告在内的20个报告和对6个问题的解答报告外，还考察访问了莫斯科地区的一些工厂、农场、区委、学校、医院等基层单位，并进行了70多次座谈。
代表团成员最感兴趣的是企业内部的领导体制问题。苏联在企业中实行的是厂长制，厂长是企业的首长和经营管理的中心，企业的一切都围绕着生产进行。代表团详细考察了一个叫“锤头与镰刀”的工厂。这是一个有2000多名党员的大型炼钢厂。1934年1月，工厂建立了厂党委会，一名书记领导全厂党的组织工作，一名副书记负责宣传工作，此外还有政治研究室和宣传辅导员，全厂脱产干部比较多。5年后，工厂党委有了工作经验，改善了领导作风，减少了脱产干部的数量，取消了各种工作委员会，在100名党员以上的大车间设有支部书记。
代表团就企业中党的组织形式，党的领导，厂长的权力，工会、共青团等群众团体的作用等问题，与工厂的党委书记、副书记、厂长进行了6次座谈。
1950年，五一国际劳动节这天，苏方邀请代表团成员参加了苏联举行的大型检阅活动，观礼台前方悬挂着“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苏友谊万岁”的标语。在苏方人员的陪同下，代表团成员登上红场观礼台，观看阅兵仪式和莫斯科各界群众大游行。在观礼台上，斯大林接见了中方代表团成员。五一节当晚，代表团成员在莫斯科大剧院观看了芭蕾舞《天鹅湖》等文艺演出。
在苏方的安排下，代表团还参加了莫洛托夫参加的选区选举委员会召开的大会，听取了莫洛托夫的演讲，莫洛托夫接见了代表团的部分成员，并送给每人一本很精致的《斯大林生平》纪念画册。
赴苏联著名城市访问
1950年5月4日，代表团结束了在莫斯科的日程安排，乘火车前往乌兹别克共和国参观。100个小时后，火车抵达乌兹别克共和国首府塔什干。5月21日，代表团又从塔什干乘车119个小时抵达斯大林格勒。漫长的铁路线，悠静的旅途生活，使代表团成员感受到苏联的幅员辽阔，疆域宽广。借着乘车的机会，代表团在车上组织团员分组学习讨论，拟出40多道试题进行测验考试，巩固和加深考察成果。
在斯大林格勒，代表团参观了斯大林博物馆、斯大林拖拉机制造厂、红十月冶金厂，畅游了伏尔加河。５月28日晚，代表团告别了斯大林格勒，乘火车前往列宁格勒。５月31日，抵达列宁格勒后，代表团成员怀着无比向往和崇敬的心情参观了十月革命策源地斯莫尔尼宫和阿尔米达博物馆（冬宫）、革命广场、列宁博物馆。
6月上旬，代表团从列宁格勒返回莫斯科，相继听取了李富春关于中苏条约的签订情况和世界形势的报告，王稼祥关于苏联经济建设的报告以及刘宁一的国际形势报告。代表团负责同志还分别看望了在莫斯科学习的留学生，包括中央领导和老同志及革命烈士的子女。对于学生们反映的一些学习和生活中的困难，他们向大使馆领导作了汇报，很多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
在苏联访问考察的近５个月中，代表团从中亚到欧洲，从莫斯科到一些加盟共和国，无论是苏联党政领导人，还是苏联基层的工人、农民，对他们表现出的友好、热情，使他们难以忘怀。带着苏联人民的深情厚谊和治党理政的经验，代表团于6月2５日回到国内。在王稼祥的安排下，朱德、林彪、博古三位领导人的女儿随团一起回国。
回国后的总结汇报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代表团在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鞍山、抚顺等地参观20天，然后便集中在北京进行个人和集体总结。《东北日报》根据代表团的考察情况，连续刊登了专题文章，介绍苏联共产党在工业、农业等部门组织工作的一些管理经验和做法。有些地方相继开展了向苏联学习的活动，借鉴了一些具体做法并运用到现实工作之中。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代表团的成员除作个人总结外，还认真校对报告、记录，并按问题分成几个小组，草拟考察工作总结提纲和报告。
刘少奇在看过代表团的总结报告后，于8月18日接见代表团全体成员，并给代表团作了专题报告。他说：你们送中央的报告，“给我思想上以很大启发”。实践总是走在思想、理论的前面，“苏共的组织机构，在马恩列斯全集中找不到，它扩大了我们在组织工作方面的眼界”。其中有些目前可采用，有些将来可采用，有些将来是否可采用还须研究。“党设什么部应根据实际需要”，如果生搬硬套即是教条主义。工作方法、组织方式需要灵活，但原则则需要坚定。“改变组织须经中央决定，否则，即是无组织无纪律”。
8月２0日，新中国第一个“党的组织工作者代表团”圆满完成了各项工作，代表团成员陆续返回各地各单位。
考察访问前集中学习
中共中央为代表团确定的主要任务是，“考察、学习苏联党的工作”，即党的领导和党的组织工作模式。
为了达到预期目的，从1950年1月中旬开始，代表团全体成员在北京集中学习。这是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为执政党、由地下党变为合法政党后组建的第一个党的组织工作者代表团，绝大多数同志不熟悉外事活动，不了解国际情况。所以，代表团有针对性地确定了学习内容，第一部分是外事活动常识，第二部分是国内外形势。前期请外事部门的专家给大家讲授外交场所应注意的礼仪礼节，注意事项及外事纪律。从1月27日开始，请中央各部委负责人作报告，介绍国际形势、国内各方面的发展情况，以便使代表团成员带着现实情况前往苏联考察、学习。
2月11日，中央领导人朱德、刘少奇在中南海接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朱德在讲话时说：苏联是列宁的故乡，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要搞社会主义，你们去后要好好学习苏联老大哥的经验，以借鉴和指导我们的工作。刘少奇在讲话中强调：这是我党派出的第一个党的组织工作者代表团，主要任务是考察、学习苏联共产党各级组织是如何领导经济建设工作的，为我们党提供经验。
在莫斯科考察
集中学习一结束，代表团即从北京乘火车出发，经过漫长的旅途到达莫斯科。苏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和中国驻苏大使馆的同志到车站迎接，安排代表团住进莫斯科大旅馆。当时，李富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与苏联政府商谈经贸合作事项，也住在莫斯科大旅馆。他对代表团的同志们说，你们是为党的组织建设而来，我是为国家经济建设而来，我们的任务都不轻松。
时任中国驻苏大使的王稼祥十分关心代表团的到访，听说代表团仅有1名翻译，与苏联同志交流很不方便，便主动安排我国在苏联的留学生兼做翻译，解决了代表团翻译人手不够的问题。
代表团主要成员首先拜会了苏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库西宁。他是一位老布尔什维克，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库西宁坦率地说：你们是我们的客人，但首先我们是同志，有什么要求尽管说。我们两个党的中央已商定好了，你们要多走一些地方，多看一看，我们还要多谈一谈。先休息好，我们再开始工作。苏联同志的友好、诚恳、热情给代表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根据代表团的任务，库西宁亲自为代表团安排学习、参观、考察活动，大体上先在莫斯科学习两个月，然后到苏联各地参观、考察一个月。
代表团在莫斯科的第一项活动是拜谒列宁墓。根据苏方的安排，代表团全体成员怀着崇敬的心情，瞻仰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的遗容，顺便还参观了克里姆林宫和莫斯科红场及其附近的名胜古迹，俄罗斯民族的建筑风格深深吸引了大家。
苏共中央组织部安排专人向代表团全面介绍了苏共领导经济建设的基本情况，以及苏共在领导经济发展中的做法。内容包括：苏共中央组织机构，苏共的基层组织，党的组织与政府、企业、群众团体的关系，党的宣传工作以及苏联的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各个方面的情况。
苏共中央组织部的同志介绍说，苏联农村集体农庄运动兴起的初期，很大一部分土地是由富农霸占着，苏联共产党和政府采取了在全盘集体化基础上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农民统统加入了集体农庄。对一些持消极观望态度的农民，个别地方政府对这些农民采用“剥夺财产”、“剥夺选举权”等强制性的手段，强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有的地方为了报功，取得荣誉，就虚报数字。1930年，在一些地方发生了农民严重不满和反对苏维埃的事件，苏共中央发现这些问题后，立即进行了纠正。斯大林在《胜利冲昏头脑》一文中，承认苏联共产党在集体农庄运动中犯了错误，没有正确地对待中农，违背了列宁讲的自愿原则。
苏共中央组织部的同志讲到发展工业时说，斯大林十分重视发展工业。他们说：“旧俄罗斯的历史，其中有一点，就是常因落后而挨打。”蒙古、土耳其、瑞典、波兰和立陶宛打过它，英法资本家打过它，日本打过它，原因就是因为它落后。历史教训告诉后人，发展工业是苏联共产党面临的一项新任务，必须用新的、现代的技术改造国民经济所有的部门。不实行改造，就不能在技术和经济上赶上和超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这样，在苏联出现了改造国民经济的热潮，加快了苏联的发展进程。
苏共中央组织部的同志谈到党在经济部门的组织形式时说，在农业机械站成立了政治部，党派出大批党的工作者到农村中担任政治部的工作，为集体农庄培养了领导骨干，消除了暗藏在集体农庄中的敌人和坏分子，巩固了集体农庄。
苏共中央组织部的同志还介绍了党的组织机构中的内部设置，党委下设工业部、农业部、交通运输部、计划财政财贸部等专业管理部门，协助党委领导经济工作。基层党组织的任务是贯彻党的决议，以及努力完成各项工作任务等。
谈到苏共党组织的工作经验时，他们介绍说，斯大林强调：单有党的决议，还不能保证事业成功，还必须有能够保证事业成功的人才，有能够正确认识、领会和实现党的决议的人才，并且组织对于决议执行情况的审查。不实行这样的组织办法，决议就有变成脱离实际生活的纸上谈兵的危险。列宁指出组织工作的主要之点，是挑选人才和审查执行情况。苏联共产党根据这一原理，确定党的组织部门在实际工作中的主要任务，就是使党通过的决议与执行这种决议、审查这种决议执行情况的组织工作得到落实。他们引用列宁的话说：“从前所有一切革命党陷于灭亡，就是因为它们自傲，而看不见自己力量之所在，害怕说出自己的弱点。而我们是不会灭亡的，因为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弱点，并且能学会克服弱点。”以此教育干部，要善于及时发现、认识和改正工作中的错误，不能掩盖缺点和错误，必须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只有这样，党才是不可战胜的。
在莫斯科的两个月期间，除了听取包括苏共中央组织部同志的报告在内的20个报告和对6个问题的解答报告外，还考察访问了莫斯科地区的一些工厂、农场、区委、学校、医院等基层单位，并进行了70多次座谈。
代表团成员最感兴趣的是企业内部的领导体制问题。苏联在企业中实行的是厂长制，厂长是企业的首长和经营管理的中心，企业的一切都围绕着生产进行。代表团详细考察了一个叫“锤头与镰刀”的工厂。这是一个有2000多名党员的大型炼钢厂。1934年1月，工厂建立了厂党委会，一名书记领导全厂党的组织工作，一名副书记负责宣传工作，此外还有政治研究室和宣传辅导员，全厂脱产干部比较多。5年后，工厂党委有了工作经验，改善了领导作风，减少了脱产干部的数量，取消了各种工作委员会，在100名党员以上的大车间设有支部书记。
代表团就企业中党的组织形式，党的领导，厂长的权力，工会、共青团等群众团体的作用等问题，与工厂的党委书记、副书记、厂长进行了6次座谈。
1950年，五一国际劳动节这天，苏方邀请代表团成员参加了苏联举行的大型检阅活动，观礼台前方悬挂着“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苏友谊万岁”的标语。在苏方人员的陪同下，代表团成员登上红场观礼台，观看阅兵仪式和莫斯科各界群众大游行。在观礼台上，斯大林接见了中方代表团成员。五一节当晚，代表团成员在莫斯科大剧院观看了芭蕾舞《天鹅湖》等文艺演出。
在苏方的安排下，代表团还参加了莫洛托夫参加的选区选举委员会召开的大会，听取了莫洛托夫的演讲，莫洛托夫接见了代表团的部分成员，并送给每人一本很精致的《斯大林生平》纪念画册。
赴苏联著名城市访问
1950年5月4日，代表团结束了在莫斯科的日程安排，乘火车前往乌兹别克共和国参观。100个小时后，火车抵达乌兹别克共和国首府塔什干。5月21日，代表团又从塔什干乘车119个小时抵达斯大林格勒。漫长的铁路线，悠静的旅途生活，使代表团成员感受到苏联的幅员辽阔，疆域宽广。借着乘车的机会，代表团在车上组织团员分组学习讨论，拟出40多道试题进行测验考试，巩固和加深考察成果。
在斯大林格勒，代表团参观了斯大林博物馆、斯大林拖拉机制造厂、红十月冶金厂，畅游了伏尔加河。５月28日晚，代表团告别了斯大林格勒，乘火车前往列宁格勒。５月31日，抵达列宁格勒后，代表团成员怀着无比向往和崇敬的心情参观了十月革命策源地斯莫尔尼宫和阿尔米达博物馆（冬宫）、革命广场、列宁博物馆。
6月上旬，代表团从列宁格勒返回莫斯科，相继听取了李富春关于中苏条约的签订情况和世界形势的报告，王稼祥关于苏联经济建设的报告以及刘宁一的国际形势报告。代表团负责同志还分别看望了在莫斯科学习的留学生，包括中央领导和老同志及革命烈士的子女。对于学生们反映的一些学习和生活中的困难，他们向大使馆领导作了汇报，很多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
在苏联访问考察的近５个月中，代表团从中亚到欧洲，从莫斯科到一些加盟共和国，无论是苏联党政领导人，还是苏联基层的工人、农民，对他们表现出的友好、热情，使他们难以忘怀。带着苏联人民的深情厚谊和治党理政的经验，代表团于6月2５日回到国内。在王稼祥的安排下，朱德、林彪、博古三位领导人的女儿随团一起回国。
回国后的总结汇报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代表团在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鞍山、抚顺等地参观20天，然后便集中在北京进行个人和集体总结。《东北日报》根据代表团的考察情况，连续刊登了专题文章，介绍苏联共产党在工业、农业等部门组织工作的一些管理经验和做法。有些地方相继开展了向苏联学习的活动，借鉴了一些具体做法并运用到现实工作之中。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代表团的成员除作个人总结外，还认真校对报告、记录，并按问题分成几个小组，草拟考察工作总结提纲和报告。
刘少奇在看过代表团的总结报告后，于8月18日接见代表团全体成员，并给代表团作了专题报告。他说：你们送中央的报告，“给我思想上以很大启发”。实践总是走在思想、理论的前面，“苏共的组织机构，在马恩列斯全集中找不到，它扩大了我们在组织工作方面的眼界”。其中有些目前可采用，有些将来可采用，有些将来是否可采用还须研究。“党设什么部应根据实际需要”，如果生搬硬套即是教条主义。工作方法、组织方式需要灵活，但原则则需要坚定。“改变组织须经中央决定，否则，即是无组织无纪律”。
8月２0日，新中国第一个“党的组织工作者代表团”圆满完成了各项工作，代表团成员陆续返回各地各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