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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着经典老课文《荷塘月色》,再一次沉浸在朱自清先生所营造的朦胧迷人的意境之中。回想自己在学生时代读这篇文章时的印象,却已经是一片朦胧了。只依稀记得语文教师当时交给我们的(事实上也是教材编者的意思)十个字——“淡淡的喜悦,淡淡的哀愁”。而今,我的学生又会怎样认识这个作品呢?他们会喜欢这个作品吗?学生层面的问题暂且不考虑,我又该给学生什么呢?——我似乎也并不甚了然。
对《荷塘月色》的深度细读,比较权威的是钱理群先生提出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所带来的不知道“往哪里走”的“困惑说”(《关于朱自清的“不平静”》),以及孙绍振先生提出的摆脱了伦理的重压之后享受到自由的“突破说”(《超出平常的自己和伦理的自由》)。这是当前影响最大的两种解读。而现在更有学者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角度切入,剖析朱自清先生当时的心理,提出了文章中充满着的是其潜意识愿望——爱欲,如阿三就在《问佩弦“妻”作何解》(参见江苏教育出版社《高中语文教学设计·必修二》第165页)中明白地说:“处在彼时彼地的朱先生,作为文人中的‘性情’一族,本能中何尝没有‘染指’风流之欲望。”
评论者们或从政治角度来图解,或从伦理角度来探究,或立论于文人的风流习性……从上述论者的分析解剖乃至引证来看,似都颇有立论的根据,而其共同点是把朱自清当成了一个社会人(父亲、儿子、丈夫、文人、知识分子等)来看待。然而,一篇优秀作品的解读,如果只考虑政治、伦理等社会身份因素,就很可能误读或者曲解作者的意图。闻一多先生就曾指出,“汉人功利观念太深,把《诗三百》做了政治课本”;所以他语重心长地忠告要“用‘诗’的眼光读《诗经》”。可遗憾的是,“功利”性的解读似乎已经成了我们文本阅读的积习,一种固定的思维和解读方式。如茅盾在新中国成立后,“顺应时代潮流”,把一部《水浒》全部纳入“阶级斗争”的关照之下;而李白的长诗《梦游天姥吟留别》,至今依然有人将“反映作者政治上的不得意和对权贵的不妥协态度,同时也反映了作者消极遁世的思想”视为其主旨,从而把极具“李白精神”的伟大诗篇变成了图解政治理论的道具。
摆脱这种种的桎梏,依托文本以还原作者当时的原生状态就显得非常迫切。所以在解读《荷塘月色》的主旨时,笔者以为首先要把作者看成一个“自然人”,一个活生生的独立个体,一个独一无二的生命存在,然后他才是一个社会人。
先顺着文章灵动的文字,去细细地体味先生渗透在文字中的情感吧。走进先生彼时的内心:因为“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于是“我”走出了家门,走在了通往荷塘的小煤屑路上。在这一刻,“我”颇觉得欣喜,因为觉得自己是个自由的人,“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世界里”。梦幻般的月下荷塘,似可以让自己躁动不宁的心神获得宁静的栖息,于是“我”情不自禁地欢欣——“且让我受用这无边的荷香月色好了”。 “我”整个的身心都沉醉于这“另有一番样子”的情境当中——月下的荷塘,塘上的月色,田田的叶子,零星的白花,缕缕的清香,薄薄的青雾,弯弯的杨柳……然而,“树上的蝉声与水里的蛙声”,无情地将 “我”从这难得的生命欢悦中驱逐了出去,瞬间,“热闹是它们的,我什么也没有”的失落感随之而来,低落又一次袭击了“我”的全身。也就在这个时候,“我”“忽然”地想起了“采莲的事情”,到最后也“到底惦着江南”了。带着这样复杂的心境,我回到“自己的门前”,回到妻与闰儿的身边。
走进文章之后,笔者看到先生以细腻的笔触,记录下了自己在这样一个普通而又特殊的晚上的心路历程,真实地袒露了“一个人”的情绪体验。正如有学生所言:“这篇文章就像是我们自己平常写的一篇日记”。“一篇日记”, 这个评价让笔者的心为之一惊,而细想之下却发现这是多么实在而又恰当的一个评价。
从人类普遍的心理特征来看,人是社会的,同时也是孤独的。一方面,任何个体都希望融入社会,敞开胸怀,与人沟通,和谐相处;另一方面,个体又崇尚自由,拒绝喧嚣,追求宁静。因而,“无论男人还是女人,我们都注定是孤独的,哪怕你有‘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胜”。美国哲学家埃里希·弗洛姆就因为“根本的孤独”(即内在的孤独)而一直“期待着什么东西把我从这种孤独中拯救出来”。而在这种根本的孤境中,我们往往会自然地产生“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我是谁”这样一些本体性的哲学思考。试问,这样的深沉思考,是不是非得要有“具体可感的现实冲突”发生之后才产生呢?以情理来论,我们认为,事实上这种深沉思考往往是不经意间前来造访的不速之客。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笔者认为《荷塘月色》可以被看作是先生一次内心根本孤独的真实记录和“真情告白”,它就是一篇心情日记而已,整个文本真实展现了朱先生彼时彼刻的心境。
而撇开“四·一二”,撇开父子矛盾、夫妻不和,撇开潜意识,依据文本来探究先生彼时的情绪,笔者发现,在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情感其实就是在孤独的时候想要摆脱孤独,进而希望寻求一种自由自在的“热闹”而已。
当先生受“颇不宁静”的心绪驱使来到荷塘,一路上,他获得了一种宁静。而当先生在受用荷香月色的时候,搅扰了他的是什么?是热闹的蝉声与蛙声;让先生心头“我什么也没有”的感触油然而生的触发点是什么?还是热闹的蝉声与蛙声!而蝉与蛙的“热闹”,究竟是什么?仅仅是声音的嘈杂吗?这里肯定还有更为深沉的东西。窃以为,这其实是一种群居时的无拘无束、无所顾虑的从容感和愉悦感。
设想一下,在如此幽静朦胧的意境中,任何人都会“不敢高声语”了吧?就像先生那样,只是静静地看,默默地想,而不说一句话。或许是无话可说,或者有话但性格使然未说出。不过,我们不妨揣想一下,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可能:想说又有所顾忌,想说却又无人来听呢?可是你看那青蛙和蝉,它们顾自恣肆地叫,不用在意现在是什么时候,不用考虑周围的环境,不用顾忌尽情地“热闹”啼鸣是否不合时宜。它们是真正的“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可以毫无顾虑地说我想说,行我想行。而不必像“我”那样,唯有在这片刻难得的“另一世界”里,才能做个“自由的人”,人群中的所有琐务,“现在都可不理”。而且,请不要忘了,无论蝉也好蛙也罢,都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正如朱先生所说的,是“它们”。“它们”与“我”,恰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我”羡慕的是“它们”,“它们”令我欣羡不已的是那种虽群居却依然自在。而“我”呢?白天群居时,周旋于人群时,是疲倦的,也是孤寂的;现在呢,虽有“受用”之喜,却终是暂时之遇。这“独处的妙处”固然可喜,却终究不是生活的常态。最终,我得离开这“热闹”光景,“推门”回到那个同样也“热闹”——虽也有“妻和闰儿”在,却终不免让人惶惑不安甚至恐惧的人群当中。
对《荷塘月色》的深度细读,比较权威的是钱理群先生提出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所带来的不知道“往哪里走”的“困惑说”(《关于朱自清的“不平静”》),以及孙绍振先生提出的摆脱了伦理的重压之后享受到自由的“突破说”(《超出平常的自己和伦理的自由》)。这是当前影响最大的两种解读。而现在更有学者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角度切入,剖析朱自清先生当时的心理,提出了文章中充满着的是其潜意识愿望——爱欲,如阿三就在《问佩弦“妻”作何解》(参见江苏教育出版社《高中语文教学设计·必修二》第165页)中明白地说:“处在彼时彼地的朱先生,作为文人中的‘性情’一族,本能中何尝没有‘染指’风流之欲望。”
评论者们或从政治角度来图解,或从伦理角度来探究,或立论于文人的风流习性……从上述论者的分析解剖乃至引证来看,似都颇有立论的根据,而其共同点是把朱自清当成了一个社会人(父亲、儿子、丈夫、文人、知识分子等)来看待。然而,一篇优秀作品的解读,如果只考虑政治、伦理等社会身份因素,就很可能误读或者曲解作者的意图。闻一多先生就曾指出,“汉人功利观念太深,把《诗三百》做了政治课本”;所以他语重心长地忠告要“用‘诗’的眼光读《诗经》”。可遗憾的是,“功利”性的解读似乎已经成了我们文本阅读的积习,一种固定的思维和解读方式。如茅盾在新中国成立后,“顺应时代潮流”,把一部《水浒》全部纳入“阶级斗争”的关照之下;而李白的长诗《梦游天姥吟留别》,至今依然有人将“反映作者政治上的不得意和对权贵的不妥协态度,同时也反映了作者消极遁世的思想”视为其主旨,从而把极具“李白精神”的伟大诗篇变成了图解政治理论的道具。
摆脱这种种的桎梏,依托文本以还原作者当时的原生状态就显得非常迫切。所以在解读《荷塘月色》的主旨时,笔者以为首先要把作者看成一个“自然人”,一个活生生的独立个体,一个独一无二的生命存在,然后他才是一个社会人。
先顺着文章灵动的文字,去细细地体味先生渗透在文字中的情感吧。走进先生彼时的内心:因为“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于是“我”走出了家门,走在了通往荷塘的小煤屑路上。在这一刻,“我”颇觉得欣喜,因为觉得自己是个自由的人,“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世界里”。梦幻般的月下荷塘,似可以让自己躁动不宁的心神获得宁静的栖息,于是“我”情不自禁地欢欣——“且让我受用这无边的荷香月色好了”。 “我”整个的身心都沉醉于这“另有一番样子”的情境当中——月下的荷塘,塘上的月色,田田的叶子,零星的白花,缕缕的清香,薄薄的青雾,弯弯的杨柳……然而,“树上的蝉声与水里的蛙声”,无情地将 “我”从这难得的生命欢悦中驱逐了出去,瞬间,“热闹是它们的,我什么也没有”的失落感随之而来,低落又一次袭击了“我”的全身。也就在这个时候,“我”“忽然”地想起了“采莲的事情”,到最后也“到底惦着江南”了。带着这样复杂的心境,我回到“自己的门前”,回到妻与闰儿的身边。
走进文章之后,笔者看到先生以细腻的笔触,记录下了自己在这样一个普通而又特殊的晚上的心路历程,真实地袒露了“一个人”的情绪体验。正如有学生所言:“这篇文章就像是我们自己平常写的一篇日记”。“一篇日记”, 这个评价让笔者的心为之一惊,而细想之下却发现这是多么实在而又恰当的一个评价。
从人类普遍的心理特征来看,人是社会的,同时也是孤独的。一方面,任何个体都希望融入社会,敞开胸怀,与人沟通,和谐相处;另一方面,个体又崇尚自由,拒绝喧嚣,追求宁静。因而,“无论男人还是女人,我们都注定是孤独的,哪怕你有‘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胜”。美国哲学家埃里希·弗洛姆就因为“根本的孤独”(即内在的孤独)而一直“期待着什么东西把我从这种孤独中拯救出来”。而在这种根本的孤境中,我们往往会自然地产生“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我是谁”这样一些本体性的哲学思考。试问,这样的深沉思考,是不是非得要有“具体可感的现实冲突”发生之后才产生呢?以情理来论,我们认为,事实上这种深沉思考往往是不经意间前来造访的不速之客。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笔者认为《荷塘月色》可以被看作是先生一次内心根本孤独的真实记录和“真情告白”,它就是一篇心情日记而已,整个文本真实展现了朱先生彼时彼刻的心境。
而撇开“四·一二”,撇开父子矛盾、夫妻不和,撇开潜意识,依据文本来探究先生彼时的情绪,笔者发现,在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情感其实就是在孤独的时候想要摆脱孤独,进而希望寻求一种自由自在的“热闹”而已。
当先生受“颇不宁静”的心绪驱使来到荷塘,一路上,他获得了一种宁静。而当先生在受用荷香月色的时候,搅扰了他的是什么?是热闹的蝉声与蛙声;让先生心头“我什么也没有”的感触油然而生的触发点是什么?还是热闹的蝉声与蛙声!而蝉与蛙的“热闹”,究竟是什么?仅仅是声音的嘈杂吗?这里肯定还有更为深沉的东西。窃以为,这其实是一种群居时的无拘无束、无所顾虑的从容感和愉悦感。
设想一下,在如此幽静朦胧的意境中,任何人都会“不敢高声语”了吧?就像先生那样,只是静静地看,默默地想,而不说一句话。或许是无话可说,或者有话但性格使然未说出。不过,我们不妨揣想一下,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可能:想说又有所顾忌,想说却又无人来听呢?可是你看那青蛙和蝉,它们顾自恣肆地叫,不用在意现在是什么时候,不用考虑周围的环境,不用顾忌尽情地“热闹”啼鸣是否不合时宜。它们是真正的“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可以毫无顾虑地说我想说,行我想行。而不必像“我”那样,唯有在这片刻难得的“另一世界”里,才能做个“自由的人”,人群中的所有琐务,“现在都可不理”。而且,请不要忘了,无论蝉也好蛙也罢,都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正如朱先生所说的,是“它们”。“它们”与“我”,恰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我”羡慕的是“它们”,“它们”令我欣羡不已的是那种虽群居却依然自在。而“我”呢?白天群居时,周旋于人群时,是疲倦的,也是孤寂的;现在呢,虽有“受用”之喜,却终是暂时之遇。这“独处的妙处”固然可喜,却终究不是生活的常态。最终,我得离开这“热闹”光景,“推门”回到那个同样也“热闹”——虽也有“妻和闰儿”在,却终不免让人惶惑不安甚至恐惧的人群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