鸽与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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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威权主义统治者可以用某种传统的法团主义(corporatism)与法西斯主义的组合来合法化自己的政府,从而塑造出一种能巩固政治秩序和统治社会的政治制度。
  1945年之后出现的威权主义者就做不到这一点了,这可以解释他们意识形态上的精神分裂。他们在当下执行独裁统治与压迫,却又承诺未来将会带来民主和自由。因此,威权主义者在政治上只能把自己塑造成转型期间的过渡势力,同时要将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他们眼下的巨大成就—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要分析这种政体的转型,我们必须先分析此类政体下典型的两派人物(“强硬派”和“温和派”)之间的关系。与当今世界历史中的共识相反,起初这两派人物都相信,永恒的威权统治是可能的,所以他们要么干脆拒绝所有形式的民主,要么建立起一种表面的假象,好让他们毫发无损地维持等级制度与威权主义。
  强硬派通常由几个派别组成。有些是机会主义者,不关心长期政治目标,只关心在政府中的生存和保留自己的一份好处。如果他们是唯一的强硬派,转型的目标很大程度上就只剩下在正确的时间用正确的价钱收买他们。不过强硬派的核心是那些发自内心拒绝民主“绝症”与“混乱”的和那些自认为有责任消灭所有政治病变的人们。一旦转型开始,甚至是在政治民主制度已经建立之后,这类顽固的威权主义者也很可能成为政变与阴谋之源。
  至于温和派,在威权政体的第一个“反动”阶段,他们与强硬派也许根本没有分别。他们也同样支持使用压迫并且容忍相应的机关和安全部门的随意行为。使他们改变立场成为温和派的原因是:他们逐渐意识到,自己曾经协助建立且通常占据重要职位的政体,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会被迫使用某种程度或某种形式的选举来正当化其本身。温和派认为,如果终归要面对这个问题,那么有些自由权利最好早点开放,至少要让国内反对派中的温和派还有国际舆论接受。
  第一次严肃的自由化时机,将带来一个很典型的弱化现任统治者地位的矛盾。最适合开始自由化的时机正是威权主义最成功的时候,包括经济上的巨大成功。因此,温和派会希望该政体的有效性能换来人民在转型时期对政体的支持。但在这些时候,通常只有少数人(而且也不是那么坚定地)支持他们的目标。
  如果一切都顺利,未来也看不见严重的危机,那么为什么要作出一定会引进新的玩家与不确定性的改变呢?为什么要为了温和派那模糊的远景优势而危及当下的“政体之伟大成就”呢?这是强硬派、技术官僚以及那些希望继续享受现状的人们最常用以对付温和派的理由。
  这样一来,统治者就此失去最能控制自由化转型的黄金机会。当然,有一些政权,比如1976年到1983年间的阿根廷,绝对不会放过这种机会,因为他们的威权统治几乎没有“成功”过。即使是这些统治者,也只在当他们认为已经面对严重危机时—更重要的是,全部反对者都这么认为的时候—才会尝试自由化改革。
  在任何情况下,一旦试图开始自由化,统治者最初做出的让步不外乎引进被高度控制的协商机制和对一些个人权利的重新确认。在这样受限的情况下,温和派会宣称某种形式的民主是他们“很不幸地”必须强加的威权主义制度的必然结果,以区分自己与强硬派的差别。不过就像强硬派一样,温和派也由不同派系组成。有些已经得到他们想从体制中获得的东西而准备退休享福了,其他人希望能够看到转型停止在某种有限的、能够保护他们体制内地位或特权的自由化阶段。另一些人则渴望能够在即将来临的制度中,通过选举获得一定地位,也准备承担领导政治民主化带来的风险。
  因此,甚至是在转型开始之前,对于政治秩序与时机的不同定位就有着一种微妙但不可忽视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威权主义一开始建立时的动机与情势对之后的结果可能有长远的影响。强硬派在一开始总是更有分量,特别是当面对极为严重的威胁与危机的时候。这暗示着统治者有可能会更严酷、更有系统地实施压迫并消灭从前的民主制度。
  即使是在这种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温和派还是会在最后因为其理念而站上台面,也就是说,未来某种形式的政治“开放”是必需的。在这个时候,一些从前被排挤的人们就会被允许再次进入政治圈,而压迫与权利被侵犯的时间越长,这就会越难。
  因此,即使是在体制看起来最像铁板一块的非常时刻,这些异质元素也仍然会出现并且向潜在支持者与真正的反对派发出模糊的信号。
  《威权统治的转型》,(美)吉列尔莫·奥唐奈等著,景威等译,新星出版社2012年3月。本文选自该书第三章,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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