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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致力于通过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来改变市场预期:欧央行希望通过无上限的购债方案改变人们对欧元区将崩溃的预期,美联储将执行QE3与改善就业联系起来。这代表至少在发达国家经济走出危机以前,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不会停止,全球流动性会继续扩张,新兴市场面临更严峻的冲销环境。
中国作为最主要的新兴市场国家,全球流动性扩张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全球能源与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导致中国进口价格继续攀升,从而推高中国的通货膨胀。一方面,量化宽松政策造成的全球流动性过剩将继续推动针对全球能源与大宗商品价格的投机行为;另一方面,作为全球能源与大宗商品市场最重要的交易货币,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导致的美元疲软也会进一步推高价格。流动性的注入与美元贬值均会导致全球能源与大宗商品价格上升。而这将会通过中国的进口价格指数与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最终传递至中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二是中国面临大规模的短期国际资本反复冲击。泛滥的流动性为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提供了弹药,中美利差的不断拉大以及人民币升值预期为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提供了激励。从2011年第4季度起,随着欧债危机恶化导致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以及出口下滑与房地产调控造成中国经济增长前景转淡与货币政策放松,导致短期资本持续大规模流出中国。此次QE3与OMT的实施很可能使得欧债危机暂时趋于稳定,全球机构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将再度加强,短期国际资本很可能重新由美欧流入中国。
最后,全球流动性扩张将会对中国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产生消极影响。美联储前两轮量化宽松以及“扭转操作”,目的之一是压低美国长期国债的收益率。截至9月12日,基准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报1.765%,远低于国内一年期存款利率3%的水平。中国常年持有巨额的美国国债,每年不到2%的收益,除去通胀影响,几乎为负收益,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经济构成负面影响。
应对全球流动性风险的短期目标是控制通货膨胀,长期目标是减少爆发系统性危机的可能性。具体来看,有效的应对政策应该足以缓解全球流动性周期波动幅度、减低跨境流动性对本国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冲击,并且通过国际政策协调减少国家宏观政策的外溢性。
首先,通过进一步加强资本项目管制来抑制短期国际资本流入以及提高国内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目前中国政府对证券组合投资与外债依然有着较强的管制,对FDI 与贸易信贷的管理较为宽松。若干国内外研究证明,中国的资本项目管制仍然是大致有效的。中国政府应加大对商品与服务贸易中的转移定价、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金与国外借款结汇后的资金流向、地下钱庄等短期国际资本流入的主要渠道进行更加严格的监控与管理,以抑制短期国际资本的流入。较为严格的资本管制,还能为中国央行通过进一步加息抑制国内通货膨胀创造空间。
其次,双边合作是应对全球流动性风险的第二道防线。双边机制通常是在评估金融机构发生流动性短缺的严重性和传染性之后,两国货币当局采取互换形式,对其中一方提供一定金额、一定期限、低息、无条件的资助。双边救助具有时效性高的优势。自本次危机爆发之后,中国央行通过与其他货币当局签署人民币货币互换协议,在事实上承担了最后贷款人角色,这有助于降低亚洲各国遭受国际资本反复冲击的风险。
最后,区域合作是应对全球流动性风险的第三道防线。区域机制通常在现有金融合作框架中,成员国针对区内发生流动性危机的国家,以及有高度可能性发生流动性危机的国家,提供以请求为基础、限额、限期和有一定条件制约的救助。 2000年由东盟10国和中国、日本和韩国共同建立了清迈倡议(CMI)。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促使CMI顺利过渡为多边机制(CMIM),拥有1200亿美元储备库和与之相配套的亚洲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亚洲国家普遍拥有丰裕的外汇储备,未来对CMIM 的增资不存在太多的障碍。而在制度建设上,以 AMRO为雏形,在制度化建设中迈向区域货币基金只是时间问题。与此同时,区域本币债券市场建设将促进亚洲本土投资,有利于将本地储蓄留在本土,转化为本地投资,这将从根本上减缓全球流动性对亚洲市场的冲击。
中国作为最主要的新兴市场国家,全球流动性扩张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全球能源与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导致中国进口价格继续攀升,从而推高中国的通货膨胀。一方面,量化宽松政策造成的全球流动性过剩将继续推动针对全球能源与大宗商品价格的投机行为;另一方面,作为全球能源与大宗商品市场最重要的交易货币,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导致的美元疲软也会进一步推高价格。流动性的注入与美元贬值均会导致全球能源与大宗商品价格上升。而这将会通过中国的进口价格指数与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最终传递至中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二是中国面临大规模的短期国际资本反复冲击。泛滥的流动性为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提供了弹药,中美利差的不断拉大以及人民币升值预期为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提供了激励。从2011年第4季度起,随着欧债危机恶化导致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以及出口下滑与房地产调控造成中国经济增长前景转淡与货币政策放松,导致短期资本持续大规模流出中国。此次QE3与OMT的实施很可能使得欧债危机暂时趋于稳定,全球机构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将再度加强,短期国际资本很可能重新由美欧流入中国。
最后,全球流动性扩张将会对中国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产生消极影响。美联储前两轮量化宽松以及“扭转操作”,目的之一是压低美国长期国债的收益率。截至9月12日,基准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报1.765%,远低于国内一年期存款利率3%的水平。中国常年持有巨额的美国国债,每年不到2%的收益,除去通胀影响,几乎为负收益,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经济构成负面影响。
应对全球流动性风险的短期目标是控制通货膨胀,长期目标是减少爆发系统性危机的可能性。具体来看,有效的应对政策应该足以缓解全球流动性周期波动幅度、减低跨境流动性对本国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冲击,并且通过国际政策协调减少国家宏观政策的外溢性。
首先,通过进一步加强资本项目管制来抑制短期国际资本流入以及提高国内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目前中国政府对证券组合投资与外债依然有着较强的管制,对FDI 与贸易信贷的管理较为宽松。若干国内外研究证明,中国的资本项目管制仍然是大致有效的。中国政府应加大对商品与服务贸易中的转移定价、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金与国外借款结汇后的资金流向、地下钱庄等短期国际资本流入的主要渠道进行更加严格的监控与管理,以抑制短期国际资本的流入。较为严格的资本管制,还能为中国央行通过进一步加息抑制国内通货膨胀创造空间。
其次,双边合作是应对全球流动性风险的第二道防线。双边机制通常是在评估金融机构发生流动性短缺的严重性和传染性之后,两国货币当局采取互换形式,对其中一方提供一定金额、一定期限、低息、无条件的资助。双边救助具有时效性高的优势。自本次危机爆发之后,中国央行通过与其他货币当局签署人民币货币互换协议,在事实上承担了最后贷款人角色,这有助于降低亚洲各国遭受国际资本反复冲击的风险。
最后,区域合作是应对全球流动性风险的第三道防线。区域机制通常在现有金融合作框架中,成员国针对区内发生流动性危机的国家,以及有高度可能性发生流动性危机的国家,提供以请求为基础、限额、限期和有一定条件制约的救助。 2000年由东盟10国和中国、日本和韩国共同建立了清迈倡议(CMI)。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促使CMI顺利过渡为多边机制(CMIM),拥有1200亿美元储备库和与之相配套的亚洲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亚洲国家普遍拥有丰裕的外汇储备,未来对CMIM 的增资不存在太多的障碍。而在制度建设上,以 AMRO为雏形,在制度化建设中迈向区域货币基金只是时间问题。与此同时,区域本币债券市场建设将促进亚洲本土投资,有利于将本地储蓄留在本土,转化为本地投资,这将从根本上减缓全球流动性对亚洲市场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