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土耳其正上演普京式的政权更替。2014年8月，现任总理埃尔多安赢得了建国以来首次直选式总统选举。在三届总理任期之后，埃尔多安转而出任总统，并谋求修改宪法，将政体由议会制改为总统集权的总统制。由此一来，埃尔多安将有机会在总统任上迎来2023年土耳其建国一百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
然而，土耳其正在出演的戏剧与克里姆林宫的一幕只具有表面上的相似性。俄国政治严重依赖普京或类似强人，根源于缺少一个主导性的社会阶级/资产阶级，进而导致其统治模式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个人权力体系和精英集团基础之上，虽然有定期的选举，但在社会和政治之间，并没有一个真正强有力的大众政党作为连接。而在土耳其，埃尔多安的胜利实际上是其背后的正义与发展党这一执政党的胜利，而这一正发党，又是新近崛起的虔诚派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他们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土耳其一系列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的产物，在经济上信奉自由企业和全球化，在政治上推动民主化，而在社会和文化上，又是保守主义的——就土耳其来说，就是伊斯兰主义。他们将新自由主义与政治伊斯兰主义颇为奇特地组合在一起，在2002年以来的历次选举中，均击败奉行凯末尔世俗主义遗产的原有精英集团，在议会形成稳定的多数派，进而牢牢控制着土耳其政治。
可以说，埃尔多安的故事是一个政治伊斯兰主义政党的成长史，也是一个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成熟史。现代土耳其源于一场由上层推动的革命。一次大战后，选择与德国结盟的奥斯曼帝国陷于瓦解，已持续了一百年之久试图在帝国框架内实现防卫型现代化的努力宣告失败。以凯末尔为首的一批新型官僚和知识分子集团接过了救亡和建国任务。新生的穆斯林资产阶级也是这一革命的拥护者（帝国时期的商人阶层大多来自非穆斯林）。这一革命虽然并非资产阶级担纲，但其革命的成果，却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发展。例如，帮助扫除阻碍民族资本形成和积累的外部帝国主义和内部的伊斯兰保守社会力量。1923年成功建国之后，凯末尔集团即尝试将一套西方取向的激进文化方案强加于一个宗教色彩浓厚的伊斯兰社会，在经济方面，则致力于推动国家主导的工业化。这一方案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培育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这一官僚主持的现代化方案能够推行的前提，则是资产阶级尚未发育成熟，它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权作为佑护，甘于边缘角色。1950年代之后，土耳其开启竞争性的多党制，这无疑是资产阶级发展到一定成熟阶段的标志，他们要求摆脱官僚威权，获得政治自主性。然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大约每隔十年（1960、1971、1980年），土耳其的多党制民主就会陷入一次危机，并最终招致军队干预收场。事实证明，民主虽然是土耳其资产阶级最为舒服的政体模式，但在某些时刻却不能最好地服务于其根本利益——一个有利于资本积累的制度框架和社会氛围。或许可以说，这一阶段的土耳其资产阶级尚没有能力完全政治上自主，而类似库尔德分离运动以及很大程度上是其转化形态的左翼激进运动的挑战，又超出了常规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应对能力。在这样的观察下，土耳其军入政变传统也就成为了一定历史阶段内其资产阶级政治发展逻辑的内在部分，而并非一种偏差。这一情势决非土耳其的特例。例如，梁漱溟曾在《乡村建设理论》中就1920年代中国的军阀政治加以如下评论：“此盖为社会阳面意识所不容许，而又为社会阴面事实所必归落的一种制度。故不得明著于法律，故不得显扬于理论，故不得曰秩序。然而却有其事实上的必要。”
促使现代土耳其政治发展走出这一循环的重要契机是外部环境的变化及内部调整。自1980年代起，撒切尔和里根所掀起的保守主义革命逐渐发展为全球范围内的新自由主义浪潮，冷战结束之后，新自由主义更成为一种霸权性的意识形态。对于这种全新环境所包含的重大发展机遇，在1980-1983年军人政变之后出任总理的厄扎尔敏锐地抓住了，并在军人监护的阴影下巧妙地加以实施一整套自由化经济改革。在多个方面扎实推进的“自由化”最终汇成了一股改变的洪流。新自由主义议程并非单纯的经济方案，它事实上涉及到根本性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颠覆和重构。例如，坚持财政纪律和限制国家经济干预范围的改革，实际上就是国家大幅度拆除原有的社会福利防护网，而国家不再承担庇护者角色，这又带来了严重的合法性问题。如果社会保护真空和合法性缺失不能得到解决，自由经济所必然引发的社会分化很快就会上升为政治问题，危及政治稳定。也许是出于一种策略性的投机考虑，在倒向新自由主义国家、放弃原有的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发展模式的同时，土耳其军队和厄扎尔政府转向伊斯兰主义寻求帮助，因为伊斯兰在土耳其社会有着现成的网络和强大的文化号召力。此外，在大力镇压库尔德分离主义/左翼激进运动的同时，现政权也必须与另外一支重要的非国家力量建立同盟，或者至少达成某种默契。更为重要的是，以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为核心的自由化经济改革还催生了一支重要的资产阶级力量。他们的主要发源地来自安纳托利亚内地的中小城市。在土耳其的政治经济版图上，这个部分长期位于边缘，与原有的凯末尔主义国家体制缺乏联系，而在文化上，他们也更为保守，多数是虔诚的穆斯林。支撑类似福利党、繁荣党这些政治伊斯兰主义政党的社会力量，正是这一阶层。他们很容易让人想起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台湾本土中小企业的发展及其后来与民进党的关系。
到1990年代中期，政治伊斯兰主义的崛起已经成为一种逼人的态势。1994年，埃尔多安所属的伊斯兰政党赢得伊斯坦布尔市长选举，他出任市长。两年后，伊斯兰政党又成为联合政府的主导政党，第一次进入国家权力的中心。事实上，他们的崛起已经不可逆转，自共和国建立以来即奠定基本格局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中心，至此已经转移到代表着社会一方的政治伊斯兰主义之手，或者说其背后的“安纳托利亚资产阶级”。他们距离实现政治自主，最终掌握政权，只剩下时间问题。到此时，意识到“养虎为患”的凯末尔世俗主义国家及其利益集团肯定会后悔当初的投机行为。他们并没有放弃，但却越来越乏力：在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收割庄稼、席卷议会议席之前，他们曾数次通过法院系统解散在所谓世俗主义问题上“越界”的伊斯兰政党和政府，包括1997年的“软政变”，也包括自军人监护制定的1982年宪法以来累计21次解散敌意政党。而在我们看来，新世纪以来上演的一波波世俗主义和伊斯兰主义的“认同政治斗争”，或许可简化还原为一种隐蔽形态的阶级斗争，是新兴精英和旧精英斗争的文化形式。
开启当代土耳其政治新格局的标志性事件是2002年选举。自此以后的历史，不过是巩固和扩大这一新兴资产阶级的自我统治，至于军队，在一个已经足够成熟到组织起多数意志的资产阶级执政党面前，自然也就失去了威风，而不再是一种监国式的政治力量。当然，对凯末尔世俗主义国家及其利益集团来说，局面也并非毫无希望。毕竟，掌权的正义与发展党已经是一个被“驯化”的伊斯兰力量，早已失去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间其前辈政党那令人不安的锋芒。他们仍在与伊斯兰主义进行抗争，以捍卫自己所定义的世俗主义。尽管他们可能也明白，这不过是一场后卫战。而埃尔多安的改制，又将把土耳其带向一个未标明航道的新历程。
然而，土耳其正在出演的戏剧与克里姆林宫的一幕只具有表面上的相似性。俄国政治严重依赖普京或类似强人，根源于缺少一个主导性的社会阶级/资产阶级，进而导致其统治模式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个人权力体系和精英集团基础之上，虽然有定期的选举，但在社会和政治之间，并没有一个真正强有力的大众政党作为连接。而在土耳其，埃尔多安的胜利实际上是其背后的正义与发展党这一执政党的胜利，而这一正发党，又是新近崛起的虔诚派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他们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土耳其一系列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的产物，在经济上信奉自由企业和全球化，在政治上推动民主化，而在社会和文化上，又是保守主义的——就土耳其来说，就是伊斯兰主义。他们将新自由主义与政治伊斯兰主义颇为奇特地组合在一起，在2002年以来的历次选举中，均击败奉行凯末尔世俗主义遗产的原有精英集团，在议会形成稳定的多数派，进而牢牢控制着土耳其政治。
可以说，埃尔多安的故事是一个政治伊斯兰主义政党的成长史，也是一个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成熟史。现代土耳其源于一场由上层推动的革命。一次大战后，选择与德国结盟的奥斯曼帝国陷于瓦解，已持续了一百年之久试图在帝国框架内实现防卫型现代化的努力宣告失败。以凯末尔为首的一批新型官僚和知识分子集团接过了救亡和建国任务。新生的穆斯林资产阶级也是这一革命的拥护者（帝国时期的商人阶层大多来自非穆斯林）。这一革命虽然并非资产阶级担纲，但其革命的成果，却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发展。例如，帮助扫除阻碍民族资本形成和积累的外部帝国主义和内部的伊斯兰保守社会力量。1923年成功建国之后，凯末尔集团即尝试将一套西方取向的激进文化方案强加于一个宗教色彩浓厚的伊斯兰社会，在经济方面，则致力于推动国家主导的工业化。这一方案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培育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这一官僚主持的现代化方案能够推行的前提，则是资产阶级尚未发育成熟，它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权作为佑护，甘于边缘角色。1950年代之后，土耳其开启竞争性的多党制，这无疑是资产阶级发展到一定成熟阶段的标志，他们要求摆脱官僚威权，获得政治自主性。然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大约每隔十年（1960、1971、1980年），土耳其的多党制民主就会陷入一次危机，并最终招致军队干预收场。事实证明，民主虽然是土耳其资产阶级最为舒服的政体模式，但在某些时刻却不能最好地服务于其根本利益——一个有利于资本积累的制度框架和社会氛围。或许可以说，这一阶段的土耳其资产阶级尚没有能力完全政治上自主，而类似库尔德分离运动以及很大程度上是其转化形态的左翼激进运动的挑战，又超出了常规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应对能力。在这样的观察下，土耳其军入政变传统也就成为了一定历史阶段内其资产阶级政治发展逻辑的内在部分，而并非一种偏差。这一情势决非土耳其的特例。例如，梁漱溟曾在《乡村建设理论》中就1920年代中国的军阀政治加以如下评论：“此盖为社会阳面意识所不容许，而又为社会阴面事实所必归落的一种制度。故不得明著于法律，故不得显扬于理论，故不得曰秩序。然而却有其事实上的必要。”
促使现代土耳其政治发展走出这一循环的重要契机是外部环境的变化及内部调整。自1980年代起，撒切尔和里根所掀起的保守主义革命逐渐发展为全球范围内的新自由主义浪潮，冷战结束之后，新自由主义更成为一种霸权性的意识形态。对于这种全新环境所包含的重大发展机遇，在1980-1983年军人政变之后出任总理的厄扎尔敏锐地抓住了，并在军人监护的阴影下巧妙地加以实施一整套自由化经济改革。在多个方面扎实推进的“自由化”最终汇成了一股改变的洪流。新自由主义议程并非单纯的经济方案，它事实上涉及到根本性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颠覆和重构。例如，坚持财政纪律和限制国家经济干预范围的改革，实际上就是国家大幅度拆除原有的社会福利防护网，而国家不再承担庇护者角色，这又带来了严重的合法性问题。如果社会保护真空和合法性缺失不能得到解决，自由经济所必然引发的社会分化很快就会上升为政治问题，危及政治稳定。也许是出于一种策略性的投机考虑，在倒向新自由主义国家、放弃原有的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发展模式的同时，土耳其军队和厄扎尔政府转向伊斯兰主义寻求帮助，因为伊斯兰在土耳其社会有着现成的网络和强大的文化号召力。此外，在大力镇压库尔德分离主义/左翼激进运动的同时，现政权也必须与另外一支重要的非国家力量建立同盟，或者至少达成某种默契。更为重要的是，以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为核心的自由化经济改革还催生了一支重要的资产阶级力量。他们的主要发源地来自安纳托利亚内地的中小城市。在土耳其的政治经济版图上，这个部分长期位于边缘，与原有的凯末尔主义国家体制缺乏联系，而在文化上，他们也更为保守，多数是虔诚的穆斯林。支撑类似福利党、繁荣党这些政治伊斯兰主义政党的社会力量，正是这一阶层。他们很容易让人想起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台湾本土中小企业的发展及其后来与民进党的关系。
到1990年代中期，政治伊斯兰主义的崛起已经成为一种逼人的态势。1994年，埃尔多安所属的伊斯兰政党赢得伊斯坦布尔市长选举，他出任市长。两年后，伊斯兰政党又成为联合政府的主导政党，第一次进入国家权力的中心。事实上，他们的崛起已经不可逆转，自共和国建立以来即奠定基本格局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中心，至此已经转移到代表着社会一方的政治伊斯兰主义之手，或者说其背后的“安纳托利亚资产阶级”。他们距离实现政治自主，最终掌握政权，只剩下时间问题。到此时，意识到“养虎为患”的凯末尔世俗主义国家及其利益集团肯定会后悔当初的投机行为。他们并没有放弃，但却越来越乏力：在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收割庄稼、席卷议会议席之前，他们曾数次通过法院系统解散在所谓世俗主义问题上“越界”的伊斯兰政党和政府，包括1997年的“软政变”，也包括自军人监护制定的1982年宪法以来累计21次解散敌意政党。而在我们看来，新世纪以来上演的一波波世俗主义和伊斯兰主义的“认同政治斗争”，或许可简化还原为一种隐蔽形态的阶级斗争，是新兴精英和旧精英斗争的文化形式。
开启当代土耳其政治新格局的标志性事件是2002年选举。自此以后的历史，不过是巩固和扩大这一新兴资产阶级的自我统治，至于军队，在一个已经足够成熟到组织起多数意志的资产阶级执政党面前，自然也就失去了威风，而不再是一种监国式的政治力量。当然，对凯末尔世俗主义国家及其利益集团来说，局面也并非毫无希望。毕竟，掌权的正义与发展党已经是一个被“驯化”的伊斯兰力量，早已失去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间其前辈政党那令人不安的锋芒。他们仍在与伊斯兰主义进行抗争，以捍卫自己所定义的世俗主义。尽管他们可能也明白，这不过是一场后卫战。而埃尔多安的改制，又将把土耳其带向一个未标明航道的新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