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善洲就是一棵树，一棵扎根在大凉山上的巨树。这是我看完电影《杨善洲》以后脑中不断回响的一句话。
　　看完这部电影，我又查找了本片导演和演员的一些访谈。发现我们都经历了相似的心理过程，从一开始的充满怀疑到最后完完全全地被感动。人们在最初大都怀疑：可能么？现在的社会中还会有这样的人和事吗？但当影片结束时，我找到了答案。杨善洲之所以成为杨善洲，因为他把自己的根深深地扎在了保山、大凉山上。对于自己是个什么人，杨善洲有着最清醒的认识。他始终是保山成长起来的一个农民孩子，始终是当地群众中的一员。因为把自己当成农民，他才会真正为百姓吃不上水而生气，才能真正体会到群众的疾苦和需要，把全部生命倾注在这片土地中。
　　对自己的领导职务，杨善洲视为组织让他完成的任务，而不是自己的地位。当身边的人都劝杨善洲身为地委书记不要到大街上去捡果核的时候，杨善洲的回答是：“我不说我当过地委书记，谁知道我是地委书记。”面对亲人的不理解，最了解他的老伴说：“当初我嫁给他的时候，他就是个农民。”
　　不把自己当成地委书记，其实是抛弃了自认高于普通群众的官僚观念。只有深入到群众中去，才能在情感上与群众保持联系，明疾苦，知得失，才能在精神上获得营养和支持。现在的一些职务犯罪案件中，突出体现的是一部分干部精神上的空虚和迷失。失去对群众的感情和责任感，为官的目的在哪里，自然就成为一个无解之题。因此权力就成为一部分人满足个人私欲的私器。对于这样的状况，我们也许可以称其为精神上的营养不良。营养从哪里来，最终只能从群众中来，从生活中来。在这个意义上讲，杨善洲正是得益于他把自己的根扎在最为广阔的大地之中。
　　扎根于大凉山，使杨善洲这棵大树立得更稳。同样，扎根于生活，从真实细节中汲取营养，也让杨善洲的电影形象更加丰满鲜活。从1895年银幕上的火车隆隆驶入站台开始，电影的力量就注定在于为观众创设一个拟真的观感世界。银幕上的杨善洲卷起裤腿跳下水田与群众一起插秧，看似导演的一处闲笔，但观众自然会明白，杨善洲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曾是个农民。对于主旋律电影来说，一个具体可感的生活细节，给人的震撼可能远超报告会上千百句宏谈阔论。经过商业化电影洗礼的观众，已经不会轻易为高大全式的人物打动。塑造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成为主旋律电影获得艺术和市场两方面成功的必要前提。《杨善洲》创造的票房奇迹，另一方面正映照了一些主旋律电影忽视艺术规律，轻视市场和观众的失败经验。
　　毋庸讳言，主旋律电影常被贴上“不好看”的标签，源于其长期以来遗留下的题材共性化、人物平面化、情节设置程式化、视听语言单调化的通病，总让观众觉得不近情理，与剧中人物隔着一层。长期以来，主旋律电影创作主题一直聚焦在超出日常生活的高大全式的英模或典型人物身上。到今天，这种传统观念的流毒仍未彻底消散。尽管电影人也开始用伦理与亲情、家庭与事业等关系来丰满英雄人物，但由于人物形象的道德定位，人物内在的人性困惑及必然要面对的外在环境对人格的压力，在影片中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似乎正面人物都是没有七情六欲、异于常人的存在，进而人物不成其为人物，而只是一串串导演或者宣传想要承载的道德符号。而人物脸谱化和表演外露，也是最易为观众识破并影响接受效果的方面。
　　与一般商业电影相比，主旋律电影在故事性和戏剧性方面具有先天的劣势。唯有在细节上下功夫，注重以情感人，将情感的开掘、渲染和故事情节的叙述、人物形象的塑造有机融合为一体，使之产生打动观众的艺术感染力。《杨善洲》就是这样一部佳片，其成功源于导演和演员对于电影市场和观众的尊重，以及对艺术规律的尊重。
　　电影《杨善洲》的成功，让我们在银幕之中看到了一抹感人的绿荫。这一抹绿色，是杨善洲老爷子扎根大山几十年的成功，也是电影工作者扎根生活汲取养分的成功。当影片最后，镜头摇向大凉山上那郁郁葱葱的山林，我们也希望，更多接地气的主旋律电影能够破土而出，给我们的银幕增添更多怡人的绿色。
　　实习编辑：冯晓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