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的两个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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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提现代大学精神,是中国199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情。1980年代,现代大学精神还不曾进人中国知识分子的话语,更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的公众议题。任何时代思潮的形成,均是当下现实生活的反映。现代大学精神,重新成为引人关注的时代话题,源于中国大学的现实状态。近2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成绩有目共睹,但何以人们极少正视中国大学的成绩,而对其负面影响极其关注?客观评价,近10年来,中国大学一再成为世人诟病的对象,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大学的发展道路,远离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经验和心理期待。
其他文献
说到老清华历史系的特别之处,“中西并重”经常被置于首要的位置。其实,作为当年历史系特点的“中西并重”,是有着具体而又丰富的内容的;且所谓“并重”,与其作“同等重要”的字面理解,倒不如解释为“各有所重”更合实际。以下即就此稍作排比、说明,以求对前人志业的准确认识和传承。
《诗经》中的黄鸟向有二说,或以为是黄雀,或以为是黄鹂。然而《秦风·黄鸟》的黄鸟并非是这两种鸟类,而是黄色鸱鹗。黄鸟本来是象征国家之亡与君王之死,也标志着新的国家与君王的诞生。由此来看《诗经》的黄鸟并非是动物学的概念,而只是指黄色的鸟。《诗经》其他诸篇中的黄鸟或是黄雀、或是黄鹂,并不是指同一种鸟类。
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中关于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的摘录集中表述了他晚年的国家理论。马克思摘录了梅恩对近代国家理论尤其是法律实证主义主权理论的分析,同时对梅恩的历史法学进行了批判。马克思认为,从实证角度来看,国家的起源和生成过程大致是“氏族→共同体→家庭→国家”;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国家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工具。
钱锺书作为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大人物,之所以迟迟未被公认为是重量级的“思想家”,究其因,是不对钱1955年始撰《宋诗选注》至1975年《管锥编》脱稿——这长达20年的学思历程作深度阅读,便无计破译钱在特定语境所埋下的貌似“散钱失串”、实有“内在理路”的“暗思想”系统。尤其是《管锥编》在1972--1975年间为自期自律在黑暗岁月也应不失知识人尊严所留下的现代伦理秘笈,一旦在新世纪语境下被敞亮为公众也能分享的公共精神资源,这对滋润且提升当代国魂的新一轮价值觉识来说,怎么高估也是不为过的。
山西襄陵县同治元年李安立卖地契:立卖契文字人梁吉里二甲李安,今将自己村西今古垛地计一段计数三亩,其地东至李月恒,西至李丙午,南北俱至大道,四至开明,并无违碍。
经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同意,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于2014年4月至7月开展了“第五届全国高校社科期刊评优活动”,经由总评委会议评定,并于2014年11月22日在广州宣布了获奖情况,共评出全国高校社科名刊31种(《中央音乐学院学报》入选)、全国高校精品社科期刊79种、全国高校百强社科期刊107种、全国高校优秀社科期刊255种、全国高校社科期刊特别贡献奖1种、全国高校社科期刊特色栏目216个。
《中国音乐地理——晋陕黄土高原区》是由中国著名音乐学家乔建中主持的“张江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建设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中的首个成果。项目组其他成员还有本书作者黄虎、杨文良以及“上海半度文化艺术有限公司”5位音像技师。
作为一位巴勒斯坦裔的西方知识分子和思想家,爱德华·M.萨义德的学术人生可谓多姿多彩。从石破惊天、深挖西方文化霸权的东方主义,到揭示理论变异的旅行理论;从对西方文本的解读,到晚年为巴勒斯坦民族生存权利的抗争与辩护,足够一个学院学者活过几生。在此之外,如果我们只拈出他钟爱的西方音乐和文学批评,那么前者是饱含着复调的、对位式的深情,而后者则是充满悖论和反叛的文本之花。
《向天而歌又十年》是一本记述山西省左权县一支盲人乐班活动的书。山西被认为是民歌之乡,而左权民歌在数量上几乎占山西民歌的80%。这里虽是穷山僻壤,但比户弦歌,百姓颇善奏唱。左权位于太行山主脉中段,是西北高原文化与华北平原文化衔接的中间地带,此书记录的就是当地一个在太行山间走村串户,靠传唱民歌生存的中国社会底层乐班近十年来的主要音乐活动和相关事件。
大学一定要以“学”为最高价值,离开了“学”,大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