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马克思的重要成就之一是他揭示了资本主义内在的积累逻辑，指出了这一逻辑所产生的内在不平等。对于数字时代的劳动，在马克思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来看認为存在剥削，并且这种剥削无处不在，渗透在各个环节之中。本文试图从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解读数字时代社交媒体用户的“数字劳动”现象，探索“数字劳工”的劳动形式，揭示互联网资源享用背后隐含的剥削性。
关键词：传播政治经济学;社交媒体;数字劳工;剥削性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21）08-0137-03
一、传播政治经济学视阈下的数字劳工
“数字劳工”的概念来源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因而带有政治经济学批判与人文关怀的传统，这也是当前相关研究的主要理论视角。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劳动和贫困的天赐本质的观念被放弃了，阶级关系被认为是社会关系。然而，这种关系被认为是进步所必需的，它的潜在扬弃并没有被看作是生产力发展所赋予的历史潜力。古典政治经济学忽略澄清其主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当前状态是永恒的。因此，它认为资本主义中存在的以分工、私有财产和阶级关系为特征的劳动形式是永恒的，并因此将其自然化。相比之下，马克思对这种观点持批评态度。因此，他的方法是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而不仅仅是对政治经济学的贡献。马克思是第一个把工作的历史性质描述为理解政治经济学的关键点的学者。当讨论什么是工作和劳动时，马克思提供了现有的最彻底的分析。
在数字劳工的讨论中，有学者指出在线媒体的利润基于定向广告，是基于对用户劳动力的剥削和个人数据的商品化。在这种背景下，应用于商业大众媒体的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得到了应用和更新。在具体工作中，拥有劳动力的人类主体将工具应用于物体，以创造满足人类需求的产品。在社交媒体上面，劳动力主要是信息工作。信息是认知、交流和合作的三重过程。用户发布关于他们生活的信息，这意味着他们将基于他们社会经历的主观知识客观化。在这一过程中，用户在与其他用户的符号信息交换中，将他们的部分认知知识外化。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中，劳动同时具有抽象和具体的维度;它创造价值和使用价值。这意味着社交媒体用户创造的产品不仅满足了用户的人性需求，也服务于社交媒体的利益。社交媒体将个人简介数据、来自社交媒体平台和其它平台的使用行为数据、社交网络数据和内容数据转化为数据商品。这意味着社交媒体用户创造的使用价值同时也是社交媒体在市场上出售的商品。社交媒体使用同时是工作和劳动：它产生使用价值和经济价值。社交媒体用法是作品和估价过程的联系。人的主体性和人的社会性被用于资本积累。用户的所有在线时间都是生产性工作时间：它被永久监控、存储，并与类似用户的数据一起打包成数据商品，提供给广告客户销售。这种数据商品的创建不仅基于相关用户在社交媒体花费的所有时间，还基于那些在社交媒体广告部门工作的人员的工作时间。数据商品以这样一种形式包装，即它们代表具有某些人口特征和兴趣的特定用户群体。它们被提供给广告客户，他们通过购买商品获得作为使用价值的定义向用户群呈现目标广告消息的可能性。社交媒体首先控制作为使用价值的数据商品，但只对其交换价值感兴趣，出售它所能获得的钱。在销售过程中，社交媒体用金钱换取使用价值，广告客户通过支付金钱获得使用价值。
二、社交媒体用户的“劳工化“及其内在逻辑
数字劳动是一个已成为互联网政治经济领域讨论的重要基础的概念。它是被剥削的，虽然剥削并不像是剥削，因为数字劳动是一种游戏劳动，在与其他用户联系和接触的乐趣背后隐藏着剥削的现实。在社交媒体上，用户创建和复制包含个人数据、社会关系、情感、交流和社区的内容、档案。许多企业社交媒体，例如，微信、微博、抖音、B站等都使用定向广告作为资本积累的模式。在这一模型中，特定平台和连接平台上的所有在线活动都被存储、评估和商品化。因此，用户不仅产生了使用价值，而且还产生了一种数据商品，它存储了关于这些使用价值的数据，并被出售给广告客户，而广告客户反过来可以访问用户的个人资料，在那里他们可以展示根据用户兴趣定制的广告。用户是生产商品和利润的生产消费者，他们的用户劳动力被剥削。但这种剥削感觉不像是辛劳，更像是玩耍，发生在有薪劳动之外的闲暇时间。这种情况表明，就绝对和相对而言，资本增加无报酬劳动时间（剩余劳动时间）是多么重要。企业社交媒体的使用构成了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即在资本和商品化的逻辑下，平均每天花费的时间绝对增加。
社交媒体平台主导的资本积累模式是基于对用户无偿劳动的剥削，用户从事内容创作和使用社交平台、内容共享网站来获取乐趣，并在这些活动中创造价值，这是利润产生的核心。社交媒体用户的在线活动创建了媒体内容、社交网络和关系、位置数据、浏览数据以及关于他们喜好和偏好的数据等。社交媒体平台因此开始针对用户兴趣和在线行为制定定向广告，这是社交媒体平台资本积累模式的核心。
三、数字劳工的“劳动形式”与剥削机制
（一）数字劳工的“劳动形式”
对在线生产活动的捕捉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的价值提取条件，在这种条件下，工作渗透到闲暇时间，闲暇时间变成了工作，自主的交流创造和异化重叠，关键是，商品化过程超越了传统的工作场所和雇佣劳动关系，从我们生活中不断扩大的方面提取价值。利用在线共享的信息是信息时代更大的资本积累模式的一部分，因为公司寻求在知识产权、版权和专利领域将信息商品化，不仅来自科学家、艺术家和作家等有偿劳动者的劳动，还来自在线视频游戏玩家的免费劳动，随着网络的更大部分受到监视和利用，在线参与将越来越多地带有监视的条件——人们必须同意被监视以及我们生活越来越多方面的商业化，包括我们可能追求的活动，正是因为我们在寻求非商品化的空间或社会关系。 个人数据的商品化和用户生成内容的获取将点击、共享和与同行交流变成了事实上的无偿劳动。社交媒体和网络平台是第三个数字劳动力生态系统。它們基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社区，交换文化产品：文本、视频、音乐以及建议和知识。在这里，数字劳动通常表现为用户进行的无偿活动，允许平台获取利润。随着社交媒体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使用者开始由消费者变成生产者。社交媒体的使用远没有其它数字劳动生态系统所特有的异化和负担，而是依赖于娱乐和工作的独特融合，从而给用户传达了一种创造力和自我实现的氛围。用户在不知不觉中遭受着互联网产业的劳动剥削。数字劳动与其本身、劳动工具和对象以及劳动产品相异化。定向在线广告是广告中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一种方法：在一个时间点上，广告商不仅像在非定向广告中那样向受众展示一个广告，而且他们根据对用户兴趣和在线行为的监控、评估和比较，向不同的用户群体展示不同的广告。因此企业社交媒体加速资本积累。网民被迫浏览着无所不在的信息流广告。使用者不得不面临着双重商品化的过程，即自身成为一种商品，生产的内容也成为一种商品。
尽管这些人类活动对用户的自我表达和个人实现没有贡献，但它们产生了价值，用户的元数据和点击工作就是一种珍贵数据。当基于数据库的价值提取发生时，低强度的在线行为，如登录、潜伏或点击，可以成为科技公司的宝贵资产，就像内容制作或积极参与一样。在当代数字媒体经济中，公司依靠消费者来创造和传播内容，因为参与建立了品牌价值，并提供了可以卖给广告商的人口统计数据。
（二）数字劳工的剥削机制
对马克思来说，劳动力的异化意味着人类必须让资本控制一天中的一定份额的生产活动，才能生存。人们在谈论数字劳动时有时会听到这样一个论点，即社交媒体用户没有受到剥削，因为没有人强迫他们使用该平台，而是他们自愿这样做，并从中获得乐趣。人类为了生存不仅要吃饭，还必须进入社会关系，交流和形成友谊。一个人与交流和社交网络的隔绝最终会导致死亡或动物般的存在。言语和大脑是人类交流能力的核心。它们只能用在社会关系中，用在与其他人类的联系中。在信息社会中，数字媒体对许多人来说已成为重要的交互手段，人类使用它们来发挥自身的传播能力。年轻人尤其如此，他们是社交媒体最活跃的用户，倾向于借助社交媒体组织日常活动（如聚会、外出、闲聊、娱乐等）。社交媒体对用户实施的胁迫并不像工人那样使他们身体死亡，工人找不到有报酬的工作，也得不到任何福利，而是一种社会形式的胁迫，以孤立和社会劣势威胁用户。社交媒体用户的劳动没有报酬;他们是无报酬的工人。对马克思来说，剥削不一定以工资为前提。奴隶或家政工人就是无报酬工人的例子，他们受到奴隶主和户主的剥削。奴隶和家政工人都存在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这些生产方式已被改造，但在资本主义中没有被废除。他们是创造价值的集体工人的一部分，在这一过程中被资本剥削。
他们是网上的穷人，因为他们缺乏进入不受资本控制的网上的自由，他们缺乏对互联网平台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他们缺乏独立于资本在网上表达他们生活的控制权，他们最终缺乏对他们创造的数据商品和由此产生的货币利润的所有权。数字工人阶级的这种多重贫困同时也是财富的来源：他们是被资本占用的在线财富的生产者：他们在平台上花费的在线时间是生产性工作和劳动时间，这些工作和劳动时间是有价值的，并产生货币资本，这些货币资本是用户创造出来的，但不为用户所拥有。
四、结 语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为普通大众提供了发声渠道，使他们拥有了一定的话语权力。例如，“江歌案“以及“山东被顶替上大学者”无时不在宣示着互联网时代“受众”的话语权。但是，这在一定程度上却忽视了受众传播行为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数字资本创造的隐蔽且娱乐化的增值方式使人们的日常生活与休闲娱乐日益受到商业规则的操控，以创造共赢的名义，完成着劳动成果的占有过程和产业资本的增值进程。
参考文献：
[1]（德）马克思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207-208.
[2]刘晓红.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13.
[3]常江，史凯迪.克里斯蒂安·福克斯：互联网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数字劳动[J].新闻界，2019（4）：4-10.
[4]姚建华.传承与发展：数字时代的传播政治经济学[J].新闻与写作，2019（5）：52-56.
[5]刘皓琰.信息产品与平台经济中的非雇佣剥削[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3）：67-75.
[6]汪金汉.“劳动”如何成为传播？——从“受众商品”到“数字劳工”的范式转变与理论逻辑[J].新闻界，2018（10）：56-64.
[7]鲍静，裘杰.生产性还是非生产性：社交媒体“受众劳动”论争的核心议题[J].新闻界，2019（12）：50-57.
[8]Labor in Informational Capitalism and on the Internet[J].Christian Fuchs.The Information Society，2010（3）.
[责任编辑：艾涓]
收稿日期：2021-04-21
作者简介：郭艳艳，女，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新闻传播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传播学研究。
关键词：传播政治经济学;社交媒体;数字劳工;剥削性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21）08-0137-03
一、传播政治经济学视阈下的数字劳工
“数字劳工”的概念来源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因而带有政治经济学批判与人文关怀的传统，这也是当前相关研究的主要理论视角。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劳动和贫困的天赐本质的观念被放弃了，阶级关系被认为是社会关系。然而，这种关系被认为是进步所必需的，它的潜在扬弃并没有被看作是生产力发展所赋予的历史潜力。古典政治经济学忽略澄清其主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当前状态是永恒的。因此，它认为资本主义中存在的以分工、私有财产和阶级关系为特征的劳动形式是永恒的，并因此将其自然化。相比之下，马克思对这种观点持批评态度。因此，他的方法是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而不仅仅是对政治经济学的贡献。马克思是第一个把工作的历史性质描述为理解政治经济学的关键点的学者。当讨论什么是工作和劳动时，马克思提供了现有的最彻底的分析。
在数字劳工的讨论中，有学者指出在线媒体的利润基于定向广告，是基于对用户劳动力的剥削和个人数据的商品化。在这种背景下，应用于商业大众媒体的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得到了应用和更新。在具体工作中，拥有劳动力的人类主体将工具应用于物体，以创造满足人类需求的产品。在社交媒体上面，劳动力主要是信息工作。信息是认知、交流和合作的三重过程。用户发布关于他们生活的信息，这意味着他们将基于他们社会经历的主观知识客观化。在这一过程中，用户在与其他用户的符号信息交换中，将他们的部分认知知识外化。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中，劳动同时具有抽象和具体的维度;它创造价值和使用价值。这意味着社交媒体用户创造的产品不仅满足了用户的人性需求，也服务于社交媒体的利益。社交媒体将个人简介数据、来自社交媒体平台和其它平台的使用行为数据、社交网络数据和内容数据转化为数据商品。这意味着社交媒体用户创造的使用价值同时也是社交媒体在市场上出售的商品。社交媒体使用同时是工作和劳动：它产生使用价值和经济价值。社交媒体用法是作品和估价过程的联系。人的主体性和人的社会性被用于资本积累。用户的所有在线时间都是生产性工作时间：它被永久监控、存储，并与类似用户的数据一起打包成数据商品，提供给广告客户销售。这种数据商品的创建不仅基于相关用户在社交媒体花费的所有时间，还基于那些在社交媒体广告部门工作的人员的工作时间。数据商品以这样一种形式包装，即它们代表具有某些人口特征和兴趣的特定用户群体。它们被提供给广告客户，他们通过购买商品获得作为使用价值的定义向用户群呈现目标广告消息的可能性。社交媒体首先控制作为使用价值的数据商品，但只对其交换价值感兴趣，出售它所能获得的钱。在销售过程中，社交媒体用金钱换取使用价值，广告客户通过支付金钱获得使用价值。
二、社交媒体用户的“劳工化“及其内在逻辑
数字劳动是一个已成为互联网政治经济领域讨论的重要基础的概念。它是被剥削的，虽然剥削并不像是剥削，因为数字劳动是一种游戏劳动，在与其他用户联系和接触的乐趣背后隐藏着剥削的现实。在社交媒体上，用户创建和复制包含个人数据、社会关系、情感、交流和社区的内容、档案。许多企业社交媒体，例如，微信、微博、抖音、B站等都使用定向广告作为资本积累的模式。在这一模型中，特定平台和连接平台上的所有在线活动都被存储、评估和商品化。因此，用户不仅产生了使用价值，而且还产生了一种数据商品，它存储了关于这些使用价值的数据，并被出售给广告客户，而广告客户反过来可以访问用户的个人资料，在那里他们可以展示根据用户兴趣定制的广告。用户是生产商品和利润的生产消费者，他们的用户劳动力被剥削。但这种剥削感觉不像是辛劳，更像是玩耍，发生在有薪劳动之外的闲暇时间。这种情况表明，就绝对和相对而言，资本增加无报酬劳动时间（剩余劳动时间）是多么重要。企业社交媒体的使用构成了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即在资本和商品化的逻辑下，平均每天花费的时间绝对增加。
社交媒体平台主导的资本积累模式是基于对用户无偿劳动的剥削，用户从事内容创作和使用社交平台、内容共享网站来获取乐趣，并在这些活动中创造价值，这是利润产生的核心。社交媒体用户的在线活动创建了媒体内容、社交网络和关系、位置数据、浏览数据以及关于他们喜好和偏好的数据等。社交媒体平台因此开始针对用户兴趣和在线行为制定定向广告，这是社交媒体平台资本积累模式的核心。
三、数字劳工的“劳动形式”与剥削机制
（一）数字劳工的“劳动形式”
对在线生产活动的捕捉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的价值提取条件，在这种条件下，工作渗透到闲暇时间，闲暇时间变成了工作，自主的交流创造和异化重叠，关键是，商品化过程超越了传统的工作场所和雇佣劳动关系，从我们生活中不断扩大的方面提取价值。利用在线共享的信息是信息时代更大的资本积累模式的一部分，因为公司寻求在知识产权、版权和专利领域将信息商品化，不仅来自科学家、艺术家和作家等有偿劳动者的劳动，还来自在线视频游戏玩家的免费劳动，随着网络的更大部分受到监视和利用，在线参与将越来越多地带有监视的条件——人们必须同意被监视以及我们生活越来越多方面的商业化，包括我们可能追求的活动，正是因为我们在寻求非商品化的空间或社会关系。 个人数据的商品化和用户生成内容的获取将点击、共享和与同行交流变成了事实上的无偿劳动。社交媒体和网络平台是第三个数字劳动力生态系统。它們基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社区，交换文化产品：文本、视频、音乐以及建议和知识。在这里，数字劳动通常表现为用户进行的无偿活动，允许平台获取利润。随着社交媒体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使用者开始由消费者变成生产者。社交媒体的使用远没有其它数字劳动生态系统所特有的异化和负担，而是依赖于娱乐和工作的独特融合，从而给用户传达了一种创造力和自我实现的氛围。用户在不知不觉中遭受着互联网产业的劳动剥削。数字劳动与其本身、劳动工具和对象以及劳动产品相异化。定向在线广告是广告中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一种方法：在一个时间点上，广告商不仅像在非定向广告中那样向受众展示一个广告，而且他们根据对用户兴趣和在线行为的监控、评估和比较，向不同的用户群体展示不同的广告。因此企业社交媒体加速资本积累。网民被迫浏览着无所不在的信息流广告。使用者不得不面临着双重商品化的过程，即自身成为一种商品，生产的内容也成为一种商品。
尽管这些人类活动对用户的自我表达和个人实现没有贡献，但它们产生了价值，用户的元数据和点击工作就是一种珍贵数据。当基于数据库的价值提取发生时，低强度的在线行为，如登录、潜伏或点击，可以成为科技公司的宝贵资产，就像内容制作或积极参与一样。在当代数字媒体经济中，公司依靠消费者来创造和传播内容，因为参与建立了品牌价值，并提供了可以卖给广告商的人口统计数据。
（二）数字劳工的剥削机制
对马克思来说，劳动力的异化意味着人类必须让资本控制一天中的一定份额的生产活动，才能生存。人们在谈论数字劳动时有时会听到这样一个论点，即社交媒体用户没有受到剥削，因为没有人强迫他们使用该平台，而是他们自愿这样做，并从中获得乐趣。人类为了生存不仅要吃饭，还必须进入社会关系，交流和形成友谊。一个人与交流和社交网络的隔绝最终会导致死亡或动物般的存在。言语和大脑是人类交流能力的核心。它们只能用在社会关系中，用在与其他人类的联系中。在信息社会中，数字媒体对许多人来说已成为重要的交互手段，人类使用它们来发挥自身的传播能力。年轻人尤其如此，他们是社交媒体最活跃的用户，倾向于借助社交媒体组织日常活动（如聚会、外出、闲聊、娱乐等）。社交媒体对用户实施的胁迫并不像工人那样使他们身体死亡，工人找不到有报酬的工作，也得不到任何福利，而是一种社会形式的胁迫，以孤立和社会劣势威胁用户。社交媒体用户的劳动没有报酬;他们是无报酬的工人。对马克思来说，剥削不一定以工资为前提。奴隶或家政工人就是无报酬工人的例子，他们受到奴隶主和户主的剥削。奴隶和家政工人都存在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这些生产方式已被改造，但在资本主义中没有被废除。他们是创造价值的集体工人的一部分，在这一过程中被资本剥削。
他们是网上的穷人，因为他们缺乏进入不受资本控制的网上的自由，他们缺乏对互联网平台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他们缺乏独立于资本在网上表达他们生活的控制权，他们最终缺乏对他们创造的数据商品和由此产生的货币利润的所有权。数字工人阶级的这种多重贫困同时也是财富的来源：他们是被资本占用的在线财富的生产者：他们在平台上花费的在线时间是生产性工作和劳动时间，这些工作和劳动时间是有价值的，并产生货币资本，这些货币资本是用户创造出来的，但不为用户所拥有。
四、结 语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为普通大众提供了发声渠道，使他们拥有了一定的话语权力。例如，“江歌案“以及“山东被顶替上大学者”无时不在宣示着互联网时代“受众”的话语权。但是，这在一定程度上却忽视了受众传播行为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数字资本创造的隐蔽且娱乐化的增值方式使人们的日常生活与休闲娱乐日益受到商业规则的操控，以创造共赢的名义，完成着劳动成果的占有过程和产业资本的增值进程。
参考文献：
[1]（德）马克思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207-208.
[2]刘晓红.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13.
[3]常江，史凯迪.克里斯蒂安·福克斯：互联网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数字劳动[J].新闻界，2019（4）：4-10.
[4]姚建华.传承与发展：数字时代的传播政治经济学[J].新闻与写作，2019（5）：52-56.
[5]刘皓琰.信息产品与平台经济中的非雇佣剥削[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3）：67-75.
[6]汪金汉.“劳动”如何成为传播？——从“受众商品”到“数字劳工”的范式转变与理论逻辑[J].新闻界，2018（10）：56-64.
[7]鲍静，裘杰.生产性还是非生产性：社交媒体“受众劳动”论争的核心议题[J].新闻界，2019（12）：50-57.
[8]Labor in Informational Capitalism and on the Internet[J].Christian Fuchs.The Information Society，2010（3）.
[责任编辑：艾涓]
收稿日期：2021-04-21
作者简介：郭艳艳，女，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新闻传播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传播学研究。