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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拟从阿来的小说《尘埃落定》的叙事策略切入,仅就叙事视角、叙事与隐喻、人性关怀等方面探讨其中所蕴含的文化意味。
关键词:阿来叙事策略人性关怀文化诉求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
阿来的小说《尘埃落定》以西藏为题材、以智障儿的叙事视角为我们述说了文学作为人学所应有的人性关怀。《尘埃落定》以麦其土司一家命运浮沉作主线,以汉藏混血儿既傻又不傻的麦其家二少爷作叙事主人公,为我们展示了东部藏区各色人在一个将要完结的时代里的命运归属,为我们展示了小人物或智障人作为人的生存智慧,体现了作家的文化诉求。以前很多文章单论二少爷这个人为何显得如此诡异,或者说为何作者的表述如此矛盾。其实,傻子二少爷意义生存空间的形成在于,小说名为以第一人称“我”为叙事视角,作家实则在这一人物身上寄寓了太多的隐喻。首先,傻子的叙事视角是对传统社会寓言的颠覆和解构。其次,“我”的叙事特征既具有第一人称的特点,同时还具备第三人称无所不知的灵活性,因此使傻子具有了洞察社会和无所不知的能力。
一智障儿叙事:传统叙事、社会寓言的颠覆和解构
我们先看叙事视角。在叙事中对于视角的选择是基于对叙事文本的总体效果和全盘结构的考虑,也关系到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对话方式。《尘埃落定》以麦其家二少爷,汉族太太与藏族土司酒后结晶的智障儿作为叙事视角。智障儿叙事是相对于所谓的正常人的经典叙事而言的。在中外文学史上,以正常人社会中所主导的价值观念及人生体验文学始终占据着文学发展的主潮。当然智障儿叙事视角在阿来的《尘埃落定》出现之前早已有之,如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不过《喧哗与骚动》中的智障儿班的叙事只出现在作品四个部分中的第一部分,其他三个人的叙事,相互补充了班的叙事视角。
阿來的《尘埃落定》,全文以第一人称“我”出现,但“我”是个傻子,这个傻子二少爷,既具有第一人称的叙事特点,又具有第三人称的非人格性特征,既能灵活自如地周游于被叙述对象之间,同时还能够潜入人物的内部作心理透视,如描绘土司和三太太之间情爱的追逐,借助了黄特派员的一个望远镜;描画“我”的漂亮妻子与自己哥哥偷情,透过屋子中间地毯上的金色花朵中心,傻子“我”具有了全知的视角,这就使傻子“我”的叙事具有了第三人称的特点。这是对经典叙事视角的一种颠覆,这种叙事特点使“我”成了怪异的存在,带有几分魔幻色彩,你很难分清他是傻还是不傻。
在傻子“我”的叙事视角中,我们既能感受到作者与读者近距离的心灵对话,又能在其具有的第三人称冷静、客观的叙述中感受到高原独特的地理地貌、环境的空灵和瑰丽的地域特色,我们还能看到东部藏区的土司制度、石头房子、以及生活于其中的土司们的风情,这种叙事视角为我们描写了藏族人各阶层的生活风习,浓重的宗教氛围,厚重的历史,并由之涉及当时西藏社会生活风习的方方面面:画眉鸟婉转的歌唱、神秘的土司制度、傻少爷的痴言乱语、出神入化的行刑人、虔诚的佛教信徒,朝佛的人等东部藏人的众生相。所以二少爷只是一个隐喻。通过傻子二少爷之口来颠覆和解构传统社会的寓言。传统社会的寓言是:聪明与否决定了一个人的是非成败。
二人性关怀:回归简朴
将“人性关怀”作为西藏,这个充满了异域文化色彩的独特题材文学作品的内在文化诉求,实质上是一种文化策略的运用。什么是人性关怀,我以为:它是对生存于世上的所有人——不分智愚、贵贱、大小的尊严的赞美。它所关注的是人在这个世界上的真实生命本意,智障儿“我”的叙事视角就迫使读者挣脱正常人的常规思维,去关怀被我们所忽略了的人的存在方式。通过“我”的一种反智倾向的叙事,激起我们人性中被现代文明弄得麻木了的情感,铅华洗尽的人性、人生,才最适合人性中自然纯朴的生命形态。
《尘埃落定》在展现“人性关怀”时,主要体现在对生命情感简朴的追求,傻子“我”的情感非常简单、朴素,他没有等级观念,所以他在和小伙伴玩耍时,能得到纯真的快乐。他没有太多的欲求,甘心当一个傻子,所以他能安然地活到现在,并且全家相处和睦融洽。而一旦他对权力生出欲望时,他思想就有痛苦,灾难也随之而来,这是纯真简朴生活的自身对照。傻子与自以为聪明人的一切言行举止的对照描绘,也映照着人们期待返璞归真的期望。
《尘埃落定》是一首诗,语言文字纯净、新鲜,达到了简朴的极致,而人类在运用语言表达时,简朴的语言往往能直达生命本意,因“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所以文中的傻子“我”对人性、对生命的理解达到了一种豁达,一种宗教轮回式的超拔,正如和尚的坐化,不过他是借了仇人的刀子,自愿就死于他的手下。这正是生命体验的最高境界,“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一切化为虚有:昔日的喧哗与热闹,金钱、权力、地位、女人、爱情,像尘埃一样落定,又像尘埃一样聚集、重生。警醒世上的痴人、贪人,人生作为一个过程,任何生命的存在,他们的爱恨情仇都值得去关怀,值得我们去怀想。
阿来《尘埃落定》中人性关怀,借助纯净的诗的语言和简朴的情感得以体现。
三文化的混杂:叙事策略与文化诉求的对接
智障儿叙事和人性关怀在《尘埃落定》中实现了交叉和融合,体现了叙事策略和文化诉求在面对人性无穷的欲望和人类复杂的生存境遇下的共谋与合流。但是,智障儿叙事作为一种叙事策略,人性关怀作为一种文化诉求,两者内在的对接点才是两者共谋与合流的基础和前提,那么对接点在何处呢?我认为,《尘埃落定》的对接点在于“文化的混杂”。
在多元文化的生活形态当中,阿来希望民族文化有继续发展的能力,渴望民族文化的交融。但完全西化的姐姐身上散发出来的混合气味令傻子弟弟作呕,她完全背离了藏族,恨自己“出生在这个野蛮的地方”,作者借土司之口,愤怒地喊出了:“你不是回来要嫁妆的吗?拿了嫁妆滚回你的英国去吧!”作者理想的文化杂交是另外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双向互动建构。是“真正的交融与建构”,而不是“一种文化上拙劣的杂揉”。
在《尘埃落定》中,必然灭亡的腐朽没落的土司制度文化,那种独特秩序和维持秩序的独特机制,化为尘埃,依附于这一制度之上的民族文化汇聚了他种文化因子,像尘埃那样在悄然落定中重聚,这样的文化杂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像汉藏混血儿傻子少爷,麦其土司在一次醉酒后与汉族太太的结晶,这种身份再加上其既傻又不傻的特征,使他成了这段历史的见证者和参与者。阿来有意让二少爷成为历史的化身,因为历史的主体是由智者和愚者共同承担的,而二少爷的一些看似傻的举动又往往被证明是智者之举,这就使他兼具了智者和愚者的双重历史身份。
这种杂化的身份能洞见社会历史的未来,比只有单一身份的人物形象如土司、大少爷、汉族太太或其他藏民更能看到事物的发生与发展。显然,在作者的意念中,杂化是多元文化语境的最好处理方式,是在本民族具有自我生长能力的基础上吸收他种文化的生长机制。在不知不觉中把不同的文化精神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如盐入水,既有味可尝,又无迹可寻。也许,这就是阿来理想中的藏汉、中西文化交融吧。霍米·巴巴在《献身理论》一文中的最后一段话曾说:
“……国际文化的基础并不是倡导文化多样性的崇洋求异思想,而是对文化的杂交性的刻写和表达。为此我们应该记住,正是一个‘际’字表达出谈判和刻写的切割线,表达出开始设想民族的、反民族主义的‘人民的历史’。通过探索这个第三度空间,我们有可能排除那种两极对立的政治,有可能作为我们自己的他者而出现。”
文化杂交被霍米·巴巴视为多种文化并存状况下寻求协调的良方。赛义德也同样注重文化的杂交,他把“杂交性”描绘成文化的本质特征:“……一切文化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是孤立单纯的,所有的文化都是杂交性的,混成的,内部千差万别的。”
这种文化混杂,借助于傻子“我”的叙事视角得以实现,体现了一种温和的人性关怀。
综上所述,小说中傻子“我”的叙事视角既具有第三人称全方位鸟瞰与第一人称“我”的有限陈述、观察交织起来的人称叙事策略,完满地体现出东部藏区及生活于其上的民众的文化风貌和精神品格。同时颠覆了我们传统社会正常人常规的思维智慧,体现了阿来小说《尘埃落定》中的文化诉求。
参考文献:
[1] 阿来:《阿来文集·尘埃落定》,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
[2] 杨霞:《“阿来作品研讨会”综述》,《民族族文学研究》,2002年第3期。
[3] 老子:《老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3月第1版。
[4] 阿来:《阿来文集·大地的阶梯》,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
[5] 王俊杰记录:阿来谈《尘埃落定》,当红网,2001年3月5日。
作者简介:李艳,女,1974—,湖南益阳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比较文艺学,工作单位:广东商学院华商学院。
关键词:阿来叙事策略人性关怀文化诉求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
阿来的小说《尘埃落定》以西藏为题材、以智障儿的叙事视角为我们述说了文学作为人学所应有的人性关怀。《尘埃落定》以麦其土司一家命运浮沉作主线,以汉藏混血儿既傻又不傻的麦其家二少爷作叙事主人公,为我们展示了东部藏区各色人在一个将要完结的时代里的命运归属,为我们展示了小人物或智障人作为人的生存智慧,体现了作家的文化诉求。以前很多文章单论二少爷这个人为何显得如此诡异,或者说为何作者的表述如此矛盾。其实,傻子二少爷意义生存空间的形成在于,小说名为以第一人称“我”为叙事视角,作家实则在这一人物身上寄寓了太多的隐喻。首先,傻子的叙事视角是对传统社会寓言的颠覆和解构。其次,“我”的叙事特征既具有第一人称的特点,同时还具备第三人称无所不知的灵活性,因此使傻子具有了洞察社会和无所不知的能力。
一智障儿叙事:传统叙事、社会寓言的颠覆和解构
我们先看叙事视角。在叙事中对于视角的选择是基于对叙事文本的总体效果和全盘结构的考虑,也关系到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对话方式。《尘埃落定》以麦其家二少爷,汉族太太与藏族土司酒后结晶的智障儿作为叙事视角。智障儿叙事是相对于所谓的正常人的经典叙事而言的。在中外文学史上,以正常人社会中所主导的价值观念及人生体验文学始终占据着文学发展的主潮。当然智障儿叙事视角在阿来的《尘埃落定》出现之前早已有之,如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不过《喧哗与骚动》中的智障儿班的叙事只出现在作品四个部分中的第一部分,其他三个人的叙事,相互补充了班的叙事视角。
阿來的《尘埃落定》,全文以第一人称“我”出现,但“我”是个傻子,这个傻子二少爷,既具有第一人称的叙事特点,又具有第三人称的非人格性特征,既能灵活自如地周游于被叙述对象之间,同时还能够潜入人物的内部作心理透视,如描绘土司和三太太之间情爱的追逐,借助了黄特派员的一个望远镜;描画“我”的漂亮妻子与自己哥哥偷情,透过屋子中间地毯上的金色花朵中心,傻子“我”具有了全知的视角,这就使傻子“我”的叙事具有了第三人称的特点。这是对经典叙事视角的一种颠覆,这种叙事特点使“我”成了怪异的存在,带有几分魔幻色彩,你很难分清他是傻还是不傻。
在傻子“我”的叙事视角中,我们既能感受到作者与读者近距离的心灵对话,又能在其具有的第三人称冷静、客观的叙述中感受到高原独特的地理地貌、环境的空灵和瑰丽的地域特色,我们还能看到东部藏区的土司制度、石头房子、以及生活于其中的土司们的风情,这种叙事视角为我们描写了藏族人各阶层的生活风习,浓重的宗教氛围,厚重的历史,并由之涉及当时西藏社会生活风习的方方面面:画眉鸟婉转的歌唱、神秘的土司制度、傻少爷的痴言乱语、出神入化的行刑人、虔诚的佛教信徒,朝佛的人等东部藏人的众生相。所以二少爷只是一个隐喻。通过傻子二少爷之口来颠覆和解构传统社会的寓言。传统社会的寓言是:聪明与否决定了一个人的是非成败。
二人性关怀:回归简朴
将“人性关怀”作为西藏,这个充满了异域文化色彩的独特题材文学作品的内在文化诉求,实质上是一种文化策略的运用。什么是人性关怀,我以为:它是对生存于世上的所有人——不分智愚、贵贱、大小的尊严的赞美。它所关注的是人在这个世界上的真实生命本意,智障儿“我”的叙事视角就迫使读者挣脱正常人的常规思维,去关怀被我们所忽略了的人的存在方式。通过“我”的一种反智倾向的叙事,激起我们人性中被现代文明弄得麻木了的情感,铅华洗尽的人性、人生,才最适合人性中自然纯朴的生命形态。
《尘埃落定》在展现“人性关怀”时,主要体现在对生命情感简朴的追求,傻子“我”的情感非常简单、朴素,他没有等级观念,所以他在和小伙伴玩耍时,能得到纯真的快乐。他没有太多的欲求,甘心当一个傻子,所以他能安然地活到现在,并且全家相处和睦融洽。而一旦他对权力生出欲望时,他思想就有痛苦,灾难也随之而来,这是纯真简朴生活的自身对照。傻子与自以为聪明人的一切言行举止的对照描绘,也映照着人们期待返璞归真的期望。
《尘埃落定》是一首诗,语言文字纯净、新鲜,达到了简朴的极致,而人类在运用语言表达时,简朴的语言往往能直达生命本意,因“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所以文中的傻子“我”对人性、对生命的理解达到了一种豁达,一种宗教轮回式的超拔,正如和尚的坐化,不过他是借了仇人的刀子,自愿就死于他的手下。这正是生命体验的最高境界,“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一切化为虚有:昔日的喧哗与热闹,金钱、权力、地位、女人、爱情,像尘埃一样落定,又像尘埃一样聚集、重生。警醒世上的痴人、贪人,人生作为一个过程,任何生命的存在,他们的爱恨情仇都值得去关怀,值得我们去怀想。
阿来《尘埃落定》中人性关怀,借助纯净的诗的语言和简朴的情感得以体现。
三文化的混杂:叙事策略与文化诉求的对接
智障儿叙事和人性关怀在《尘埃落定》中实现了交叉和融合,体现了叙事策略和文化诉求在面对人性无穷的欲望和人类复杂的生存境遇下的共谋与合流。但是,智障儿叙事作为一种叙事策略,人性关怀作为一种文化诉求,两者内在的对接点才是两者共谋与合流的基础和前提,那么对接点在何处呢?我认为,《尘埃落定》的对接点在于“文化的混杂”。
在多元文化的生活形态当中,阿来希望民族文化有继续发展的能力,渴望民族文化的交融。但完全西化的姐姐身上散发出来的混合气味令傻子弟弟作呕,她完全背离了藏族,恨自己“出生在这个野蛮的地方”,作者借土司之口,愤怒地喊出了:“你不是回来要嫁妆的吗?拿了嫁妆滚回你的英国去吧!”作者理想的文化杂交是另外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双向互动建构。是“真正的交融与建构”,而不是“一种文化上拙劣的杂揉”。
在《尘埃落定》中,必然灭亡的腐朽没落的土司制度文化,那种独特秩序和维持秩序的独特机制,化为尘埃,依附于这一制度之上的民族文化汇聚了他种文化因子,像尘埃那样在悄然落定中重聚,这样的文化杂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像汉藏混血儿傻子少爷,麦其土司在一次醉酒后与汉族太太的结晶,这种身份再加上其既傻又不傻的特征,使他成了这段历史的见证者和参与者。阿来有意让二少爷成为历史的化身,因为历史的主体是由智者和愚者共同承担的,而二少爷的一些看似傻的举动又往往被证明是智者之举,这就使他兼具了智者和愚者的双重历史身份。
这种杂化的身份能洞见社会历史的未来,比只有单一身份的人物形象如土司、大少爷、汉族太太或其他藏民更能看到事物的发生与发展。显然,在作者的意念中,杂化是多元文化语境的最好处理方式,是在本民族具有自我生长能力的基础上吸收他种文化的生长机制。在不知不觉中把不同的文化精神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如盐入水,既有味可尝,又无迹可寻。也许,这就是阿来理想中的藏汉、中西文化交融吧。霍米·巴巴在《献身理论》一文中的最后一段话曾说:
“……国际文化的基础并不是倡导文化多样性的崇洋求异思想,而是对文化的杂交性的刻写和表达。为此我们应该记住,正是一个‘际’字表达出谈判和刻写的切割线,表达出开始设想民族的、反民族主义的‘人民的历史’。通过探索这个第三度空间,我们有可能排除那种两极对立的政治,有可能作为我们自己的他者而出现。”
文化杂交被霍米·巴巴视为多种文化并存状况下寻求协调的良方。赛义德也同样注重文化的杂交,他把“杂交性”描绘成文化的本质特征:“……一切文化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是孤立单纯的,所有的文化都是杂交性的,混成的,内部千差万别的。”
这种文化混杂,借助于傻子“我”的叙事视角得以实现,体现了一种温和的人性关怀。
综上所述,小说中傻子“我”的叙事视角既具有第三人称全方位鸟瞰与第一人称“我”的有限陈述、观察交织起来的人称叙事策略,完满地体现出东部藏区及生活于其上的民众的文化风貌和精神品格。同时颠覆了我们传统社会正常人常规的思维智慧,体现了阿来小说《尘埃落定》中的文化诉求。
参考文献:
[1] 阿来:《阿来文集·尘埃落定》,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
[2] 杨霞:《“阿来作品研讨会”综述》,《民族族文学研究》,2002年第3期。
[3] 老子:《老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3月第1版。
[4] 阿来:《阿来文集·大地的阶梯》,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
[5] 王俊杰记录:阿来谈《尘埃落定》,当红网,2001年3月5日。
作者简介:李艳,女,1974—,湖南益阳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比较文艺学,工作单位:广东商学院华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